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意志论文,权力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2-0028-23 大国之间权力转移往往意味着动荡。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①这一论断也被后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并试图用于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②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危险在于大国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权力转移之际国际秩序为何发生变迁，其变迁机制如何，学术界有过较多讨论。这些讨论往往关注权力结构、国家制度、文化认同等因素，但是，既有研究并未区分权力转移的阶段，也未探讨国际秩序变迁的不同机制。 一 文献回顾 对于权力转移之际的国际秩序变迁机制，学术界有过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研究国际秩序的战争变迁机制。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一旦发生权力转移，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动荡乃至大战将严重冲击现存国际秩序。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直到20世纪德国的崛起，几乎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都会引起全球的动荡和战争。③他们认为，国际秩序的变迁是权力转移的产物，似乎暗示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只是权力转移发展的自然结果。权力转移理论进一步论述并解释了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为何爆发大战以及在何时爆发战争。④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由于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通过战争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然而，预防性战争理论提出，主导国为维护它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动预防性战争才是权力转移之际爆发战争的原因。⑤不过，此类分析是单向度的，要么从崛起国的挑战、要么从主导国的预防性动机出发，忽视了对于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而国际秩序变迁机制都是大国之间互动的结果。 第二种观点关注国际秩序和平变迁的机制，其所关注的焦点是权力转移之际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如20世纪之交英美对拉美地区主导权的让渡。为何英国将拉美地区秩序主导权让渡给美国的进程中得以避免战争？威胁认知观点认为，衰落中的英国无力全面应对全球挑战，只能选择将地理上邻近的德国，而非实力更强大的美国作为遏制对象。⑥持均势理论的学者则认为，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在于美国实力的强大对英国的威慑作用。尤其是19世纪末英美严重对抗的委内瑞拉危机最终之所以和平解决，在于英国考虑到相对不利的军力分布以及恶化的国际环境。⑦现实主义的这一解释忽视了当时大英帝国在整体实力上要超过美国，尤其是英国在全球的海上力量占据优势地位，更无法解释在1898年美西战争和1899年英布战争中，英美暗中相互支持而非隔岸观火从中渔利的事实。 英美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种族、文化、文明水平和制度特性等，往往被用来作为英美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⑧在19世纪，英国曾试图遏制美国崛起。但是，英美两国同文同种，再加上两国政治家积极干预、调节诱发两国冲突和对抗的因素，这些因素并没有激化权力斗争。⑨建构主义也被用于解释英美之间权力转移，封永平提出，英美近代史就是从敌人到朋友认同的建构过程。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指出，权力和平转移更多地源自观念和身份的谈判，温和的形象、共同认可的秩序和合法性共同发挥作用，是权力和平转移的关键要素。⑩从历史来看，19世纪末英美之所以围绕拉美地区秩序竞争没有通过战争机制进行，在于英国的让步。文化、认同视角无法解释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美国对英国不时发出的战争叫嚣。 第三种观点提出国家权力会发生转移，但国际秩序可以维持。在传统的观点中，国际秩序能够得以创建和维护总是与国际权力结构的集中度相关。不过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则提出，当今国际秩序越来越具有宪制性质。他指出，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瓦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个宪制秩序，具有自身的制度特性。美国权力可以衰落，但是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秩序并不会被新的、竞争性秩序所取代。(11)然而，美国占全球实力份额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它的衰落。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单一国家对美国的制衡能力反而下降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不会被取代还为时尚早。 目前，对于权力转移进程中国际秩序变迁的讨论，要么从崛起国的挑战或主导国预防性动机单向度出发，要么侧重权力结构，忽视权力转移的漫长历史进程，无法解释发生在权力转移不同阶段中国际秩序变迁的差异。文化认同视角则忽视了国际秩序变迁的和平机制也充斥着战争的风险。而假定当前国际秩序的宪制特征可以保证其永恒不变，既缺乏历史依据也与当前的权力结构现实不符。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具有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崛起国具有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国家意志，国际秩序变迁的机制取决于主导国与崛起国国家意志的制衡。权力转移起始阶段国际秩序得以实现和平转移，是主导国和崛起国国家意志的较量，即国家意志制衡的结果。(12)国家意志制衡的分析框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此前笔者分析了权力转移起始阶段进程中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选取的案例是19世纪末英美两国在拉美地区秩序主导权的转移。对于权力转移其他阶段进程中，国际秩序变迁的其他机制没有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将对权力转移持平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战争机制做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二 一个初步分析框架(13) 权力转移之后，大国对国际秩序的竞争是国际体系的普遍现象。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主要是指主导国相对权力衰落、崛起国相对权力增长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以主导国与崛起国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的结束为标志。国际秩序演变的机制由主导国、崛起国国家意志制衡所决定。 国家意志顾名思义，唯国家才具有之意志。尽管在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并不多见，但是对于国家具有意志的认识有一定的共识。(14)例如，有学者认为美国在军事干涉问题上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的立场，将自身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15)也有人认为，只有展示中方强硬的战略意志时，美方才会现实地抛弃台湾地区。(16)宋德星归纳总结了国家意志的三个特性，将国家意志视为主权的、理性的、政策的。具体而言，“国家意志首先是主权的体现……其核心不外乎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其次，国家意志是理性的体现……其核心关切仍然是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再次，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在国家政策之中”。(17)尽管未广泛探讨，但国家具有自己的意志通常暗含在对于国家意图、目标和行为的分析之中。 国家意志是国家共同体集体意志的集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际是集中这个共同体中的个体意志而最终形成共同体的意志。因此，作为整体的国家必须具有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必须做出决定。(18)因为国家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19)在这个集中之中，做出决定的通常是政府决策者。决策者做出决策、执行决策、实施国家行为，给予了评估一国国家意志的可能。决策者做出决策有一个自下而上的集中过程，即将共同体中多数人的意志集中，然后形成决策。同时，决策者一旦以国家的名义做出决策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即国家意志必须为共同体的多数所接受、认可，至少不是激烈反对。 国家意志服从于特定的国家目标。在以国家名义进行决策的决策者看来，他们做出的决策总是服务于某些具体的国家目标。