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和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多语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重要性论文,语言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语言政策与多语制
进行人为的干预，以便对语言的形式和运用进行指导和施加影响，这种做法的历史可能像语言本身一样悠久。尽管如此，自觉而有计划的决策，或者说有意识的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却是晚近得多才出现的。人类社会有多个语种，并且总是存在着语言规划，不管是公开的、有意识的规划，还是隐秘的、通过其他活动暗中进行的规划。语言规划的方向、一种语言的变化或跨语言的变化，都是以一个共同体的沟通模式为对象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洲和亚洲大规模非殖民化的时代，一大批新国家诞生，在此期间，一种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出现了。这种政策和规划希望仿照政府制定普通政策的有效流程，并使之发展为一项系统性、技术性甚至科学性的事业。在这样一种规划当中，有关多语言社会中语言的角色和功能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具有合理性、计划性和机械性，对于这些研究方法，专家和专业知识将具有指导意义。在有些场合，这些研究方法和支撑它们的理论以某种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为目的。为语言工程这个新学科提供信息的主要知识领域，是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正规语言研究的分支学科。20世纪最后几十年也是一个进行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伟大试验的时代。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包括导致人口极大流动性的快速、普遍、深刻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很多新的国家，一些民族组建了国家，一些国家则首次具备文化多样性。然而，一种更清醒的情绪在应用语言科学当中蔓延开来了，其特点是对合理、技术性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前景更加谨慎，甚至对其能实现科学或工程学般的确定性的雄心更少了。如今，为语言决策的实践和研究提供信息的，除了语言学之外，还有经济学、政治学、人文科学等领域，以及对数字和电子通讯的深远影响的意识。菲律宾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安德鲁·冈萨雷斯（Andrew Gonzalez）很好地把握到了这种比较清醒的情绪。在那个多种语言密集分布的社会，在记录沟通模式的全国性调查背景下，他发表了以下著名的评论：“仁慈的忽视胜过有意的语言规划”（Gonzalez and Bautista 1986; Hau and Tinio 2003,p.337）。
冈萨雷斯当时反思的是有意识的语言规划的某些失败情形。为指导单个语言发展的方向或影响多语言社会中语言的运用而进行的干预，时常没有达到规划者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语言是一种极其灵活和复杂的实践组合——一种社会产生的、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互动的符号系统。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都通过语言来建构，在沟通行为中协商和实现。如果没有这些语言产物当中的一种，即书写，那么文明将是不可想象的。口头的、尚无文字记载的语言，其风格与书面语有类似之处，因此便于信息的记忆、回顾和被社会群体所利用。通过这些方式，语言使所有的社会互动、认同和文化传承具有可实现性。
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说，所有的语言都是平等的。对于语言科学来说，所有语言都能表达其使用者的意图和需要，都可以被发展，能扩展到新的领域并表达延伸的意义。但是，在当代社会政治、技术和经济事务的组合状态下，存在着大量的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平等情形。有些语言在术语上得到更大得多的发展，通过词典得以稳定化，通过专门学术机构实现编码化，受到正规教育体系的支持，得到有威望的精英的投入，具有庞大出版工业和传播体系的支撑。世界大多数语言则缺乏一些这样的支柱，要么缺乏其中的大部分支持，要么缺乏全部支持。有些语言因强大的国家或帝国经济和政治体系而延伸到其发源领土区域之外，或者通过书面、音频或视频形式的文化工业传播，这种文化对希望达到的认同进行了设置和规划；同时，它们还通过可视的形象向全球传播，以吸引模仿并刺激欲望。
通过社会权力、机会、流动性和物质进步等方面的差异所体现出的不平等，如果遭到语言规划者和代表被边缘化的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权利活动家的忽视，无论语言政策的意图如何良好，都将无法达到其目的。甚至是那些小型民族国家的语言，尽管有义务教育机构的支持，有编码化和标准化文字、公共管理机构和制度安排倾向的支撑，但也越来越多地从那些世界主导语言中借用大量的术语，在高等教育阶段，越来越多地用英语等广为运用的少数几种语言授课。全球有近200个国家，它们几乎都以一种或最多几种语言为国语，因此，7000种语言中的绝大部分都缺乏国家支持，很多语言几近灭绝。
语言与符号权力联系密切，对其使用者而言，能带来物质性的收效。在市场经济原理和全球化的条件下，语言政策必须承认一个具有双重性的原则：获取广为运用的语言编码的需求以及保存多语制（multilingualism）中包含的独特文化资源在互补性方面的重要性。
有很多的例子说明了由语言政策导致的不同后果。在那些失败或不太成功的情形中，有些与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或支持用本土语言取代其继承的殖民语言的政策有关，而且与推动外语教学的政策有关，这些外语在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具有战略或经济上的重要性。
语言规划者、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和语言权利活动家必须承认，如果经济、技术和政治变化的主流力量起着与规划者意图相反的作用，那么即便是设想最好、受到最真诚鼓励的语言规划也不可能成功。这些通过观察得出的观点，应当能够引导语言规划者更充分地承认语言和沟通与更广大的社会格局相互作用，及对这种格局的反映方式，同时对有意识的干预的预期效果保持低调，以便坚定地设计能实现支持多语制和文化多样性目标的新式语言政策和规划。
还应当从一开始就指出的是，忽视并非总是仁慈，至少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少数民族语言来说是这样。世界各个地区正在被信息通讯技术、各种形式的社会认同和社会组织以及内部相互连接的单一全球市场所迅速吞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无情作用，面对技术进步（特别是无处不在的、即时性的数字沟通）迅速发生的环境退化就更不用说了——其对交往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到的。人们有必要在指导下作出成功的语言政策决定。这些力量和趋势，使很多小语言共同体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面对相当大的压力。
承受压力的语言（language under pressure），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的语言：它们的一些使用者生活在某些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之下，这些条件诱导他们转而用一种不同的支配性语言来沟通。如果这种压力持续数代，承受压力的语言就会面临危险。当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使用者社区承受压力的时候，它们面对的是“地方性的险境”，但如果所有的使用者都面对改用其他语言的压力，它们将面对“全球性的险境”（Fishman 2001；Robins and Uhlenbeck 1991；Schmidt 1993；Wurm 2001）。如今，世界上的多数语言可能已经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磨损，很多语言面临“全球性的险境”中的极端情形——处于灭绝的边缘。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将意味着人类文化资源异乎寻常的空前萎缩。就我们所知，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沟通手段（不论是表述的形式还是符号的方式）不再以极大的多样性为标志。
在对这种以经验观察为依据的语言濒危状况的回应中，人们普遍既对其文化后果也对其环境影响感到惊慌。世界自然生态多样性受到侵蚀与语言文化多样性受到侵蚀之间的密切联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生物多样性受到侵蚀，伴随而来的是具有同样极大破坏性的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而且可能对这种丧失发挥了作用，其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语言的损失（Skutnab-Kangas et al.2003）。对于历史、记忆、文化知识、多样性的实践的损失，以及这些损失所造成的规范和价值的损失，人们已经作了很好的记录（Diamond 2001; Grenoble and Whaley 1998; Mühlh 
usler 1996; Nettle and Romaine 2000）。
也许，令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是以下事实，这种事实通常遭到低估：在族群性（ethnicity）和种族归属感、宗教和意识形态信仰、体质生物特征（physical biology）、年龄和年资（seniority）、社会阶级、性别和性征（sexuality）等人类差异性的所有标志当中，语言是最具可塑性和多元性的。语言是个体可以增补的文化多样性的唯一标志物。接受一种以上的人类差异标志物（如性别、种族、祖先、民族、宗教等）通常是困难或不可能的，而个人却可以不断地接受、扩展和丰富各种语言。
欧洲委员会（Beacco 2007）对作为社会特征的多语制和作为个人特征的通晓多种语言（plurilingualism）作了区分。各个社会以其成员中间的语言能力的复杂组合为标志。多语言社会由多样性的沟通群体构成，这些群体有着重叠性的共享性沟通（shared communication）能力，以及纵向的分层和横向的区隔。多语制的反对者通常认为它造成了社会割裂和冲突，因为人们无法互相沟通，但这混淆了两种很不相同的实体。社会凝聚力和共同的公民身份需要共同的沟通和理解方式，而不是需要单语制（monolingualism）。一个社会的语言数量，其参与跨群体沟通之间的能力，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很多语言共同体分布于世界上的不同地区。通过移民、殖民扩张、难民安置、旅游和专业人士的流动，如今，不少语言共同体的分布已经变得分散了。其使用者超越散居者所处的地域环境及祖居地形成认同。语言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变得多种多样。尤其是各地的沟通模式也具有高度的多样性，有时候具有编码转换、体态语、双语制（bilingualism）、各种语言或方言各异的接受和创造潜力等特征，其标志是完全熟练、部分熟练、专门精通等情形的结合。这种复杂多样的沟通现实，是当今全球人口稠密地区的典型情况，而那里是全球多数人的生活空间，认同具有多重性，跨越了族群、性别、个人、职业、地区、娱乐消遣、意识形态、宗教、民族性等维度。
在这些复杂和异质的条件中，语言反映了很多种类的认同。它们可能是特殊的、民族的和普遍的，比如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来自最初来源和发源地的精英历史和文化，又如由国家或享有声誉的文学和地位被抬得很高的个人赋予权威的认同，以及具有功能作用的认同和文化。除了与地方、国家和跨国的地缘政治空间相联系的认同之外，还存在着打破固有认同的以语言为中介的认同，以及颠覆性、悖逆性的语言实践，这是从它们否认权威机构的权力和角色的意义上说的，不管这些权威机构是地方性的、全国性的还是跨国性的。
通过观察多语言社会和通晓多种语言的个人在日常具体沟通中（而不是在想象的、理想化的、纯粹的环境或方式中）的实际操作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可以表达多种认同，可以支撑多样性的文化形式。根据这种推理，“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词汇是宽泛的指称，是为地域和历史传统命名的范畴，是为了归根到底属于跨越全球广大地区发生的沟通实践所起的名称，这些沟通实践的名称所表达的是一个起源地，而不是一种使用状况。但是，这些语言和许多其他语言中的每一种一样，都在各种各样的、分散分布的大量地缘政治实体中激活了多样的文化传统。今天，存在着一个关于复数概念的“英语”（Englishes）的巨大学术研究领域，这是从承认其广大的地理渗透性的意义上来说的，据预测，这种渗透将在未来某个即将临近的时间点上为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所熟悉（Graddol 2006）。受有关印度英语“印度特色”（Indianness）研究（Kachru 1983，1986）的刺激，关于附带了世界各地语言特征的英语的多样性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步揭示出语言、认同和各种关系之间极其复杂的互动方式，以及使用者如何使他们继承的语言形式得以流行而具有具体意义，同时在新的环境中为了达到新的目的而创造条件。
