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华[1]2004年在《晚清顽固派文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顽固派作为近代前期最为保守的传统士大夫集团,眷恋往古,固守正统观念,反对社会变革和对传统文化的触动。但在晚清变局中,他们同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出路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与关怀,对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文章对晚清顽固派的研究限定于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时段,通过着重论述顽固派在与洋务派、维新派的文化论争中的表现,揭示其文化思想的概貌和实质;并以发展的眼光分析对待这一派别,指出晚清顽固派的文化思想经历一个从“排外拒洋”到“中体西用”的过程,但其固守“纲常名教”、“祖宗成法”的立场始终没有变;还进一步分析了顽固派文化思想的渊源可上溯到明清之际传统士大夫对西学东渐的抗拒性反应,而其文化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基础深厚有关,还与其对于西学的认识和掌握程度以及他们特有的保守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有关;指出顽固派的所作所为延缓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速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客观上,顽固派的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文化由表层拓向深处有其存在的意义。文章选取学术界以往常常忽略的顽固派的文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兼采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这一派别的前后思想的变化分析和与进步社会思想的比较观察,阐明其文化思想的个性特质及其历史影响。以期从“观察历史的另一面”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并为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孙鹏[2]2014年在《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文中研究说明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实属不易。魏源继承“浙东学派”实用主义精神，他的理论思想，渗透着“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国家的沦陷、民不聊生，滋润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孕育的土壤。魏源是首批提出“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开端人物，在众多思想成就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则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提出，是在国家沦陷、民不聊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封建专制制度腐朽不堪、危机四伏、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遭遇外夷入侵。“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内容主要从四方面进行阐释。政治方面宣扬欧美民主政治制度；军事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兵制；经济方面开展对外贸易、兴办实业；文化方面采取宽容开放、兼容并蓄的态度。“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历史影响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它对晚清顽固派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对我国历史上众多革新运动都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如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强国御侮”；同时，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历史影响十分广泛。“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现实意义重大。虽然我国目前综合国力显着提高，中西交流愈加频繁。但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需居安思危、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形成中西多元化间互诠互释、互补互生的发展模式，进而发掘出现代化走向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刘席威[3]2018年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顽固派”文化思想辨析》文中提出洋务运动期间,"洋务"与"顽固"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受传统和现实原因的影响,"顽固派"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正确看待"顽固派"的反洋务思想,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而他们强调的仁信礼让等道德规范和注重个人修养的传统,更有助于社会和谐意识的建立与结构秩序的稳定。
周益锋[4]2004年在《晚清海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海防思想是中西方海洋观念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发展的刺激而作出的主动反应，而是针对外部强敌的威胁所作出的被动策对。这个特点决定了晚清海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在挑战中回应；在回应中改变；在改变中转化；在转化中创新。本文，笔者对这四个阶段的海防思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尽管晚清海防思想没有能够指导晚清海防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海洋文化挑战下形成的晚清海防思想还是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它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建设；推进了西学东渐；指导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推动了海军教育的发展；帮助建立了近代海军后勤体制。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晚清海防令人痛心的一面。1894年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令国人大迭眼镜，伤心万分。为什么晚清海防思想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完成近代化，从而指导中国海防走出失败的阴影?分析晚清海防思想，必须从系统出发，去分析人们在晚清社会变局中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耗散选择，从而去发现晚清海防思想发展受阻的各种因素，得出我们关于晚清海防思想的全面结论。当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眼前豁然一亮，会真切地看到晚清海防思想发展的足、臂、躯干、头被四道箍紧紧地禁锢着，使之不能自由、充分、有序地生长。