在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权力，国家使用一切政策工具最大程度攫取权力。(20)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权力太强或太弱都有弊端，明智的政治家总是维持适度的国家权力。尤其在关键时刻，国家首要关注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1)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多元工业化国家对遭受攻击的恐惧减少了，对相互攻击的恐惧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诸如经济福利或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目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2)不过，在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其国家目标更为具体。例如，在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美国战略目标是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23)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目标是既定的，国家意志围绕着实现国家目标服务。 国家意志体现于国家的政策行为之中。不同的国家行为背后体现了国家所需付出成本的差异，从而为衡量国家意志强弱提供了借鉴。例如，公开的外交谴责比秘密交涉所需付出的成本多。因为公开谴责本身会产生观众成本，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如果未来采取让步，领导人遭受的观众成本也随之上升。(24)而战争决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要超过外交行为的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将国家意志定义为，一国为了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而持有的国家意愿和采取的行为的集合。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国家目标被分别假定为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唯有如此，方能讨论国际秩序变迁机制。主导国的国家意志服从于维持现有国际秩序，崛起国的国家意志则围绕重建国际秩序展开，大国的国家目标是既定的。不过，即便主导国、崛起国的国家目标是既定的，其国家意志依然存在强弱变化的差异。 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始终居于国际主导地位。换言之，大国“盛极而衰”是国际关系中的自然定律，是亘古未变、反复出现的现象。不过，处于衰落进程中的大国，总是竭力阻止衰落的历史进程，甚至为此不惜采取战争手段。例如，预防性战争常常用来防止发生于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可能带来的不利局面。(25)为维护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主导国如果认为现有国际秩序是关键的，必定具有强烈的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若认为现有国际秩序为负担，需要进行一定的战略收缩，则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较弱，甚至拒绝承担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成本。换言之，主导国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是变化的。 历史上，权力转移引发的动荡暗示了崛起国必定带着自己对国际秩序的构想而来。(26)几乎没有一个崛起国不发动一场重塑国际体系的战争，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例如，德国在1870年崛起和欧洲对它的反应，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7)不过，难以断言所有崛起国在崛起之前、之初甚至崛起之后，何时构想了一个它将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未曾构建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前，崛起国愿意维系现存的国际秩序。一旦崛起国希望重构国际秩序，它愿意投入多大成本依然会存在差异。不过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大国间权力转移进程最终完成的标志，是崛起国取代主导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因此，在崛起的不同时期，崛起国对于构建自己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存在巨大差异。换言之，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同样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 所谓国家意志制衡，是指两国或多国围绕某一目标展开的国家意志较量。权力转移之际，主导国、崛起国国家意志制衡将导致国际秩序不同的变迁机制。当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强烈，崛起国愿意维系现有国际秩序时，现有国际秩序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换言之，现有国际秩序得以维系；当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强烈，崛起国具有同样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时，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必然爆发战争，国际秩序将通过战争方式变迁；当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薄弱，崛起国具有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时，国际秩序可以实现和平的变迁；当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薄弱，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同样薄弱时，现有秩序无法运行，国际新秩序难以建立，国际社会将陷入无序状况。因此，主导国和崛起国不同国家意志的制衡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机制。如表1所示。
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术界要么对其不加区分，要么集中探讨某一阶段。如权力转移理论集中探讨了权力持平阶段，它们认为，权力持平阶段是指崛起国和主导国的相对权力比率大致在4∶5至6∶5之间。(28)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权力转移持平阶段之前看成权力转移起始阶段，在崛起国权力超越主导国20％之后，即视为崛起国实现了权力转移的超越。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主导国和崛起国面临的权力结构压力是不同的。在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主导国具有权力优势，因此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小，反之，崛起国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在权力转移持平阶段，主导国和崛起国权力相当，面临的结构压力大致相同；在权力转移超越阶段，崛起国具有权力优势，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小，而主导国面临的结构压力较大。因此，仅就主导国、崛起国面临的结构压力而言，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可能性也具有差异(如表2所示)。
在权力转移起始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可能性较低，而且从主导国和崛起国的实力差距出发，进行理论推演，国际秩序只能和平地变迁。因为，权力差距决定了崛起国不能在一场这样的大战中获胜，通过战争无法获得国际秩序主导权。在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可能性较高，此时，崛起国已经实现了权力超越，如果国际秩序发生变迁，仅从国际结构的权力差距就可以进行较好的解释。本文分析在权力持平阶段，主导国、崛起国国家意志制衡决定了国际秩序变迁的战争机制。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在传统的均势理论中，在权力持平阶段，大国之间的制衡将使得战争的可能性很低。(29)与之相对的是，权力转移理论和预防性战争理论都认为恰恰是在权力持平阶段，主导国、崛起国国际秩序竞争最易以战争方式进行。(30)因此，考察权力转移持平阶段，大国国家意志制衡对国际秩序变迁的战争机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主导国、崛起国国家意志制衡是一个互动过程，其国家意志反映在一国所采取的国家行为之中。不同的国家行为反映了不同的国家意志，这是因为国家行为本身是国家意志的执行阶段，是国家意志的外在表现。(31)不同的行为背后体现了一国愿意为了特定国家目的(本文指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付出代价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中国家行为更为复杂多样，我们进行的简单归纳，只为表明不同国家行为所付出代价的差异，从而反映国家意志的强弱变化。为了简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制作了国家意志强弱参照表(见表3)。
