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分工演进——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变的实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技术进步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制造业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4.5；F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5-0091-05
一、导言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传统产业间的以垂直分工为主的格局将向产业内水平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另一方面，产业科技含量提高，在使国际分工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高的同时，也在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间形成新的垂直分工格局[1]（P13）。
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区域分工体系的演进。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最初是以区域优势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和珠江三角洲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分工体系也在发生着演变。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制造业演变过程的实证考察，试图勾勒出其演化过程的内在规律和趋势，从而揭示出制度创新、技术进步与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关子分工的理论评述及相关的概念界定
亚当·斯密在其不朽巨著《国富论》中，一开篇便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劳动分工问题。斯密认为，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惟一原因。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它们都是分工的附属品。而劳动分工则起因于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励，并最终导致劳动分工。分工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重要，分工也使才能的差异变为有意义。斯密所谓的分工是指劳动者职业的分离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斯密同时认为，劳动分工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做出这样的评述：“分工本身被认为产生于一种人们喜欢以物易物的先天倾向，分工的发展则归因于市场的逐渐扩大，某一时刻的市场规模决定着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因而分工是作为一种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因为分工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原动力，所以经济进步也就被非人格化了。”[2]（P284）
当斯密所论述的劳动分工范围跨越国境时，这种劳动分工便成为国际分工。现代国际分工理论源于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在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决定劳动分工的基础是差异性。而现代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决定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其实，比较优势与斯密所论述的差异性同出一辙。斯密所述的差异性包括两种：才能的差异和天赋的差异。在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优势亦源于差异性，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禀赋的差异。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亦可视为技术的差异，而技术的差异归根到底源于人的才能的差异。现代分工理论从更一般的角度阐述了国际分工的决定基础。阿林·扬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扬认为，斯密仅考察了分工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分工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即生产中出现新的中间产品，初始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产业链条加长。
近年来，杨小凯、黄有光等经济学家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被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杨小凯等人利用这种新框架，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分工演进与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个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度的增长、整个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知识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的增大、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个人专业化程度和全社会职业多样化程度等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分工演进与上述诸种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的结论。杨小凯等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以专业化为基础，但分工不等于专业化。如果所有人都从事同一专业，那就没有分工。分工是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国家或区域从事不同的专业。因此，专业化和职业的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方面。
水平分工是指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国家或区域从事相同的或相近的专业。水平分工又细分为产业间的水平分工和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在产业间水平分工体系中，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之间彼此从事不同的产业或类似的产业，彼此间不发生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关联或衔接；而在产业内水平分工体系中，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同时从事同一产业，但彼此间亦不发生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联系或衔接。目前我国的旅游业就呈现出典型的产业内水平分工的特征。
垂直分工则指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从事产业链上不同性质或不同专业的环节，彼此间存在着产业链上不同环节间的联系和衔接。
在水平分工的组织结构中，分工体系参与者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但这种分工结构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因为每一个参与者都不与其他参与者发生关联或衔接，因而必须包揽产业链上所有的专业环节，而在垂直分工的组织结构中，分工体系的参与者在形式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这种分工结构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因而一般来说有着优于水平分工的经济效率，但这种较高效率所产生的较大的经济利益却在这种分工体系的参与者中进行着不均匀的分配。至此，我们已完成本项研究的理论准备工作。
三、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现状及其演变的总体趋势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市及肇庆市区、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高要市、四会市14个市县，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2000多万。根据广东省经贸委的统计，目前整个珠江三角洲拥有超过40万家制造企业，其进出口贸易额超过全国的1/3，现在珠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其产业部门种类包括家电、纺织、家具、玩具、化工、汽车、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业部门等。从产业类型看，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主要是加工制造业而非装备制造业。
