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政治化的起点上——重读斯大林1930年12月9日的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点上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11—0011—05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召见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就正在进行中的一场哲学争论发表了谈话。随后，被斯大林召见的这些青年红色哲学家彻底扭转了在争论中所处的不利局面，有如神助般地大获全胜。联共（布）中央还很快通过一项决议，对这场争论作出了政治和组织处理。那么，在谈话中，斯大林究竟给了青年红色哲学家们什么“锦囊妙计”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哲学的政治化，即在理论与实践（归根结底是政治斗争）统一的名义下，让哲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乃至婢女，并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哲学争论。这对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也极为深远的影响，其遗害至今仍没有彻底清除。
一
当时已经走上神坛的斯大林为什么会亲自干预一场哲学争论呢？这要从两年前他与布哈林之间的反“右倾”政治斗争说起。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实施了激进的排挤富农政策。这导致1928年春季以后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同时，工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破坏活动。斯大林认为，这是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因此主张放弃既有的新经济政策，通过向资产阶级发动更加激进的全面进攻，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布哈林则认为，这些事件更多地是暴露出了党的作风问题，即党的组织和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因此主张继续遵循新经济政策的道路，通过改善和提高党的领导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历史地看，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完全对，但比斯大林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可由于当时联共（布）党内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左倾共产主义思想心理倾向，① 所以，在随后爆发的反“右倾”政治斗争中，斯大林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在1929年4月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击败了布哈林。② 此后，斯大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工农业领域发动全面进攻，取得了包含巨大后遗症和制度性缺陷的暂时胜利。伴随着这种胜利，斯大林最终走上了神坛。初上神坛的斯大林明白，虽然斯大林主义模式在政治和经济中的“大转变”已经实现，但尚未贯彻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因此，1929年4月以后，他就开始酝酿、筹划意识形态的“大转变”。1929年12月27日，他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演讲，对布哈林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简单化的彻底否定。在演讲的引言部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还要赶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③ 在这段话中，他实际上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理论与实践必须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第二，理论界并没有自觉地统一到他所体现的实践立场上来；因此，第三，他向理论界发出信号，要求后者自觉采取行动，实现他所期待的“大转变”。
不过，让斯大林感到不满的是，理论界的主体似乎并无意相应他的号召。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理论界的领袖级人物都是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他们接受过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已经形成了稳固的、有影响的学术观点体系，不可能因为斯大林的一句话而轻易改变。其次，大多数学者都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着比较清醒的、符合理论发展规律的认识。虽然并不反对理论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要求理论成为实践亦步亦趋的应声虫。相反，他们相信理论需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最后，大多数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持存疑态度。在新经济政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情况下，匆忙推进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不能不让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理论家们心存怀疑。此外，布哈林是联共（布）党内公认的、一向代表党的正统立场的主要理论家，而现在斯大林却三言两语就把他的经济学说彻底否定掉了。这自然不能轻易服众。
既然理论界不愿意主动转变，那么就通过进攻迫使他们转变好了。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公开发表后，唯一一个积极主动地相应斯大林的号召，力图用进攻的方式推动“大转变”的学科是哲学，而其推动者和执行者则是以米丁和尤金为代表的、以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为组织基础的一批青年红色哲学家。这些青年红色哲学家都出生于1900年前后，十月革命以后参加革命，主要从事共青团等实际工作。20年代中后期，他们因为工作出色、立场坚定，被选调到红色教授学院这一具有继续教育性质的机构中来学习、研究哲学。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系统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理性健全的学术意识以及独立批判的思想能力，而与斯大林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性。1928年8、9月间，斯大林大力拔擢他们，让他们组成理论“突击小组”，秘密准备诋毁布哈林的大批判稿。所以，在听到斯大林的号召后，他们立刻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地在哲学界比差距、找问题，最终将问题集中到了哲学界的领袖级人物德波林及其学派身上。
二
德波林生于1881年，他曾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期间即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一书。该书后来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出版，普列汉诺夫还为它撰写了长篇序言。1920年以后，德波林先后在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科研和编辑工作。1926年至1930年，他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192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比较重视哲学史研究，尤其是法国近代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20年代早期，他主持编译出版了多种近代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文集，并出版了《马克思与黑格尔》（1923年）等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著述。1924年列宁去世后，他发表系列论文，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作为思想家的列宁，认为列宁主要是一个“哲学实践家”，其伟大成就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了实践中。1924年至1929年间，由德波林及学生组成的德波林学派（当时也被称为“辩证论者”）与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任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史称“辩证论者”与“机械论者”之争。这场争论以德波林学派的胜利告终，对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良性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④
