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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是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显然，现代化集中体现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上。中国现代化过程伴随着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如果按照世界发达国家城市每20～25年翻一番的发展速度，当代中国城市化水平在30%的基础上，未来的20多年间，中国城市化将达到65%左右，中国现代化将集中体现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上。这一现实证明了塞缪尔·P·亨廷顿的观点，他说：“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这一表述说明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与现代化的关系。人类社会整体现代化水平依托于城市化水平，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
城市现代化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共容性”
对于现代化的认识，首先是一个世界意义上的文化认知与认同问题。即现代化是现实标准，还是理想化的设计标准？现代化是比较性认识，还是客观性认识？现代化是一个现存关系的描述，还是一个指标意义上的绝对观念？从目前看，国内有这样一些观点：(1)现代化只是一个与过去发展的比较状态，与过去比较所体现的发展都可以称为现代化；(2)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3)现代化是一种时段意义上的表述，即具有现代意义的，被现代大多数人接受的现实就是现代化；(4)现代化是有参照系的，这种参照系来自社会比较和社会成员的比较——这也是笔者的观点。既是一个时代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又是一个现存意义上的发展概念。因为现实社会的现代化是与非现代化比较后，现代化才称其为现代化。现代化是现实存在意义上的比较值，而不是观念形态的比较；(5)现代化既是一个理论指标，也是实现生活中可比较的、具体的社会指标——人的发展与生活质量的世界范围的比较级的合理关系结构，即是现实的、客观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6)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足以代表现代化，等等。
从人类工业社会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的确确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所以很多人把现代化与欧美社会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欧美社会在相比较的意义上，代表着某一阶段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并且有某种引导性和参照性，不承认这一点，也是唯心主义的。美国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曾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注：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S.N.Eiscnstadt:"Evolution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牛津1996年版，第1页。）但是，从未来的比较性发展认识，欧美的现代化不能代表人类社会现代化总的方向，但是仅在“发达程度”和“现代性”比较意义上，欧美社会的现代化在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及生活质量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样板的同时，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在这里我们仍然用亨廷顿的观点来进行注解：“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照搬西方价值、制度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注：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这种观点的实在含义表明了一种逻辑，即一个民族完全西化是不可能的，民族文化特质和自然属性与现代化不是一对矛盾。“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同上）
有人将现代化分为前现代化、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但是，后现代化不足以作为前一现代化的指导形式。因为对现代化的认识具有某种政治解释的符号意义，因此，对现代化概念描述就必然有政治文化的特色。
在此我们不妨对各种现代化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认为现代化是相对的，现代化社会是在新的形成与形式上创造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克服旧有存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社会全员，是社会差异的创造者、追求者和载体，任何现代化都是社会矛盾在一个新的层面的运动。R·本迪克斯把现代化视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他说：“对于现代化，我理解的是源于英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他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中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于前者的转变进程之中。”（注：W·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我认为这一观点的重要贡献就是把现代化视为一个“社会变迁模式”，现代化是一个创造先进或落后追赶先进的进程，那么，谁是落后？谁又是先进的呢？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在客观世界和在理论认识观上，已经存在一个价值判断体和参照系。所以就其内涵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明确的比较性概念。
西方结构—功能主义创造者帕森斯，他提出自己的理论时，正面临全世界范围的改革浪潮，特别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化过程，因此，相当多的学者把现代化的过程定义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所谓工业化即为现代化，或者说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特殊方面。但是，帕森斯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不能忽视的，即现代化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总体能力适应提高的过程，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求时，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必然发生的，而城市社会结构与系统之间始终处于一个“不适应—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的适应、增长、分化、容纳和价值的概括化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形式与内在表述。这一理论思潮可以看到，对现代化的理解具有时代特征，人们不能超越时代，去构建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现代化模式。社会现代化既是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调整社会成员需求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的发展形式。因此，克服“资源有限性”和“资源拥有差异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永恒的追求与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这一差异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和客观形式。社会有差异，就会存在相对性不合理。
