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中实践权的构建和维护
陈志军，李建红
（邢台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摘 要： 构建和维护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与政府及相关部门、村庄干部和服务对象的关系：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接纳和支持是实践权的基础和力量源泉；村庄干部的配合是实践权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服务目标及手段是否与服务对象的行动逻辑和价值选择相协调决定了社会工作实践权最终能否实现。
关键词： 社会工作；实践权；系统工程
农村社会工作在建立服务关系时与一般社会工作存在显著的区别：相对于城市，农村是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工作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外来的社会工作者会在一个完全生疏的文化社会环境之中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有着显著的文化和价值取向差别；社会工作者与驻在地政府和社区管理者之间在工作目标和手段上存在重合、交叉与分歧，相互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可能。
归纳起来，农村社会工作在建立服务关系时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社会工作者如何取得驻在地政府、社区精英许可和支持，获得服务对象认可和接纳，如何建立并维护好工作关系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王思斌曾使用过本土化[1]、嵌入[2]、和实践权[3]等多个概念进行研究讨论。这些概念描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嵌入和本土化是宏观和整体性的概念，实践权更适于用来探讨微观和实务层面。
数据库由规划目标与完成情况两部分构成。其中，规划目标来源于全国各省五年规划纲要。规划纲要中皆会回顾过去五年指标实现情况，并对未来五年的指标进行预测，对发展目标进行制定。
本文拟结合作者参与河北7·19水灾灾后农村重建社会工作项目的实务经历，对建立工作关系中如何获得和维护实践权进行理论和经验的归纳，故而选择以“实践权”来概括本文所涉及的问题。
一、项目背景
邢台市是内地中小城市，水灾发生前全市仅有一家社工机构，也基本上没有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该市政府也没有购买过社工服务。社会工作项目得以落地，得益于省社会工作促进会承接省民政厅和国家民政部的救灾项目。
X村地处太行山深山区，7·19水灾冲毁了村内道路，被该市列为重灾村之一。项目点服务小组成员均为当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本文作者作为其中一员参加了针对邢台市X村的灾后重建服务项目。
回顾一年以来的社工实务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想把项目开展起来，取得社会工作的实践权，必须首先处理好与政府部门、社区精英和服务对象的关系。本文将结合工作组处理这些关系的实务经验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权的建构与维护进行总结和探讨。
由于老人持有这样的生活信念，社会工作者鼓励他们改善物质消费水平的努力就只能成为空谈，提供给老人的慰问物资会被老人们移交给儿孙成为他们对家庭的新贡献。对老人的服务项目必须考量这一文化特征，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开展服务。在尽可能改善老人本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避免对物质支持的倚重，把服务目标更多集中到改善老人精神文化生活上来。
二、政府的支持和接纳是社会工作实践权的基础和力量源泉
In conclusion,esculetin increases bone mass by upregulating RANKL expression in osteoblasts and BMC,and by decreasing serum concentration of IL-6.This indicates that esculetin exerts its therapeutic effect in osteoporosis by decreasing bone resorption.
1.政府是实践权的守门人
7·19水灾发生后，我们多位同事已经多次尝试参与灾后重建，曾与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一起对临时安置点进行心理疏导，也参与了社会捐助和帮扶。但是，没有政府部门的准入许可，就不可能以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开展长期的社会工作服务。幸运的是经过汶川、鲁甸、茂名等灾后重建的实践，社会工作以其专业性得到了政府的认可。7·19水灾发生后，省民政厅调整设立了“暖心续航灾后关爱老年人项目”，民政部也采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形式设立了“河北省‘7·19’洪水灾害灾后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我们6位同事作为项目的一线社工，获得了参与实践的权力。
旧秩序时期两者的定位有所不同。印尼独立后将印尼语确定为国语和行政语言，1945年《宪法》使印尼语得到宪法的法律保障。这一时期的华人可分为华侨、入籍华人和土生华人，华语依然主要是华侨及入籍华人使用的民族语言，而此时的华语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政府管制华文教育时规定华校必须开设印尼文及印尼历史、地理等课程。由此可见，印尼语的法律地位影响着华语在民族教育中的地位。在印尼语的国民语言和官方语言地位得到巩固时，华语还保有民族语言地位。直到华语被认定涉及国家安全时，华语的使用才开始被管制，而印尼语对华文教育的排斥作用也随之扩大。
