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维度论文,生态论文,传统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0)06-0034-04
藏族民众生存于素以“世界屋脊”著称的青藏高原，与高耸入云、晶莹圣洁的雪峰朝夕相对，与层峦起伏、雄壮肃穆的山岩共生共息，这里气候高寒干旱，空气稀薄，生态极为脆弱。藏族民众在此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是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相互交织、不断升华的价值创造过程和不断丰富的价值体系。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在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P207-208)这就是说，人的“身外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是相互关联、相互映现的，劳动是二者连通互动的桥梁。人总是利用“自身的自然”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以开启和拓展“身外的自然”的，而“身外的自然”的开启和拓展又反过来进一步延伸和放大人的“自身的自然”。在这种良性互动和循环上升中，人类不断自我超越而逐步实现和占有了自己的全面本质。据此分析，哲学意义上的“身外的自然”的开启和拓展、“自身的自然”的延伸和放大、人的自我超越自然也会蕴涵于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并相应表现为生活价值、方法价值和精神价值，同时由于人类发展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负价值。作为藏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文化，毫无疑问，其核心是价值维度。准确地理解与把握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实质，对于继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前我们建设生态西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活价值：“身外的自然”的开启和拓展
文化史告诉我们，一切文化植根于生活，来源于生活。据此，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生活价值必然与藏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受此支配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定的地域及其社会环境，必然会孕育映显这一社会现实的文化内容。千百年来，藏民族生息、繁衍在青藏高原。黑格尔指出：“人类有了某种需要，对于外界的‘自然’，结着一种实用的关系；为着要靠自然来满足自己，便使用工具来琢磨自然。自然的事物是强有力的，它们有各种方法抵抗。人类要征服它们，便采用了其他自然的东西；他发明了各种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用‘自然’来对付‘自然’。”[2](P225)藏族先民为了生存，不断与自然斗争，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思维的开发，使得他们的创造潜能逐步得以发挥，生产力大为改进。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藏族先民走出原始洞穴，开始拿起劳动工具进行生产活动，诸如开垦土地，建造房屋。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家庭开始形成，围绕部落组织的生产、生活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已显其端倪，并发挥其功效。当然以氏族社会经济为其基础而形成的藏族古代生态文化，诸如原始建筑、劳动工具、种植方式、日常服饰、家居形式、饮食习惯以及原始信仰、艺术、道德等文化内容，与后来的文化内容相比较，虽显得简单、粗俗，不成体系，但它们却是原始民族幼年时期所有经验的概括，是他们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交往中所展示的全部创造、智慧和美德，它更多地具有生活属性，其价值亦更多地体现在实际的生活用途之上，实用、简便是其最显著的价值特征。
藏族先民走出原始穴居后，衣食住行以及游牧、耕种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即是他们的生活需要使然，其用意和目的本身就含有功利的因素，而房屋的建造以及衣物的缝制等等，正好解决了他们生活中的难题。类似这种以“物”的形式而存在的传统生态文化，因其多以某种劳动成果的实体性而出现，所以，此类生态文化带给人们的利益是最为直接的。透过灿烂的服饰表象，我们可窥见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力图适应青藏高原独特生态环境而逐渐创立的生计方式以及其所蕴藏的心理、人文特征。关爱自然、热爱生命，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珍惜所有有机体生命物种，乃是藏族与生俱来的心理禀赋，是他们生态文化的基本内容。在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指导下，藏区实行的是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藏民们总会为野生动物留出草地。对于野生食肉动物，也从不主动侵扰。他们说，草生长好的年份狼不吃羊。藏区畜牧保持着生态多样性。每家总是饲养有绵羊、牦牛、马、狗和少量山羊，他们认为，品种少，不利于动物生长。[3](P212)
以“非物质”方式承载并随人类而流传的传统生态文化，蕴涵于宗教信仰、传统节庆、娱乐游戏、工艺技术、婚姻习俗、家庭结构、亲属称谓、习俗约法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神话、传说、故事等之中。这些既是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又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表达和叙述。藏民族崇尚生活、追求欢乐。传统节庆、娱乐游戏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都与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他们整个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价值：“自身的自然”的延伸和放大
“传统文化方法价值的出现是人类对文化价值较高要求使然。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在调整自身关系中，人类会碰到这样那样无法预料的困难，这样，人类会本能地创造出能够帮助他们处理以摆脱困境的文化，这种文化以方法意义满足人，因而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方法价值。”[4]同样，古代藏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等原始生态文化，即是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或方法。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价值是其价值的核心，这一价值特征贯穿于文化进程的始终，体现于文化内容的各个层面。