此外，对于国家意志的制衡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国家意志的横向比较，即互动性。在主导国和崛起国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中，国家意志更强的国家通过展示更强硬的国家行为来表达其意愿，集中更多资源，迫使对方要么为对抗追加资源，要么做出让步。国家意志较弱的一方则更倾向于采取妥协让步的行为，避免在某一国家目标上承担它不愿意付出的成本。二是国家意志的纵向比较，即连续性。大国围绕国际秩序竞争之初，当一国可以用相对较弱的国家意志实现其国家目标时，通常不需要再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国家意志。也就是说，国家意志的强弱具有相对性，如果一国能够以较弱强度的国家意志迫使对方让步，这就意味着它的国家意志要强于对方。因此，对于国家意志制衡的分析既要分析主导国、崛起国国家意志的互动，也要比较某一事件中一国国家意志的前后变化。 本文的考察对象是在权力转移持平阶段，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引起的国家意志制衡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现象，所选取的案例是1914年七月危机，采用过程追踪法探讨该危机中大国国家意志制衡。(32)在七月危机中，俄国希望建立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进而确立自己在欧洲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而这需要削弱奥匈帝国。但德国无法接受一个受到削弱的奥匈帝国，因为这将影响欧洲大陆既有的均势秩序。在重建或维护欧洲均势秩序问题上，俄国、德国都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在两国国家意志制衡下，最终导致欧洲国际秩序的变迁通过战争机制进行。 三 俄、德国家意志制衡与七月危机 1914年6月28日，奥匈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波斯尼亚遇刺身亡，迅速引发了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危机。但是俄、德的卷入使得局限于巴尔干地区的危机演化为欧洲大陆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俄、德在权力转移持平阶段关于欧洲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尽管此时欧洲大陆已形成两大联盟体系，但在七月危机中，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存在战略冲突，并不支持奥匈帝国的行动。(33)而英国的态度在整个7月都非常模糊，采取“脚踩两只船”的战略。(34)法国表示无论在欧洲发生何种类型的战争，都将支持俄国。(35)奥匈帝国则是事件的直接相关方，在外交行动中始终依赖德国的支持。因此，在七月危机中，俄、德决策者都清楚，只有一个盟友是可靠的，因而对于国家权力的衡量都加上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 (一)俄、德权力转移阶段 对于1914年之前欧洲各国权力的变化，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36)俄国以幅员辽阔和人口规模在欧洲具有优势，处于有利的地缘战略地位，陆军规模欧洲领先；尽管俄国的经济和工业化程度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但是20世纪之交，俄国工业化发展迅速，尤其是机动性能大大提速。(37)俄国的盟友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在欧洲大陆大国中人口最少，但是文化程度高；军事力量尽管也在发展，但是长期忽视机械化建设，与德国相比，始终处于下风；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也不及欧洲其他大国。(38)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人口增长较快，且城镇化进程迅速，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就业；德国的经济发展在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各项指标上居欧洲大陆国家之首；军队人数较多，战斗力也被公认是欧洲大陆最强的。(39)奥匈帝国在四大国中实力较弱，尽管人口规模比法国更大，但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发展较慢，但也已经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军事建设开始向现代军队转型，尤其是加快了动员速度。(40) 这一时期，德国和法国具有毋庸置疑的大国地位。俄国作为大国有一些缺陷，但是到1914年，在经济和军事潜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俄国被认为比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更强大，大致与法国相当。(41)不过，奥匈帝国正在逐步跌出大国行列，巴尔干半岛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风潮已经令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从经济、军事、人口三个方面对各国权力进行了衡量，并得出国家能力综合指数，可以为分析欧洲大陆四大国的国家整体实力提供帮助。如表4所示，1913年法国与俄国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相加为0.184193，德国与奥匈帝国国家能力综合指数相加为0.188051。 总之，从相对概念来说，俄国和德国处于相对实力增长阶段，法国则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况，奥匈帝国面临解体的危险，可能跌出大国的行列。不过，在七月危机前的一段时间，俄、法两国的实力大致与德、奥两国相当，从而可以看出欧洲四大国处于权力持平阶段。
(二)俄、德国家意志制衡 七月危机之后，俄国坚决反对奥匈帝国严厉惩罚塞尔维亚，德国则坚定支持奥匈帝国，法国站在俄国一边。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之后，俄国率先进行了军事准备计划，随后进行总动员。在俄国准备军事计划时，德国一度希望采用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在俄国进行军事总动员之后，德国迅速动员并展开军事行动。俄、德国家意志制衡导致了欧洲大陆战争的爆发。 1.俄、德国家意志的初次交锋 奥匈皇储斐迪南遇刺之后，欧洲各国对于塞尔维亚与刺杀事件的关联没有怀疑。奥匈军方认为应该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文官集团认为德国的支持是关键。1914年7月3日，奥匈帝国派遣何约斯(Count Alexander Hoyos)作为特使携带重要信件前往德国。在奥皇发给德皇的信件中，认为刺杀事件事关奥匈生死存亡，如果奥匈不做出强烈反应，将无法保持其大国地位。奥皇指出，只要贝尔格莱德的这种罪恶的煽动根源不受到惩罚，所有欧洲君主国家的和平政策将受到威胁。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认为事态严重，同意奥匈大使可以向国内汇报说，这次事件奥匈可以得到德国全力的支持。关于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任何行动的问题，德皇指出这种行动宜早不宜迟。(42) 1914年7月5日下午，德国首相冯·贝特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应召前往波茨坦，君臣商议的结果是电告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通知奥皇，德国非常关注俄国和大斯拉夫主义者的煽动对奥匈的威胁，也是对三国同盟的威胁。至于塞尔维亚问题，德国向奥匈保证，将根据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传统友谊，忠于奥方。(43)德国方面不仅支持奥匈对于塞尔维亚可能的军事打击，而且敦促其加快这一行动的步伐。在一场巴尔干的地区冲突中，德国不会吝啬自己对奥匈的强烈支持。 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很多俄国官员，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都委派特别代表参加了奥国大使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追悼会。不过，俄国在向奥匈表示哀悼的同时，提出奥匈不要对塞尔维亚采取严厉行动的警告。在追悼会结束不久，俄国外交部部长瑟吉·沙佐诺夫(Sergei D.Sazonov)指出，奥匈官员不仅容许对塞尔维亚的攻击，而且故意纵容群众的愤怒。沙佐诺夫支持塞尔维亚的说法，刺杀行为只是一班未成熟的青年孤立的行为，并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与任何秘密策划的政治阴谋有何关联。(44)1914年7月的前三周，俄国多次要求奥匈不要对塞尔维亚采取严厉行动，但是，奥匈坚定地声称这些谣言是不真实的。(45) 随着奥匈对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的日期临近，沙佐诺夫甚至通过德国向奥匈施加压力，要求奥匈不要对塞尔维亚提出过分要求。1914年7月2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向国内报告，沙佐诺夫表示，俄国不会对使塞尔维亚蒙羞的任何行动漠不关心。(46)俄国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不仅仅在于保护塞尔维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于俄国的重要性，而且在于俄国预期可以得到法国的充分支持。7月20-23日是法国总统和总理访问俄国的日子。正如俄国所希望的那样，7月21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á)警告奥匈驻俄国大使，反对奥匈针对塞尔维亚的任何行动。(47)在普恩加莱离开时，向沙皇表示此次访问“巩固了俄国和我们法国不可分裂的联盟”。(48)法国的支持进一步促使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国家意志更加强烈。 2.