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 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
黎红梅，田松鹤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228户农户调查数据，对易地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进行探讨。运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对影响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搬迁农户的承包地依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73.25%。另外，14.47%农户选择土地流转、12.28%农户任其抛荒；(2)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经济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搬迁后邻居满意度对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3)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对搬迁农户选择土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时调整农业用地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土地处置；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土地流转；土地抛荒
一 、引言
易地扶贫是指将生活在比较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2001年国家计委正式提出“易地扶贫搬迁”的概念,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将易地扶贫搬迁确定为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措施之一。“十一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中国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实际投资106亿元,完成搬迁162.7万人 (计划150万人)。“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大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投入力度,共安排中央预算内补助231亿元,是之前10年投入的1.75倍;累计搬迁贫困人口394万人,是前10年的1.37倍[1]。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许源源、熊瑛认为搬迁不等于脱贫，搬迁后移民可能面临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已搬迁农民将无法实现脱贫或面临返贫的风险[2]。汪磊、汪霞从农户生产生活方式出发，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改善搬迁贫困户生活的同时，也引致了农户从以土地为载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以市场为依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化。尤其使得部分农户宅基地与原有承包地的距离变远，导致土地耕种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从而改变了农户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3]93。在这样的背景下，搬迁贫困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农户会对原有承包地采取怎样的处置方式？哪些因素影响着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选择？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2014年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可以根据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安置地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通过依法开发耕地、调整置换土地(林地)等形式配置安置资源。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进一步提出对搬迁安置区内具备土地整理条件的土地进行土地整理、恢复和再利用[4]。但由于承包地的时效性，迁入地很少重新给迁入农户配置一定的承包地。另外，非农用地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具备农业用地的土壤素质，必须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恢复。因此，通过政策准入和鼓励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自家耕种承包地的效果并不明显。汪磊、汪霞在对贵州4个市的156户易地扶贫搬迁户进行调研后发现，62. 3%的搬迁户对承包地最终选择了抛荒[3]95。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离不开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基本的谋生手段[5]。王兴稳、钟甫宁指出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和农民的就业保障[6]。因此，土地不仅代表着农民的过去更关乎他们的未来[7]。随着现代化农业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开始向机械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但是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导致农民的耕作方式还很传统。张曙光提出：处于传统农区、远离城市化辐射的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除了进城当农民工以外，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但是种粮的收益太低，使之又无法安心种好地[8]。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很难仅依靠种地来维持家庭生计，这就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土地则交由劳动能力相对较弱的成员去经营或者抛荒，造成了土地耕种的低效率和土地闲置问题。2002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上升为法律，为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提供了更多选择方式。但是对贫困地区农户而言，未来收益的不确定导致长期流转合同很难达成，不能签订长期合同就无法吸引种粮大户或涉农企业来租种土地。迄今为止，农户对承包地的处置方式主要有自家耕种、流转和抛荒三种。
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谢勇的分析认为从事农业经历、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家庭外出务工总收入和老家地形等因素显著影响外出务工农户对土地处置方式的选择[9]。谢秋山利用CGSS2010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10]。何军、李庆提出农民是否流转土地主要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并且得出二代农民工自己耕种土地的意愿要低于一代农民工的结论[11]。徐美银通过对江苏36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方式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外出务工时间、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和结构、就业稳定、工资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12]。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相关政策也为搬迁贫困户的土地处置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对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的研究大多从农民工角度进行研究，而针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对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实际调研数据，构建定量模型实证分析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试图为优化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完善扶贫搬迁后续服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 、数据来源及方法选取