美国学者吉尔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注：吉尔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罗兹曼把现代化视为一种社会转变过程，但是，他也没有忘记给人们一个具体的回答，而且他的回答也是巧妙的。他说，为了满足那些对现代化指标喜好者，“我们用非生命动力资源与生命动力资源之比率来界定现代化的程度。当上述比率达到这样的状态，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命动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资源的增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非动力资源的那怕是相当少量的减弱，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在这一理论解释中，他又说，“‘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就是拥有极为丰富的消费品的大众市场。”同时他认为对中国来说：“这里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注：吉尔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在这里，与我的研究主题相对应的是，西方学者在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时，特别提到了都市化，很显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都市化是一个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对于城市化已经完成的国家，社会的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城市的现代化。
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由落后分散的形态转变到一个有理性有组织的社会型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社会或前技术社会逐渐消失，转变成具有高度差异化社会结构的社会。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形式和目的。无论用什么价值观体现或构建现代化理论，人类现代化是有共性特征的，这个共性特征是就很多社会学家所提及的社会内在要素的“共容性”——同质性。用目前人类所能及的知识和认识观，我们可以找到现代化“共容性”与同质性。我们从广义社会发展所认识的现代化的共性，归纳起来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其“共容性”和同质性是：以人性解放为其主功能的规范与制度；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普遍平等意义上的教育水平和机会；专业职业结构与核心家庭；开放的市民社会体系；广泛的社会契约关系；多元化社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公开的社会竞争结构；容纳其他文化的现代价值观；改变传统落后的民族文化习俗；广泛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居世界前列；生活消费品的大众化和居于世界前列的社会家庭收入；广泛运用全世界的最新科学技术等。这些“共容性”与同质性往往通过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某种描述，换言之，“共容性”也是人们对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认同，而这些指标体系往往也是“共容性”认识的基点。这又可以证明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以及社会整体现代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有比较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指标的，因而，就现实来说城市现代化和社会整体现代化是有参照系的。
城市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指标与价值认知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是城市现代化的另类解释。总结国内外经济学、社会学和发展理论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解释，现代化就是城市社会结构适应力增强、发展充分的表现。我们无论是从帕森斯的“四系统”，还是从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论来看，社会系统需求与结构变迁始终是一个矛盾过程，因而城市社会系统的需求总是不能满足的，这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动力本质。
事实上无论如何解释，一旦现代化进程引入一个指标体系，现代化就是一个明确的具有指向性比较体系构成值，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需求判断的比较体系。简单举例，如果说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100人有100台电话为现代化的比较值的话，而不发达国家可能是100人仅有20台电话或更少，显然仅从电话拥有率这一单一指标就可以说电话稀少的国家算不上是现代化。在这一比较中，有些人把人均占有电话率高视为一种现代化指标，这也无疑是正确的。有的国家以宗教治国，男女不能在同一车间工作，其解决的方法是利用最现代化科学电子监视技术，来观察女工与男工的接触及活动，很显然，这种现代化的工具用于维系最落后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理论来看，无法把这种现代化工具的应用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联系起来。因此，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硬件的统计，只能描述现代化的某一方面，同时指标体系既便于比较又是可操作的。但是，由于这种指标本身也是一种变量，因此，现代化又不能离开指标的说明和事实的比较。所以现代化指标既是一个动态指标，又是一个现存的存在性指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实际上是现代世界范围内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集中表述，而这一表述，在运用过程中，在量化的同时被注入了理性化的色彩，或是民族化色彩。但切记，任何现代化，都不应该是想象中的现代化，应是事实上的现代化。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运用了指标体系来对现代化进行定量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大学合作，对世界85个大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国际比较。据统计，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180多个，其中亚洲有86个，南美洲22个，欧洲20个，非洲15个，北美洲14个，大洋洲2个，前苏联23个。在分析比较数据时，实际上把85个城市作为数据统计对象。开始时采用了52个指标进行分析统计，调查报告说：为了进行“国际性比较和排序，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0项主要社会指标，用综合评分法，对每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的定量分析。”
“为什么不用经济指标？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发展观有了较大的变化，已从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观。近年来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体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于发展观的演变，衡量社会进步的量化指标也由经济指标转向社会指标，由社会指标体系来反映人的需求满足程度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注：朱庆芳、莫家豪、麦法新编：《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美国学者埃思蒂思(Richard J.Estes)用36个社会指标组成“社会进步指数”，对124个国家进行了综合定量评价。联合国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报告》只用3个指标，即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实际人均GNP。很显然，这些指标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而指标的确定不是依据想象，而是根据社会实际能力与需求。因此，任何指标只是现存现代化的“移值性”的表述，即人们认识的现代化，是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最先进的国家已经能够做到的。（注：根据10个社会指标综合评价，综合得分前10位的城市是：蒙特利尔92分；东京90分；巴黎89分；大阪88分；费城88分；汉堡87分；芝加哥86分；柏林86分；伦敦85分；马德里85分；旧金山85分）。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也是人们常用的指标体系。