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产值占广东GDP的1/3强，同时，珠三角制造业也成为广东主要的税源，广东财政收入50％来自珠三角制造业。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以下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产出水平、研发水平、管理水平、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这些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在广东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约有70％份额投入到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从产业链条考察，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几乎囊括除研发活动之外的所有工序，研发活动是珠江三角洲制造业最为薄弱的环节，大量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为外来投资商所控制。
从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发展史考察，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形成过西欧、北美、日本三个制造业中心。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世界制造业中心正向东亚等地区转移，而中国又成为东亚地区中最大的制造业转移接受国。目前在中国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勃海湾三个分工体系完备的制造业基地。在以上三个制造业基地中，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因其独特的地域优势，目前正以比其他地区更快的速度扩展着其整体规模。
目前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的演变呈现出日益深化的总体趋势，分工的不断深化意味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而后者又以不同专业化部门在数量上的扩张为外在表现形式。
具体而言，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的演变包括两个维度：首先，从整个产业链条的各个不同环节的相互关系看，珠三角制造业正向产业链条中的中游和下游集中和靠拢，而一些上游环节正逐步脱离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而向粤北地区或内地其他省市转移。
以珠江三角洲的纺织制衣业为例，纺织制衣业中的上游环节如纺纱、织布、漂染、印花等工序正逐渐从珠三角的分工体系中脱离出来并向粤北地区和粤东、粤西两翼扩散和转移，其中的纺纱这一工序已基本上从珠三角分工体系分离出来并同时较为集中地向粤北地区转移，现已在广东韶关地区形成产业集中度较高的棉纺、混纺产业群，而留在珠三角分工体系中的只是中、下游环节如剪裁、车缝、整熨、包装等部门。其次，从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的演进看，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分工体系正朝着纵深方向不断精细化，从而衍生出更多的专业化部门。我们仍以纺织制衣业为例，在珠东三角洲的纺织制衣业中，织物的软化处理原来包括在漂染这一工序中，现已基本上从漂染这一工序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一道新的工序——洗水处理，这一工序从漂染环节独立出来之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化部门。纺织制衣业的产业链条中，按上中下游顺序分别包括纺纱、织布、漂染、印花、剪裁、绣花、车缝、整熨、质检、包装等专业环节，洗水处理从漂染工序中独立出来后被置于车缝工序之后、整熨工序之前。在这一具体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分工体系的纵深演变催生出新的专业化部门，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产业分解与扩散[3]。
四、制度创新：分工演进的路障清除器
根据现代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总是追求约束条件下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分工深化使专业化水平提高，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则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杨小凯（1992）等人将专业化带来的这种好处称为“专业化经济”。而这种“专业化经济”又为规模经济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为专业化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增进效益、扩大规模，从而最终导致规模经济。
既然分工深化可直接产生专业化经济并最终导致规模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当然有动机去推进分工演进。斯密已从人类存在的天然的交换倾向这一角度解释了人类进行劳动分工的动机。但我们在对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过程的实证考察中，却发现分工体系在向纵深方向演进的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人为阻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形成“悖论”。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呢？
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利益的不一致性这一角度解释这一“悖论”。当维持现阶段的分工现状对某一群体有利时，这一群体便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挠分工的演进或深化，尽管他们十分清楚这种分工演进或深化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产业群中，最早发生分工演进的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也促使我们直接关注和思考制度因素与分工演进之间的关系。
珠江三角洲独特的地域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商前来投资办厂或与当地合资经营，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群中，这类外资或合资性质的企业超过总数的一半。这类企业大多数具有港澳台背景或是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所投资。随着这类企业的建立，发达国家或地区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管理手段和管理观念也被不断地引入珠江三角洲地区。
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制造业中心开始大规模向东亚地区转移，珠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地域优势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的加工出口区域。
早期的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呈现出大而全的特征，即几乎囊括了制造业产业链的所有主要环节和部门，包括原材料的制备、主要零部件的制造、加工装配、后处理、包装等主要环节。
后来，一些外资或合资企业尝试着将产业链条上的上游工序或环节承包给别人经营，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不断成熟，这些被承包的工序逐渐从总厂中脱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企业。上游工序从单一企业的造制链条上分离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变的第一步，跨出了这一步，珠三角制造业的分工演进便冲出了“瓶颈”的制约。
当珠三角的大多数合资或独资企业跨出这重要的第一步后，大多数公有制企业仍维持着原有的大而全的分工体系。然而，实现第一步分离的企业所产生的专业化经济也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并对那些公有制企业形成强烈的辐射作用，这样便在外部给那些尚未实现第一步分离的企业形成实实在的分工演进压力。当低效率的制度处于优越制度的包围之中时，这种低效率的制度往往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终究会发生。当珠江三角洲普遍建立起初步的现代企业制度后，制约分工演进的最后一道篱笆被拆除了，分工演进的第一步因而得以实现。
从产业链条上分离出来的上游环节，具有低科技含量、浅加工程度等特点，相对而言要求更为简单的劳动。这些被分离出来的行业部门有的还具有污染性。随着珠江三角洲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珠三角地区已在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和具有复杂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方面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珠三角开始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其制造业的发展方向。珠三角制造业发展战略的这种价值取向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政府职能部门，并体现在各项制度、政策和法规上。被分离出来的上游产业在这种背景下，转移到了对承接这类产业更具比较优势的粤北地区、粤东、粤西地区或内地其他省市。