这些研究的主体对一个研究分支作了补充，而不是提出异议。这个分支提供了证据，说明一种像英语这样的语言的原初形成环境或者说形成的文化环境仍然被印记在其语法和词汇形式上，同时像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文化讯息那样，持续存在于这种语言的结构当中，即便是这种语言被传输到了极其不同的新语境中（Lo Bianco 2007a；Wierzbicka 2006）。语言包含着文化符号，就像意义可能性（meaning potentials）一样，它们揭示或暴露其起源，但是，当被移植至不同的环境，表达不同的经验及新的文化类型和目的，新的使用者和新的用法将把这些潜在意义改造成具有当地创造性的或混合的表达法。关于一种语言如何可以被改造来表达多种文化意义，英语是典型的一例。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尽管仍有可能在语言中留下关于家乡和起源的印记，但它们并非是单数的和没有形式变化的，并非附属于单一的地缘政治和文化空间或附着于某个时间点。它们也不是特定群体的排他性财产，当人们利用语言在新的环境中开展新的与文化相关的工作时，其所有权转向了新的使用者。文化多样性既寓于单个语言之中，也寓于多种语言之中。然而，这并非世界上大多数语言所反映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它只是为特定环境和使用者社区所特有，反映了与那些空间和使用者之间的关联度。某些语言与某些地域的密切关联，是多语制政策合法化的主要依据之一。
语言在形成意义和认同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要求任何旨在保护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的项目，均应将维系多语制作为中心目标。有鉴于此，本文的指导原则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政策需要基于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实现跨越世界各个地区、国家、民族和传统进行沟通的目标，这种沟通是共同分享的，更多人可以利用，更公平；另一个目标与之具有互补性，即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多语制
全球的口语（spoken languages）中，约有1/3分布于亚洲，另外1/3分布于一些太平洋小国，只有3%分布于欧洲（Gordon 2005）。民族国家是在欧洲语言减少的背景下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如今它们则是促成全球语言减少的主要原因。
国家确立的基础，是将单一的一种排他性认同作为高于一切的义务，在此之前，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社会实践是地方化的。某种高于一切的认同被托付给超验的宗教信仰或托付给王朝、君主或帝国当局，这些被托付者并不要求将其与文化上的附属相结合，这种模式有利于地域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元主义的发展。统治者只渴望其臣属服从法律、缴纳税收，并对煽动造反进行约束。相比之下，民族国家以引导公民并将其纳入某种全面和普遍的文化形态为目的。国籍受到领土的限制，要求实现领土范围内的同质性并信奉关于历史和命运的特定叙事。为了完成这一过程而采用的高于一切的工具，是高高在上的共同民族文化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凭借国家机器的实用性运行，如人口普查、公共教育、军队服役、媒体宣传等得以推广（Anderson 1991；Gellner 1983），通过国家经济管理、警察机构等的设立得到强化。通过基础性、普及性和强制性的标准语言识字教育，工业主义深化并扩展了这一过程。
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濒危语言红皮书”项目（The Red Book of Languages in Danger of Disappearing），作为其有关保护无形文化遗产讨论的一部分，以记录濒危语言的数量和状况为目的。在这一背景下，1995年，东京大学建立了濒危语言国际交流库和数据库中心（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 and Data Bank Centr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职业语言学专家以“局外人”的标准来判定构成一门语言的要素，他们所计算出的数字的不确切性引发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不同版本的“世界语言资料数据库”（Ethnologue）（Gordon 2005）都揭示了这样一个共同点，即无论专家估计的语言的确切总量是多少，由使用者命名的语言数量都比这个数值大得多。据“世界语言资料数据库”第14版显示，由使用者命名的语言约有4.1万种，这些也许可以称为“局内人命名法”。而相比之下，由专家命名的语言约为6700—7000种。对于构成一门语言的要素有哪些，以及一种语言的适当名称应该是什么，局外人与局内人在感知上的这种差异，说明的不只是在局内人的想象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数量比专家计算的数量多很多，这种视角的差异，指向了语言消亡备受关注的一个原因。主观性和“局内性”（insiderness），共同反映了一种看待现实与经验的知识、文化视角所留下的巨大遗产。
在濒危语言当中，有一半使用者不到10000人，而这当中又有一半使用者不到1000人。这意味着800万人，即世界人口的0.2%使用的语言种类占世界语言总数的一半（Gordon 2005；Krauss 1992）。保存多元的世界观已经成为不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也主张保留这些语言的一个关键原因。
学者预测世界大多数语言将遭到的损失，据称会对各种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浩劫，这些多样性既包括诸如世界观、价值观等此类由人类创造的多样性，也包括生态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由于语言与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联系密切，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Hinton and Hale 2001; Mühlh usler 1996；Scanlon and Singh 2003; Skutnabb-Kangas 1998）认为，这些语言损失将耗损文化、技术、科学、医疗和环境领域的知识存量。这些作者的一批著作指出，如果我们能完整地保留传统守护者（traditional custodians）的社会体系，医疗和科学创新、新作物和新市场，特别是对独特的生物技术领域的管理，都将更加可行。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对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作了命名，并将他们与这些系统之间的关系纳入其日常话语当中。按照这种逻辑，可被持续利用的土地、对水资源的管理、海洋技术、植物培育、动物饲养、气候等与语言、文化和社会体系关联密切，都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的矩阵当中。
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学术机构和学者已经建立了同盟，支持保护原住民语言的政策，将语言的保护与生态运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运动催生了一份重要的国际性声明，即1988年的《贝伦宣言》（巴西）（Declaration of Belém,Brazil），又称《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 n.d.）。尼特尔和罗梅恩（Nettle and Romaine 2000）认为，物质环境是传统语言的生态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国中的10国的研究，以及将其与地方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25国进行对比，说明了这种外部环境与对该环境的描述之间并不分离的情形，并且指出，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状况保持稳定，但使用者并不多的语言，大多数存在于具有生态丰富性（ecological richness）的地区。这是因为，相对未受触动的文化体系与当地对这种体系的管理是共同演进的，当地生态系统中，为数不多的人类已经将经过编码和转化的知识融入当地语言中，促进了语言和生活的互动性发展。穆赫劳斯勒将此表达为：“在特定人类环境中生活，依赖于人们就这种环境进行交谈的能力”（Mühlh usler 1996，p.155）。
如今，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互相支撑、互相强化这种观点成为已被大家接受的知识框架，以不断积累用于保护濒危语言的话语（Maffi 2001; Skutnab-Kangas et al.2003）。人们所主张的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对保护这种多样性环境的实践有着重大意义，不只在跨学科（如语言学和环境科学）时是如此。2000年间，关注语言权利的Terralingua（一个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译注）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描绘了世界生态区域图。所谓生态区域（eco-region），即物种多样的自然共同体。《世界原住民、传统民族与生态区域保护》（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Oviedo et al.2000）研究报告根据种族语言学标准，命名了874个生态区域，约238个典型的陆地、淡水和海洋栖息地。在不成比例的情形中，这些栖息地与小型语言共同体之间具有协同变动性，据认为，对这些区域的长期、切实有效的可持续管理而言，小型语言共同体与所处区域之间的管护关系至关重要。
2001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推动的恰是为多语制正当性所做的辩护。教科文组织一直站在前列，就全球化和经济现代性对世界语言的影响发出惊呼。长期以来，非政府组织在这一领域也很活跃。自从启动“濒危语言红皮书”项目（旨在记录和不断更新有关濒危语言的信息，并促进研究）以来，教科文组织已经鼓励人们开展了很多有关语言濒危状况的研究。对于抵抗世界语言资源可能遭受的、似乎无可阻挡的损失而言，文献记录工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当然，人类语言和文化也像生物物种一样演化。但是，当今世界的“灭绝危机”已经加速，超过了任何正常的新陈代谢的速度，经济全球化所加速的开发蓝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各个市场的触角已经剥夺了很多传统民族的土地和本地特有的资源。生活方式被打乱、物质环境的退化与文化、语言上的同化结合在一起，导致人们不再使用传统语言，转而使用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语言或欧裔移民语言，还造成传统语言内在固有知识的丧失。因此，自然环境的保护，需要有一种综合的、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并用它来看待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及作为关键媒介工具的语言之间的共同演化和相互依赖。
引导人们将这些方面的思考综合起来的，是规模空前的大量人口迁移。世界各个地区都卷入这场人口大迁移中，各种族裔的人、说各种语言的人都受到了影响（Castles and Miller 2003）。在这种巨大的流动性当中，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发生了转换，人们已经创造了新的迁移和居住类型。各类人都在参与迁徙：学生、夫妇、工人、穷人和富人、失去家园的人、怀着好奇心的人……这些迁徙的类别包括临时迁移、永久迁移和持续迁移。
与这些迁移相伴的是联系便利性的增强——通过跨越空间的即时电子和数字沟通使地理位置不再临近的人之间仍能保持畅通接触。在这些迁移中，大多数语言共同体都有了与故土、与新的语言环境保持联系的海外散居者，而这些语言原本是与特定地域和领土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形成了认同和体验）。由于很多源自不同故土的语言分散到了世界各地，种种认同被延伸至想象的领域，在探寻归属感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具多样性、混合性的地方认同和语言的心理组合类型。
即便是在分散和物理上被孤立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共同体也能利用数字和电子手段，通过声音和形象，实时让众多接收者了解他们的情况。人们经常预测，全球电子通讯（尤其是互联网）将使语言使用状况发生大的改变——转向使用少数几种居特权地位的、用于更广泛沟通的语言，尤其是英语。然而，全球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分散的、孤立的小型共同体的语言的保护和更新，而且有可能作为多语制发展的支持手段。
一个不可否认的主要挑战是非字母书写（non-alphabetic writing）受到的威胁，尽管这种对不同文字（特别是对非字母书写体系）的威胁正在随基于语音的沟通方式的扩展和多样化（包括从语音到书写的转换）而逐渐减轻。
记忆与文化形成
文化集团的形成，并非仅仅由于塑造共享经验的物理邻近性和社会互动。实际上，在没有交谈和书写这种中介调节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人们如何能关系密切地共事和共同生活。交谈和书写（因此也使语言）对于文化的形成具有核心意义，因为交谈和书写是经验的中介，而经验所表达和组织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不同语体的语言。
人们的记忆是以不同语体的语言来组织的——无论是以故事、童话和婴孩训诫、关于劳动、受苦受难和斗争的歌谣、格言和谚语等普通的形式，还是以信仰、意识形态和包含在讲话中的常识哲理的形式。所有这些，都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而语言又成了这种知识储存的档案。在文学这种较高级和具有权威性的形式中，语言又一次在定义经验、赋予其轮廓和内容方面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这些方式和另外一些方式，具有双重作用的语言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多样性价值。所谓双重作用，即语言本身作为文化表现对象的作用，以及使各种经验得到碰撞、讨论和记录的中介作用。
