颜永强[1]2003年在《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探讨》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多重视角考察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作了分析：从现实和人的本质的角度去考察；从人的需求的多方面发展去考察；从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去考察；从人的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发展和全面性发展去考察；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去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多重统一的关系，本文拟对这些关系进行分析。在文中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与人类整体发展的统一，是现实发展与理想发展的统一，是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统一，是人的本质发展与外部环境的统一。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复杂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内在依据，而且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叁个历史阶段，说明了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过程。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也必须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新发展。因此，文章最后通过对江泽民“七一”讲话中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分析，阐明了这一理论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
滕飞[2]2015年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幸福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其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它涉及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体的总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理想状态,也是当代中国梦的价值旨归,其反映着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也反映着个体精神上的快乐和情绪,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当前我国公民的幸福观在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趋于多元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使得幸福观及幸福观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个体有关幸福的道德认知、财富观念、生活方式与审美情操等各个方面对国民的精神生活质量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理性审视当前公民的幸福观状况并对其进行合理培养成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自从我国幸福观教育开展以来,存在着重视程度偏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深度及专业程度较弱、幸福观教育内容话语脱离现实生活世界、教育途径与方法单一等弱点,思想政治教育中幸福观教育的缺位导致了当前公民消极化的幸福观取向,幸福观教育正是以个体正确的幸福认知培育为目的的教育,它所培养的是能够创造幸福、发现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社会个人。幸福不仅仅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同时也是教育追求的终极价值,当代幸福观教育应当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使幸福观教育造福于个体和社会,用积极、科学的幸福观指导人生才有利于个体幸福生活与社会和谐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话语内容,以实现个体与社会幸福感受的实现为目标和教育效果的评价标准,对公民进行树立正确幸福认知的教育,培育当代公民感知幸福、体验幸福、把握幸福、创造幸福的认知水平、实践能力与心理状态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根本要旨就在于通过自由自主的劳动来创造幸福,并且个人幸福只有在对集体与社会的劳动与奉献中才能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向度,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实现,其摒除了禁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然主义、宗教主义幸福观的缺陷,把人类对幸福追求的梦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其作为一项具有层次性的理论内容,包括了政治意涵、生命承载、财富维度、道德对话、生态建构、审美旨向等方面,是包含了多维度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生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不仅是科学的、积极的幸福观,也是对近代消极幸福观的理论扬弃,是实现当代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来源,有着极大的科学性、合理性与现实性,必将成为当代幸福观教育最重要、最科学的内容话语和理论根基。积极心理学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西方心理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思潮与运动,它改变了科学主义心理学过分关注心理问题的失衡状态,其关注人类积极与美好品性、激发潜在的积极能量、关注个人的正向、最终使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研究视角和价值理念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着内在的契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是当代幸福观教育的时代诉求。在教育理念上,积极心理学启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实现从问题到优势、从规训到关爱的价值转换；在教育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实现从文本到现实、从概念到情感、从叙事到感染等叁个方面的方法论转向；在教育途径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从强化积极情绪、培育积极人格、建构积极制度、优化教育场域、设置幸福观教育课程、促进认知神经科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等方面入手,以切实提升当前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有效性；在效果评价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以幸福感受的发生为其效果实现的载体,并且借鉴幸福指数和幸福感测量量表作为量化幸福观教育效果和评价的方法。将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之中,脱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问题与矫治的消极教育手段与范式,真正让教育对象在幸福观教育中获得幸福的心理体验和感受,能够夯实教育对象的心理资本,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出路。本研究以幸福观教育为主题,同时融合哲学视域中的幸福观、心理学视域中的幸福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幸福观教育的问题域、理论视野、分析思维和概念工具等,从多学科多角度入手来具体展开幸福观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现状探讨、价值生成与理论资源、教育的话语内容、教育路径的选择、教育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积极的幸福观作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话语内容,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包括多重维度的系统性价值理论进行分析,全面阐释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内涵；厘清了幸福观与幸福感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幸福感作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目标和其效果评价的载体,借鉴当代积极心理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整合来提出提升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效性的实践路径,同时借鉴当代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马克思足以幸福观教育效果实现的载体及其量化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提供了分析工具。
杜晓霞[3]2014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发展》文中提出和谐的生态环境是当今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生态自然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人类从自然家园中获取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当下这一需求却呈现为问题状态。生态自然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较少的看到他们就生态环境问题做出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却到处充满着对生态自然观思想的卓越追求,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是人类经历长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后取得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命运的过程中,对于人、自然和社会叁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越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同时,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各种生态自然观也在思想界开始流行,这些问题累加起来,就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来予以澄清和回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呼应时代需要,着手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整体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包括早期的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以自然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思想；以及后来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以人的本质为主要标准的生态自然观；乃至最终在唯物史观建立之后,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总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刻苦钻研、对理论问题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生态理论进行论战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着科学的光芒。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生态自然观思想,把人—自然—社会作为整体,从人类生存的生态事实出发,坚持了实践论、历史评价、人本导向等考察领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深入其全部领域,由此所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对近代自然观具有全面的超越性质。在发展的时代主题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当代性质是以生态问题全球化为语境,以关注人类合理的、持续的生存为基本特质,以重组社会秩序为基本途径,以参与到后现代生态主义的对话为理论特色的基本样态,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明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生态实践为基础,人与自然可以协调发展。针对当前全球化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获生态问题之社会根源,从而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方法,这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以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J.B.福斯特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现实价值,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东方转向是通过翻译和引入生态伦理学的着作和思想来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而另一方面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去挖掘思想源泉,为建设中国科学发展观做出特有的理论贡献,当前,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精髓,和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背景结合之下的理论体系,为我国生态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
