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藏书制度对汉代文学传播的影响——以汉赋为例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汉赋论文,为例论文,藏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2－0109－06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P1)作为汉代代表文体的汉赋，在创作上可谓繁荣兴盛，可在传播方面却没有出现相应的繁盛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传播不畅的情况，除了汉赋自身篇幅冗长、字奇难读等所造成的传播困难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汉代藏书制度的制约。这是汉赋传播面狭窄，当时既没有在民众中产生什么影响，后世也留存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代的藏书制度在加强汉赋创作的同时，却制约了汉赋的传播。我们现在看到的汉赋的兴盛，不过是汉赋创作的兴盛，且这种兴盛还只是小范围的。所以，弄清汉赋的传播状况，对整体观照汉赋及弄清为什么当时数以千计的汉赋现在却所剩无几的原因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也可以通过汉赋的传播状况来了解汉代文学的传播情形。
皇家对典籍的搜罗和收藏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文化建设上鉴于秦代愚民政策的失败，采取了对战国以来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的措施，制订了积极搜集藏书的政策。出现了“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的局面[2](P208)。汉惠帝刘盈四年（前191）三月，除挟书律，于是壁间藏书纷纷问世。文帝和景帝继续遵循这一政策，于是“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3](P1968－1969)。武帝颇好学术文艺，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成帝仍武帝遗风，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经过惠帝、武帝、成帝等几位皇帝持之不懈的搜集网罗，至西汉末，皇家所收典籍达“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3](P1781)。为了便于管理，西汉特建馆藏书，并建立典藏制度。当时宫廷藏书分别藏于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处，上述各处的宫廷藏书均称为“秘书”或“中书”、“内书”。此外，还有太常、太史、博士所藏的外书。
光武重建，亦注意搜集图书，“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4](P2545)。光武以后，明、章二帝大倡经学，进一步增加官府藏书，采取“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的图书搜集政策[5](P313)。东汉前后设置有七所藏书处，即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鸿都、东观、任寿阁。其中东观是东汉的国家主要藏书处，正如《通典》卷二十六所说：“后汉图书在东观。”[6](P155)东观藏书极其丰富，李尤在《东观赋》中如此描述：“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7](P747)据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一书考证，东汉官府图书加上释道等图籍，其总数约有一千一百余种，二千九百余卷又二千二百余篇，其称章称首者，尚未计算在内[8](P189－419)。
诗赋之类的文学作品是否也在搜罗之列呢？回答是肯定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9](P3002)看来，此赋不是司马相如亲自上献的，极可能是汉武帝从民间搜罗而得，或为王侯官吏所献。相如自献之赋有《天子游猎赋》、《大人赋》等。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侍从之臣，就经常有献赋之事。除了皇上身边的侍臣，其他人员也多有献赋者。《汉书·刘向传》：“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3](P1928)扬雄亦尝献赋，《汉书·叙传下》：“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3](P4265)班固也不例外，《东观汉记》卷十六：“（班）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10](P131)灵帝时又有鸿都门献赋。可见当时献赋风气之盛、时间之久。皇家藏书包括诗赋，这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刘京）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4](P1451)“下之史官”，便是入库收藏了。《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3](P1701)诗赋有多少呢？刘歆“序诗赋为五种”，“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3](P1755)。其中“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3](P1755)，赋则逾千篇，可见皇家所藏诗赋之丰了。这说明，当时的皇帝都是很注重文学类作品的搜集和收藏的。
藏书制度对文学传播的制约
西汉藏书主要集中在石室、兰台和天禄阁等处，而这些地方都是除校书官、史官外旁人不得进入的处所。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典籍的接受和传播。石室是西汉储藏图书的档案库，建在宗庙内，以石砌，所藏图书皆为秘藏，不得随便查阅。汉朝建立后，高帝“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3](P81)《通典》卷二十四：“汉中丞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谶之属。”[6](P142)这种地方只有史官才可进入，司马迁曾参阅石室金匮之书撰写《史记》。兰台为石室建筑，隶属于御史，由御史丞一人兼领，置兰台令史，秩六百石，负责典校秘书。《汉官仪》：“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11](P24)《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3](P725)兰台所藏多为重要档案典籍，《汉书·王莽传》：“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颜师古注曰：“兰台，掌图籍之所。”[3](P4094)天禄阁是西汉的主要校书场所，著名学者扬雄曾校书于天禄阁。《汉书·扬雄传》：“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3](P3584)