从我们是在此时此刻书写和讲话、我们验证词语在过去的含义与用法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也是有时间性的。此时此刻所使用的词语、表达法和通常意义，大多是在我们使用之前已经设置好的同定用法，通过使用，我们经历了一次确认自己与继承而来的东西之间的联系的实践。语言的这种基于时间的功能（time-based function），是与此时此刻的另一种功能联系在一起的：使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实现当下的目的，并想象和塑造未来的功能。
通过关系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和发生互动，人们获得了对话、协商和共同讨论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协商的概念化（negotiated conceptualisations）得以形成，而这种概念化成了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模板（Forgas et al.2001; Rogoff 2003; Sharifian 2003; Valsiner and van der Veer 2000）。这些模板有助于他们理解对其而言是新的或前所未有的经验的含义，并使这些经验有序化，包括理解如何与其他群体打交道。这些模板体现在认知之中，体现为人们如何通过心理图式（mental schemas）、知识范畴和概念隐喻的形式来思考并逐步了解世界。这些是从社会文化互动中出现的心智建构（mental constructs），可以为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所用，但它们出现在文化集团的层面之上。并非所有个体和社会群体都等量地分享这些东西，有些个体和群体会挑战和拒斥某种文化可被人们所利用的部分。
文化上的概念化是从分散性认知中产生的，就是说，并非专属于个人或者说并非个体化的知识，它在本质上是共享的、共同的或者说集体性的（Bateson 1979; Hutchins 1995; Rieber 1989; Valsiner 2007）。认知是作为例示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的，但却呈现在某个文化集团的集体层面之上，主要依赖于语言沟通，这种沟通从经验的总体性中选择出那些成为特定文化关注和聚焦对象的内容和方面。通过不同的方式，相关的语言随即作出的选择逐步得到强化、传播和流传，从而变得多样化。人类沟通是文化概念化过程中协商和再协商的平台，尽管这种概念化通常物化为人造物（artefacts），物化为我们行为中的非言语（non-verbal）方面。
文化间意识和“世界胸怀”
学习语言要借助“工具”，这种工具并非由语言的单个使用者所发明，而是从过去流传下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学习某种语言的人，或某种语言的年轻使用者立即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文化传统发生联系。这种与过去的联系，是语言所提供的与其他文化传统（在这里指具有时间性的传统）接触的独特形式的主要途径。
这些深刻见解，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一个人学习历史时，他会与其他时代“碰撞”；当他学习地理时，则会与其他地方“相遇”。所有的学习，都涉及单个学习者获得关于他者（otherness）的知识和对他者的评估，即获得各种关于文化概念化的知识并对其作出评估，这种概念化塑造了其他群体与现实的集体性碰撞——不论是其他时代、地点，还是其他实践、信仰和价值观。同样，个人学习不同艺术传统、宗教知识或表演风格时，他们会与各种符号系统、经验和价值观碰撞，这些系统、经验和价值观适用于不同的群体和环境。它们如此多样化，即不同群体突出了共同的人类经验中的不同方面，或以不同方式诠释同样的需求或经验。在理想状况下，这会产生鼓励个体学习者的作用，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关于什么是自然和常规的假定，并从这样的视角进行评估，即人们可以利用多样性，并且多样性能使人的思想更丰富的视角，这就是文化间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随着接受不同语言自然性（naturalness）的实践增多和技能提高，对自然性的驾驭水平的提升，文化间意识会增强。如果对这种意识加以引导和扩展，就能具有世界胸怀（world-mindedness），它是一种性情、思想状态和态度，它扩展了学习者对差异性的认识，接受这种差异性对学习者直接研究并渴望了解的群体、传统群体之外的群体及传统而言所具有的自然性。
在推进文化间意识、培育文化间能力和鼓励胸怀世界方面，语言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概念上看，外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使学习者了解并赞赏其他群体、文化、传统和成就；另一方面，世界胸怀希望使这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的方法得以推广，并实现更宏大的目标，即将所学知识加以总结，成为一般意义上人类文化群体的、更广阔的沟通和意义生成过程，从而使个体学习者能获得超越个人及其直接研究的“他者”（Other）的洞见。
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和地理的比较研究引入了他者。通过同样的方式，语言占据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与人类群体的一种接触方式。然而，与这些研究领域不同，在处理差异性和他者方面，语言为个体学习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学习一门语言，个体不仅要有关于过去时代、遥远地方或抽象概念的知识或认知，还要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自己习得的新知识，因为语言是将知识与行为相结合的。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在此时此地承担任务、生成意义和切实发挥功能的这种表演性（performative）维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语言与文化多样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要求语言使用者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运用目标语言共同体的语法规则、沟通实践和表达规范。通过这样做，语言使用者采用了集体性的规范和假定，并将其应用到实际沟通之中。采用了这种方式的学习者，获得了有关目标语言系统的内在知识（包括语法规则、词汇意义、信息储存、社会群体及其分布情况，以及礼仪形式），意味着目标语言体系得以传承，并实时进行这种继承而来的、文化上的、特殊的概念化选择。
我们接触、学习并使用一门语言，我们就参与了表演，但这种表演既不是模仿、演戏或为跨文化交流所准备的演出，也不是我们在自己扮演既定角色的戏剧中所呈现的那种表演。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包含一种价值特性，即需要初学这种语言的人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共同确认这种语言的自然的存在形态。在这方面，语言对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意义和感知系统确认他者的自然存在，并遵守这种语言体系所包含的关于自然性的规则。这种遵守和确认是表演式的，因为语言要求我们采纳既别无他选又无法逃避的假定和实践。所谓“别无他选”，即从概念上看，多语制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声称其在范畴上优先于其他语言；所谓“无法逃避”，即对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这种语言中的范畴和用法来界定的。
例如，如果我们在使用意大利语，就必须接受门、教堂和月亮是“阴性”的事物，而靴子、庙宇和飞行员则是“阳性”的事物。如果我们在使用泰米尔语，我们必须接受一种比英语更广阔的观点并使之自然化，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中的种种实体皆是能够独立行动的行为体，并选择适当的动词形式，以便让这些实体可以成为独立的行为体。如果我们在使用日语，我们必须了解每个个体有多个私人身份，并且知道在与他人的特定关系中，使用哪种身份是恰当的，继而根据与之对话的人选择代词和其他的词项。如果我们在使用英语，我们会留意社会环境，要避免暗指某人的性别。如果我们在使用Pitjantjatjara语（澳大利亚中部一种土著语言——译注），对于什么事我们可以向什么人披露、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年龄和性别、我们与什么人可以直接交流、与什么人必须间接传话，都有详尽的规定。
通过各种语言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语言蕴涵了文化多样性，并形成了一套套关于世界的诠释系统。语言中所蕴藏的文化多样性并非是惰性的，它由价值观的微型表演（mini-performances）和所探讨的语言的日常惯例构成，但这些并非可以认识的事物，而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知识。毋宁说，多语制所构成的文化多样性之特色，在于其涉及被演示的差异，在这种演示当中，讲话人被要求采用独特的符号假定和对话实践，将其作为日常惯例，视为正常。如果我们作为使用者不断地向某种给定语言的使用者所用的语法、词汇和符号资源发起挑战，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沟通。
人们对语言差异进行理论阐述的一种方式，体现在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的建构之中。语言相对论是一种科学的主张：不同的语言使其使用者有进行不同思考的预先倾向，这种倾向处在语法结构和词汇结构之中。相对性的论点是一种很古老的洞见，已经有人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加以阐述。大约70年前，有一种著名的阐述，即“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这个假说以两位北美语言人类学家命名，他们分别是加拿大的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和美国的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他们提出，不同的语言要么以独特的方式影响思维过程（假说的弱版本），要么决定着思维（假说的强版本）。尽管这一假说直到近期仍未得到可靠的验证，但它已经因近期的实证研究而受益，这些研究为解答语言相对论中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一篇关于这个假说的研究的最新评论发现，有关研究越来越多，逐渐积累了稳定的、意义重大的、关于语言相对论的实证证据。如今，可以鉴别出三种相对性。第一种是“符号相对性，或者说，一种象征系统是如何影响思想的”；第二种是“语言相对性，或者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说话时是如何进行不同思考的”；第三种是“推论（discursive）相对性，或者说，（跨语言性或在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话语是如何体现不同的文化世界观的”（Kramsch 2004,pp.241，244，247）。
鉴于观点的差异在这些沟通层面之间普遍存在，因此可以更自信和更密切地将支持文化多样性的研究项目与多语制联系在一起。
共享性沟通
关于亚洲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一项经典研究工作——塔克迪·阿里斯亚巴纳（S.Takdir Alisjahbana）的《现代化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 for Modernisation,1976）——调查了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语言决策的历史及这些社会可以利用的环境、理论和选择。在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后殖民现实进行反思的同时，这位作者讨论了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并就所关注的多语制命运问题指出了这一发展过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根据阿里斯亚巴纳的说法，民族文化及其中的民族语言地位上升，对于这些社会中的所有语言的命运都至关重要。作为现代印度尼西亚语的关键设计师，他的分析和反思适用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多语制，而且在更广的范围内引起了共鸣。
阿里斯亚巴纳分析的重点是在民族国家中具有权威地位的文化模式所发挥的作用。民族国家支持某些类型的话语和推理，这些话语和推理反映了某种政治形态的特定叙事，并逐步形成预期的价值观和行为，通过语法、词汇、话语和实践在民众中传播。1964年，在吉隆坡的一次授课中，阿里斯亚巴纳预见到了全球化和普及化力量的到来及其对多语制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全球化和共享性沟通的主张：
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强大的全球化和统一趋势必定也会在现代语言的趋同趋势中表现出来——由于各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由科学、经济学和技术主导的现代世俗文化的基本概念越来越统一，与任何历史大时代中的语言关系相比，现代语言相互之间要接近得多。（Alisjahbana 1976，p.7）
在此，我们缺乏的只是一种关于因语言灭绝和独特世界观丧失而导致文化多样性未来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的描述。这种主张要走得更远，它认为，使用者众多的语言及世界上的几种主要语言，即便它们体现了不同的民族传统，在使用这些语言的、独立的、稳定的国家中因政府支持而获益，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们也将会逐步趋同。阿里斯亚巴纳将此归因于他所谓的“世界社会的兴起”，他预言各种世界观将会趋同。研究民族主义的英国理论家厄内斯特·盖尔纳（Gellner 1983），同样预言了不同语言在关于现实的大致意义和观念方面的逐步趋同。根据盖尔纳的说法，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正逐步趋同，以至于差异将最终被限制在表面层次的表达和沟通上，而深层意义则将越来越接近。
