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稳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作为“追赶型”的后来者正处于高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众所周知，现代化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基本前提，我国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无一不是处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之中，“中国史之进展，乃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1]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变迁[2]必然像双刃剑那样，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和中西文化碰撞而滋生种种不稳定因素乃至社会动荡，要实现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协调统一，我国也不得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把社会稳定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3]我们所说的社会稳定一般指社会运行有序可控、内部激活整体平稳的一种积极状态，是新稳定的创生和旧稳定的扬弃，它建立在社会矛盾比较缓和、社会关系比较融洽的基础上，是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而非绝对的、停滞的、倒退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途径有多种，但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精神劳动对社会稳定则具有“生命线”的意义，其主要借助一种凝聚、塑造和范导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力来支撑社会大厦，通过思想灌输、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利益协调、行为规范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消解矛盾冲突、排除社会隐患，从而将其功能渗透于社会稳定结构机体，实现其社会稳定价值。
一、没有统一的主导社会意识形态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熔铸意识形态而发挥社会稳定功能
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涉及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以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为标志，反映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是各种思想观念交汇、融合、激荡、冲突、斗争的领域，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意识形态就与社会命运息息相关，它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此消彼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日渐突出。回顾中国堪称世界奇迹的大一统格局长期延存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在维系社会稳定所起的特殊作用，“中国长期的统一必须依靠社会风俗，即通过社会中已根深蒂固的思想与行为习惯来解释。”[4]对社会的控制方式“大半是靠意识形态、风俗、道德素养之类”，而不是诉诸武力[5]。事实上，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经构筑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稳定思想体系。即以“仁政德治”为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以“正名”为谋求社会结构稳定模式，以“庶、富、教”为社会稳定基础保障的社会稳定思想体系[6]。中国大一统格局的维系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战国末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使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大国，继而秦王嬴政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创建了以皇帝为权力核心的君主专制国家体制。在思想文化控制方面，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通过控制思想文化物质载体的办法即“焚书坑儒”，最终实现了思想文化的大一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思想文化斗争的激化，出现了统治者凭借专制权威、干预学术、钦定经义的情况，如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会议以及东汉章帝时召开的“白虎观会议”等，这都说明意识形态在国家统治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更显突出，《共同纲领》以宪法形式确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通过对旧社会意识形态改造、政治启蒙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的兴起，使我国的意识形态以全新的面貌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60年代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学雷锋运动对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水平，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十年动乱使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遭到空前灾难，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至今尚不能消除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误解和冷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才逐步恢复并开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局面。
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注意防止“泛化”或者“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无论从现象还是本质上、微观还是宏观上都难以把握。建国后既出现过泛化意识形态现象，也出现过淡化意识形态现象。改革开放之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存在着“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如过分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阶级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绝对对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一概采取否定的态度，对西方学术思想盲目拒斥[7]，甚至将意识形态泛化到国家关系上；改革开放之后，又曾一度出现淡化意识形态现象，导致人们的政治热情普遍下降，道德出现滑坡，民族虚无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等等。二是慎重对待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面临着“多元化”的挑战，有人借指导思想多元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借领导多元化即多党制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借“与世界接轨”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人借“民主”之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三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中国永不泯灭的文明集中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早已扎根于民族沃土，可是建国以后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人们目睹新加坡等新兴发达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筑全民精神支柱，有效防止西方文化病乘虚而入时不得不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四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民主建设。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佳途径，在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强调统一和集中而忽视了民主，意识形态领域如果靠“枪杆子”只能适得其反，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经过循序善诱的启迪、渗透和“个性化”中介才能达到高度统一。
二、社会稳定以腐败为天敌，腐败侵蚀社会肌体，践踏社会公正，异化社会动力，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克制腐败而发挥社会稳定功能
腐败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尤为突出的是腐败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强调了人民利益的基础地位，而腐败则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破坏社会公正，激化人民内部矛盾，毒化社会风气，腐蚀人的灵魂。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与腐败现象不无关联，正如邓小平总结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8]腐败是一种质变，它从内部攻破堡垒，所以江泽民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9]