西汉统治者对藏书控制极严，未经皇帝许可，不得录制复本，否则将予以严惩。《汉书·百官公卿表》：“蒲侯苏昌为太常，十一年坐藉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3](P797)又《汉书·霍光传》：“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3](P2956)可见，当时皇家藏书是不对外人开放的。可以阅读皇家藏书的只有太常、博士等掌书官员及经过皇帝特许的研究整理人员，如刘向、扬雄等人。即使是王室贵族，也得皇帝亲批方可得书。如《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3](P3324－3325)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皇权对异端思想的控制，同时也可以看出皇家对私人藏书的控制。当然，也有皇帝赐书这样的例外情况，《汉书·叙传上》：“（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3](P4203)班斿受赐不仅仅是因为“博学有俊材”，“上器其能”，还因为他是校书人员，已经“进读群书”，所以“赐以秘书之副”。在当时“时书不布”的情况下，受赐书是极大的荣耀，故班固记之于史册。这也正说明了皇家控书之严，外人得之不易。
东汉藏书处主要有石室、兰台、东观等。东汉所建石室在洛阳汉高祖刘邦庙内，石室藏有谶纬书籍和一些自然界出现的异常现象记录。《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4](P2033)又《后汉书·李固传》：“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得，指擿变象，以求天意。”[4](P2077)兰台是档案典籍库，也是当时名儒著述的地方。如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任兰台令史，奉诏修《世祖本纪》，完成了《本纪》和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同时奉诏修史的还有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此后刘复、杨终、傅毅、贾逵、孔僖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章、和以后，东观藏书渐盛于兰台，修史即移入东观。藏书中心由兰台转移到东观，成为宫廷收藏图书档案和撰修史书的主要场所。东汉诸帝十分重视东观所藏典籍的校阅和整理。明、章二朝，班固、贾逵、傅毅于此编典校书。和帝刘肇曾亲往东观览书林、阅篇籍。据《后汉书·邓皇后纪》所载，邓太后临朝期间，下令中官近臣到东观去学习经传，许多闻名当代的学者都曾进入东观。黄香到东观阅读其所未见之书籍；曹褒诣东观次序礼事；班昭在东观续补《汉书》；孔僖、马融在东观校书。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永初四年（110），安帝“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4](P215)。《通典》卷二十六：“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6](P155)秘阁也是中国古代禁中藏书的地方，也称秘馆、秘府。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建立秘书监，掌禁中秘籍。可以看到大量书籍的人，依然只有少数的史官和校书官。
汉代皇家如此大量地收罗典籍，并有意加以密藏，就大大限制了典籍在当时社会上的传播，同时也加大了集中被毁的风险，影响到后世的留存。西汉末王莽时，出现了一次大的“书厄”。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12](P1504)董卓之乱，图书再遭惨厄。《后汉书·儒林列传》：“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4](P2548)《后汉书·王允传》：“初平元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4](P217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允所收主要是兰台、石室的“图书秘纬要者”，而未顾及其他如文学、百家艺术之类的书，当然也抛掉了藏在这里的诗赋。这两次“书厄”或许是诗赋类文学作品大量亡佚的重要原因。《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数逾千篇的西汉赋到如今剩下不过百篇，不会与此没有关联。东汉后期，尤其是建安时期。文人们“傲岸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13](P673)，诗赋在文人间自觉地传播着，他们或以集会的方式传播诗赋，或以书信的方式传播诗赋，再加之汉末私人藏书增多，受这种皇家藏书制度限制的程度就小得多了。我们可从下表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表中可看出，西汉的赋作者与东汉基本相同，留存赋作却不及东汉留存赋作的四分之一。但西汉留存赋作残缺较少，东汉留存赋作则残缺多，且西汉有目无篇的多于东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西汉赋未在民间流传，经过整理后存放在禁中藏书之所。而东汉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汉赋多流传于民间，故散乱较多。由于西汉藏书集中，所以，一旦受损，后果就极为严重，甚至是焚毁殆尽。如当时数量可观的西汉皇帝身边的侍从文臣赋，到现在却不见片言只语，《文选》未录，《隋书·经籍志》未记，说明亡佚较早。或许此藏书制度是造成集体遗失的原因。
史官、校书官成为事实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者
诗赋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由于赋大多篇幅较长，奇字较多，难于诵读，给口头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主要还是以文本的形式传播。再加上政治上的原因：在西汉，汉赋多为应制之作，赋的主要接受者是皇帝。尤其是如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皇帝身边的侍从文人，就是专为皇帝作赋的。东汉前期，赋的接受者依然是皇帝，皇帝看完后便束之高阁。再加上皇帝所搜罗的诗赋典籍也都藏入禁中的兰台、东观等藏书之所，而能够进入这些藏书之所的只有史官和校书官。于是，文学传播的任务便潜在地落在这些史官、校书官身上。
首先，他们是汉赋的诵讲者。《汉书·刘歆传》：“河平中，（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3](P1967)又《汉书·元后传》：“大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颛。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3](P4108－4109)从上面所记可以推断，刘歆向皇上诵读和受诏所讲的诗赋，应是皇家所藏而非己作。还有曾入天禄阁校书的扬雄，对作赋曾发表了很多意见。我们还可以从班固的家学渊源看出校书官对包括汉赋在内的文学的传播作用。《后汉书·班固传》：“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4](P1330)班固九岁就能诵诗赋，是和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的。他的祖父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而且还曾受皇帝赐书[3](P4203)。按常理，班斿的这些知识和本领是不会不传给后辈的。班固称赋为“古诗之流”，大大抬高了赋的地位。看来他是积极参与了赋的创作和传播的。王逸的儿子王延寿，也是有名的赋家，写了著名的《鲁灵光殿赋》。