虽然这些是尚有争议的阐述，但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出现了世界性的体系，因为对跨境贸易、犯罪、旅行、信息和文化的管理，要求人们形成共同的，或者说，至少是有重叠部分的理解，以便跨国进行管理协作。一个新近的例子，即关于儿童识字成绩和能力的国际比较性统计数字是如何产生的。世界各国的教育部对国际性的成绩和比较数据很敏感。某国年轻人的识字程度如何，他们做计算和其他运算的能力如何，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世界知识，如何根据这些评估成绩，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有关这些问题的数据产生得越多，一种关于预期、概念和比较的共同话语就越容易出现。这种国际性的比较，显示了共享的概念化的形成过程，同时，这也为阿里斯亚巴纳和盖尔纳曾预言的那种趋同提供了佐证。尽管一些国家的教育体系所依托的社会环境并不具有可比性，但总结概括、概念化和分类范畴的网络将这些国家的教育部长们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能以共享的方式谈论其多样的活动领域。
不过，就像一些运动将本土化和区域化作为对全球性趋势的拒斥或回应那样（Castles and Miller 2003; Giddens 1999; Grin 2003），在各种语言的交互影响中，也可能存在相反的证据。而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系统的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发掘语言的含义，又是什么使他们能切实使用这些可以利用的工具，这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鉴于这些动态，语言政策应当为原住民语言、移民语言和国际性语言的发展提供支持。可信的语言政策和规划要对人的表达意愿作出回应，因此要在国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外的层面上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应为具有本地适宜性和亲切感的语言的发展提供支持，关注流动和分散居住的人，支持便于学习及交流的国际性语言的发展。为了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语言政策和规划应当鼓励人们支持共同的、更便于用于交流的语言，并让更多的人接受识字教育，但对于这一目标，应当配之以补充性的、强有力地确保其实现的承诺，即承诺维持本土和区域的文化多样性，通过多语制来验证合理的差异性确实存在。
语言政策
本节描述围绕语言政策开展的活动、语言政策的类型、行为主体、发挥作用的领域、涉及的观念。
规划门类和政策对话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习惯于将语言规划和政策置于政府事务领域来思考。对政府语言规划活动的一项长时期历史分析显示，这种行动的大部分是反对而不是赞成多语制的。
本小节将考察政府措施这种手段，它已经被用于具有多样性的社会中的语言管理。笔者认为，支持社会多语制和个人通晓多门语言的语言政策并非技术性的或机械的规约或准则，而是某种语言政策决定中的话语，它们应当写入正式政策文本。具体来说，本文的讨论确定了语言政策的四个作业领域或范围（spheres of activity for language policy），分别为主权、管辖权、影响、行为，这是通过四种独特的参与方式划定的：政府文本（如法律、规章和规划）；公共话语（声明、讨论、公众态度）；表演性行动（即角色榜样行为、影响力大和重要的个人、机构和实体为语言和文化行为提供了榜样的实践）；协商审议（deliberative）流程（包含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问题澄清、战略规划及实施）。所有这些，均指向后文将讨论的语言规划六大目的中的一个或多个。
我们必须避免对语言规划作机械的、理性主义的描述，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委托给专家的任务，看作由他们对种种信息体实施专家控制，并提出由另外一些人主持落实的计划。一般说来，语言（具体来说，多语制）是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争论对象。由于其间包含了人们投入的情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及文化价值观，因此，有效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需要有审慎商议、谈判、问题界定和受影响各方持续参与的过程。这不是否认学术研究、专业知识和专家的清晰而重要的作用。为了给协商审议流程中的决策提供信息而收集的数据，对于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澄清存在争论的问题，探索可行的其他行动方针，进行可信的评估和监督，对可能的成本和其他行动方针可能后果的有效计算，以及总的来说对讨论给予的指导等。语言政策是一个与权力和资源分配相关的过程，因此是与政治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能通过有指导的、信息全面的协商审议流程系统开展行动，这一过程将较为平稳。
人们已经从最初由鲁伊兹（Ruiz 1984）作出的三种政策取向区分中了解到多语制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在他的阐述中，政策被视为有某种基本取向或意识形态，它将多语制看作一个问题、一种权利，或者一种资源。有人提出，种种政策均应明确其意识形态假设和承诺，而且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在鲁伊兹确定的三大取向中，最终最富有成果的将是资源取向，不过这种取向被作了大幅修改，乃至于多语制在很多方面被看做资源——智力资源、文化资源、公民积极参与的资源，以及经济和职业方面的资源和促进人权的资源。
语言政策的作业领域
大多数情况下，语言政策的决策行为是在国家的主权权力或其所属机构的权力范围之内作出的。然而，即便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行动，也需要在一个更广大的框架当中理解，即将政策理解为一种作业（activity），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对话；本文也赞同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因此，虽然可能最容易在法律、规章、规则、国家机构的资金提供规定和管理安排等当中看到语言政策的“身影”，但相关的作业领域要广阔得多。根据最近一项有关中国语言规划的讨论（Lo Bianco 2007b）作出修订的下述四个方面，既反映了行动者或行为主体，也反映了他们就语言政策采取行动的作业领域或范围。另外，还确定了在他们所控制的领域由他们所进行的一些典型的作业。这些领域是通过特定参与方式落实的，将在下文中介绍并讨论，这些讨论将服务于随后会讨论的六大目的中的一个或多个。
一个国家或国家权力当局在排他性或被集中的主权范围内跨越一系列辖区采取行动。这是涉及资源、角色分配、确立地位的典型权力行使行为，其形式通常为法律、规定和有约束力的规章。
管辖权
有权合法管理某地域或领域的权力机构和公共机构，谋求在该地域或领域内实行语言规划，其形式通常为通过对委托提交的报告或内部文件、新闻稿、有关资源配置的政府声明等其他公共文本作出回应。
有影响力的个人（在专门知识、权力、声望、地位等方面有影响力）或有影响力的机构将公众信誉、物质权力或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本转变为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施加于多语制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模式，或单一语言中语言使用的偏好意义、价值观和风格。
一个语言使用者共同体的支持者和专家，通过多种方式組织自己的沟通表达，以维持或恢复代与代之间的语言使用，拒斥或接纳主权机构的措施，或制度、管理的措施所意图传达的政策讯息。通常，语言行为涉及对外来力量的抵制或抗争，这种力量侵蚀着共同体通过亲子关系或社会化过程直接向新世代或新来者传递其语言的能力，并侵蚀着其采纳新的规范、表达法或意义，即对其内部意识形态规范或行为规范的回应的能力。
语言规划是落实语言政策的作业，它可能发生在上述一个或多个领域。然而，拥有主权的国家或地区和拥有管辖权的领域通常包含着以法律和权威报告为形式的明确政策宣示，而影响或行为领域则通常涉及某种作为实践的决策，即涉及某种社会活动或行为，而不是涉及宣示、法律或正式的声明。
语言政策的参与方式
语言政策和规划作业有三种主要参与方式。这些方式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围绕语言决策展开的持续对话，描述了政策的系统阐述、落实、对政策的体验和作出回应的方式所具有的动态、重复和对话的特性。这些参与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下述六大目的及前述四大领域。
公共文本
这是最外显和公开的方式，涉及法律、规章和规划、正式实施。准备公共文本的程序通常要求有政治合法性和对制度资源的控制权。
公共话语
这指的是与公共文本相伴而来，或对其作出回应，或在此之前的声明、讨论和公众态度。话语是语言规划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正式的声明并非总是得到落实，它们有时候包含了政治言辞、利益和意识形态。在话语领域，这些都要接受批判和分析，体现了可供公众辩论和理解、评价和采纳、传播的空间，或是对已颁布政策文本的争议和抵制、制定其他行动方案的空间。
表演性行动
这指的是行为，既有角色示范行为，也有破坏、违背、诋毁性的行为。这实质上涉及的是有影响力的重要个人、机构、实体、集体和社区在其沟通实践中实际上怎么做，以及在这样做的时候如何为语言和文化仿效提供示范。表演性行动如果违背了具有权威性的个体范例或公告、公共文本指令，也被视为一种公开的语言决策。
协商审议流程
为协商审议提供便利，是进行语言决策和规划的一种方式，它将专家及其专门知识的作用、受影响人口的代表、来自特定语言政策领域的管辖当局有关人员结合在一起。总的目的是形成意见一致的方案，以解决语言问题。
语言规划作业的目的
下面，将简要谈谈语言规划作业的六大措施或者说目的。这些是语言决策中的四种参与方式所谋求达到的主要目标，而这些参与方式则概括了四个语言决策范围或领域的作业如何进行。下述语言规划的六大主要目的，涉及以下措施：决定语言的地位、语料库（corpus）的内容、习得的内容、使用的领域、语言所附带的尊敬和声望、围绕特定语言及变种或多语制等问题的话语和态度。
正式确立或提高语言地位的措施
语言的正式地位体现在反映其法律地位和公共功能的国家宪制设计中。通常，国家通过宪法条文这样的公共文本，在主权范围内赋予某种语言特定地位。但次国家行为体，如自治区或省份，可以修改、解释具有重叠主权的当局所发布的公共文本和法律，甚至可以与这些公共文本和法律“唱对台戏”。超国家行为体，如欧洲联盟，也可以赋予某些语言某种正式地位。1992年，《欧洲地域性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ECRML）诞生，并向欧洲各国发布——这些国家在其全盛时期曾抑制这些语言的发展（ECRML1992）。东南亚国家联盟将英语确定为唯一的工作语言，但这是一种作业的管辖范围，而不是主权范围，只适用于东盟的营运安排。非洲联盟，以前曾以“非洲国家组织”闻名，发布过一份“语言方案”，但由于既缺乏主权又缺乏管辖权，该“方案”并没有落实。
很多国家既拥有排他性的主权，也拥有管辖权，并将官方语言及其他语言的地位列入国家宪法之中。这种法律上的承认可能很简单，如指定官方语言的正式命名。如果有更详细的表述，可能会具体说明各种语言的角色，规定它们可能具备的功能和可能的管辖领域。宪法条文的差异，按从实用特征到象征特征（pragmatic to symbolic）的序列分布，根据这些特征，有多种多样的实施机制，从具有强约束力的条文，到仅有薄弱象征性意义的表述。切实有效地服务于语言政策的工具，不能单纯依赖法律条文，因为宪法对语言的支持可能得不到落实。
跨国性的政府间组织和民族国家为有关语言的宪法条文提供了非常多样的例子。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是主权范围内的公共文本。有时候，这种政策形式依据的是影响，偶尔依据的是其他类型的语言政策模式。南非宪法承认11种语言：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英语、恩德贝勒语（Ndebele）、北梭托语（Northern Sotho）、南梭托语（Southern Sotho）、斯瓦蒂语（Swati）、特松加语（Tsonga）、茨瓦纳语（Tswana）、文达语（Venda）、科萨语（Xhosa）和祖鲁语（Zulu）。澳大利亚宪法并没有提到官方语言，但机构工作用语只认可英语。埃塞俄比亚的宪法条文，与管理权（因此管辖权也）向多个已经编号的、称为“基利尔”（kilil）的行政区转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行政区多数有语言基础，拥有相当大的语言自主性。斯里兰卡的宪法已经修订过七次，含有既清晰又模棱两可的语言条文。这些条文，需要借助于另外一些关于语言的公共文本来解释，这些文本是在谈判中发布的，而谈判涉及的是为不同语言设计的社会和制度角色。在本文写作时，僧加罗语（Sinhala）和泰米尔语（Tamil）被描述为斯里兰卡的国语和官方语言，而英语则既没有被指定为国语也没有被指定为官方语言，但被置于“联系语言”（link language）这个没有定义的类别。
所有主权国家，都在其宪法提供或限定的管理范围内利用其可以利用的法律条文组织国家语言资源。加拿大承认两种官方语言，尽管英语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居主导地位，但英语和法语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过，魁北克省的一系列法律对这种法律平等性在有些领域的适用作了修改，如在迁入移民的挑选、办理公共事务的签名和教育等方面。比利时宪法在国家的不同地区承认法语和荷兰语（尽管语言使用是基于这些语言在当地的变种），并有在东部一小块区域承认德语、在国家首都布鲁塞尔实行双语制的法律。印度宪法承认印地语（Hindi）和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在特定的地区又列入另外13种语言，此外还承认一大批少数群体语言在次国家层级、地域性或其他从管辖权方面界定的地位。在有些国家，历史、经济和政治力量取代了语言官方地位的正式指定。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在那里，约22个州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另一些州则宣布英语加上另一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如夏威夷承认英语和夏威夷语），而多数州，包括联邦政府，并没有承认任何语言。不过，在1990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语言母语法》（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ct），对“作为母语的美国语言”给予管辖上但不列入宪法的正式承认。