1930年2月，哲学界召开了学习贯彻斯大林指示的动员会。在斯大林的“大转变”指示是否适用于哲学界这个基本问题上，德波林学派与青年红色哲学家们发生严重分歧乃至对立。会后，各执己见的双方把争论搬到了报刊上。1930年6月7日，米丁、尤金等三人在《真理报》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⑤ 宣称“在哲学战线当前发展阶段上的转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坚决地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可哲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的理由其实只有一条：这是斯大林的指示。在肯定德波林学派批判“机械论者”有功的同时，他们提醒德波林学派要关注现实政治，不能始终停留在哲学领域（尤其是哲学史中），否则就会犯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这篇宏论让德波林学派感到幼稚可笑，于是，他们联名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0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哲学战线中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作为回应。⑥ 该文的核心是重新阐发了列宁1922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的基本思想，认为对还处于相对落后和不发达阶段的苏联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还是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作斗争。德波林学派有根有据的反驳让青年红色哲学家们有些招架不住。于是，他们一方面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个措辞缓和的支部委员会决议，⑦ 另一方面悄悄积蓄力量准备再战。1930年8月6日，《真理报》发表了由米丁执笔完成的《为真正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而斗争》一文，重点批判了德波林的列宁研究。⑧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曾发表多篇演讲、论文对列宁主义进行论证，强调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⑨ 米丁的这篇文章沿着斯大林的思路往下，认为不仅存在政治与策略上的列宁主义，同样也存在哲学上的列宁主义，即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阶段。他据此抨击德波林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真正作用评价过低、理解错误，有意抬高了普列汉诺夫的作用和地位。关于这个问题，德波林学派似乎并没有进行专门回应。因为在20年代，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尽管列宁在某些问题上的确超过了普列汉诺夫。换言之，德波林关于列宁是“哲学实践家”的观点体现了当时学术界的某种共识。在这一回合争论中，尽管青年红色哲学家们还是没有占到上风，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将德波林学派拉下马来，所以，他们又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党支部委员会决议，并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⑩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的学术环境还没有开始彻底恶化，学术界尚保留着难能可贵的独立精神。因此，尽管斯大林控制下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都旗帜鲜明地支持青年红色哲学家，但支持后者的人还是不多。这让青年红色哲学家们感到失望和愤怒。在1930年10月20日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米丁对德波林的报告做了一次有点气急败坏的同时也是精心准备过的即席发言。(11) 在发言中，米丁片面地、误导性地引用列宁1909年前后阅读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文时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物质观问题所做的三条否定性的批语，(12) 力图证明德波林不仅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影响，而且至今不思悔改。更有甚者，会议的组织者还有预谋地揭露了德波林所谓的早期政治老底，这迫使1928年才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德波林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13)——这是一种恶劣的伎俩，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它表明政治力量已经从后台走向前台，准备直接干预学术争论了。不过，尽管德波林在政治上开始服软了，但争论的僵局并没有打破。于是，青年红色哲学家们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希望能够得到斯大林的指示。
三
在自己作出了指示并且官方喉舌多次明确表明立场的情况下，学术界居然还是不积极“大转变”，对坚持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斯大林而言，这自然又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他召见青年红色哲学家，亲自为他们支招。透过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文章，斯大林谈话的主要思想早已为人所熟悉。不过，直到1992年俄罗斯有关机构公布了谈话的主要当事人之一米丁事后所做的一份记录整理稿（本节引文凡不加说明者均引自该整理稿），(14) 人们才最终了解到斯大林究竟是如何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红色哲学家们放下学术争论这种不必要的累赘，将哲学问题直接转化为政治问题，进而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去解决学术争论的。首先，斯大林肯定青年红色哲学家们领会了他的指示精神，对德波林的评价是正确的，“只是太软，不够劲”。他认为，批判德波林可以不择手段，“应该把所有的东西翻腾出来”，因为“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所有的武器”。接着，青年红色哲学家们很可能向斯大林提出了应当如何评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理论关系这一问题，因为在论战中，德波林学派时常征引普列汉诺夫以及恩格斯的论述来反驳他们。斯大林的答复很明确：普列汉诺夫也有问题，他“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倾向”，所以，“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更有甚者，斯大林认为“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需要，批判一下恩格斯也“不是件坏事”。斯大林之所以会这么说，根本原因在于恩格斯的个别论述与斯大林主义模式有冲突，并且在过去的争论中布哈林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既然连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这种以往被公认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问题，那么，谁没有问题？列宁！从表面上看，列宁似乎没有太多的理论，但实际上“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提出了很多新东西。他自己很谦虚。我们作为列宁的学生，应该发挥和显示这种作用。”因此，对列宁是否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这个问题，斯大林的答复是“毫无疑问”。因为他知道，这是青年红色哲学家们从他对列宁主义的论证中推导出来的一种应有之意。
关于德波林学派错误的性质，斯大林觉得“形式主义者”这个判决“太轻，太学术性了”。那能不能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呢？斯大林明确回答：“事实上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那凭什么判定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呢？斯大林非常坦率地讲，证据肯定有，但他找不到，因为“他们连揭露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理由也不会向你提供”。除了没有任何凭据就判决德波林等人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外，斯大林还创造了一种新提法，说他们“是些按孟什维克方式思维的人”、“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这种古怪的新提法实际上是斯大林内心深处真实想法的一种流露。因为在他看来，理论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东西，根据政治倾向可以判定一个人的理论倾向。所以，他完全支持将理论战线的斗争同党内政治斗争之间联系起来，认为“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因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即使是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都具有政治意义”。
那么，“机械论者是不是现阶段主要危险”呢？对于这种学术问题，斯大林显然不感兴趣。在虚与委蛇地应付了一下后，他随即指出“从我们理论战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对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要特别注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呢？斯大林的划分标准很简单：凡是不支持、赞同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人就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除了德波学派，斯大林还“痛打落水狗”，提出“还要彻底地翻腾布哈林”。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又突然想起了国际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梁赞诺夫，于是补充说“不要忘记梁赞诺夫。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同我们是有距离的”。当然，斯大林一时间也想不出太多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于是他鼓励青年红色哲学家们去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你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主要的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进攻。”
聆听了斯大林的谈话后，青年红色哲学家们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难怪以前驳不倒德波林，原来方向错了，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政治立场而不在于哲学立场！于是，他们不再纠缠于学理问题，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德波林学派的政治立场。而在听到“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这个新判决后，德波林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于是立刻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全力配合青年红色哲学家们的进攻做违心的自我批判。就这样，青年红色哲学家们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了。接着，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决议。(15) 与过去的两个决议相比，新决议的最大特点是对德波林学派的指控变得简明了：一是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复活了第二国际有害的教条；二是歪曲、违背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背离斯大林主义这一新的党的总路线；三是拒绝承认斯大林的伟大发明，否定列宁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新阶段。随后，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16) 向全党宣布了德波林学派的错误，决定解散德波林任主编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并以青年红色哲学家为主体组建了新的编辑部。