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世界范围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指标，进行城市现代化数据指标体系再构建或寻找到一般特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最新的城市指标体系如下：
1.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70～80%以上；
2.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12～20%；
3.平均预期寿命，76岁以上；
4.每千人口医生数，10左右；
5.婴儿死亡率，4‰；
6.中学入学率，92%以上；
7.每户居民拥有住房间数，4～5间；
8.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量，90部以上；
9.人均用电量，2000千瓦小时以上；
10.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
显然世界发达国家城市现代化指标是超前的。比较起来看，世界最发达的城市重点指标是：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是纽约80～88%左右，占80%以上的还有伦敦、洛杉矶、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尼拉等。占70%以上的有香港、东京、罗马、蒙特利尔、台北等。食品支出指标最低的是美国和欧洲各大城市，如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费城、伦敦、柏林等城市只占12～16%，这是根据恩格尔系数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按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在20%以下为高收入水平。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东京、香港、新加坡、台北、巴黎、蒙特利尔、罗马、悉尼、墨尔本、马德里等。目前看，在全世界大城市中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近40个城市，而在78岁以上的城市只有12个，中国的上海平均预期寿命达76岁。每千人拥有医生数最高的是莫斯科，每千人达10人左右，其次为马德里、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的昆明是7人，杭州是6.7人。最低的是圣地亚哥等市，只有0.1～0.7人之间，最高与最低比相差100多倍。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最发达城市是在10‰以下，最低是釜山，只有3‰。东京、大阪为4‰，香港为4.5‰，天津、沈阳、青岛，还有伦敦、墨尔本等较发达的城市都在10‰以内，而达卡市是最高的为108‰。另外，开罗、卡拉奇、孟买、胡志明市、德墨兰等城市都在80～45‰之间。中学入学率发达国家都在92%以上，这些城市有东京、大阪、旧金山、费城、芝加哥、巴黎、新加坡、圣彼德堡等城市。中国的一些省会城市如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武汉、长春、太原等等城市也都在世界发达之列。最低为达卡，只有37%。中国大陆城市一般都在80%左右。每户拥有住房5间以上城市有悉尼、费城、纽约、芝加哥等。拥有住房最少的是孟买只有1.2间。中国住房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为2间左右，最高是珠海，每户2.6间，最低是齐齐哈尔只有1.5间。每百人拥有电话数量方面，最高是旧金山，每百人有100部。香港是68部。最低的是孟买、包头，中国大陆最高的是深圳50部。（有些指标因统计资料来源问题，资料统计年份不一，这一数字有不完善性。）据最新资料统计，上海到1999年9月份，市民已经有每8个人一部移动电话，手机用户已经达180万户。人均生活用电量最高是芝加哥，达6338度（千瓦小时），人均用电在2000度（千瓦小时）以上的有东京、大阪、悉尼、墨尔本、巴黎等，在1000千瓦小时以上的有费城、伦敦、旧金山、纽约、柏林、香港等。最低的是孟买只65千瓦小时，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方面，一些发达城市人口出生率已经出现负增长，如柏林、伦敦、罗马、汉堡和上海等，一般在-5.1～1.5‰之间，在1～2‰之间的城市有北京、天津、东京、大阪等。（注：见朱庆芳、莫家豪、麦法新编：《世界大城市社会指标比较》，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通过这些综合指标我们可以大体上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最发达城市的综合指标。另有80分以上的还有纽约、悉尼、洛杉机、罗马等。居20位以前的台北、香港、新加坡等。中国大陆的34个城市居于中下水平，北京和上海得58和57分。
这些综合指标表现的方式不同，各城市的侧重点也不同。城市社会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对于这一问题，英格尔斯对印度、以色列、阿根廷等6个国家进行访谈，收集6000个样本，提出了“现代人的标准”，1974年他将研究成果以《迈向现代化》为题出版，曾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如城市人口素质能够控制，有些城市不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人口控制是政策性结果。认识世界最发达城市现代化的关键点是，这些现代化指标的实现与城市结构变迁有什么关联？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城市现代化是如何完成的？城市社会的选择的主体是谁？很显然，没有人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进一步说城市社会变迁，就是城市社会结构的动态调整，是城市现代化的实现过程。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就是城市数量增多，而其核心的增长就是城市规模的增大，中国城市发展的资料显示，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与城市规模呈正比，城市越大经济效益越高，超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人均GDP水平相当于小城市的2.6倍。在完全可预见的未来20年间，中国的城市从目前的近700座将增加到1500座，城市社会来临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更是以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
城市现代化与城市社会的来临
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结构变迁必然表现形式和直接结果，也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其实质是两种文化观的争论，是春秋无义战的一种形式。现存的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现代化的样板，就应该去学习、效仿。而在一个特定层面上，因为某一社会存在着问题，就去否定现代化模式和样板及参照系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不存在没有问题的社会，那就是说，即使如有些人描述的理想型的现代化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现存的社会是合理的，但都是不完善的。因此，任何现代化的社会都存在社会问题，这才是社会的本原。在现实的世界中，发达国家这一概念的产生就是比较的结果，现代化的指标也是一个比较值，发达国家是现代化指标的实践地。以此类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的显性功能和效应就是城市社会现代化指标的变化。