修订语言语料库的措施
通常，政治家和决策者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影响某些语言的地位，他们提出公共文本，如上述的法律、宪法条文和权威报告等。修订语言语料库的措施则通常被委托给某个使用者共同体协作的专业性的职业语言学家，尽管这常常也需要有规范的批准政策程序。语料库规划涉及对语言资源内涵的完善。这可能包括为没有书写表达体系的语言设计书写表达体系，或者是对现有书写表达体系的修订。扩展语言术语范围，包括翻译的标准化、表达的编码、新规范的采纳和使用等，也是语料库规划作业的一部分。
语言学家为本土语言开发书写体系或为本土语言和民族语言开发术语和表达法的研究，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字典的编写和创造有声望的文学也会对语言的语料库产生影响，语言会成为意识形态运动和社会运动关注的对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表达的重大变化，是女性主义鼓动去除书面语和口头语中的男性取向取得成功的结果。语料库的变动，既通过有意的、自觉的计划流程发生，也通过根据社会趋势、价值观变化、技术革新和科学进步对语言进行的调整而发生。所有语言都在不断地演变，以容纳新的信息和意义的变动。
小型本土语言语料库规划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使语言在代际间更好地传承，防止语言因发生转变而受损（Fishman 2001），而一个关键的目标是确保公共教育或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能够支持家庭内部的语言传承。对于在公共教育中的使用而言，语料库工作集中在改变课程、扩展术语、产生文学、开发字体和正字法（orthography）、传播这些技术变动等方面，以便它们为语言使用者所采纳。主权和管辖权领域甚少牵涉进语料库政策方面的工作，除非采取压制性语言政策的国家明确谋求通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可以使用的领域而将其清除。使用者社区内重要个体采取的表演性行动，是一种比文本、法律和规章更有威力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方式。
促进语言学习和获得识字能力的措施
这发生在公共教育机构内部。通常，这种措施出现在开设某种课程的时候，而不是出现在设计旨在促进语言习得或提高识字能力的总揽性政策之中。通过包含专家、研究人员、课程编写人员、评估机构、颁证当局、学习者及其家庭之间互动的过程，多种行为主体参与到这种作业当中。
就识字而论，在发展中国家，这是非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一个领域，其中，国际组织的援助和支持项目发挥着某种核心作用。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与教育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以来，发达国家已经将主要力量放在学校的识字标准和水平提高方面，其信念就在于，较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是那些在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技能方面进行投资的经济体。人权理念，改善健康状况的目标，农村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是在这方面针对边缘群体、穷人、农村妇女所做的工作）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主流识字宣传运动的发展。
这种语言规划相对不受公共文本、法律和政府主权条文的影响，但高度依赖于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教师、师范教育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技术性技能。
外语教育通常属于教育部门的专门管辖范围之内，有时候在国家语言政策中被提升到突出地位，也属于这种措施的范畴。传统上，存在不同的外语教学政策，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等级体系、地位和利益：社会精英支持有声望语言尤其是属于受敬慕文化和知识传统的语言的习得；参与到经济和人力资本发展规划之中的权力当局和国家安全机构，支持对贸易、外交、安全和对外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语言的习得；以宗教为导向的课程或运动，通常更多地支持习得有着神圣文本的语言的识字能力，而不是更多支持这种语言的口语技能的习得，这些神圣文本与居宗教传统核心地位的信条有关。
扩展语言使用范围和领域的措施
这是比较晚近才认识到的语言规划作业目的。它描述了为扩展某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和领域而采取的措施。扩展一门语言的使用范围，被视为是为了使这门语言更强大、延续时间更久。一个例子是威尔士的威尔士语言委员会（Welsh Language Board）的工作。近些年来，语言地位规划工作已经在英国的公共文本中赋予威尔士语更多的正式承认，政治权力下放将更高的行政管辖权级别从英国政府转移到了威尔士。由于这种措施赋予的权力，以及这些措施之外的某种实现威尔士文化复兴和保留其不同语言的意识，很多种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作业正在进行，以强化威尔士语。这些举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以往总是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如今似乎显出了更强劲的生命力。
在亲子关系（养儿育女实践）和早期社会化（初级教育）的领域使用某种语言，意味着更多的孩子在受教育的早期阶段就讲这种语言。威尔士目前已经采取某种语言使用规划，鼓励新生儿的母亲用威尔士语养育孩子，在本文写作前后这段时间，说威尔士语的婴孩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语言使用规划依赖于有影响力的个人对其持支持态度。表演性行动，即保持语言的“值得向往性”并鼓励对其的积极认同，在语言政策和规划中是至关重要的手段。语言使用规划需要采取综合性的行动，在工商企业、广播和宣传业、就业、体育和娱乐活动等方面改变沟通实践，以便为目标语言的使用创造空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使用规划也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例子是店主的参与，他们联合起来鼓励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偏向于用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交流，尤其以青年为关注重点，从而提升了人们对这种语言的功用的意识。由于有很多这样的措施，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的加泰罗尼亚语成了更具活力的语言。
提高语言声望和受尊重程度的措施
这种语言规划措施的目的，是让具有社会声望的作者和另外一些人尽力提高一门语言的声望。历史上，人们往往按照以某种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的质量和重要程度给予其相应的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化语言的方言形式因受尊重、器重程度或非正式地位的变化而获益，通过首次用这种形式发表作品并对其标准化作出贡献的权威诗人、小说家或科学家的地位，彰显了这种语言受尊重、器重或非正式的地位。官方的学院支持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在这些语言处于受压制状态时尤其如此，这些学院的目的是使这种语言的非正式地位发生变化。随着人们逐步敬慕这种语言，并感觉它能够表达重要思想，或认为它是以这种语言书写的文学和知识传统的重要遗产库，那么，也就提升了这种语言能支持国家功能的发挥和个人语言选择的期望。
不过，文学远远不是声望的唯一来源或缘由。言语的风格，会因为它们突破了传统的正确观念而具有魅力，或者说，恰当性的正式规则，也取决于希望出现这种语言“越轨”并给予重视的人群的主观判断中的受尊重程度。受尊重和声望，指的是一门语言（或一门语言的风格、方言或变种）的使用者能够在某些特定受众群体中掌控的文化资本和物质、符号资源。
不同的受众，会重视与特定领域、与其预期的行为和目的相适宜的表达形式，因而会形成不同的交流和音乐表现形式、多种表演风格和电子沟通形式等，而从中油然而生的社群认同感也传递出对某种特定表达形式的尊重。
改变对语言的表述和态度的措施
这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类语言政策和规划。确实，有些人会质疑到底是否能将其视为语言规划。与其说它依赖于管辖权或主权领域，不如说它依赖于影响和表演性行动领域。实质上，这指的是通过说服性的谈话和写作改变或强化某种世界观。话语规划有多种意义，包括培训人们掌握说服方式，以表达自我，这样他们就能通过有效地利用书面或口头表达参与社会并实现自己的目标。话语规划，从其最糟糕的意义上说，意味着宣传或“洗脑”。
广告商试图通过动听的广告词说服顾客购买产品，政党试图说服公民相信他们的思想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施中的话语规划。政治口吻（political spin）是纯粹的语言规划——一种改变词语的含义，使某个特定个人的讯息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压倒另类选择的企图。在这些例子中，被使用的语言试图阻挡对另类选择的解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过程就折射出某个强势者所渴望实现的意图。
话语规划是所有其他类型的语言政策工作的一部分。语言政策和规划中支持多语制的措施，应利用对不同受众均具说服力的论点。应当推动多语制社会中全面、明确的国家语言政策，以有益于传统语言及在国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外的层面上的多语制的发展。并且，这种措施应是可行的，既对少数民族共同体有益，也对该国的主要人群有益。实现这种目标，要求语言规划者说服公共管理人员、教育官员、政府行为主体和其他掌权人员，使之相信，为形成一种综合性国家政策进行投资是符合其利益的，同时对国家也是有益的。如果将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中的实际沟通问题上，并形成综合性语言规划，将取得最好的成效。
目标、愿望与意识形态
统一、公民身份与沟通
从历史上看，塑造与强化国家统治是语言政策的首要目标，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洲，多种语言与公共治理之间的联系曾受到高度关注，以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印度唯一信仰佛教的皇帝阿育王（Ashoka）谋求通过语言多元主义实现政治统一，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则谋求通过语言一致性实现政治统一。阿育王皈依佛教，他支持语言多元主义的政策，秦始皇则选择了一种标准化的书写方式（小篆），并强制使用，压制区域性文字的发展（Ferguson 1996）。今天，印度宪法延续了阿育王的多元主义，而中国仍然“书同文”，推广普通话，使全国各地的人能跨越各种方言的障碍，方便地交流。
在欧洲，从传统上看，语言规划是一项国家事业，旨在通过运用一种标准化的读写语言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国家统一（Lo Bianco 2005）。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出现，强化了趋向语言多元主义的举措，为在民族主义语言规划过程中被取代的少数民族语言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ECRML 1992）。
在一项关于《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性语言宪章》实施及其效果的研究中，研究者格林（Grin 2003）认为，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而言，如果要让人们使用这些语言，就需要有相应的能力、机会和愿望。这些原则涉及整个语言生态系统：使用者要达到当代社会所要求的语言掌握程度，公众要对使用这门语言持包容态度，使用者要有继续使用的愿望。进而，还需要在国家、其他受委托负责语言政策工作的权力当局、使用者社区之间形成伙伴关系。并非所有的社区（当然，也包括并非所有的社会条件）都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继续使用起促进作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国家机构和私营部门代表相互协作的合作态度至关重要，这样，那些试图拯救濒危语言或使其恢复活力的人就可以与语言的实际和潜在使用者一起密切地工作。格林强调，语言使用是不能强制的，忽视“行动者角色”（Grin 2003，p.85）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即便意图良好，往往也会失败。
支持多语制的语言政策、语言学习等是长期保持文化多样性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有些文化上的理解、见识、视角和鉴赏并不依赖于语言多样性，因为通过翻译、直接接触、想象、叙述、艺术、信仰和其他途径，也可能以赞赏和有益的方式接触文化差异。此外，记住以下情况也是有益的：历史上，一些多门语言都很流利的人既对文化多样性存有敌意，也对某些文化传统和联系存有敌意。