(一 )地区概况
本文调研数据来源于2017年7—9月在湖南省对易地扶贫搬迁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样本抽样采用三阶段抽样方法：首先，运用典型抽样方法选择湖南四大经济区域板块具有代表性的县市；之后，在样本县市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乡镇；最后，在样本乡镇随机抽取搬迁贫困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中详细询问了农户搬迁前后土地使用的相关情况，主要采集了农户的家庭特征、搬迁安置情况以及搬迁后的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数据，共收回有效问卷228份。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湖南省作为中西部省份，省内有纳入国家1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片区和罗霄山片区，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尚未脱贫解困。湖南的扶贫移民的最早实践是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颁布和国家计委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而开始起步的，经历了启动酝酿阶段(2001—2010年)、稳步推进阶段(2011—2015年)和跨越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十三五”时期，湖南省规划完成8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总投资达480亿元，涉及108个县(市区)。《湖南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意见》中明确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安置方式。集中安置主要包括行政村内就近集中安置、建设移民新村集中安置、依托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依托乡村旅游区安置等。分散安置主要包括插花安置、投亲靠友等其他安置方式。并且规定原有住房要拆除，其宅基地由县(市、区)政府收回复垦。明确搬迁户在迁出地的原有耕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等其他合法权益继续有效。
从回收的问卷可以发现，目前湖南省贫困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具有“老龄化严重、身体素质差、文化水平低”等特征。具体来看：户主年龄以60岁以上的最多，占比32.46%，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的仅占8.77%；有46.93%的户主表示自己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其中患有重大疾病或身患残疾的户主占总样本的21.05%；在所有的户主中，最高学历为高中且占比只有3.95%，而学历层次为小学的则高达62.28%(其中包括两个没有上过学的户主)。
(二 )数据来源
湖南省历来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截止2015年末，湖南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省总人口的40.17%。湖南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丘陵及岗地占29.3%，平原占13.1%，水面占6.4%。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不一样，湖南省根据区域经济特征划分为：长株潭地区、大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四大经济区域板块，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
表 1样本地区分布情况
(三 )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
制度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3]。政策一旦制定就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因此政府制定政策往往不仅仅针对现存问题，还兼顾了社会的长期发展。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措施，旨在从根本上解决农户长期贫困问题。对身处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土地和劳动力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得到的生产要素，而资本相对来说是最缺乏的。搬迁使得农户与耕地间的距离变得更远，土地耕种的成本因此增加。这时农户将考虑到种地的机会成本，当农户耕种土地的机会成本大于农户耕种土地的收益时，农户便会放弃耕种土地选择流转或抛荒。
2.模型构建
图1 搬迁前后农户对承包地不同处置方式的成本比较
传统农业是贫穷而有效率的，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行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成本收益的比较[14]，而土地处置方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农户未来能够从土地获取的收益。因此，作为跟土地长期打交道的主体，农户在选择土地处置方式的时候不仅会进行机会成本的比较，还会考虑土地的保障功能。但是罗必良、何应龙通过对广东省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研究发现：从土地对农户所承担的保障功能来说，其重要性在不断弱化。并进一步提出在农户普遍走向兼业化、青壮年农民普遍离农以及农业不断被副业化的背景下，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以及土地的保障功能也将被逐渐弱化[15]。而易地搬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转变，从而导致搬迁贫困户对承包地的处置方式出现多元选择。
(1)户主个体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文化水平、身体素质以及婚姻状况。徐美银的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置方式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12]。因此本文认为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身体越差、婚姻越稳定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
农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需求产生动机，动机引导行为[16]，而农户行为往往会受到外界不同因素的干扰。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对土地处置方式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机会成本，还要考虑家庭内部因素以及来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图2为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图2 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图1中，横轴R 表示收益；纵轴C 为成本；Y 表示农户放弃耕种后的收益曲线，主要取决于农户放弃耕种土地后能获得工作的机会；S 1和S 2分别为搬迁前和搬迁后耕种土地的收益曲线。可以看出，在取得同样的耕地收益R 1时，由于距离的变化，搬迁前农户付出的成本为OC 2，搬迁后农户付出的成本为OC 1，因此，搬迁后农户比搬迁前要多付出C 1C 2的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调研数据显示，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对原有承包地的处置方式主要有：自己耕种、亲友代种、流转、退耕还林以及抛荒等方式。为了简化模型、提高拟合优度，本文结合问卷调查时对搬迁农户的实际访谈，将亲友代种、小部分自己耕种大部分流转合并为流转；将小部分自己耕种大部分抛荒、小部分流转大部分抛荒以及退耕还林合并为抛荒。并定义：y i =1,2,3分别表示第i 个农户选择自己耕种、流转或抛荒承包地。作为决策结构的因变量为三元变量，而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只针对连续因变量，因此不适合三值因变量的回归分析，而Logistic回归模型特别适合因变量为二分类和多分类的非连续型变量，因此本文选用无序多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构建的模型如下：