这四道箍是：封建君主制：禁锢了海防思想发展的足；小农经济：禁锢了海防思想发展的躯干；农业军事体制：禁锢了海防思想发展的臂；封建文化传统：禁锢了海防思想发展的头。在这四道箍的缠绕下，晚清海防思想的近代化历程步履艰难，当清朝的丧钟敲响的时候，晚清海防思想没有走完它的轨迹，没有发育成熟，没有能够完成近代化。 研究历史是为现在和将来提供资鉴。我们可以在历史与现实当中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用的理论中介，这个理论中介，就是历史研究的范式。从社会转型理论范式看，晚清社会与当代社会都属于转型社会。晚清海防思想的特点和规律具有转型社会的通约性，能够为当前海防海军建设提供资鉴：一是，处在转型社会时期的社会，国内和国外矛盾错综复杂，在海疆面临危机的时候，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技术、集中力量建设海军往往是社会首要的、迫切的要求，很容易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但是，在学习西方科技和追求“船坚炮利”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必须跟上，应避免海防海军建设单骑前进；二是，在转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在海防战略上选择“海口防御”，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终非久远之策。“海口防御”，缺乏战略主动性，不应该是转型社会时期海防海军建设的最高目标；叁是，在转型社会时期，中西军事文化互相冲突、激荡，沉重的文化传统包袱往往是阻碍海防思想变革和创新的最大障碍，面对西方先进的海洋文化，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彻底清洗文化传统中的落后观念，全面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海军军事文化，才能使海防思想的发展走出危机，柳暗花明。
郑云波[5]2012年在《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言官是晚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官僚群体。他们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强烈的卫道意识，而其职司纠举弹劾，又与卫道意识产生强烈互动，从而对晚清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光绪朝是晚清政治演化最为激烈时期，洋务、维新、新政、立宪乃至革命，或次第发生，或并驾齐驱，在近代史上，堪称典型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集团表现各有不同，言官则以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参与到每一个重大的事件当中。本文通过对光绪朝言官思想的载体——奏折进行分析，揭示言官在历次重大事件中的表现，从而深入展现这一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说明巨大的社会变迁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精英群体。光绪入承大统之时，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十年，但是，以传统卫道士自居的言官多数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对洋务新政进行指责、批评，甚至否定。只有少数言官对洋务新政的新兴建设项目进行赞美和支持，打破了传统印象中言官顽固、守旧的形象，标志着经过中国近代化浪潮的洗礼之后，言官群体也开始出现了裂痕。甲午战败，变法兴起，针对变法，言官群体开始分化。其中，热情支持变法者，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表意见，力陈变法维新之道；顽固反对变法者，不惜落井下石，罗织罪名，对维新派人物及其主张进行非议和攻击。双方的论争与新旧两党的交锋相始终。庚子事变后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迫使统治集团发起了一场自救运动，即清末新政，在新政中，言官表现差异巨大，前期相对沉寂，后期趋于活跃，在对新政中各项举措的认识上，虽然也存在着守旧和激进两派争论，但此时的言官已绝少顽固到底、对新政全然否定，而是在宏观上认同新政，却对具体的方案提出各种责难和批评。这种矛盾反映着在浩荡的变革潮流面前言官的犹豫、踟蹰与彷徨。伴随着洋务新政、戊戌新政以及清末新政的进行，晚清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言官附和清流弹劾南派政治势力，还是站在帝党一边攻击后党集团，亦或是丁未政潮中与庆、袁的斗争，言官皆以其纠举弹劾，驳正伪失的使命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虽然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己任，但是又毫无例外地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总之，言官在光绪朝的种种表现，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光绪朝政的发展变化，又使言官本身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整体性特征而言，整个言官队伍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之下缓慢的转变着自身，由守旧向开明、消极监督向积极建言、由仅仅做君主的耳目向敢于驳斥皇皇上谕发展，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封驳职能；就个体性特征而言，一些言官在政治参与中实现了某种质的变化，成为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言人、拥护者。
吴永[6]2007年在《晚清洋务派政治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不放，把封建礼教和君主专制看作是政治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一些政治文化，如外交理念、法律思想、教育机制等引进中国，并参照西方对中国的行政制度和管理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使其政治思想带有少许现代特征。但是，这种简单的中西调和并不足以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给其带来质的飞跃，促使其自然地转化为现代政治思想。不仅如此，洋务派政治思想由于排斥民主与法治，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化有较多的冲突和抵牾之处，这就在实践中阻碍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洋务派政治思想中融入的一些现代理念，为此后资产阶级吸收和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提供了新鲜的养分。本文认为，洋务派政治思想以中国传统的经世实学思想、君为政本思想和西学中源论为理论基础，把传统政治思想加以改造，创造出以“中体西用”论为代表的新型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对晚清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在洋务派的倡导和实践下，晚清中国创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武装力量；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近代科技、文化人才；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并部分地实现了政治体制的创新，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局面。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确为新旧思想的转换搭建了一座缓冲和过渡的平台，尽管它本身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政治思想的窠臼。