在语言多样性、语言学习和语言保护与总体上从某种角度肯定文化差异的倾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无论如何，很多语言学习都被限制在具有文化声望的精英式语言的教育之内，培养了学习者对某种被选中的、受到重视的特定文化体系的文化假定和实践的赞赏并向其靠拢。情况总是这样：这种语言要么是某个发达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要么是某个强大经济集团所使用的语言。
虽然这种语言学习是有价值和重要的，但总的来说，它未必会使人们对各种不同语言持更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很难对多语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语言持更积极的态度。这就是文化间意识和世界胸怀的原则应当被引入各自语言教育中的原因，这样，学习者可以超越自尊和对某个受到尊重的“他者”的敬慕进行总结，从而对差异形成更宽广的理解。
所有的语言学习都有这样的潜力：让学习者关注那些知识赖以生存的特殊文化方式，关注不同思想传统、信仰和价值，关注从具体语言中捕捉到的关于生活经验的独特历史。这样，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就应当是确保两大类型的语言学习得到推广。第一种类型是广泛的语言习得，尽可能形成跨越各国、各种信仰的广阔网络和区域性沟通；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大力支持依托语言所形成的共同体的维系与保护，使各种语言很好地传承下去。
服务于增进世界范围的联系和沟通、维系与保护“原汁原味”语言和文化体系的语言学习原则，对于人们探索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性及认真的投入而言，至关重要。就各国国民教育的目的而言，在对教育的公共投入方面，通常将统一、公民身份和国内沟通作为关注重点。对使用某些语言的少数群体和多语制的支持，应当被视为对这种目标的补充。像多数民族社区一样，少数民族社区也希望其子女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有更多的收获。关键是，为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而制定的计划要承认并认真对待少数民族的发展意愿。同样，也要批驳少数民族的发展需要牺牲特色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谬论。这种话语方面的语言规划，必须同时使所有正式的语言决策发挥其最大作用，而且应当通过审慎协商的辩论流程和有关政策目标的讨论来进行。
关于支持学校开展多种语言教育的语言政策，一种常见的反对观点是：要给予所有共同体的语言以支持，是无法做到的。因此，由于难以选择，有些群体将受委屈或处于不利地位，更可取的是选择一种有声望的外语或国际性语言、商用语言给予支持，或者什么语言都不予支持。世界各地有很多例子说明了这种观点的荒谬。首先，事实上，世界很多地区的学校教育正给予多种语言以支持。例如，澳大利亚的学校体系当中，有些教育提供47种语言的教学，但未必都安排在正常的上课期间。在这些语言教学中，有些得到了广播、数字媒体或课余团体教育服务提供者的支持，并纳入学校教育的考试和评价体系。另有一些语言得到了主流学校的正式承认并由学生在校外学习，因此验证了社区保护多种语言的努力的正当性。在很多其他国家的环境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针对多语制提出的、同样具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García et al.2006）。
拯救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对于拯救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有两种主要途径及两大倡议框架，这两种途径分别是语言生态途径和社会语言学途径，这两种大的倡议框架分别为政治上承认公民的要求和对语言方面的人权的要求。语言生态途径将重点放在个体的语言所处的沟通语境（即他们在沟通性劳动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工作”）之上（Mühlh usler 1996）。社会语言学途径更密切关注的是语言在功能上的专门化（Fishman 2001）。语言所处环境的多样性，使人们无法作出简易的概括，有学者（Walsh 2005）认为，虽然拯救语言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的原因尚不明朗，但他注意到，“已经清楚的是，这种过程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关于拯救语言的记录和理论概括，从概念来源上看，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自语言学，而且通常忽视经济现实（奖罚）和政治背景（利益、社会格局的可渗透性、审议、政策、社会压制或社会开放性）。拯救语言向来就是一种情景化实践（situated practice），通过这种实践，在这种或那种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历史环境中应用这种或那种语言的具体历史形态塑造着可能发生的事情。对于拯救语言的途径而言，最重要的是纳入某种利益理论，这是人们从最近对批判社会学家的著作，例如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1991）洞见的关注中得到的启示。
不过，可以作出概括的一点是，需要进行跨越少数民族共同体与多数民族共同体利益的沟通。在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语言生态运动认为，单一文化（mono-cultures）思想是具有局限性和自取失败的，因此，保护少数群体的语言符合每个人（既包括多数群体成员也包括少数群体成员）的利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对生物生存至关重要，多样性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很重要的，这种信念也对支持少数群体语言的观点作了补充，而这种支持的依据，是使用者继续发展和利用其语言与文化，改善其子女教育质量的权利。
然而，在有些方面，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涉及面更广的变化，重现了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类共同体的某些典型状况。超国家治理与那个时代的王朝和宗教治理并非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治理允许在高高在上的归属感结构之下存在极其大量的地方多样性。
根据泰勒（Tyler 2001）针对语言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只有人们感知到政策在程序上公平，感知到它们符合依据协商程序（政策的组成部分）确定的政策目的，这种政策本身才能取得成功。
在《能拯救受威胁的语言吗？》一文中，乔舒亚·菲什曼（Fishman 2001）考察了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的努力所面临的障碍，他依据的是世界多个地区在一个为期十年的时期内的语言复兴情况，以及对语言活力度的一项8分制评估。他得出大致的结论，认为语言损失是次序靠后的一种文化损失形式——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磨损过程中的现象。从故乡之外获得的对立的认同与种族文化背景、语言一起，已经逐步取代了以前由濒危语言所占据的地位。这种语言认同被侵蚀的状态，意味着人们可能会认为，倡导保护濒危语言的人是在与被取而代之的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和工具价值进行竞争。考虑到取而代之的语言通常是具有更大经济机会和社会现代性的语言，这使得倡导保护濒危语言的人显得似乎是与社会流动性相对立，并因此显得似乎目光狭隘，具有反现代性。
令这些已经难以克服的难题更加复杂的是以下新的困难：将使用者少的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稳定地向数代人传承，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共同体要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将其与主流社会区分开来。普遍存在的社会参与特质，尤其是参与经济和国家机构的特质，意味着任何类型的与众不同都可能被认为是在损害社会凝聚力。需要不断强化通过这种差异化得以保留的少数群体语言的功能。这些力量的结果是，文化上的分离或经济上的弱势通常会引发一部分人的消极回应，使国家制定这样的政策，即强调将所有公民融合到一种无所不包的国家文化的体制和价值观之中的政策。在这些情况下，一些语言政策可能会遭到拒斥，因为它们被描述为具有破坏国家统一和凝聚力的特性，或者因为它们反映了老一辈的利益，这些人向后看，目光狭隘，而较年轻的人则宁愿融入他们属于其中一部分的更广阔的社会。
从被殖民化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的观点看，对特定语言给予支持的政策必须将意识、知识和关系结合在一起。意识指的是语言使用者的意识的变化，政策是为了重视当地的知识储存，使其重现生机，并重视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充满生机（Fettes 1997）。批判意识是话语语言规划的一个例子，意味着直面取而代之的语言，与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成见抗争。地方性“知识”是一种概念，它涉及为保护濒危语言而使当地的、家族内部的、共同体内部的语言用法重现生机。实质上，这意味着在共同体和家族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人们预期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空间，找到至少是从事某些不同的生活事务的自然和专有途径。反过来，这涉及熟练发挥文化上适当的功能。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涉及将孩子和成人（分别和通过互动）纳入到这门语言的“原汁原味”话语的再造过程之中。
这些标准当中的第一条，即批判意识，旨在与由于有关语言遗产的消极特征描述而造成的影响进行抗争，这些描述因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和语言环境而形成。在拯救语言的过程中怀有批判意识，就是认可继承而来的信念通过保护语言来塑造语言实践，消解消极态度的影响，这被视为一种语言规划。这样看待政策，意味着通过某种潜在但很真实和强有力的政策话语来看待这种表演。与濒危语言相联系，这种政策通常没有名称，处在无处不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排的运作之中。如果冠以名称，这种政策则会展现其雄心，可能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的磨损或消亡，反而对简单化的单一语言政治体系有利。情况通常是，这种不张扬的政策是历史上即有的态度和信仰运作的结果，甚至是习惯和用法的结果，与以拯救少数民族语言为目标的、现时的政策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将流行态度视为一种过去的政策，一种被持续地落实和执行的政策。这意味着过去对不同语言的相对价值的容纳、什么语言适宜使用、什么时候和与谁之间适宜使用等一旦确定，就会被纳入日常语言使用的实践和习惯之中，并通过平常的语言交流呈现出来。当倡导保护代际间语言受到批评、忽视或被驳斥为“煽动”或“目光狭隘”时，这种未被发觉的、已被纳入背景的政策意图就会再现，并被提高到自觉的程度，被展示和表演，从其不受人注意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状态浮出表面并发挥作用。
对于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而实行的语言规划，应当理解为一种情景化的实践，这意味着被视为最适当或最有效的为少数民族语言发展提供支持的干预措施，并非在所有环境下都是一样的。在不同场合中，应注意各种措施间的平衡，通常仅在具体情境中才有意义，不能在各种语境和环境中随意使用。
文化、认知和差异
学校通常被视为与濒危语言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主要场所，尽管对社会语言学研究史的回顾显示，正如杰出的社会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在20世纪70年代观察到的那样，学校在语言保护方面可能是不可靠的盟友。有关双语教育的文献提到了三种类型的目标受众：（1）在语言上与实施公共教育所使用的语言不同的移民群体；（2）新世界背景（New World settings）下的原住民少数民族或旧世界背景（Old World settings）下的地区性少数民族（土生土长的人口）；（3）人口主体的浸入式（immersion）语言教育，通常是教授某种有声望的外语。
对于使用及通过两种语言认识与学习的认知优势和社会优势，有关双语制的研究证据和早期双语制（early bilingualism）都支撑着某种明确、大致的共识。不过，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围绕双语学习对教育和认知的影响，仍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现在，仍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主张：少数民族的孩子可能受到语言半知半解（semi-lingualism）认知功能发挥的某种“畸形”的损害。在考察思维与双语制的关系方面，研究的证据和推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最初，早期双语制被视为对智力功能的发挥具有可以预见到的消极作用；之后，是怀疑时期，讨论中基本认为双语制对智力功能发挥没有明显的影响；如今，重新进行的研究证明，高水平的早期双语制与智力功能发挥状况的改善具有持续的相关关系，对认知能力提高有显著的积极贡献。
大多数早期的研究，因如今被判定为薄弱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而受害。随着对研究手段的反思，以及研究设计中的偏见和变量控制中的缺陷的消除，已经逐步在研究中对智力、社会背景和其他重要变量加以更加严格的控制。结果，人们发现以前被归因于双语制的学业成绩差异能更好地通过另外一些标准来说明原因。而且，由于早期研究为更仔细、更系统性的研究设计铺平了道路，人们发现了双语制与智力功能发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最终追溯到了双语制的作用。