U ij =x i β j +ε ij i =1,2,3,….;j =1,2,3。
(1)
式中：U ij 表示农户i 选择处置方式j 所带来的收益；x i 为影响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一系列因素，只随个体i 而变；β j 为系数，ε ij 为随机扰动项。
制造业一直以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制造业起步比较晚，近年来在政策的引领下，发展比较迅速。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用工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信息流通慢、市场反应迟钝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制造业企业发展、降低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问题。由此，研究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现状、问题及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P (y i =j |x i )=p (U ij U ik )k ≠j )。
即：
如果说隐喻是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促动范畴的扩展，那么转喻就是利用事物的相关性促动的扩展。有些范畴化既包含着隐喻又包含着转喻，两者共同作用。图式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基于身体经验而形成的固定的认知结构模式，如路径图式、终点图式，图式与图式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关系促动的多义现象就是图式转换因素。规约意象是人脑中反映的客观事物和情景的形象和印记，它在量词范畴扩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中也详细的以日语中的量词“本”为例解释了图式转换和规约意象的作用。
(2)
另外，以自己耕种(y i =1)为参照组，则选择流转和抛荒相对于自己耕种的发生比率为：
(2)施加不同比例生物炭后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变化趋势。分析模型拟合得到的各炭土比例(分别为0、2%、4%、6%、8%)下的曲线，如图4所示。当土壤的吸力值<1000 cm时，各处理下的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斜率均较大且分布密集；当土壤吸力值>1000 cm后，曲线斜率有显著的减小趋势，各处理的曲线变得平缓，说明模型中的θr值即土壤的残留含水率在逐渐减小，导致土壤中无效水分含量在减少。
(3)
3.变量选取及预期效应
水危机已是全球关注的问题。各国在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领域的实践有可取互通之处。就如中欧流域管理项目水质专家马丁·格里菲斯所言：“看中国的中央1号文件、有关的水资源管理文件和欧盟水框架指令，尽管两者出台的文化背景不同，但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讲都是为了寻求在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优化水的使用。”
基于前文图2 对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选择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基本特征以及社会自然环境这三方面来探究影响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因素，具体的变量选取及赋值见表2。
由于高校教学模式与高中差异较大，学生与教师在课外接触时间少，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时间也少，加之大学生多为“90后”，甚至“00后”，他们的性格特点：敏感、叛逆、羞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代沟加深，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度缺乏。依托新媒体平台，有助于转化教育主体的身份，使得教育主体可以以朋友身份与教育客体进行有效沟通，主客体双方的地位平等，学生更容易敞开心扉，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畏惧情绪，降低教育客体心理防范意识，从而更加有效引导教育客体在新媒体平台中主动向教育主体敞开心扉，增强了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997年，一场广为人知的人机大战打响。加里·卡斯帕罗夫试图卫冕国际象棋冠军。虽然他曾打败过IBM的象棋程序深蓝，但在复赛中被打败了,这立刻成为头条。人们疑虑的是：机器脑的逻辑思维能够比肩人类？甚至还超过人类？当时有专家打赌：在国际象棋比赛中战胜人类的机器，在围棋比赛中未必能获胜。因为围棋对弈需要战略思维，需要全局观念。然而，历史又开了一个大玩笑。
由(1)式可知，农户i 选择第j 种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前提为：当且仅当选择处置方式j 带来的收益高于其他所有处置方式的收益。由此可得农户i 选择处置方式j 的概率模型为：
表 2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注：“+”和“-”分别表示变量对搬迁农户选择流转或抛荒的影响为正效应和负效应，“？”表示变量的影响效应不确定。
现代人喝茶方式多种多样，茶具也随之多样化。由室内居家的茶具也有户外便携的旅行茶具；价格也有高低；质量也有优劣；有湿泡法也有干泡法；有返璞归真的朴实茶具也有有现代设计感的……茶具越来越多元化、放变化、便携化、多功能化。
(2)家庭特征。包括承包地面积、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以及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一般来说，土地处置方式是家庭成员集体决策的结果，因此农户土地处置行为会随着家庭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农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农户承包地面积越大就越舍不得放弃耕种。因此本文认为承包地面积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宅基地与耕地距离越远，农户的耕种和管理成本就越高。因此本文认为宅基地离耕地越近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
(3)社会自然环境因素。包括地区、安置地、移民安置方式、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生产设施条件以及搬迁后邻居关系的主观评价(包括搬迁后可提供帮助的邻居户数和搬迁对邻居的满意度两个变量)。假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对更强，从而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由于耕种的便利性，安置地在村内的农户比村外安置的农户更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集中安置的农户相较于搬迁前只是换了个地理环境，他们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对搬迁农户采取集中安置比分散安置更有利于农户自己耕种土地。参加了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比没有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能获取更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市场信息，有利于农户与市场的对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益。因此本文认为参加了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农业生产设施条件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和便利，而先进的农业生产设施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农户对农业生产设施越满意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搬迁农户对邻居关系的主观评价越高说明农户搬迁后的社会融入程度越高，从而更安于现状，因此本文认为对邻居关系主观评价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土地。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搬迁贫困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统计描述分析