四
米丁记录整理的这篇谈话翻译成中文不过4000余字。但是，它对苏联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也极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它的消极影响蔓延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虽然人们很少再提及它了，然而它却作为一种幽灵化的存在继续束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直到今天，它的幽灵仍然时有显现。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篇谈话，除了需要控诉、批判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造成的深重创伤外，更重要的是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即它为什么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而这是不能仅仅归结为斯大林的权谋或恶意的。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那么巨大、那么持久的消极影响，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它以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资本，严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认识。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 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看到，19世纪共产主义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们始终强调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工人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8) 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 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发现，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俄国共产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大敌。所以，他特别强调理论必须“详细研究俄国历史和现实”、与实际工作“融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符合俄国实际的革命的理论。(20)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激励工农群众消除对知识分子和理论的“胆怯”，他甚至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1) 当列宁这么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基础地位，而绝无意否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联系，取消理论的相对自主性，将实践凌驾于理论之上。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苏联成立了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期使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研究达到真正科学的水平，从理论上驳斥第二国际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与攻击，并使苏维埃的实践获得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强调哲学不能脱离政治、理论不能脱离实践，似乎是从列宁出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列宁的理解是片面的，即他只承认实践的基础地位，而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结果，他彻底破坏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将实践片面地凌驾于理论之上，从而使理论成为实践的附属物，最终意味着对理论的取消。事实也正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以后，苏联就没有再涌现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研究总体上陷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状态之中。当然，在谈话中，斯大林这种片面认识的危害性并没有显现出来。不过，当斯大林主义迅速实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控制后，它的暴戾本质很快就表露无遗了。具体地说，第一，它崇拜政治权力，把政治领袖的言论作为衡量理论的标准。它名义上声称尊重实践，但实际上崇拜的只是政治权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在它这里最终异变为了政治领袖的言论或党的决议成为衡量理论的标准。因此，第二，它轻视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历史发展。它认为斯大林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所以，它不仅不重视对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而且有意识地以斯大林主义标准裁剪理论、重构历史。第三，它敌视理论的批判性，要求理论成为现实政治的论证工具。它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要求理论改变自己的本性，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和引领，转而成为现实政治非批判的论证者和歌颂者。第四，它将理论的党性和政治的党性混为一谈，否定理论和政治的区别，认为理论的党性不过是政治的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从而以政治的党性胁迫理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批判反思。
事实上，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发现谈话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倾向都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它为什么还能够取得人们的广泛支持进而上升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长期大行其道呢？归根结底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拥有巨大政治资本的胜利者：在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中，胜利者不仅不受谴责，而且有权力改变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理论的正统性。就此而言，根除政治逻辑对理论、理论工作者或公开或隐晦的思想桎梏，是理论能够真正得到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这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有的时候甚至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收稿日期：2010－08－10
注释：
① 科洛斯科娃：《论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思想心理前提》，见李宗瑀《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2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页。
④ 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354页。
⑤ 米丁、拉里采维奇、尤金：《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任务》，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206页。
⑥ 德波林等：《关于哲学战线中两条战线的斗争》，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434页。
⑦ 《哲学战线的状况》，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8页。
⑧ 米丁：《为真正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而斗争》，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222页。
⑨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 《关于哲学战线的状况问题》，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105页。
(11) 米丁：《我们的哲学分歧》，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268页。
(12)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8页。
(13)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06页。
(14) 米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15) 《关于辩论的总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前任务》，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6页。
(16) 《联共（布）中央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2页。
(17)(18)(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15、9页。
(20)(2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381页。
标签：斯大林论文; 1930年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哲学家论文; 真理报论文; 哲学史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