在选点调查期间，恰巧邢台市委市政府安排笔者所在的邢台学院对口支援重灾村X村。经过讨论，工作小组决定把两项工作结合到一起。我们考虑的因素是：当时灾情比较紧迫，政府和社会对灾区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空前，这也使得我们选定的村庄对于我们这些“上级政府派来的领导”有着超出我们工作内容和物资能力的期盼。把两个身份，两种资源整合在一起，有了学院对口支援的物资，更有利于工作组获得村庄的接纳，方便进点开展工作。另外一方面，有了救灾工作队的身份也可以整合动员更多的学院资源，方便开展后续的工作。
农村老人这种生活方式表面上是由于经济贫困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源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他们会力图节省下每一分钱留给自己的子孙，一方面是认为子孙过得体面自己才觉得体面，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子孙会承继这个家庭，自己省钱就是尽自己对宗族的责任。即便儿女足够富裕，他们也坚持在生活上竭力节省。
上午，孔老一给弟弟入棺，好在国军搜罗了不少棺木堆在东厢房，他选了副红木棺材，给老三扎了副手脚齐全的身子，套上平常衣服，最后取出头颅安好，盖了棺，做完这一切，他才松了口气。
2.政府是项目资源的最大提供者
从整个社会工作项目的设立和开展来说，民间自组织和基金会虽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无论是灾后救援还是日常社会服务，最大量的社会工作项目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提供的。作者参加的项目本身也是民政部和省民政厅设立的。
BIG下设的地理空间信息标准化中心，由11位成员组成，其中3位成员来自涉及地理空间信息业务的政府部门，2位成员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使用者组织，3位成员来自地理空间数据生产者组织，3位成员是印度尼西亚地理空间信息专家。
维护社工机构的团结，社会工作者展示给村庄干部的应该是一致的意见和态度。原则性的工作规划应该只在社工内部探讨，不与村庄干部探讨或者抱怨社工同事的工作规划安排，尤其避免与村庄干部讨论有关资源分配问题。在村干部面前，社工之间不应该争论问题。维护同事的权威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
工作小组在工作开展之初就分工拜访了邢台县委县政府各有关委、办、局，了解当地各个行政管理机构涉及X村灾后重建的政策、法规和办事程序，从而方便给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在道路很窄的情况下，汽车掉头需要慢慢的挪动，操作步骤是：①转动方向盘到极限位置(俗称“打死方向盘”)；②汽车前行至道路边缘；③向相反方向转动方向盘到极限位置；④倒车至道路边缘．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操作．经过有限次操作，最后一次的④是使汽车实现掉头．
村民A不常在村里住，没有参加政府普查危房的活动，也不了解政府政策。只是听说政府对受灾危房提供修缮补贴，就缠住村干部要求给政府上报自己危房情况并要求享受补贴。经过社工解释，村民A理解了政府的政策是：房屋必须有人居住，经过政府排查评估、并动工修缮，验收后才可以补贴部分修缮支出。最终，村民接受了社工的解释，表示不再纠缠村干部。
患儿出生的同时，一位富有的女士在同一病区生了个女孩。她现年已40岁，仅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目前这个刚出生的女儿。她非常想要一个儿子，所以她请求能够收养患儿，以作为她新生女儿的双胞胎来一起抚养。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均从各自职能体系中承担着农村发展与灾后重建的工作任务，有着丰富的资源。在开展工作前，社工要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争取把这些部门掌握的资源整合到社工项目里来。
项目点计划开展一次地质灾害教育活动，但是缺乏宣传资料和学习资料。社工登门向国土局求助，恰巧国土局正准备向各乡镇国土所发放地质灾害教育图例、学习资料和宣传单页。经过沟通，国土局免费提供了活动所需的全部宣传资料，社工只需要把活动照片回馈给国土局即可。
项目组社工兼负着本单位抗洪救灾对口支援任务，经过社工协调，由所在院校提供场地并动员教职工和学生参与了“心心相映，义暖苹安”灾区苹果义买活动。果农由村委会组织，在校园内总计销售苹果76000斤，有效解决了该村苹果滞销难题。
中国的社会工作有着典型的嵌入特征，“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空间是巨大的和弥漫的,几乎覆盖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所有领域”[2]。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的社会服务领域首先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接纳。在灾后重建中，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和明显：政府掌控着救灾体系的准入资格，负责分配绝大部分救灾资源。能否被纳入救灾体系、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是社工能否开展灾后社工服务的前提。
三、村庄干部的配合是社会工作实践权落地展开的支点
村庄干部是社区精英，掌控着村庄最多的资源。农村社会工作要在驻在地的社会政治基础之上开展工作，取得村庄主要干部的支持，处理好与村庄整体工作的关系决定着社工工作的成败。
在当地农村，父子之间的关系是老人抚养儿子长大并提供婚房和彩礼，婚房依照家庭条件的不同，分成了在村中、乡镇和市区新建或购置房屋，然后分家单过。儿子对父母的责任是负担父母住院的医药费，女儿可以不出医药费但是需要照顾父母。在这种关系中，农村老年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要给每一个儿子置房娶妻。当父母成为老年人，与其儿女相比，居住、生活条件存在明显差距。老人住着几十年前的旧房子，生活简朴到仅仅维系生存的程度，不停劳作，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丧失了劳动力的老人，往往会自责自己是个废人，活着是浪费粮食。
1.处理好与村庄工作的关系