数据显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原承包地主要还是以自己耕种为主。在228份样本数据中，选择自己耕种、流转和抛荒承包地的农户分别为167户、33户和28户(占比分别为73.25%、14.47%和12.28%)。可以看出还有73.25%的农户继续耕种原有的承包地，这与政府没有及时给迁入农户就地配置承包地有关。具体来看：91.26%的大湘西搬迁农户选择自己耕种承包地，是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板块中自耕率最高的；承包地流转最活跃的地区是以常宁县为代表的大湘南经济区域板块，流转率达到43.48%；以株洲为代表的长株潭经济区域地区的抛荒率为23.08%，是抛荒率最高的经济区域板块(具体情况见表3)。可以看出，即使都是易地扶贫搬迁户，但是对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选择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板块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表 3样本农户对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选择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得到。
(二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培养机制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深化执行学分制。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工学结合的效果不理想。为了便于管理忽视学生特性，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与创新。
数据显示，受访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为4.174亩。其中有11户农户表示自己的耕地面积为0，对此本文解释为全部抛荒。在调研农户中，耕地面积最大的农户有24.4亩耕地。就耕地与宅基地距离来说，搬迁后比搬迁前平均要增加1.592公里。就最远距离来说，搬迁后耕地与宅基地最远的距离为20公里比搬迁前的最远距离远了一倍。从农业收入占比来看，调研农户的平均农业收入占平均总收入的16.1%。从社会因素来看，86.4%的农户对搬迁后的生活表示满意，有37户农户参加了合作组织，54.82%的农户认为目前的农业生产设施还有待改善。
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此前党代会报告和党的十八以来党的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党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明显的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三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自己耕种为参照组，利用调研数据在stata14.0中对公式(3)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 4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的 Multinomial Logit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差异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搬迁安置地，农户所处地区，户主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是促进搬迁农户承包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对邻居的主观满意度和能够获得邻居帮助的多少是阻碍搬迁农户承包地流转的主要因素；(2)强化搬迁农户承包地抛荒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而承包地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和农业生产设施条件是阻止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抛荒的主要因素。
1.户主特征对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1)户主学历越高的农户选择承包地流转的意愿越强；未婚户主和患有慢性疾病的户主也更倾向于流转承包地。说明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中户主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享有绝对话语权，因此户主的个人特征显著影响着家庭承包地耕种意愿。从表4可以看出除了高中及以上学历外，其他文化水平对承包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只有当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显著影响承包地处置方式的选择。未婚户主不用承担过多的家庭压力，因此这部分搬迁农户更愿意流转承包地；为了获得长期治病的费用和以后生活的保障以及防范不确定风险，患有慢性疾病的户主选择收益更高的工作来增加家庭收入的概率就越大，因而这部分搬迁农户倾向于流转承包地。(2)户主个人特征对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抛荒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户主自己在做决策时会考虑到家庭受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搬迁后农户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土地是承担外界不确定风险的最佳载体。因此户主个人特征并不足以促使家庭做出承包地抛荒的决策。
综上所述，对孕妇进行饮食管理、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饮食控制可对其血糖水平进行控制，可减少其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几率，减轻其经济负担，经济实惠、方法简单容易掌握，值得在以后临床中妊娠期糖尿病产妇治疗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2.家庭特征对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1)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是导致搬迁农户承包地抛荒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越远的农户选择抛荒的可能性越高，说明农户的耕种成本与耕地和宅基地的空间距离成正比。另外，由于调研地区耕地本身的细碎化，农户将付出更高的管理成本，因此这部分农户会选择荒废土地。从相对风险比也可以看出，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是影响农户选择抛荒的最主要因素，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搬迁农户选择抛荒的发生比就会增加32.7%。但是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距离越远，农户对土地的期望收益越低，从而将土地流转出去赚取流转收入的意愿也就越小。(2)承包地面积和农业收入占比对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抛荒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民长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对农业要比其他行业更加熟悉。而且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它独特的人情味。因此，如果农业收入能够满足家庭开支需要，农民更愿意自己耕种土地。