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洋务派政治思想对晚清的内政和外交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转换和政治民主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是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最大价值。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叁大块：绪论、主体和结语。主体分为四章，结构如下：第一章：洋务派和洋务思想。该章分叁节介绍了洋务派的产生和形成、洋务派的实质和洋务思想，主要是为论述洋务派政治思想做一背景性叙述。第二章：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该章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学术界一般都把“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洋务思想的核心，甚至认为“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中体西用”思想不仅是洋务派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而且是洋务派最具有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却在甲午战争之后，因此，“中体西用”不可能成为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应当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在晚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君为政本”理念、以及为宣扬变法提倡西学的“西学中源”论。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作基础，就很难理解洋务派为什么会在变法和改革的过程中，既学习西方，又不改变政体。第叁章：洋务派政治思想论析。该章结合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发展概况，分别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等政治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对其废科举、引西学、育人才、变成法、兴外交等观念进行了概括性总结，既肯定了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又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基本上揭示了洋务派在晚清内政和外交方面的立场、态度、作用和影响。第四章：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发展与转换历程。本章从晚清政治思想由传统到现代发展变换的视角出发，分别对早期维新思想以及资产阶级早期的民主思想与洋务派的政治思想做了一番对照和阐释，目的是说明洋务派内部的分离和洋务派政治思想的内部变异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通过对洋务派政治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重大变异的历史考察和梳理，基本上凸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在晚清50年(约1860年—1910年)的完整发展脉络。结束语：紧密联系实际，对洋务派的政治实践做一番评价和总结，并就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提出了一些启示性的建议。本文意在通过对洋务派政治思想的研究，希望能打通整个晚清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以便让人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清晰认识；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洋务派政治思想，也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政治保守主义的本质，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肖海霞[7]2005年在《晚清清流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整体上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清流派在晚清政坛上所处的历史地位问题。全文分四个部分,对清流派这一政治力量的产生、发展、政治主张及其主要活动,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分析了它与最高统治者、各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晚清清流派的本质,指出了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衰败的历史必然性。文章认为:晚清清流派是一个既无实权,又脱离群众,以当朝权臣为靠山,无纲领、无计划、更无严密组织的松散政治群体。它对内对外政治主张缺乏可行性、实用性,在实践中效果不佳。它的言行是封建王朝没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自救活动的一个缩影。清王朝迅速衰败是其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晚清清流派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历史结论:近代史上地主阶级内部任何自救活动都是不能成功的。
赵璐[8]2005年在《晚清义利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转型时期,出现多种义利观交替并存的现象。本文主要叙述分析晚清时期义利观的发展演变、自身特点及不同代表人物思想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关系;同时探讨晚清义利观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历史对伦理道德的影响;此外,就晚清义利观下的群己关系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也进行了专门探讨。 晚清义利观的发展演变,按时间顺序从纵向考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鸦片战争时期的义利观;洋务运动时期的义利观;戊戌维新时期的义利观;辛亥革命时期的义利观。从横向考察,晚清的义、利及义利观较之传统义利观都有不同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从事实的角度看,晚清思想家都主张义利统一,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晚清义利观依然存在重义和重利两种倾向,其义利观是在取得重义或重利的立场后而展开的。晚清义利观的发展趋势是由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向义利并重的近代观念发展。 晚清的“义”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义”的内容不断变化和拓展。晚清“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对旧“义”不断否定,和构建新“义”的历史过程,即从封建伦理道德向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转变的过程,表现出由德性原则到利益原则,由价值道德观到规则道德观,由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由重私德到重公德的特点。 晚清的“利”也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由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到重工、重商;由“讳言利”到“言商不讳利”;由黜奢崇俭到黜俭崇奢;由以农为本到“农工商皆本”。