刘希刚[4]2012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中国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是现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理论。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突出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坚持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和整体性、实践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综合运用系统论、归纳法、演绎法、文献学等方法,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基本内涵、科学属性、历史传承,分析了中国的生态问题及其本质与属性,阐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提出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以及重大意义,探索了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论文首先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蕴涵着的丰富生态文明思想,分析了这些思想产生的要素条件,将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和深化四个阶段,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性。在此基础上,论文从生态文明的构成要素、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价值理念、社会向度等五个层面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论文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其他生态思想相比体现出鲜明的理论品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都进行了一系列生态理论和实践探索,留下了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对中国生态问题与战略的现实研究中,论文提出,生态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具有自然异化和生态断裂的本质,体现出自然性和社会性相交织的属性；中国共产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真正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最后,论文建议,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要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基本目标,努力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政治保证、文化前提和社会环境。全文共包括前言和五章内容。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理论体系；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叁章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价值与历史传承；第四章中国的现实生态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第五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论文的基本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个方面,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和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要素论、人与自然界物质交换的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现实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人类主体性与自然优先性相协调的生态文明价值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想与社会进步论。第二,与其他生态思想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思考问题的实践性、哲学观的唯物辩证性、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自然面前人的相对主体性、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等科学品质。第叁,中国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与生态断裂,展现出自然性和社会性相交织的基本属性,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生态问题的日益政治化,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先进文化建设中生态文化缺失,在社会领域表现为社会发展环境不利。第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转型、加强生态政治制度建设、推动生态文化建设、建设生态和谐社会。
李淑惠[5]2013年在《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随着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社会管理思想研究受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从研究的地域上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从研究的视角看,研究大多局限于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从研究的对象上看,大多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或是马克思的社会管理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重视不够,一直是寓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整体之中加以研究,忽略了对恩格斯个体的社会管理思想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解读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扩大思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回溯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恩格斯社会公正思想、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社会和谐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等主要社会管理思想的内容、特征及其哲学意蕴,并坚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其实践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或借鉴。
杨青[6]200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切入点,深刻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等价交换背后所掩盖的实质性不平等,并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根本改造,得出了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的基本观点。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是对旧有公平理论的扬弃,实现了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变革。本文拟从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着入手,深入挖掘和认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当代价值。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扼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诞生的必然性,辩证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体系和逻辑结构。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性质、对资本主义公平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公平一般原则等内容。第叁部分从历史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主要特征。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的巨大变革。第四部分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
姚庆海[7]2013年在《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试图通过追溯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揭示其深刻内涵，展现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历史发展：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更为清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历程可以划分为叁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中学时代马克思对职业发展的初步认识，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第二时期是马克思从大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形成了以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主要特征的思想，第叁时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异化思想的基础上，以对人的本质新的认识为理论源泉，逐步形成自己的异化理论，用以阐述历史和社会现象；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变化也是逐渐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转变，恩格斯的对相关理论的阐述没有马克思丰富，但是恩格斯同样追求自由，强调现实的人的发展，反对脱离现实社会条件下抽象地谈人的发展问题。第二部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合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在《神圣家族》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处于人本思想的抽象人的本质，从《神圣家族》开始一直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未来社会的一个最显着的特征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全面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对人的解放、人的片面发展问题、人的自由、人的异化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一系列阻碍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开始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理论探讨上实现了合作，达成了一致的思想脉络，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统一。第叁部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对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对人类生存与自身发展的本质的定位，结合十八大报告精神，论述人的全面发展对当今社会的实践价值，人的全面发展能够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提供动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建设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佐证；本篇论文叁部分的结合，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的当代价值。