这也和王逸校书东观，学识渊博，父传子承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次，史官和校书官是汉赋文本形式的保存者。有相当一部分汉赋是通过史书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而且通过史书记载的汉赋大都完整无残缺。中国是个十分重史的国家，历朝历代对史书的保存和整理都付出了极大心血。一些较重要的文献资料大都是通过史书这条途径留存下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汉书》都较注重对汉赋的收录。如《全汉赋》所录西汉赋共69篇。基本不残的篇目有44篇，其中出于《史记》和《汉书》的就有19篇，几近一半。而且他们是有意识地予以收录，《史记·太史公自叙》：“《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9](P3317)《司马相如列传》几乎可以看作是《史记》中的文人传。行文至为简约的史官对篇幅冗长的汉赋进行收录，可见他们是多么看重汉赋的流传。由于校书官学识渊博，且又在禁中阅览了大量书籍，他们或以创作的形式，或以引用前人成文的形式，或以文本收藏的形式等，为文学的传播、留存作出了巨大贡献。如班氏父子和汉末的大学问家蔡邕也曾入禁中校书，他们的著述和藏书在当时都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还有楚辞传播史上的功臣王逸，也曾为校书郎。《后汉书·王逸传》：“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4](P2618)在汉代早期，基本上是辞赋不分的，如《汉书·艺文志》就把屈原作品归入诗赋略。《楚辞章句》行世后，楚辞才与赋分别开来。王逸在楚辞的传播和留存上的功绩是万世不泯的。
总之，史官和校书官在诗赋的传播和诗赋文本的保存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私家藏书对文学传播不足的弥补
汉代私家藏书风气较为盛行，尤其是到了东汉，私家藏书之风更炽。私家藏书在汉代文化与文学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皇家藏书制度制约文化与文学传播的不足。
西汉私人藏书者多为宗室藩王，《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3](P2410)汉成帝时，又有宗室刘向、刘歆父子以藏书、校书著于世。《汉书·楚元王传》：“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3](P1963)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文中亦说：“歆虽不遘过庭，亦克识先君雅训。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7](P349)可见其家藏书之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汉代古墓出土了不少竹木简策和帛书。墓主多为宗室贵族。如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四千九百四十二枚竹简，主要是《孙膑兵法》、《孙子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墓主不详，当是西汉武帝时一位武官[14]。1973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出土竹木简牍六百余枚，墓主系长沙相软候利苍父子，说明利苍家族藏书相当丰富[15]。除了宗室诸王贵族外，尚有朝臣官吏、学者经师及其他富户平民藏书者，其中著名的有张敞、文不识、孔安国、楼护等。其藏书来源主要为家传藏书和师传藏书，《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3](P1706)《汉书·杜邺传》：“邺壮，从敞子学问，得其家书。”[3](P3473)《后汉书·杜林传》：“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林少好学沉思，家既多书。”[4](P934)《汉书·游侠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3](P3706)又据葛洪《西京杂记》：“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16](P95)
东汉私家藏书更盛于西汉，且藏书者由西汉的宗室贵族向学者平民转移，反映了社会文化的下移。史有明文记载的最著名的有蔡邕、杜林、郑玄三家。桓谭、梁子初、杨子林、班彪、班固、曹曾、任末、董谒、郭泰、蔡琰诸人也各有藏书。从下表即可说明东汉藏书的状况：
东汉私人藏书的繁富，深度的刺激了文学的传播。《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年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履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皆惊。……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21](P546－547)所谓“书籍文章”，应当包括诗赋。曹丕说：“王粲长于辞赋。”[25](P720)并在《与吴质书》中给予王粲赋以极高评价：“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25](P591)王粲在辞赋上所取得的成就，会不会得益于蔡邕的赠书呢？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私人藏书不仅对当时的文学传播有巨大影响，而且也极有益于文本的留存。如蔡邕把书传给了王粲，王粲又把书传给了族侄王业，如是一代一代传流下去。《三国志·魏志·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曰：“《博物记》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业字长绪，位至谒者仆射。子宏字正宗，司隶校尉；宏，弼之兄也。”注引《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21](P736)这些书后来又传到王弼、傅玄、张湛等人手里。张湛《列子序》曰：“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氏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竟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26](P1)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蔡邕所藏书籍的流传，我们便可知道东汉私人藏书的流传情况了。
另外，除了私家藏书外，东汉已出现卖书场所——书肆，就更加扩大了文学的传播范围。《后汉书·王充传》：“王充，字仲任……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4](P1629)《太平御览》卷六一四：“（荀悦）家贫无书，每至市问阅篇牍，一见多能忆诵。”[23](P2760)
由上可见，像汉赋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传播范围是极其狭小的，皇家的藏书规矩严重地制约了文学的传播，虽有私人藏书对这种不足进行了弥补。但也是很有限的，因为私人藏书是以个人的财力和学识为前提条件的，很难与代表国家的皇家藏书行为相抗衡。由于皇家大力收罗民间藏书，并有意加以严密封藏，就大大限制了文学的传播，并导致了大量文本的集体遗失。
收稿日期：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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