“利”的演变具有递进性,从重商到重工再到“农工商皆本”,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利”的层次看,不仅涉及个人之私利,而且涉及国家、民族之公利。 晚清义利观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即由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向义利并重的近代观念发展,这是其特点之一;晚清义利观与救亡意识形影相随,紧密结合,包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这是其特点之二;此外,晚清义利观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晚清义利观下的群己关系,涉及利己与利他、独与群等重要方面,将西方的利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观念融合在一起,强调个人与社会相结合,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避免了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给西方合理利己主义打下了中国烙印,在文化上表现出中西二元价值取向。 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并未在晚清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未完全付诸于实践。然而,晚清义利观的发展演变符合历史的前进脉搏,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进步意义,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方家峰[9]2011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研究（1840-1927）》文中研究说明以教育现代化理论和现代系统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系统研究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早期发展历程,能够丰富和深化中国教育史学科以及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为当代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残酷的事实证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及其科技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及其教育,已经无法为封建王朝摆脱内外交逼的困境提供足够的物质、技术和人才支持。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先驱者学习西方工业科技的探索和呐喊,圆明园无情的大火,以及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对新式武器威力的体验,共同构成了洋务派以军工制造为开端培养新式技术人才的推动力。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用和民用工矿企业,使实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成为可能和必要。经过他们的抗争与努力,一批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培养高级工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学堂、学馆在古老的中国陆续建立起来。这些新式教育机构,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源头和开端,也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现代化的起点。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以及缺乏本土历史经验可资借鉴,起步阶段的中国高等工业教育具有诸多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并存的特点。从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兴起到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最终发展成型,并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得到进一步扩展的重要时期。维新运动期间不仅发生了盛宣怀等人参用美国学制创设中国第一所正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这样的历史性事件,而且掀起了各地改革旧式书院、创设新式书院、广泛实施科技知识教育的风潮,并出现了创立近代学制系统的设想与计划。这些都为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此外,从鸦片战争开始出现的教会教育到这一时期也逐渐发展成熟,教会及传教士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对晚清高等工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多方面重要影响。新政时期,清廷进行了步子更大的教育变革,对高等工业教育影响深远。尤其是“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使高等工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在学制、层次、课程这些关键问题上从此有章可循,这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成型的标志和教育机构数量大增的原因。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也使高等工业教育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成为可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强调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由于缺少精通高等教育办学实践的专门人才,民国初年高等工业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为机构和人员称呼的变化,而层次结构、专业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则基本因袭了清末的做法。直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实施,才使高等工业教育完全摆脱了清末学制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民国前期尽管长期存在经费匮乏这种严重的制约性因素,但高等工业教育仍然艰难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在彻底实现制度现代化、壮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出现了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工科、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工科大学转变等值得关注的现象,从而奠定了中国高等工业教育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中外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办学的基本格局。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以“西方化”为手段实现国际化、以传统文化和教育为本土化诉求的基本资源、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贯穿始终、社会影响多元化特性明显等总体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既留下了适时改革,逐步提高现代化水平;重视人文,培养全面发展的科技人才;严格要求,建设高水平学校与专业;学习先进,大胆利用外国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开设现实针对性强的学科专业等宝贵经验,也留下了因工业生产落后、社会动荡而使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和干扰,以及总体布局不合理加剧各地发展失衡、官本位管理严重影响教育效率效果、忽视创新导致未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等令人深思的教训。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高等工业教育稳定发展的前提,提高社会生产工业化程度是高等工业教育发达的基础,合理布局是高等工业教育事业平衡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则是提升高等工业教育质量的关键。