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倡导关爱自然、热爱生命，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珍惜所有有机体生命物种。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藏族原始信仰文化和自然生态文化之中。信仰神灵、借助巫术以及讲究程式，是这一文化调整自然或社会关系常常采用的主要手段，它主要以方法价值满足人的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限于当时智力和生产力的不及，人们不仅不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且又无力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5](P672)无奈之下，向自然低头，几乎赋予每一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以神性，顶礼、膜拜、祈求神的佑护，通过向自然界的祈求，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满足他们的愿望。这种维护人—神关系的文化方法价值，虽然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它却有着保护生态的社会效果。
随着藏族社会的向前发展，加之主体需求的日益增多，促使藏族生态文化逐步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并形成多样形式、多元格局，蕴藏于各具特征、价值纷呈的世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初期的科学技术等多种文化形态之中。从价值结构而言，这时的藏族生态文化同样以方法意义见长，以方法价值满足主体需求。其中藏传佛教就包含了“依正不二”的神圣化自然观、万法普圣的社会观、“众生一体平等”的生命本质观与自我观、“因果轮回”的生命演变说等丰富的生态哲学内容。[6]蕴含宗教义理内容的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其价值体系中的方法价值“以彼岸神性——同时也把这种神圣崇拜投射到此岸权威——和节欲献身的信仰为依托，从而调节低水平生存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节制欲望，以多余财富为罪孽，以供奉施舍为上善，轻此生重来世。”[7]长期以来，藏民族笃信佛教，佛家教理几乎渗透于他们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时时以佛教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信条而检讨自己的言行，实践自己的人生。藏传佛教戒律，经过长期的恪守，演变成社会伦理规范。藏民的生态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三、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价值：人的自我超越
“从生活资料的简单朴素到生产资料的多样繁杂，从物质文化享受到精神文化需求，从没有文化到拥有文化，其中是否体现了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无疑会随着人类实践内化到人类创造的文化中；人类创造文化也可视为人类对自身的一种关怀，这种关怀精神也必然表现在文化观念上。于是，古代出现了大量具有表现人类顽强不屈、进取豪迈精神的文化现象。”[4]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中体现了藏民族积极进取、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具有丰富的精神价值，如视大自然生命物种为有机的统一体，凡生物不分高低贵贱，互为依存乃物质运动之规律等等。藏民族一直以这些自然生态思想为指导，强调爱护自然，珍惜生命。正是由于受这种生态文化精神价值的熏陶和浸润，才使今天藏区自然生态的平衡程度和完整性要比其他一些地方好得多。这种文化精神价值是极为宝贵的，我们应当借鉴，从而使其在今天的环保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藏族传统生态文化还具有一种着眼于整个宇宙、人类的关爱及谋求和平的思想意识，这与该文化宽广的胸襟和孜孜求索真理的精神是结合在一起的。“吾心乃宇宙，宇宙乃吾心”，同样也是藏族生态文化一贯坚持的思想精神。“……说人与宇宙为一物，天人血气贯通，故人对宇宙、社会应有博大的担当精神，将个人生命提升为宇宙生命从而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平。”[4]藏族生态文化确立的另一精神主线即是“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为民除害，保护百姓”、“崇尚良善，人类之间和平相处，行善修好，反对相互厮杀和暴力行为，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战争、灾荒、人们间的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使无数的人们感受到宽容的可贵、和平的可贵，和谐的可贵。[8](P146)这些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价值被充分地反映在《格萨尔王传》、《萨迦格言》及《智美更登》等名篇佳作之中，它通过历史的传承，至今仍鼓励着人们去爱好和平，反对暴力；讲究友善，消除隔阂。“……今日藏区无论是城市还是牧区，欺诈、偷盗、抢劫的发生率远比内地低。在拉萨，就看不见内陆民宅无处不有的牢笼——防护栏和全钢保险门。今日藏区民风淳朴，甚至有些地方路不拾遗，是几乎所有赴藏观察者的强烈印象。”[7]“可见，历史上的很多观念、命题之所以延承下来并不断为人所引用，就在于这些命题或观念中寓有鼓舞人、鼓励人或感化人、升华人的精神价值。”[4]
藏民族粗犷的歌舞、优美的音乐以及逼真的绘画等传统的艺术门类，不仅生动地再现了藏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情况，且显示出藏族先民单纯朴素的审美心理，蕴含着他们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藏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并不单纯来源于作为客体的文化本身，其实它是客体的属性与主体审美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价值关系。“审美的人类表达倾向和文明初期的图腾巫术及其后来的宗教紧密相关。它不仅是情感和悟性的表达与交流工具，还具有升华原始欲望、净化社会情绪的人文功能。”[7]作为生态文化的精神价值，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愉悦，更是与人的社会性即精神上的主观心理渴求和客观审美需要相联系的。它的效用与文化的经济价值不同，不是针对人的物质需要，而是针对人的精神需要或审美需要。人们通过对文化审美价值的创造和享用，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不但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道德境界，且能促进个性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的优秀品质和力量得到充分发挥，有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许多以藏族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对现代社会的穿透力，证明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精神价值所固有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四、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负价值：人类发展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