在教育环境下，人们提出来解释更为积极的效果的一个关键命题，是与康明斯（Cummins 2000）有关的语言相互依赖性。有关这种相互依赖性，目前已有大量的、确凿的证据。它建立在对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别的长期意识之上：平常的和学习中的语言使用；对双语制使用者的两种语言进行神经学上的分区似乎不合常理的感觉。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的最常见实际假设是最大限度的接触（maximum exposure），就是说，用于学习一门语言的时间越多，使用这门语言的流利程度就越高。相比之下，语言相互依赖性假设了“增益性双语充实原理”（additive bilingual enrichment principle）（Cummins 2000,p.175），这实质上意味着，学习双语的儿童的学业成绩，是与第一语言技能和第二语言表现之间的认知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双语教育课程大多数是针对移民和原住民儿童的，如在家讲少数民族语言或地域性语言、在学校学习主流语言的儿童。对这些儿童来说，通向双语的途径是保留第一语言并学习第二语言或全国性语言。多数民族儿童的情况则通常不同。通过某种浸入式课程，他们将通过习得一门第二语言（如英语）而进行双语学习。在这种浸入式教育模式中，第二语言是国家为讲多数民族语言的孩子开设的科目。对原住民、少数民族儿童或移民儿童来说，双语课程由学习其第一语言和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主流语言构成。
从表1中（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双语教育通常针对少数民族儿童，不论他们是移民还是来自某个地域性或原住民少数民族。这常常意味着其第一语言是一种家乡语言，它在这个更广大的共同体里甚少得到支持，一般来说是儿童们奋力保留的语言。相比之下，浸入式内容的教学是一种教授有声望语言的方法。浸入式课程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涉及的是学校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学校之外发生了什么。语言所承载的内容和声望是不同的。
但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并没有如此肯定地被载入宪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所需付出的努力、时间和资源常常遭到质疑。有少数民族语言背景的孩子，将一门第二语言作为其学校学习的主要语言，但其沟通和基本思维技能都是基于其第一语言发展而来的。然而，其高阶（higher-order）思维技能则是基于其第二语言，因为这是他们国家的教育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意味着第二语言逐步挑战第一语言，并有可能取而代之。
语言政策可以写入一个多语言社会的法律和规章之中，但这个社会的非正式沟通实践和经济、社会压力可能会影响其语言的命运。如果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象征性因素对居支配地位的语言有利并推动语言转换，那么支持多语制的公开、明确和正式的语言政策并不会自动实现语言的代际间传承，也不会自动增强多语言共同体的活力。
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讯息推动着语言的一致性，或者说如果社会的经济格局对少数民族共同体和推动语言转换不利，那么有利的语言规划并不一定提高语言的活力和促进语言的代际间传承。语言沟通处在复杂的生态体系之中，其中多种沟通方式共同相处，分担着满足使用者需要的沟通重担。语言服务于多种相互作用的需要，如传递讯息、协调行动、分享经验、形成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结构、促进社会归属感和团结等。然而，在多语制环境下，并非所有个体都通晓多种语言，即使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也永远不会在所有使用领域都能对其所有语言的“密码”同样得心应手。相反，多语制环境下，通晓多种语言的个体会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对可变性的技能进行某种配置，包括跨越不同的沟通功能领域配以部分和暂时性的流利程度、方言和表达风格。
全球化的影响
矛盾的类型和趋势
各种地缘政治实体正在更迅速地一体化，尤其是21世纪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区域正在更迅速地一体化，在这种条件下，将语言政策和规划措施限制在拥有主权、为边界所限和自治的国家领域已经不再可能。在每个地方，教育体系、政策和机构都正在因“越来越广泛、深入和快速的全世界性相互联系”（Held et al.1999，p.2）而改变。虽然这常常被视为一种晚近的现象，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全球主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在发生（Hopkins 2002）。城市区域的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程度越来越高，所有居住空间日趋一体化，将政治经济变迁与文化变迁结合在了一起（Suarez-Orozco and Bao-lian Qin-Hilliard 2004）。基于旅行、移动电话、宽带互联网和其他信息通讯技术的网络不断扩展，具有空前规模和弹性的人类联系新形式正在形成，它们跨越了具有多种文化、混合类型认同、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和国家。
全球化随着地方性（地区、国家、区域、世界）、使用的（诸种）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不同而呈现细微差别。它在不同类型的机构和国家中，随不同的经济能力和文化、语言起点而有差别地展开。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将英语不断扩展的作用置于突出地位，它也鼓励人们对英语做更多元、更混杂的处理，使某些国家重新思考自己的语言政策；将更强有力的地域性方言，通常是跨越国界的方言，如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孟加拉语推向前沿；并在很多国家形成对语言多元性的新需求，如说普通话的技能。对全球竞争力而言，语言政策通常具有核心意义，是所有国家都关注的议题。有关如何支持多语制的讨论，必须将对这些问题的更深刻理解包括在内，并远远超出这门学科的知识和语言学概念的范围。
在与沟通有关的全球化影响方面，可以辨别出几种总括性的类型。在此将一些这样的类型列举如下。
●沟通中的工具主义既在形成一种跨国性的通用英语——在语句构造上标准化，但在语音体系和词汇上相异，标志着认识英语的精英身份，同时又在形成具有更多变异性的本地英语，它们的特点是转换“密码”、“跨界性”及其他类型的文化实用技巧为非精英但向上流动的群体所利用。虽然另一些具有较广泛沟通性的语言仍然强大，有些仍在迅速成长，但英语似乎在很多国家沟通蓝图中占据独特地位，其作为从非母语到非母语（non-native to non-native）英语沟通中的便利使用工具的地位，在人类交往中是前所未有的。
●存在着少数几种反动的运动，它们重点关注被灌注了认同的地方主义，摆出举起某种反英语纲领的架势。然而，国家之下各级要求某种语言权利的鼓动，通常针对的是全国性语言，而不是针对英语的全球性功能。
●技术创新将使某些类型的沟通以电子形式而非书面形式为中介，如受语音指令的计算机使人们可以通过依据非识字性指令储存、组织和检索信息。另外一些技术创新则展示了这样的前景：声调语言和基于字符的语言可能不需要以拉丁化或按字母顺序排列进行试验。
●技术创新还展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小型、分散分布、移动性的社区，可以为原住民语言、迁入移民语言进行有效的代际间第一语言沟通提供便利。
●很多语言的领域范围正在发生巨大收缩，其中包括广泛的语言灭绝；与此同时，杂交和混合类型的语言又增加了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储备。
这些趋势当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些是不确定的，而全球化的影响呈多个方向。在不同时期的世界不同地区当中，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当中，对于来自本地环境之外的文化影响，全球化似乎既鼓励吸收，又鼓励对抗。
文字、技术和识字
随着方言被标准化，具有全国性或国家之下各级的官方机构，在有关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中应当对文字加以承认。鉴于在东亚基于字符的语言和印度次大陆多文字的环境中对书面语言规划和决策极其重视，就尤应如此。
有关欧洲语言趋势的分析，（至少是在东亚）很少关注会成为语言政策和规划优先考虑（甚至是极其重要的）重点的问题：文字和书写。戈特列布和陈（Gottlieb and Chen 2001,p.5）注意到，在语言与政府措施相互交叉的类型中，“文字改革和书面语言通常是语言规划者和一般公众首先想到的”。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的国家官方机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2001年出台的《通用语言法》（全称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译者注）是很引人注目的，因为文字问题实际上渗透到了这项法律的所有条款之中（Rohsenow 2004,pp.41-43）。
同样，我们发现，在朝鲜、韩国和日本，在各类语言政策中，标准化也处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每一种背景，都是以其历史和环境的特殊性来区分的。朝鲜半岛正经历着南北之间某种趋同和趋异的微妙摇摆（Song 2001）。在有着共同民族性但政治上分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中，这些趋同和趋异的类型并不新鲜，但在最近几十年，在韩国，它们正由于朝鲜不稳定的经济状况而强化。
600多年前，汉城方言被指定为国家标准。1936年，韩语学会正式确立了这种地位，并具体规定受教育中产阶级使用的语言为标准的来源。20世纪50年代后，在一次重大的趋异举动中，平壤方言在朝鲜被赋予为语言确定规范和标准的功能，标志着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以及语言上的趋异。在韩国，除了15世纪开发的按字母编排的韩语系统之外，对于允许汉字扮演什么角色，政府曾经时常摇摆不定。而像越南（Lo Bianco 2001）一样，朝鲜最初废除了汉字，强调一项有利于朝鲜字的大众识字政策，不过从1966年起这种态度变得温和，允许学校教汉字，但禁止在公共媒体中使用汉字。
在日本及韩国，经济发展成了最近几十年里文字争论方面的一种推动力量；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主张“合理化”和简化改革的活跃动议，但之后又出现了保守的反对行动，限制这种变动的范围和程度（Carroll 1997；Gottlieb 2001；Song 2001）。
毫无疑问，未来的类型将受到电子技术特别是文本生产数字化的影响。文字政策依据的是，手写的严谨苛求是一种受到尊重的文化实践，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历史上曾因与古代价值观的密切联系而受到敬重和鼓励，那么，这方面的政策会受到什么影响呢？另外，技术要求跨国性的标准化而不是随国家而不同的规范。有效率的市场全球化要求有通用的跨国标准，以处理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沟通。尽管电子标准目前在这些使用汉字字符的国家当中存在差异，但戈特列布和陈（Gottlieb and Chen 2001）报告说，自1995年以来，一种“ISO 1646”字符代码已经出现，日本1995年采用一种20902个字符的“统一码”，这显示出了种种跨国的可能性，尽管兼容问题仍然存在。然而在今天，真正的兴趣似乎已经转向了机器语音操作的多重良好前景，尤其是计算技术的前景，新出现的从语音协议到书写协议的可能性，有望对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互分离以及二者之间的古老等级体系进行一次猛烈的改造。我们可以猜猜这种创新将对口头语言的多元性产生什么影响，但一种可能性是，标准化书写对代际间的文化存续必不可少这一惯例将受到侵蚀。
全球性沟通
时间间隔几乎达到10年的两项重要研究，所研究的都是英语在当今世界中的指数性成长。戴维·格拉多尔（David Graddol）对英语的第一次分析是在1997年，接下来的一次是在2006年。后一次研究得出结论说，到2015年，20亿人，即人类的1/3，将参与英语的学习，而在更远的未来一段时期，多达3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将可能会讲英语。这表明，世界已经有了一种事实上的辅助语言——一门布拉吉·卡奇鲁（Kachru 2005,p.xv）描述为跨越亚洲广大地区“唯一共享”媒介的语言，而这个区域是世界人口主体居住的地方。
除了经济全球化的总体影响之外，英语的扩张达到这种惊人程度，意味着对多语制会产生什么直接影响呢？这是个不可能肯定回答的问题。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指标，显示人们对英语以外的语言的兴趣增大，显示以英语为母语社会中英语方言的恢复，这可能表明英语在全世界的爆炸性成长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某些沟通形式的需求，这些沟通形式与地方、当地和认同的联系更密切；或者，在另外一些英语已经扎根的环境中，它被限制在交易性使用（transactional uses）方面，表明英语在这些环境中只发挥功能性和工具性的作用。有证据显示，在有些语言损失的例子中，不再脱离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转换并不一定是转向英语，而是转向另外一些相互竞争的当地语言。对于所有这些，人们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做高度概括性的猜测。