江丽[8]201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从纵向上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演进轨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叁个阶段。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萌芽主要集中于其中学时期、大学时期及短暂的"《莱茵报》时期"。出身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由于亲眼目睹工人被剥削的非人遭遇,转而抨击资本主义对外部自然及工人自身自然的双重迫害,其生态思想正萌生于此。伴随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他们主要阐述"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刻指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现实的变革实践,代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彻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建立在更为系统完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提出"生态"的术语或概念,但其诸多着作中却蕴含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两章以马克思恩格斯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文本为依据,分别从生态要素论、生态危机论、生态经济论、生态社会论、生态伦理论及生态审美论等六个方面对其生态思想进行尽可能深入的横向阐明,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深刻意蕴。第四章主要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前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和回应的理论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与科学检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与一球两制之间的生态环境博弈背景下的种种问题。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在理论上是内在契合的,二者在实践中的不契合恰恰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背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理性认识诸多制约因素,同时也须正视诸多现实契机,积极迎接挑战,抓住重要机遇,坚持道路、理论和制度"叁个自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等优势,建设"美丽中国"和"绿色中国",把"生态大国"转变成"生态强国"。第五章主要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和具体实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深化。本章从人口资源环境观、发展观、科技观等叁个维度概括提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六章主要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出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前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力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软实力等四个环节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从而为促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张立鹏[9]2014年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实现条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的发展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和反思者，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格局日益陷入片面化和物化的困境。在当代中国，人们把人的发展简单理解为物质的丰富和经济的增长，而忽视财富增长给生态修复带来的压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后果，更不用畅谈如何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实践中日益突显出来。这既是对人的发展历史轨迹的考量，也是对当下中国人的发展模式和实现条件反思的必然。厘清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历史脉络，无论是深化和完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还是探寻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充分运用唯物史观，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文本研究与现实相统一，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相统一，着重考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生成的历史脉络，并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行系统梳理，正本清源指向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人的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依据和意义，系统清理与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实现条件的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和不足。界定自由与全面发展等相关核心概念之间的关联，并突出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笔者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要牢牢把握唯物史观这一关键武器，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地位，但人的全面发展绝非单一的物质资料生产机械决定论，同时受社会生产关系、精神生产、生态权益、个体能力等综合因素合力的作用。在当下差异性的中国社会，人们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差异性，社会关系丰满度的差异性、生态权益享有的差异性、个人文化素质的差异性、个人能力的差异性等因素，决定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绝非整齐划一的过程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这是整篇博士论文的创新之处和点睛之笔。第二章立足于马恩经典文本，揭示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考察源之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通过对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异化劳动的逻辑考察，生成了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深邃的思考，从文本演进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到完善的四个时期，最终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内涵突破了传统的定义，着重从“人”、“自由”、“全面”和“发展”有机统一入手，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内涵包括个体与族类发展的矛盾统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统一、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第叁章着重从马恩经典文本和当代中国现实出发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在马恩的经典文本中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依赖于客观的外部社会政治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解、世界交往的扩大），客观的外部生产实践条件（旧式分工的消灭、自由闲暇时间的增加、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主观的内在条件（个体自由的自觉自省、个体素质的整体提高）。同时，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指明了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五大文明的整体推进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第四章从制约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两方面论述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困境。人对物的依赖历史阶段尚未摆脱，自由自觉发展的社会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旧式分工尚未完全消除，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尚未摆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尚未完全成熟，这些社会历史性因素都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羁绊。在当代中国差异性社会语境下，人的“需要层次”的差异、人的能力差异、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这系列因素，则成为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因素。第五章深入探讨如何在当代中国差异性的语境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借鉴国内外人的全面发展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目标导向直指当代中国差异性的社会语境，倡导在国家制度层面、社会导向层面、个人实践层面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国家层面五大文明差异性的整体推进，社会层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差异性的评判，个人层面能力、素质差异性的发展，沿着马恩经典作家赋予人的发展应有之义，在人的现代化语境中实现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开辟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篇章。
张庆华[10]201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常提常新。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扩展深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对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成果有所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解放有着执着的追求并进行了持续的科学研究,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条件、形成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从当今世界范围内人的全面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当代中国深化教育改革和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期待等角度,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探讨[D]. 颜永强. 武汉大学. 2003
[2].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D]. 滕飞. 东南大学. 2015
[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发展[D]. 杜晓霞. 东北大学. 2014
[4].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中国实践研究[D]. 刘希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5]. 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D]. 李淑惠.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6]. 马克思恩格斯公平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杨青.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7].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姚庆海.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8].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江丽. 湖北大学. 2016
[9].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实现条件研究[D]. 张立鹏. 苏州大学. 2014
[10]. 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庆华. 苏州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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