从正向的社会发展逻辑分析，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城市性”的强化和“城市化区”现代生活方式的完成，同时，也表现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深化过程。美国出版的《世界城市》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向城市运动，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型生产与工作。二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前一个方面是城市人口的集聚所体现的城市经济职能，后一方面是社会、心理和行为观念的变化，而这两个方面是互动和互相影响的。（注：Stuly D.Brunn.Jack F.Williams:《Cities of the worldworld Regional Urban Development》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城市结构变迁，是城市人“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构成关系结构的变迁”，亦是在强化“城市性”的变迁，“城市性”就是区别乡村的“质性”。乡村也具有“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成关系”，其本质特点是，生存方式作为构成关系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与自然直接发生关系，在与自然的直接作用过程中获得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生存方式居于主要地位，生活方式居于次要地位，抑或可以说乡村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是分离的，整体生活方式在传统意义上也是封闭的、单一的，当产出等于或小于消费时，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生存方式领域。而城市中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成关系”在理论上是一体性的，生活方式居于主要地位，生存方式与乡村比较居于次地位，即生存方式在总体形式表现为生活方式，或者生存方式只是生活方式的部分构成。基本的生活方式是通过货币作为纽带联结成社会关系构成群体的依赖性的生活方式体系，生活方式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价值取向型的，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创造与理想价值实现领域。
在生存与生活方式结构构成中，社会地位越高，生活方式的需求距离生存方式的需求越远，而生活方式对生存方式的结合性与涵容性越高。如由社会富有者阶层组成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制群体，在打高尔夫球的过程中，既完成了休闲生活的享受，也完成了社会关系交往的需求，同时还完成了价值创造——生意交换，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也表现为个人的心理价值满足。因此，“城市性”与城市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模式性。在相关领域，有关“城市性”解释也很多，其最重要的说明是，“城市性”就是指区别于乡村的城市文化特质、城市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特征总合，强调城市的市民性，包括市民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主体的平等性。
沃尔夫冈·查普夫在谈到现代化的动力源时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内部“冲突”的结果，这一认识观：“使现代的进化论也变得‘强硬’起来，该理论更强调变异和选择带来的代价和破坏。通过创新理论，行为理论方面的联系变得有效了：有一些个体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试图克服各种阻力（传统、投资利益、恐惧心理、环境的复杂特性）去实施创新。这里，创新理论再次注意到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非计划性的结果。通过创新，探寻和选择过程常常产生非预期的副作用，或者甚至是矛盾的后果。假如说现代社会能够提高其控制能力的话，那么，国家以及全球的整体规划不应当算作是现代社会的成就。”（注：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他提出的新观点是，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恰恰产生于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以及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副作用。人们可以从迄今为止的各种发展的能力效应中推导出创新潜能。……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是否总能取得灾难性破坏。甚至在某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那里找到了支持。比如，伊曼纽埃·瓦勒斯坦，他认为科技革命和政治改革的双元制是具备承载能力的：所以，反保守的创新加上反保守的改革共同作用，使得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又回到一个新的扩张和积累阶段这条道路上来。”（注：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无论各种观点有什么不同，现代化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紧密相联的，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中我们可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表现为城市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距”。在亨廷顿看来，“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尺度”，现代化的一种“后果”，就是发达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化在缩小。城市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体，“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但是，城市社会变迁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变迁，城市结构变迁和城市现代化都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主观描述形式。
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现代化构成一个共生体，没有城市社会结构的进化式的变迁，也就没有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从创新的意义上可以这样重新认识：城市现代化即是城市社会结构的更新。法国社会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曾出版《农民的终结》的名著，并断言，法国的农民将成为“化石”，青年农业劳动者，“当他们在家庭、农业经营和村庄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社会的时候，也就为农民的最后残存者敲响了丧钟……农民将在他们的伴随下自行地消失。”（注：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在20世纪的60年代，“20年后的1984年，他亲自考查了法国的乡村与农民的现状，他说：虽然，法国还有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这种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注：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孟德拉斯的观点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是必然的，这一过程比我们想象的的要快。2020年前后的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所反映的社会变迁及城市化，其发展速度应该超过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如果中国真正能够达到60～70%的城市化发展目标，中国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将是正直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