全球性沟通实际上是区域化的，这使得很多沟通范围比较广阔的语言与非洲、跨越欧洲各地之间、亚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某种混合性语言形成关联。结果，全球性沟通将永远不会是专门用英语，尽管英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似乎确实注定会继续起主导作用。所有这些，都不会消除有活力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这些政策支持着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多语制。
总结性观察
本文已经用很大篇幅在保护文化多样并有利于这种保护的语境之下讨论了语言政策和多语制。本节将就语言规划及语言决策的方法与实践的运用提出大致的建议，以推动这样的前景：无论是在多语言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在某架跨国飞行的飞机上，以及在国家之下的地方和地域层面，语言多元主义都具有更稳固的位置。
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政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处于将多语制和语言权利定位为文化多样性核心要素的最前线。对于世界性机构和所有各类重要全国性机构、慈善机构、商业机构和非政府机构而言，目前至关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对语言政策和规划进行模拟，这些政策将有助于通过更具实用性和重要象征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考虑到切实有效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并非一种可以随便移用的实践，而是对当地情景和环境作出回应的实践，因此，应当避免刻板的模式和说教的操作方式。毋宁说，旨在澄清政策目的和目标、鼓励形成有利于多语制和文化多样性的战略性联盟和合作行动的协商审议论坛，需要得到东帝汶等新国家和亚非独立时间较长的国家的支持，其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多语制特征。
影响现行政策的最有力方式，是对实践进行评价。根据教育部门和政府确立的目标对实际做法进行比较，本身就需要邀请研究人员、决策者或语言使用者社区人员参与有关政策目标的对话。这样，他们可以参与话语规划，确立人们如何谈论语言教育规划方面应当处理的问题的方式。
影响政策的第二种关键方式，是组成跨越各种语言利益集团之间的战略联盟。通常，这包括邀请教授有声望国际语言的人士与关注国家一级之下的少数民族、原住民或移民语言利益的人士一道工作。为这种协作确定一种协商审议的政策机制是有帮助的，这样人们会在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大致原则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然后参与有关共同或重叠的关注问题、差异和趋异点的讨论，并指出协作的可能领域。协商审议流程也具有提高关于集体语言资源意识的作用，可以有助于形成更具内聚力的共同体，采取行动培育共同利益。这种协作并非总是可行或必要的，但在可行和必要的场合，事实会证明它很有效。这是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和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国家语言政策取得成功的基础。在这两个国家，有多种语言利益的人们走到一起，互相学习，为语言规划确定了共同的目标。
归根到底，语言政策是一种对话，一种关于一个社会的沟通能力、权利和机会的对话。如果通过协作、民主的努力制定明确、全面、公开的国家语言声明文件，形成这样一种对话将更容易，也更有效。
为了根据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利益而支持多语制的语言政策或语言计划，并没有完美、理想的模式。然而，取得最大限度成功的情形有以下特征：
要从最首要的原则着手。要宣扬支持人类发展、社会正义和语言权利的旨趣和信念，同时不侵犯受政策影响的其他人的权利。
要明确。要宣布政策想要取得的效果。
要使政策具有连贯性并对其进行协调。要将政策领域分为连贯的系列，这样，在某个层次，如小学教育层次所采取的措施，就可以在小学教育之前和之后的层次上得到相应处理。对于这些领域，还应进行协调，这样一来，在具体领域或管辖范围建议采取的措施就能配套，从而在其他管辖范围或管理领域产生效果。
要具有全面性。要尽可能多地处理各种语言利益和利益集团的问题，以确保程序公正并获得合法性。
要协作。要通过直接和有意义的方式将所有受影响各方包括在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即从最初的原则到落实再到评价和修订过程中，应当寻求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参与。
要以政策持续推行为目的，以使行动取得短期和长期的成果。
要对政策进行监督、评价和修订。为了保持程序上的公正性，为了对目标保持谨慎，为了承认意图良好的计划有时候也会对共同体中的某些群体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公正的后果，明确和公开的评估流程是重要的。如果需要改进、变更或修订，就要纠正措施，改变行动路线。
目前，各国在三个应用层面上（国家之下、全国性、国家之外）正面临着相当大的语言挑战。在这些层面中，每一个都包含各种语言门类，包括本土的、移民的和国际的语言。然而，制定一种针对某个门类，或者甚至哪个门类也不针对，或者只处理一个应用层面的语言政策，有时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有效语言政策的模拟及支持
总的来说，语言决策和语言规划领域缺乏一个专门的国际性机构。如果至少有一个关注记录语言决策实践的国际机构，那它将是很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机构还可以探索传播有效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模式和样板。甚至这种记录的过程也会有助于支持语言权利、社会凝聚、有效沟通和研究的原则，体现出对语言政策的全球监督和进一步深化的开始。考虑到各民族国家不断关注社会凝聚力和人们将单语制与沟通概念相混淆，共享性沟通如何与多语制相伴而行的实例应当成为国际赞助项目的特色，这种项目将致力于支持文化多样性，其途径是通过实行对社会流动性和国家内部凝聚力的需要保持敏感的多语制。
支撑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成本效益分析
与对社会凝聚力的关切同时存在的，是对与教育中实行多语制相关的财务成本的关切，尽管这种关切没有确凿的依据，或者至少是过于夸张。除了传播支持有效语言规划的实践之外，国际机构可以编写一份学术性的评论刊物，反映在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和地区发展中提供多语言服务的成本收益方面的主张和相反论点。这方面的分析应当确定提供的所有各类服务中的隐性和长期成本。初步的研究应当以确定这种分析的总体参数为目标，然后再参与有关这种记录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公众讨论。对于人们所声称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记录的成本和收益，应当从使用习惯统计指标与社会参与者的证词、叙述、口述史这两个方面加以确定，包括对单一语言政策和多语言政策的实际成本及其对沟通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一次特别的探讨。这些还可以将因官方语言识字能力差、对指示说明产生误解而导致的产业和职业事故包括在内。难以量化的文化、美学、身份和社会方面的收益尽管无法计算成本，但也应包括在内。
多种语言课程的实现方式
除了成本之外，管理上的复杂性是人们反对教育中提供多种语言的最常见的理由。国际机构应当广泛搜集编纂有关小学和中学实行多种语言教育的各种方式的文献记录。
推动多语言政策的机构
各种机构有必要推动政府多语言治理和公共政策方面的有效实施、监督、评估和改进。国际机构可以着眼于准备一种推广这种政策的模式结构，通过记录全世界现有机构的情况，记录其特点、优势和缺点，制定出初步的方案，这是有帮助的。
所有倡导多语言政策的机构都应当形成一种研究氛围，应附带这样的条文，即研究的目的是生成知识，这些知识可以用于支持濒危语言的代际传承和发展，培育多语言社会中切实有效的沟通。这种研究不应当设定为服务于严格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落实和支持多语言政策和课程。研究将探讨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所有领域和各类作业。关于这种研究领域，示例如下：
地位：记录语言（正式和非正式的）地位的过程和影响
语料库：研究可以就语法、文学和文字语料库作出决定的方式的范围
习得：研究在家庭、学校、非正规教育和义务阶段之后的教育、娱乐和假期等多个领域的多种语言传输和教学形式
声望和尊重：记录公众对语言的尊重和态度的产生方式
使用：研究语言的各种使用类型是如何在不同领域或环境中出现的
话语：研究语言的表现和形象，以及它们如何与语言规划的其他方面相互作用
这种研究还应具有以下特点：逐步实现对语言政策的改进、各种措施方针的实践和可行性评估的连续记录。
重点关注政策的研究
在这方面，国际机构将把重点放在专门知识与政策的运用和不断改进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之上。研究将与支持濒危语言的政策和规划的实施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向公共机构提供建议联系在一起，建议涉及的是为服务于多语言人口而确定的有效沟通实践。这种关注重点意味着，通常国际机构会根据要求或临时需要委托进行研究，并与提供研究成果机构之外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协作，而不是只在研究机构内部进行研究。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研究不是抽象的，不与决策的需要脱节，应用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
以使用者为依据的管理
应当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实施管理，语言使用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也应当发出响亮的声音，但虽然如此，某种语言自身境遇的改变，必须通过改变使用这种语言，或使这种语言陷于濒危境地的家庭、社会环境和日常语境来实现。这种社会取向的目的，是确保使用者社区、政府当局、非政府组织、专家机构、国际和超地区支持网络之间建立起协作关系。
功能的整合
如果想拯救受到削弱的语言，就需要对其采取强化的措施。因此，这些机构必须设法保持知识生成、政策相关性与所使用语言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平衡，并协调许许多多相关领域的行动，包括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方向的协调。
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教育
教育是支撑语言的关键领域，也是为文化多样性代言、为保护文化多样性而采取行动的关键领域。世界各地几十年的研究，给如何才能使语言教与学的效果最大化带来了启示。人们从北美洲（特别是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得到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学业语言与会话语言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儿童似乎能很快就流利地掌握一门语言，有时候只要6—8个月。不过，少数儿童需要平均5-7年才能进入一种新的语言体系，达到主要授课语言的学业水平。持续5年或5年以上的双语课程并不能使双语为少数儿童提供的大部分优势发挥作用。不过，从了解一种文化的方面看，持续1-3年的课程还是有价值的，对于早期语言过渡也有价值。这种课程可以缓解开始时的识字困难，有助于使教育中最初的概念更清晰，更易于为学习者掌握。不过，从学业上看，为学习者提供延续时间尽可能长的双语课程，使其能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智力收益，是值得鼓励的。
香港和新加坡为教育中使用不同的文字（中文和英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不同的书写体系对学习者提出了不同的识字能力要求。如果说像科学和数学这样的科目用主流社会的语言（比如说在秘鲁用西班牙语，在新西兰用英语）讲授，那么给予儿童条件，让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谈论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是可以跨语言转移的，而明确地用两种语言提供相关话语和词汇，有助于儿童谈论自己新获得的知识。因此，从不同文字是双语语境一部分的新加坡和香港获得的一个启示是，早早开始和持续浸入在这种情景下最有效果。
欧洲已经出现了针对如何流利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会话的研究方向。通常，关键在于将校内活动与校外语言使用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能鼓励孩子们流利使用目标语言进行会话，他们就能阅读更多的书刊，就能提高认知水平。欧洲的课程也已经开了以下观念的先河：将作为一个科目的某种第二语言教学纳入到浸入式课程或基于双语的课程之中。这样，在将这种第二语言采用为教学媒介之前，它被明确地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授。可能采取这样的形式：先明确地教数个月的法语，再用法语教各个科目。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是，与那些也许会话流利但对语法掌握不好的孩子们相比，上过这种浸入式课程的孩子们的语法技能会更好。
我们已经论证，多语制是文化多样性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它对人类多样性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真正普遍存在多种语言的世界的长期存续，与共享性沟通和互动的世界是完全相容的。然而，既能沟通又保持差异，既多元又衔接，既互动又保持文化自治，这些目标或其中之一的成功实现前景，依赖于切实有效的语言政策和规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