社工要明确自己的定位，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外力嵌入村庄生活，只是村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是第二位的。项目活动要立足于村庄环境之中、从村庄整体工作着眼，开展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社工开展活动一般是在村庄农闲时间，在重要性排序上应该在村庄的生产生活活动之后。
社工在村庄开展工作，必然面对与村庄干部之间的资源的整合与交换。村庄干部希望能从社工这里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以支持村庄的工作，这也给了社工使用村庄干部的资源开展社工工作的机会。
2.维护社工工作的独立性
第一，社工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建立并维护纪律严明、行动专业、目标明确和团结一致的工作形象，降低村庄干部干预社工工作的预期。
注重工作细节。在诸如活动物资和奖品发放、志愿者费用领取、活动参与者签名等活动细节上，要强调工作细节的仪式感和严肃性。郑重对待这些工作细节才能获得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工工作的尊重，接受和遵从社工的工作安排。
从项目的执行来看，社工要善于做好资源整合者的角色，努力挖掘整合各级政府的潜在资源，为项目有效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各级政府、各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法规。
第二，村庄干部是社区的领袖和精英，是村庄合法的领导者，也是村庄各项事务的责任人。他们在村庄多年，对于村庄的人员和事务极为熟悉，社工执行自己的工作计划前，应主动倾听或者请教村庄干部，借助他们在村庄常年累积下来的信息，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综合做出判断，确定如何落实工作计划。
四、服务对象的认同最终决定社会工作实践权的实现
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接纳才能得以展开，这是实践权的最终实现环节。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手段都无法脱离服务对象的文化社会情景，文化社会情景对社会工作 (或求—助关系)的具体影响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求助者和助人者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在什么样的框架中 (或怎样实施)求助、助人行为[5]。因而，在社会工作实践权的构建和维护中，不应该让服务对象适应预设的项目目标和实现手段，而应该是社会工作者理解和顺应服务对象的行动逻辑，调整项目的目标和实现手段。
川藏高速公路在复杂的地质环境作用下，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崩塌。按破坏模式可分为滑移式崩塌、倾倒式崩塌、坠落式崩塌和滚落式崩塌。崩塌破坏模式分类见图1。
1.理解和顺应服务对象的价值追求
社工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中要保持文化敏感性，避免把自己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强加到服务对象身上[6]，以利于工作顺利开展。因而，社工需要充分的了解社区的文化和传统，顺应服务对象的行动逻辑和价值信仰，并据此调整服务的目标。使之建立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上，改善服务对象的身心状况和社会关系状况，而不是把自己的理念灌输或者移植给服务对象。
村庄干部乐于见到社工引入资源推动村庄生产恢复和经济文化发展、提升村民的生产生活能力，因而他们必定是社工开展工作的有利支撑。从另外一面看来，村庄干部又有与社工不同的诉求，他们希望把社工掌控的资源纳入自己的工作目标之中，甚至希望直接干预社工的工作，控制社工资源的投向，与社工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的可能。在处理灾后社工与村庄干部的关系时，应该妥协和协商，建立一种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关系[4]。社工要明确自身的定位，立足于自己的专业性之上，调试好双方的关系。
项目开展之初，学院总共为X村提供了60吨水泥及一定生活必需品。学院还派遣电子商务、水土保持、生物育种等方面的专家协助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不懈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开辟、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发展，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从苏联引进了吉林、太原、兰州3个中型氮肥厂；1958年，化工部安排建设省级、专区级、县级氮肥厂的设计任务和建设小氮肥示范厂的任务，示范厂采用自主开发的技术生产合成氨，并联产碳酸氢铵，从此开启了我国氮肥工业创新发展的历程。
2.理解村民经济行为上的理性和非理性
村民和全世界的农民一样,“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7]，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聚集财富而努力，勤劳又精于计算。社工进入村庄，听到最多的呼声就是如何脱贫，如何发展。所以，社工的工作计划更多要围绕解决生产生计问题进行设计。同样，组织活动时，发放奖品或纪念品也是保证出勤率的有效工具。
与之相反，村民也同时“具有追求安全高于利益的偏好,当任何一项新生产技术既具有较高收益的期望值,又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时,小农总是选择风险小的生产技术,哪怕它的收益低很多”[8]。村民接受新生产经营方式时除考虑其风险之外，还会考虑其难度。复杂的技术和环节都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社工组织的活动必须给以足够的辅助，以降低村民获利的难度，他们才可能采取现实的行动。一般来讲，村民宁愿复制也不想承担风险、克服困难去创新。