贾佳[10]2015年在《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以此为据,可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界定为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文化传承者”为实践主体,所形成的使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性特征。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机制——“中国文化——‘文化传承者’——中国大学”为分析框架,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文化传承者”文化性格的历史考察,以捕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外在表征及其得以延绵至今的内在因素,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站在历史的视角,本文梳理、分析和归纳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社会变迁中的发展脉络,不仅注重对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背景的描述；更注重对“活”着的中国文化,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文化传承者”所持有的文化观念与大学观念的分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典型特征的归纳；还涉及对各历史时期几所具体中国大学的文化解释。所研究内容涵盖了晚清、民国、建国头十七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社会背景、具体表征以及形成机制。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特征为基本依据,本文对中国大学发展阶段大致归纳如下：从中国大学诞生到清朝灭亡是“中国式大学”阶段,此时期的中国大学主要为维护晚清政权而设,受晚清士大夫控制,文化性格最为浓厚,主要以“忠君尊孔”、“学仕一体”以及“经学为本”为鲜明特征；整个民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学”阶段,在民国大学校长的主导下,此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厚德载物”、“有容纳大”、“文实并包”以及“天下为公”等典型特征；建国头十七年是“中国特色的大学”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中国大学的革命性与政治性尤强,主要特征是“以民为本”、“以党治校”以及“思想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正在酝酿与形成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模式——“大学的中国模式”,并且初步呈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立身”以及“宁静致远”等较好的文化发展趋向。目前中国大学正处于由“中国特色的大学”到“大学的中国模式”的过渡性阶段。通过历史性论证,足以证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内发”而“人为”,自晚清以来大体未有中断,虽则其间屡有“转折”与“变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时代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兼具。对于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研究,除却“同情之理解”更有必要进行价值澄清,以拨正裹挟于历史浪涛中的各种扭曲特征或其偏激倾向。通过历史性省思：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形成过程中主要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及知识分子与政府等特殊矛盾；同时在本质上,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特征万变不离其宗,皆可在“道德本位”、“人文精神”以及“士的传统”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得到诠释。由此而论,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经验在于协调各种特殊矛盾兼以最大可能的坚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汲取历史的经验并结合现实的需要,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不但必要而且可能。理论上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就是各种优秀的中国文化特质的集合体；“大学·学者·政府”叁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场域,而如何协调叁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理想建构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好”的文化信仰是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内在灵魂,那么大学、学者与政府之间的独立与协作则是中国大学坚守灵魂的外部工具。当自由的学者主导中国大学,目的就会支配手段,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可能,大学的中国模式可待；当政府凌驾于学者之上操纵中国大学,所谓的文化性格难免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距离真正的中国大学愈远。
参考文献：
[1]. 晚清顽固派文化思想研究[D]. 王玉华.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D]. 孙鹏. 沈阳师范大学. 2014
[3]. 晚清洋务运动期间“顽固派”文化思想辨析[J]. 刘席威.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 晚清海防思想研究[D]. 周益锋. 西北大学. 2004
[5]. 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D]. 郑云波. 吉林大学. 2012
[6]. 晚清洋务派政治思想研究[D]. 吴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7]. 晚清清流派研究[D]. 肖海霞. 吉林大学. 2005
[8]. 晚清义利观研究[D]. 赵璐. 西北大学. 2005
[9]. 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研究（1840-1927）[D]. 方家峰. 河北大学. 2011
[10].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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