最后通牒与俄、德国家意志制衡 1914年7月23日下午6时，奥匈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最后通牒首先回顾了塞尔维亚政府的言而无信，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证明了在塞尔维亚存在着挑拨奥匈一部分领土脱离奥匈帝国的颠覆活动。奥匈政府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了十项要求。此外，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王国政府至迟在7月25日星期六晚上6时以前答复。(49)德、奥方面认为最后通牒对于惩罚塞尔维亚的罪行是必需的；俄国方面认为最后通牒是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是无法接受的。 1914年7月24日上午，奥匈驻俄国大使奉命向沙佐诺夫宣读最后通牒。之后，沙佐诺夫马上要求召开内阁会议。当日下午，俄国内阁会议决定要求奥匈延长最后通牒时间、要求沙皇批准四个军区的动员，补充军备物资，收回在德、奥的存款。(50)7月25日，沙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批准针对奥匈的临时动员，军队在24小时内返回驻地，军校学生迅速补充到部队，俄国与德、奥边界地区进入“战争状态”。(51)7月25日晚上，法国驻俄大使在火车站看到火车里装满了军官和士兵，他认为，这次就是战争。(52)俄国对最后通牒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军事措施，表明其国家意志较强。 然而，俄国军方认为，实施部分动员将是非常危险的。俄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利诺夫(V.A.Sukhomlinov)告知沙皇，在实施部分动员之后，需要更多的时间为总动员创造条件，反而不利于俄国的国家安全。(53)1914年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但真正大规模军事行动要等到8月12日。俄国决策者有三个选择：接受奥匈造成的既定事实；部分动员只是直接针对奥匈；全面动员直接反对奥匈和德国。(54)俄国的部分动员由于军方反对并未立即实施，但是俄国决策者在做出总动员决定时，也十分犹豫。7月29日早晨，沙皇批准了俄国的总动员计划，但晚上11点沙皇又下令中止总动员令。(55)7月30日上午，俄国军政双方要求沙皇再次批准总动员令。沙皇承认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及时地为似乎无法避免的战争做出准备是最危险的，因此沙皇允许开始总动员。(56)换言之，军事上的要求迫使俄国进行政治考虑。为了支持塞尔维亚，俄国要么进行军事总动员，要么什么也不做。 俄国声称军事动员是为了保护其核心利益，但奥匈的动员计划没有威胁俄国。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俄国没有必要总动员，奥匈的部分动员并不是针对俄国的。反之，奥匈军队部署在巴尔干，反而使得它在与俄国的边境地区兵力更加薄弱。(57)然而，俄国的总动员在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58)从俄国方面看，这些军事准备措施意味着它愿意承担保护塞尔维亚的高昂代价，表明俄国的国家意志强烈。 德国坚定支持奥匈的最后通牒。1914年7月24日下午，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奇诺斯基亲王(Karl Prince von Lichnowsky)拜会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为奥匈的行动辩护，极力主张这次冲突应“地方化”。格雷爵士说，如果最后通牒不引起奥、俄之间的纠纷，他“并无意卷入此事”。(59)德国始终希望将危机保持在“地区化”的层次上，避免危机的升级。德国只有在确认英国不参加战争的情况下才接受更大范围战争。(60)但是，在俄国的军事行动面前，德国的这一政策必然遭遇失败。 德国支持奥匈的态度在1914年7月27日曾出现转变。当日，德国外交大臣冯·雅哥(Gottlieb von Jagow)对英国驻德大使表示，如果俄国仅仅是在南部针对奥匈动员，德国将不会动员；但如果俄国在北部动员，德国将不得不进行动员。(61)但俄国的军事准备措施令德国的“地区化”政策破产。当日深夜，德国正式放弃一直采取的不妥协态度，向奥匈提出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要求，即止步贝尔格莱德计划(Halt in Berglade)，但提议姗姗来迟。次日上午11点，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 1914年7月28日晚，威廉二世决定恢复与俄皇电报往来的传统。在双方你来我往的电报交流中，德皇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沙皇看到了和平的曙光，7月29日晚紧急撤回了总动员令，为和平解决危机赢得了些许时间。(62)7月30日凌晨3点左右，贝特曼也两次致电奥匈，表示拒绝与圣彼得堡进行任何意见的交换都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正可以激起俄国进行武装干涉。(63)然而，奥匈的答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俄国已于7月30日晚上下令总动员，没有为和平留下足够的时间。 俄国在奥匈递交最后通牒之后，立即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支持塞尔维亚，在军事总动员和无所作为之间，俄国选择了前者，表明其国家意志强烈。德国在外交上支持了奥匈的最后通牒，在意识到危机升级为欧洲大陆层面时，最初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但是俄国的军事总动员迫使德国要么退却，要么对抗。 3.德国国家意志与战争 七月危机中德国军方最初并没有考虑过军事行动的可能性。1914年7月23日，德国军方给东部五个集团军的情报部门发去官方通知，只要求提高警惕性，关注俄国的行动并迅速通知柏林。第二天，同样指示西部各集团军关注法国的军事动态。(64)7月25日，德国前线开始将一些异常情况报告国内。7月26日晨，德国军事官员发现在圣彼得堡进行军事训练的俄军突然返回驻地，军官候选人提前服役，俄国司令部对于奥匈的行动感到兴奋，针对奥匈的动员非常明显正在进行。(65)在俄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迹象面前，7月28日德国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贝特曼。毛奇认为，俄国全面动员政策，迫使德国也将不得不动员，法国也可以在几天之内发动进攻。因此，尽快确定俄国和法国是否决定了与德国进行战争非常关键。(66)这份备忘录指出了确定俄国总动员之后德国的军事行动计划。 在一场可能导致奥匈瓦解的战争面前，德国并不愿退却。1914年7月29日，两件事表示德国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第一，德国特使携带密件赶赴比利时，要求德国大使在得到指令后交给比利时政府。这份密件是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在德国军队通过其领土时，不要抵抗。第二，7月29日深夜，贝特曼向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葛尔逊(Sir Edward Goschen)提出，如果德国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不会寻求法国在欧洲的任何领土。(67) 1914年7月30日晚间，德国军方的情报机构开始收到俄国总动员的报告，31日上午11点40分，德国驻俄国大使发来确认电报，俄国已经进行总动员。下午1点，德皇和贝特曼、毛奇及其他官员举行的会议，决定宣布“即将来临的战争威胁(imminent danger of war)”的状态。(68)俄国的总动员改变了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战略观点和心态，导致了德国政治和军事决策者相信，大陆战争无法避免，事件已经失去控制。(69) 德国决定在宣布战争之前进行最后一次外交努力。1914年7月31日，德国向俄、法发去最后通牒。德国指出，如果俄国在12小时以内不停止总动员，并且向德国做出明确保证，德国将被迫进行动员。但是俄国加以拒绝。(70)德国向法国政府提出，如果法国政府准备维持中立，德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将图尔和凡尔登要塞作为中立的保证，德国在与俄国战争结束之后还给法国。(71)但法国断然拒绝德国最后通牒提出的要求，并于1914年8月1日下午4点下达动员令。德国是在8月1日下午5时下令动员，在欧洲大陆各大国中，德国是最后采取这项极端军事措施的国家。 德国的军事计划要求快速击败法国，快速击败法国必须通过比利时领土对法国进行包围，通过比利时就必须占领列日(Liège)这个极为关键的铁路枢纽。攻占列日，需要用快速手术方式，以免破坏其关键的隧道和桥梁。(72)因此，对于德国而言，动员意味着迅速发动战争。七月危机中，俄国国家意志不断增强，从最初的外交警告到军事准备措施，直至军事总动员。德国的国家意志出现过变化，在预期危机仅仅是地区冲突时，给予奥匈坚定的外交支持，但危机升级之后，德国希望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危机，在俄国军事总动员后，德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军事措施。正是俄国、德国的国家意志制衡，最终导致了战争。然而，俄国、德国缘何在七月危机中国家意志如此强烈，则需分析七月危机的性质。 (三)七月危机性质分析 假定俄国是为了塞尔维亚而在1914年走向战争，这是天真的。大国通常不会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保护一个小的附庸国的领土完整。(73)到20世纪初，俄国的对外扩张主要目标转向了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日渐衰微给予了俄国在这一区域扩张势力的机会。俄国扩张的第一步是军舰可以无障碍地从黑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政治影响，最终确立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控制。(74)不过，俄国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要么是在和平时期通过武力突然占领，要么是通过一次欧洲大战占领海峡。1913年12月，沙佐诺夫在给沙皇的一篇报告中指出，凡是占有海峡的人，不仅掌握了黑海和地中海的钥匙，而且掌握了入侵小亚细亚并据有巴尔干霸权的钥匙。为此，沙佐诺夫提出，加快陆海军的组建，为武力夺取海峡做准备。(75)这份报告实质表明俄国希望在欧洲冲突中实现对海峡的控制。于是，俄国鼓励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发展，这既可以加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灭亡，也可以大大削弱奥匈帝国的势力，为实现占领海峡和控制君士坦丁堡做好准备。 塞尔维亚在1903年政变之后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塞尔维亚内政外交皆取决于俄国。1914年春，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斯卡(