社工在村庄组织电商学习小组活动，希望通过志愿者手把手带动村民建立网店、销售苹果、核桃、柿饼。因为淘宝开店需要开通电脑网络、银行卡、设计店铺页面、产品快递包装和运输等繁杂的手续，组员逐渐流失。最终只有一位村民成功注册了网店，社工协助这位村民发掘自己在外工作的亲属和社工在各地工作的学生作为志愿者，由项目提供一定的志愿者费用，通过赠送品尝的方式由志愿者在其所在城市推广她家网店销售的柿饼。电商小组计划最终败给了上门收购柿饼的中间商，网络上柿饼虽然有10-18元/斤的诱人价格，但是远没有中间商包销给付的现金让村民的婆婆动心，即便价格只有2.5元/斤。这年冬天，当地市场上零售的柿饼价格是10元/斤。
3.妥善处理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
在灾后社区重建中建立起专业的工作关系势必面临着人情、信任与专业关系之间的伦理困境[9]。服务对象总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出发来处理与社工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总是与工作关系交织缠绕在一起。灾区社会工作关系从建立伊始就受到两种人际关系准则的困扰。
第一种关系源于传统的文化特征。村民对于外来的陌生人首先表现出的是不信任与疏离，对于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予以拒绝。在接受了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后，村民又根据熟人社会之间的人际交往原则，把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看成是亏欠的人情，通过向社会工作者馈赠礼物，尝试与社会工作者建立起施与报的平衡。
第二种关系源于利益理性计算和现实社会情境。部分思维活络的村民会把社会工作者看作是政府救济的代表，往往采用赠送土产、密切交往、夸大困难等方式力图争取社会工作者的同情与认可，从而获得社会工作者给予资助上的倾斜。
从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求-助”关系来讲[5]，社工言明自己是承接政府项目，使服务对象把社会工作服务理解为政府或社会实施的社会救助，消除了服务对象受助的“人情债”负担，也就使得社工更容易获得服务对象接纳。所以，在进入灾区之初，社会工作者需要向村民明晰自己的身份是协助政府履行社会救助，便于建立起工作关系。在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要向村民说明社会工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济与支援，只有有限的物资支持，避免村民对社会工作者怀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提出过分的救助要求。
在与服务对象和村民的日常交往中，社会工作者往往要与村民发生财物上的往来。项目组处理的办法首先是多宣传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的帮扶，并非项目组的私人帮助，尽量跳出“人情”关系的窠臼；其次对于难以避免的财物往来如在农户家吃饭、使用当地志愿者和物资都要及时按价结算。
随着服务的开展，为了感谢社会工作者，同时也希望与社会工作者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村民会频繁向社会工作者赠送当地的土特产。难以避免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有利于开展工作[9]，一方面又对工作造成了困扰。工作组一般会坚决推辞接受村民的私人礼物，实在推辞不掉，我们就尽快送回略高价值的相似礼物，以阻止这种个人关系的发展[10]。
综上所述,采用瑞替普酶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再通率效果更佳,再通时间早、方便给药、药物作用时间长,临床效果好,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较理想的溶栓药物。
总而言之，构建灾后社会工作实践权是一个系统工作：取得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是社会工作得以介入灾后重建工作的基础和力量源泉；赢得社区精英的配合是实践权力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建立与服务对象行动逻辑相协调的专业关系，决定着灾后社会工作实践权的最终能否实现。灾后社会工作实践权也是一个螺旋发展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在与政府、社区精英和服务对象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和维护自己的实践权；社会工作者与其中某一客体的良好互动又会促进与其他客体关系的良性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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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1，（4）.
[6]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7，（4）.
[7]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99.
[9]曾群.人情、信任与工作关系：灾后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反思[J].社会，2009，（3）.
[10]闫云翔.礼物的流动[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658(2019)01-0081-04
[收稿日期] 2018-08-2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北省农村女性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HB18SH030
[作者简介] 陈志军（1970-），男，河北邢台人，硕士，讲师，从事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