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江泽民总结了四条主要原因，一是“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长期存在。”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趁机钻了进来。”三是“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四是有些地方和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对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从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寻根，所有的腐败现象都能得到解释。腐败问题说到底主要是物质利益问题，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有利于最终消除腐败现象，但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能根除腐败。从横向比，贫穷国家并不一定比富裕国家腐败现象更严重；从纵向比，一个国家也不一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腐败现象日益减少。所以铲除腐败必须着眼于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素质，因为腐败的共同动机是谋取私利，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只是腐败的载体，而腐败的内在本质潜藏在人的思想深处，所以江泽民说搞腐败“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要解决思想问题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毫无疑问，思想政治教育是治本之举。
三、社会稳定以经济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倡导经济伦理，培育企业文化，协调利益冲突来实现社会稳定功能
经济稳定指社会经济生活有序可控、经济结构合理、宏观调控有效、微观经济搞活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它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历代太平盛世都以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为前提，历次朝代更迭也都因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所致，这是历史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稳定关系十分密切。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0]任何利益集团要想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目的，就必须借助政治手段才有可能。思想政治教育是多种“政治手段”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保证经济发展方向，维持经济秩序，培育企业文化，协调利益冲突等手段来实现其经济稳定功能。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确保正确的经济发展方向，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在1958年《工作与方法（草案）》中又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事关经济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为改革进行社会动员，调动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更重要的是保证经济建设改革不改向。思想政治教育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是通过倡导一定的经济伦理来实现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应遵守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它对经济运行具有导向、润泽、协调功能。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形成意味着企业发展渐次步入理性控制和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背景支撑的现代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境界。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培育以企业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促进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的共生互动，拓展企业文化的价值空间，发挥企业取之不竭的文化力的增值功能，使企业文化这种精神生产力通过对生产力要素的内在整合、优化、协调及人力资源开发而转化为物质生产力，这样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企业文化中介而参与经济运行，发挥经济稳定功能。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协调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也毫不讳言：“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利益作为一种价值越来越为人们重视，利益冲突更为普遍。尤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当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定型时，利益矛盾激增。解决利益冲突除了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之外，还要靠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道德纠葛”，解决“义”和“利”的关系难题，通过非强制的手段对利益主体进行内在润泽，使法律、法规、政策和经济伦理等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自愿的欲求，并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观念进行评判和引导。另外，改革必须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损害而又不能得到社会补偿时，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协调与抚慰。
四、社会稳定以外来因素为变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反霸权、反渗透、反演化来实现社会稳定功能
世界发展到今天，全球一体化趋势锐不可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关起门从事现代化建设，当然，“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12]。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以及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方社会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西方文化的内核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个人主义的发展极易导致私欲膨胀和道德堕落。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四有”新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增强人们的鉴别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筑起抵御外来腐朽文化渗透和影响的思想防线。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标志着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代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西方国家总是以其西化的主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来处理国际事务，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常表现出来，如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就是典型的例证，他们还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炮制“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势力等都是西方“分化、西化、弱化”中国的举措。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反对西方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一书中说最终对历史起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里根曾称赞“美国之音”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西方国家看重亲西方所谓“精英”们的也正是他们所持的“不同政见”，除去这个因素，这些“精英”也就一文不值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异同为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或者可以忽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教育。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冲突将不再是为了争夺资源，而是为了根本的并且往往是不可调和的价值观，人类的重大分歧和主要冲突缘由将是文化上的。且不说他的观点是否全面，但他至少看到了文化及其价值观在未来社会日益突出的地位。西方文化中对中国社会稳定危害最严重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全盘西化”的真正意图是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决不能姑息迁就。从国际范围来看，特别是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仍然占有优势，这对我们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思想压力。苏联的教训提醒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社会稳定功能的途径还有很多，如提升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消解社会成员的不良思想情绪等。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这些功能并不意味着实现了这些功能，实现这些功能取决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稳定功能的充分认识和践履，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度和实践方法的科学性，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稳定机制的形成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