)在与塞尔维亚军方的争论中获得了俄国的支持。所以，当帕斯卡在1914年6月被迫辞职时，俄国向塞尔维亚国王施加压力，保住了他的首相职位。(76)不唯如此，民族自决原则在巴尔干地区已经深入人心，加上泛斯拉夫主义的冲击，大大增加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治理成本，加剧了地区动荡。民族自决原则直接威胁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就是奥匈帝国。(77)七月危机的根源在于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直接威胁了奥匈帝国的完整，关系到奥匈帝国能否维系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地位。奥匈能否保持、欧洲大国地位，又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秩序密切相关。 德国尽管也逐步扩大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但没有直接利益。1913年在土耳其问题的争论中，面对俄国咄咄逼人的外交举动，德国做出让步，换取了危机的和平解决。(78)但是，德国无法接受民族主义的发展令奥匈帝国分崩离析，假如这种不幸发生，不仅德国失去了盟友，而且欧洲大陆均势秩序丧失支柱。维持奥匈的大国地位需要打击在巴尔干地区蔓延的民族主义，满足民族主义的要求就会威胁奥匈的大国地位。两者之间难以共存，冲突在所难免。(79)在七月危机中，德国给予奥匈空头支票备受指责。(80)然而，仅就均势秩序而言，德国的空头支票和奥匈对塞尔维亚提出的最后通牒绝非颠覆现存欧洲均势秩序的行为。反之，俄国的军事行动则是对欧陆均势秩序的致命危害。 德国给予奥匈帝国空头支票，意图不仅仅是支持和维持封建的哈布斯堡王朝，而且也是抵消欧洲体系内开始出现的权力变化。其深层原因在于：在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竞争中，德国领导人愿意看到奥匈与塞尔维亚冲突地区化，以抵制俄国威胁。(81)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直接危害了奥匈帝国的生存。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给予奥匈空头支票恰恰表明了它维护欧洲均势秩序的强烈国家意志。 有证据表明，当时欧洲大陆大国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遭遇恐怖势力遇刺身亡与塞尔维亚政府有直接关系。如果一个大国在其皇储遭遇刺杀后竟然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显然与身为欧洲大国地位不符。奥匈知道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势力的支持，所以德国对于奥匈行动的支持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拒绝予以奥匈充分支持，德奥同盟的前景无疑将蒙上阴影。基于这一认知，奥匈预期在危急时刻，德国不会放弃奥匈，德国的关键利益需要维持奥匈的大国地位。(82) 在均势秩序下，给予盟友空头支票只是表明均势秩序的稳定性，并不会颠覆均势秩序。七月危机前，给予盟国空头支票的情况屡见不鲜。1909年，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德国承诺，在俄国动员时，德国也将进行动员支持奥匈。(83)法国也从不吝惜给予盟国空头支票。1912年9月，时任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向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承诺，在俄国与其他中欧国家的战争中，法国将毫不犹豫地履行对俄国的条约义务。随后，法国在同年两次向俄国提供此种保证。(84)甚至俄国也曾向塞尔维亚开出过空头支票。1914年年初，塞尔维亚王子和首相帕斯卡访问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给予帕斯卡保证，俄国愿意为塞尔维亚做任何事情。(85) 在两极均势秩序中，给予盟国空头支票确实是外交冒险。一旦盟友采取的是破坏现有秩序的行为，可能使事态难以控制。然而，如果盟友只是在现有秩序之内采取适当行为，给予盟友支持符合现有国际秩序规范。因此，德国给予奥匈帝国空头支票是否可能颠覆欧洲大陆均势秩序，尚需考察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提出的最后通牒。 对于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的答复是回避实质问题的表面合作，特别是塞尔维亚并没有对履行奥匈帝国最后通牒条款做出任何保证。(86)为此，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最后通牒的内容及形式是否无法接受？第二，是塞尔维亚还是俄国无法接受奥匈帝国提出的最后通牒？ 塞尔维亚明确拒绝最后通牒最重要的第五条和第六条。第五条提出，接受奥匈政府的代表在塞尔维亚合作取缔危害奥匈帝国领土完整的颠覆活动；第六条提出，对于在塞尔维亚领土内参加1914年6月28日事件的同谋犯提出控诉；奥匈政府的代表将参加关于此事的调查。(87)以今天观点看，奥匈政府派代表参与事件的调查无疑将严重侵犯塞尔维亚的主权。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均势秩序并没有给予小国平等地位，均势秩序的国际社会是不平等的，存在强弱之分。(88)奥匈官员要参与的是针对费迪南大公刺杀阴谋事件的调查，而非司法审判；未来奥匈政府机构要与塞尔维亚政府合作镇压分离主义的运动。这并非不可接受。当时在法国巴黎有俄国的警察局负责镇压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在柏林也设有同样的机构。甚至奥匈帝国在不久之前曾经允许塞尔维亚地方法官在奥匈帝国的领土内，对塞尔维亚迈克尔王子(Prince Michael)的刺杀阴谋进行调查。但现在，塞尔维亚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无法接受，最大的可能是因为谋杀者和政府的关系可能公之于众。(89)可见，塞尔维亚的拒绝是担忧奥匈帝国揭露塞尔维亚政府与刺杀案的直接关系。 关于是塞尔维亚无法接受还是俄国无法接受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在收到最后通牒后，塞尔维亚的监国亚历山大王子(Crown Prince Alexander)电告沙皇尼古拉二世，我们准备接受奥匈提出的要求，奥匈正在我们的边界聚集军队，恳请俄国尽可能快地给予我们援助。(90)塞尔维亚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接受最后通牒做准备。塞尔维亚首相帕斯卡通知塞尔维亚各个党派的领导人，如果没有俄国的帮助，塞尔维亚将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91)在塞尔维亚看来，对最后通牒的接受与否完全取决于俄国的态度。 欧洲大国最初对于最后通牒的反应并不令人沮丧。德国的态度毋庸置疑是坚决支持奥匈帝国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称最后通牒是他见过的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文件，但是同时承认，在萨拉热窝事件中塞尔维亚是有罪的，奥匈帝国的要求完全是合理的。(92)法国代理外交部部长比安弗尼—马丁(Monsieur Bienvenu-Martin)承认塞尔维亚有不能逃避的责任。(93)塞尔维亚在与保加利亚作战时的盟友罗马尼亚则建议毫无保留地接受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94)不过俄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它坚决反对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 1914年7月25日中午，俄国坚定支持塞尔维亚的消息在最后通牒到期的6个小时之前传到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气氛随即改变。塞尔维亚国王宣布军事动员并且命令政府转移，内阁草拟的答复有选择地接受了奥匈的要求，但是拒绝了最重要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在7月25日中午，塞尔维亚已经动员了15个军区的军事力量。(95)塞尔维亚不仅没有接受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而且主动采取军事措施意在挑衅奥匈，其最大依靠在于俄国的支持。 从欧洲秩序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并不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从塞尔维亚自身来看，它并非不接受奥匈严厉的最后通牒。关键问题是，俄国坚决不接受奥匈的最后通牒。有了俄国的支持，才有了塞尔维亚拒绝奥匈最后通牒的可能。 1914年的欧洲本应该享有和平与宁静，至少在英国的政要看来是如此。丘吉尔认为1914年的春夏之际，欧洲显得特别平静。(96)即便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外交经验丰富的外交部常务次官亚瑟·尼科尔森(Sir Arthur Nicolson)认为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悲剧不会导致欧洲情势进一步的恶化。(97)然而，俄国的军事动员措施打破了这一平静。问题是，俄国的军事措施是唯一的选择吗？ 既然塞尔维亚与刺杀事件有直接关系，应有的惩罚是必要的、也是欧洲各国可以理解的。