由于人类发展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也呈现出一定的负价值，包括相对负价值和绝对负价值。前者主要由文化价值的时空限制而定，而后者则由文化价值的主体限制而定。通俗地讲，即是由“主体文化价值需求”的动态性和多元性所决定。“因为创造文化的主体对文化价值需求是无止境的，这意味着创造文化价值的实践活动必然是动态的。因此，当每种固有文化价值小于新的文化价值从而为人类实践所否定时，那么，固有文化价值便转换为负价值。”[4]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过：“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9](P81-82)比如，作为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组成部分的原始信仰所奉行的鬼灵信仰和自然崇拜，以及由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人伦思想，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曾对满足人们精神信仰的需求，维护和巩固部落内部的组织，调整生产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部落宗教及其价值便难以显现出来，以至于遭到藏传佛教的批判、否定。从多元性看，因为人类是由利益差异的人组成的，而不同利益的人对于文化价值性质往往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从而使生态文化价值呈现相对性、不确定性。像前已述及的万物有灵观念及其巫术行为等生态文化现象，虽然充满迷信和神幻色彩，毫无理性与科学的价值可言，但它作为文明初期人类的一种真诚、纯洁的内心情感与对外界事物体悟的表达或外显，对解决当时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曾起到一定作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原始文明的胚基或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负价值只是相对的和不确定的。
藏族传统文化负价值既体现在物质文化的某些领域，也反映在精神文化的一些层面。之所以这样，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文化所确立的心理品格和观念形态，确切说，就是指文化之价值取向、伦理说教以及思维定式等思想文化上的缺陷或偏误。而这种缺陷几乎掺杂在全部民族文化的所有层面，形成集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于一身的文化形态，并作为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之流，溶入人们的思维模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行为标准、风俗习惯之中，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个性特征。首先，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价值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抹杀人的个性和尊严，而却无限夸大自然威力，并使之神秘化。从表面看，这种方法似乎表现人亲近于自然，融入自然之中，但在本质上其实不然，它恰恰未能尊重自然规律，无限拉大人与自然的距离。在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同时，却又把自然界奉为神明，视为主宰世界和掌握人类命运的统治者，最终使“藏族传统文化具有重宗教、轻人生，重神佛、轻人文的价值取向，淡化了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进取和奋斗。从而扭曲了人的灵魂和本性，束缚了人们的主体性的发挥，这是藏区社会几百年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10]其次，从体现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人生观方面看，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弊端。它历来遵循“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行善，忍辱无诤”、“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宗教说教，其结果使人们养成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实；重理想、轻实践；重命运、轻斗争的心理结构。文化负价值的膨胀和人们心理的畸形发展，最终导致人们思维的迟钝，不求上进，缺乏创新、进取意识，“对社会问题，经济生活，民族前途均抱有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态度，把自己局限在半是虚幻，半是现实，半是清醒，半是麻木的心态中，模糊了人生价值，模糊了社会进步的坐标，把‘自为’的人格降为‘自然’的人，钝去了奋进的锋芒，影响了民族整体的素质和创造能力，更影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11]最后，从体现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伦理观念来看，藏传佛教“慈悲行善，忍辱无诤”、“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的人生宗旨，早已融入其思想文化的骨髓之中，成为该文化伦理观念的主题。长期以来，藏民族受这一文化观念的影响，其伦理观念“表现为重群体、轻个体，重佛理道德而轻人的天赋个性的人格扭曲。”[10]养成一种忍辱负重、虔心向佛的心理特征，使人变得更加胆怯、懦弱，没有主张和个性尊严，从而影响了藏区社会的文明、进步。“无数的佛教徒、被愚弄的下层人民真是受这种狡诈荒诞思想的麻醉，以终生的苦寒血泪求取‘来世’的幸福，他们在人间为了‘来世’而过着自我苛刻的非人间的生活。而统治者、真正的作恶者，却过着舒适的安逸生活，这是宗教道德的虚伪、欺骗性之所在。”[8](P146)
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就其整体而言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某些具体的思想观点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并且在现实生活以及历史长河中都曾溅起过耀眼的浪花，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到藏族民众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环境的潜在意识，可以看到一种哲学的启示——一种对时空中的人类这一主体与自然这一客体关系的探讨。这种生态文化，其观念与行为层面本身即蕴含着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藏族既崇拜自然，又敬畏神灵，他们认定人就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既与自然对立，又不将自然界作为异己力量加以征服的思想，使得藏族同自然环境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统一。藏区空气洁净透明，江河水质良好，森林资源丰富，全区生态呈现出一派“元文明”欣欣向荣之态。面对这一派纯天然的人与自然之平衡系统，不得不承认具有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藏族生态文化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大贡献。而难能可贵的是，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已深深地积淀在藏族民众的内心深处，成为藏族民众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变成了藏族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有意识行为。以求真、求善、求美为终极目标，以博爱、宽容、奋进为行为准则的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精神价值，曾一度以低位劣势状态下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全民信仰宗教的社会风尚为依托，并通过宗教程式与宗教行为的途径继承传播而影响社会。尽管这种体现途径或方式存在许多不合理性，但正是通过这一精神价值的长期作用，才铸就了藏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进的民族精神。因此，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在高原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西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