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上游产业的外移过程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制度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优化演进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制度创新发挥着路障清除器的作用。制度创新的作用机理是降低分工演进的交易费用，使分工演进的收益大于分工演进的成本，从而使分工演进得以实现。
如果说制度创新为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的演进提供了契机和可能，那么技术进步则为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下面我们将考察技术进步在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五、技术进步：分工演进的物质基础
在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的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一直贯穿于分工演进的全过程。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为信息化、标准化程度的提高，一些发明、创造在生产中的具体应用，生产工艺流程中某些技术难题的攻克以及整体技术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如果我们以L代表产业链条，L[，a]、L[，b]、L[，e]、L[，d]分别代表产业链条上的上游环节、辅助环节、中游环节及下游环节，则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可用下式表示：
L=L[，a]+L[，b]+L[，e]+L[，d]（1）
以技术进步为物质手段的专业化经济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规模经济使L[，a]首先从产业链中独立出来，并逐渐脱离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向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区转移。这一步完成后，（1）式演变为：
L=L[，b]+L[，e]+L[，d]
（2）
在信息化、标准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制造业中的加工装配企业必须完全直接控制和掌握产业链条上的辅助环节，只有这样，辅助环节才能与生产流程中的主要工序实现“无缝衔接”，否则会产生“衔接间隙”或“对接磨擦”，从而影响整个生产流程。随着信息化、标准化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区域技术环境的改善，企业无需直接控制辅助环节亦能实现生产流程中辅助工艺与主要程序的“无缝衔接”，这样在技术角度上讲辅助工序便有可能从企业制造链条上分离出来走向独立。然而，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过程表明，这一步的分离与上游环节从链条上的分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步的分离，即上游环节从产业链条上分离出来后，成为独立的专业化部门，这些专业化部门随即作垂直方向移动，即逐渐脱离珠三角分工体系而转移向其他地区；而辅助工序从产业链条上分离出来后，并未脱离珠三角分工体系，而是继续留在原来的分工体系中，只是作水平方向的移动（即在区域分工体系内由一企业向另一企业移动）。关于这一独特的现象，我们既可用产业关联理论进行解释，又可从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寻找答案。在“钻石模型”中，波特揭示了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的状况对一个国家某一行业的竞争优势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的成功行业往往是由很多相关行业组成的行业群。同时相关产业和辅助产业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可以波及另一个行业。
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和区域整体技术环境的优化，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在向中游和下游集中和靠拢的同时，中、下游原有的工艺流程和工序也发生分解和扩散，从而产生出更多的专业化部门，使专业化程度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地向前迈进。（2）式中的L[，b]分解成L[，b1]、L[，b2]、L[，b3]……L[，bn]，L[，c]分解成 L[，c1]、L[，c2]、L[，c3]……L[，cn]，L[，a]分解成L[，a1]、L[，a2]、L[，a3]……L[，an]，这样（2）式便又演变为：
L=L[，b1]+L[，b2]+L[，b3]+…+L[，bn]+L[，c1]+L[，c2]+L[，c3]+…+L[，cn]+L[，d1]+L[，d2]+L[，d3]+…+L[，dn]（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1）式演化为（2）式时，产业链条变短了，但专业化程度却提高了；当（2）式演变为（3）式时，中、下游环节的生产迂回程度增加，整个产业链条又被拉长了。
在珠三角的纺织制衣业中，洗水处理工序的出现，就是技术进步促使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分解和扩散的一个典型例子。洗水剂配方的研制成功和计算机技术在织物软化处理方面的成功应用促成了这一专业部门的诞生。以珠江三角洲现时的洗水处理技术，不但能对各种成分的织物进行软化处理，还能在织物表面形成极具美感的图案和标饰。现在珠三角的洗水处理厂除对本区域内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外，还承接大量的、在其他地区无法进行合格洗水处理的来自珠三角区域以外的订单，这就是专业化经济效应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的每一步分工演进，都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其物质手段。每一步分工演进都增加了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了中间产品的种类，同时也提高了最终产品的质量，优化了最终产品的性价比，增加或增强了最终产品的功能。从总体上看，整个产业链条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而被拉长了。
六、几点结论
从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
制度创新清除了分工演进过程中的人为障碍，降低了分工演进的交易成本，使分工演进产生的专业化经济能直接转化为规模经济；而分工演进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珠江三角的制度创新。不同的分工结构呼唤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珠三角地区企业组织形式和法人治理结构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而不断改革与创新，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形成明显优于省内其他区域的良好制度环境。
而技术进步则始终是分工演进的物质基础，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最终导致相关产业分工的深化。珠三角制造业分工演进的动态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分工演进的本身也会不断提出新的技术难题，从而导致新技术的出现或关键技术的突破，从珠三角制造业分工演进中，我们也可观察到这一点。因而，分工演进反过来也会促进技术进步。
以上实证考察的结论也基本上与杨小凯、阿林·扬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并可作为其相关理论的经验证明。
从整个珠三角制造业的态势观察，珠三角制造业的薄弱环节是制造链条与产前研发（R＆D）链条的脱节，其根本原因是制造业主体——企业缺乏本土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这也是珠三角制造业分工体系演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深层危机，而这最终也将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进行升级换代的“瓶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缺乏研发力量的支持，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后劲必然乏力。
珠三角制造业的分工演进呈明出明显的“被动适应性”，其最重要的诱因是外生的“制度辐射”和“技术溢出”，而非内生的变量所致。若从制度变迁视角审视其演变过程，珠三角制造业分工演进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变迁，是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的一个函数。在这场制度变迁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主导集团所起的主导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