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并没有要求占领塞尔维亚的领土，也没有要求塞尔维亚改组中央政府。奥匈帝国严厉的最后通牒只会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更加激愤，塞尔维亚不可能重回奥匈怀抱，反而促使塞尔维亚完全倒向俄国。此外，塞尔维亚不具有危及欧洲均势的分量。1914年7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表示，英国并不希望卷入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但是奥匈和俄国的争端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英国希望管理危机避免战争。(98)实际上，英国容忍奥匈和塞尔维亚冲突的地区化，其实质就在于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危机不足以改变欧陆秩序。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逐渐形成了四强均势秩序。20世纪初，随着俄国日益强大，逐渐将其扩张目标锁定在巴尔干地区，意图打破现有欧陆均势，获得在欧洲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即便认为德国应该在一战起源中承担更大责任的弗利茨·费希尔(Fritz Fischer)也承认，俄国支持下的泛斯拉夫主义逐步成为奥匈君主制生存的威胁，俄国运用泛斯拉夫运动推进自己的帝国目标。(99)如果从俄国想要占领土耳其的海峡，打通黑海、地中海的海上通道，控制君士坦丁堡的世纪目标出发，塞尔维亚就是俄国针对奥匈帝国的堡垒。(100)如果控制住塞尔维亚，俄国可以利用其作为前站，推进斯拉夫主义运动继续削弱奥匈和土耳其两大帝国的力量，从而为俄国实现世纪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德国实力在20世纪初有进一步的增长，但是德国盟友奥匈的处境则非常不妙，加上德国地理位置上的被动，德国迫切需要维护奥匈的地位，这对于德国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以及自身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因此其国家意志非常强烈。俄国、德国两国国家意志的制衡决定了欧洲大陆国际秩序以战争机制发生变迁。 四 结论 权力转移之际，大国国家意志制衡决定了国际秩序变迁机制。20世纪之交，欧洲大陆形成了英、俄、法与德、奥、意两大政治军事同盟。不过在七月危机中，英国和意大利各自游离于自己的同盟之外，俄、法与德、奥之间的权力大致持平。随着实力增长和海外扩张受挫，俄国希望借助欧洲战争的机会，夺取巴尔干地区的主导权。在危机中，俄国反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惩罚，从一开始的外交警告、军事准备措施到部分动员，直至最后决定实施总动员，表明俄国在夺取巴尔干地区秩序的主导权上，国家意志不断增强。德国在预期巴尔干地区冲突时，给予奥匈坚定支持。当巴尔干地区冲突有扩大成欧洲危机时，一度愿意甚至提议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但是如果巴尔干危机的发展将损害欧洲大陆均势秩序，德国最终选择了以战争方式维护奥匈帝国的完整，即是维护自己在欧洲秩序中的地位。七月危机的发展就是德国、俄国国家意志制衡的进程，正是俄国、德国国家意志的制衡决定了欧洲大陆秩序以战争机制发生变迁。至于战争的扩大，涉及主导国英国联盟管理、危机管理的失败，德国战略计划以及其他诸多问题，则需另文讨论。当然，本文仅就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1914年七月危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至于权力转移其他阶段的案例、国际秩序变迁的其他机制在理论验证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中可能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②Graham Allison,"2014: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National Interest,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登录时间：2014年12月26日；David E.Sanger,"Superpower and Upstart:Sometimes It Ends Well," http://www.nytimes.com/2011/01/23/weekinreview，登录时间：2014年12月14日；叶小文：《中美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21日；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下，第33-35页。 ③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Unwin Hyman,1988. ④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3-34; Douglas Lemke,Regions of War and Pea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⑤Marc Trachtenberg,"Preventive War and U.S.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16,No.1,2007,pp.1-31; Jack S.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Vol.40,No.1,1987,pp.82-107; 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 Norrin M.Ripsman and Jack S.Levy,"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Britain,France,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Vol.16,No.1,2007,pp.32-67. ⑥Aaron Friedberg,The Weary Titan: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1895-190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168；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郭振家：《从冲突到合作是新崛起国的必经之路——以18-19世纪美国崛起及美英关系发展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期，第32-39页。 ⑦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340-341; 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1994,pp.5-49. ⑧Stuart Anderson,Race and Rapprochement:Anglo-Saxonism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1895-1904,New Jersey: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1981; Paul A.Kramer,"Empires,Exception and Anglo-Saxons:Race and Rul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1880-1910," The Journal of America History,Vol.88,No.4,2002,pp.1315-1353; Michael 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0,No.4,1986,pp.1151-1169. ⑨王玮：《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70-73页。 ⑩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21-43页；Charles A.Kupchan,et al.,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Tokyo: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 Charles A.Kupchan,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11)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G.John Ikenberry,"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iscontents," Millennium,Vol.38,No.3,2010,pp.509-521；约翰·伊肯伯里著，赵明昊译：《自由主义利维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2)参见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85-201页。 (13)本文理论分析框架部分与笔者在此前论文中的论述大体一致，但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本文深入论述了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国家意志制衡对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与之前文章对权力转移起始阶段的论述存在差异。参见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90-193页。 (14)笔者2015年9月14日上午8点以“国家意志”一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搜索，在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一栏有89523条结果，以关键词搜索，该栏结果共有318条。 (15)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25页。 (16)忻怿、朱卫斌：《“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美台防务关系新进展》，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74页。 (17)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4页。 (18)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黑格尔》，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页。 (19)托马斯·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页。 (20)Hans J.Morgentha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 (2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Addison-Wesley,1979. (2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London:Longman,2000. (23)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ruary 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登录时间：2015年8月1日。 (24)James D.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3,1994,pp.577-592. (25)斯蒂芬·范·埃弗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0页。 (26)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p.41-43. (27)Robert Kagan,"The Illusion of 'Managing' China," Washington Post,May 15,200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登录时间：2015年7月20日。 (28)Ra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2000,p.31; Ronald L.Tammen,"The Organski Legacy:A Fifty-Year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4,No.4,2008,pp.314-332. (29)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79; Emerson M.S.Niou,Peter C.Ordeshook and Gregory F.Rose,The Balance of Power: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William C.Wohlforth,et al.,"Testing Balance-of-Power Theory in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2,2007,pp.155-185. (30)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153-172; Jack S.Levy,"The Causes of War and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1,1998,pp.139-165. (31)有学者提出一国绘制的地图也展示国家意志，实际也是通过国家行为衡量国家意志。参见郑志华：《中国南海U形线地图的可采性与证明力》，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4期，第30-44页。 (32)当前的中美关系常常被拿来与一战前的欧洲做比较，但多数研究往往专注一战前欧洲的国际权力变化，但忽视了七月危机的真正进程。参见Graham Allison,"2014: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Ja Ian Chang and Todd H.Hall,"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1,2014,pp.7-43; Renée Jeffery,"Evaluating the 'China Threat':Power Transition Theory,the Successor-State Image,and the Dangers of Historical Analog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3,No.2,2009,pp.309-324; Jack Snyder,"Better Now than Later: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1,2014,pp.71-94。 (33)西德尼·费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329页。 (34)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 James Joll,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Longman,1984,pp.19-20; Scott D.Sagan,"1914 Revisited Allies,Offense,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1,No.2,1986,pp.167-168. (35)Thomas.G.Otte,July Crisis:The World's Descent into War,Summer 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134-135. (36)Paul M.Kennedy,"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p.7-40; 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p.249-274. (37)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主译：《俄罗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沃尔特·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1855-199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38)瑟诺博斯著，沈炼之译：《法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皮埃尔·米盖尔著，蔡鸿滨、张冠尧、桂裕芳等译：《法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科林·琼斯主编，杨保筠、刘雪红译：《剑桥插图法国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John F.V.Keiger,France and the World Since 1870,London:Arnold,2001。 (39)科佩尔·平森著，范德一译：《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格·艾斯勒、阿·诺尔登、阿·施莱诺著，金刘译：《德国的教训——德国史指南》，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40)埃里希·策尔纳著，李澍泖、杜文棠、林荣远译：《奥地利史：从开端至现代》，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何蓉：《奥匈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41)Dominic C.B.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p.12. (42)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New York:W.W.Norton,1967,pp.76-77; 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W.W.Norton,1967,p.53; Samuel R.Williamson 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St.Martin's,2003,pp.97-98. (43)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80; Joachim Remak,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1871-1914,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7,pp.105-106. (44)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224页。 (45)Dominic C.B.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p.140. (46)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151-153. (47)Samuel R.Williamson,Jr.,"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p.811. (48)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233页。 (49)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142-144; 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p.36-37. (50)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186-187; 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p.36-37. (51)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207-208. (52)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247页。 (53)Jack S.Levy,"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0,No.2,1986,p.201. (54)Frank C.Zagare,The Games of July:Explaining the Great Wa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1,p.116. (55)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296-298. (56)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142. (57)Leonard C.F.Turner,"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No.1,1968,p.74. (58)Leonard C.F.Turner,"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p.65; Jack S.Levy,"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the Causes of War," p.201. (59)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205. (60)Jack S.Levy and Jack Snyder,"Correspondence: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or N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4,2015,p.208. (61)Leonard C.F.Turner,"The Russian Mobilization in 1914," p.71. (62)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p.138-143. (63)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pp.78-79. (64)Ulrich Trumpener,"War Premeditated Germ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in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9,No.1,1976,pp.64-65. (65)Ulrich Trumpener,"War Premeditated Germ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in July 1914," p.67. (66)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283; 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104. (67)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268-269; 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pp.76-77. (68)Holger H.Herwig,"Germany," in Richard F.Hamilton and Holger H.Herwig,eds.,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82. (69)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p.134-139. (70)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427页。 (71)Barbara W.Tuchman,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The Macmillan,1962,p.76; 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325. (72)Stephen,V.Evera,"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74. (73)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7. (74)Ruth Henig,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17-18. (75)西德尼·费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17-418页；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p.31。 (76)Samuel R.Williamson,Jr.,"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p.798. (77)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17. (78)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198. (79)Lancelot L.Farrar,Jr.,"The Limits of Choice:July 1914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6,No.1,1972,p.10. (80)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pp.53-55. (81)Egmont Zechlin,"July 1914,Reply to a Polemic," in H.W.Koch,ed.,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Great Power Rivalry and German War Aims,London:Macmillan,1984,pp.371-373. (82)Kanrad H.Jarausch,"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No.1,1969,p.55. (83)Marc Trachtenberg,"The Meaning of Mobilization in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1990/1991,p.131. (84)Dominic C.B.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p.48. (85)Richard C.Hall,"Serbia," in Richard F.Hamilton and Holger H.Herwig,eds.,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pp.105-106. (86)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5,pp.120-121；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282页。 (87)最后通牒全文参见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p.142-144; Samuel R.Williamson,Jr.and Russel Van Wyk,July 1914:Soldiers,Statesmen,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p.36-37；西德尼·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册)，第220-222页。 (88)Michael Sbeehan,The Balance of Power:History and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8. (89)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118. (90)Richard C.Hall,"Serbia," p.109. (91)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119. (92)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175. (93)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179. (94)Richard C.Hall,"Serbia," p.110. (95)Ludwig Reiners,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pp.120-121. (96)温斯顿·丘吉尔著，吴良键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 1911-1914)，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97)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54. (98)Imanuel Geiss,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205. (99)Fritz Fischer,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p.30. (100)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New York:Allen Lane,2012,p.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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