3.社会环境因素对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1)地区对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自己耕种，所处地区经济发展越好的搬迁农户越倾向于将承包地流转出去，与预期相符。说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强化农户对承包地的流转意愿，从而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规模效益。(2)安置地在村外的搬迁农户选择流转承包地的可能性比村内安置的农户高1.29个Logistic单位，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搬迁农户的耕种意愿会随着生活环境从熟悉到陌生的转变而变弱，从而更想外出务工。从相对风险比可以看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最主要的因素，其中常德搬迁农户承包地流转意愿比大湘西农户流转意愿高3倍多。(3)地区和安置地对搬迁农户选择承包地抛荒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地区发展差异和安置地的不同对搬迁农户选择自己耕种与抛荒的影响在样本中虽然有差异但并不能向总体推广。农户现阶段依然以土地为最重要的生存保障，即使生活环境发生了不利于耕种的变化也不会轻易选择土地抛荒。而且土地质量具有耕种依赖性，一旦抛荒再想复垦回到以前的质量水平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地区和安置地对搬迁贫困户选择承包地抛荒的影响不显著。(4)农业生产设施条件越好、对邻居关系越满意以及能够得到越多邻居的帮助，农户就越愿意耕种土地。生产设施的改善使得农民耕种效率得以提高，农民从而有更多时间从事副业来增加家庭收入。而且机械化设施比传统种植方式操作简单，因此农业生产设施条件越好农户越愿意耕种土地。对邻居关系越满意、能够得到的邻居帮助越多，说明搬迁农户社会融入度越高、对现状越满意，因此越不想打破这种状态，从而越倾向于选择自己耕种土地。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湖南省四大经济区域板块共228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来分析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问题，并以家庭自己耕种为参照组，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搬迁贫困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湖南省搬迁贫困户在处置耕地的方式选择上仍然以自己耕种为主占比为73.25%；与14.47%的耕地流转率相比，搬迁贫困户的耕地抛荒率高达12.28%。这说明研究地区存在严重的耕地闲置问题。
(二)在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湖南省搬迁农户耕地处置方式的选择主要受户主身体状况、婚姻、文化程度、安置地、承包地面积、耕地与宅基地距离、农业收入占比、农业生产设施条件、邻居满意程度、可获得帮助的邻居户数以及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地区发展情况是影响农户耕地流转的最主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土地流转，而发展越慢的地区越倾向于自己耕种。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是导致搬迁贫困户耕地抛荒的主要因素，宅基地与耕地的距离越远，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抛荒；距离越近，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耕种。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扶贫搬迁后续服务工作，加快搬迁用户对新环境的融入与认可。社会融入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户对安置地的满意度，要争取让农户住得安心、种得放心。二是调整耕地，开发荒地，在缩小农户宅基地与耕地空间距离的同时做到土地增减挂钩。三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四是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从调研结果来看，大部分的土地流转都是在农户之间进行的小规模流转。从流转结果来看没有形成种植大户，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土地没有流转到最需要它的那部分人的手上。五是培育支柱产业，完善合作制度。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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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l of the Contracted Land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located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
LI Hongmei,TIAN Songhe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28 farmers in fou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Hunan Province,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isposal of the contracted land of the relocated poor households from other places.Using the disordered multivariate logistic model,regressio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posal of the contracted land of the relocated farms,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d of household,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contracted land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 are still cultivated by themselves,accounting for 73.25% of the total.In addition,14.47% of rural households chose to transfer their land,and 12.28% abandoned their land;(2) the land of relocation,the economic area in which the farmers live,the education level,health status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heads of household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choice of land circulation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e neighbors after relo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choice of land circulation;(3) the distance between homestead and cultivated l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hoice of land abandonment.However,the size of the contracted land,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income and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il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heir choice of land abandonment.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service after the relocation,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and timely adjust agricultural land and other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 :land disposal;relocation;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land circulation;land abandonment
DOI ：10.13438/j.cnki.jdxb.2019.01.005
*收稿日期 ：2018-10-19
中图分类号 ：F301.3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9)01-0039-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发改委湘西地区开发重大问题研究项目(201702)
作者简介 ：黎红梅，女，博士，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粟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