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笔谈(一组)——散文的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1-0074-09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
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
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异趋，故不能绝对以西方“诗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文论”传统。郁达夫早就指出，古人重文轻诗，“六经”除《诗经》外全为散文，多数“文人”(非“诗人”)编他们自己的书，或“文人”的后人编先人的集子，皆先文而后诗。此议极精彩，惜乎会者寥寥，一般昏人还在高谈“中国是诗的国度”，谬矣。
“五四”时期，刘半农倡“文学的散文”，以别于非文学的“文字的散文”，说理欠周，终未流行，但毕竟宣告了中国传统以一“文”字混同众体之局面的结束。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正式将文学性散文小品与小说、诗歌、戏剧对举，古代的“文”、“文章”遂一变而为现代具有特殊体裁规定的“散文”(而非只与“韵文”相对的“散行之文”)。古代的“文”无所不包，现代的“散文”则降为一种特殊的体裁样式，它于古代的“文”别择极严，至少在周作人看来，只有像明代那些善于抒写性灵的小品方可归入现代散文范畴。
尽管如此，古今之文在外延上仍有可以互包乃至互补之处：现代作家虽然有把散文自觉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刻意经营的，但也有人(如鲁迅)“不管文体”，在散文创作上坚持类似古代“文”、“文章”之巨大包容与弹性，而并不承认有一种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的散文”。但这后一种“文”的观念也并未被普遍认可。
“五四”以后，新诗、戏剧与小说迅速上升为新文学主要体裁，“文”或“散文”的位置益趋微妙。三十年代中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广邀名家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普遍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成就最高，因其既经古文沾溉，又得西方(主要是英国)随笔散文之助，作者蜂起，佳作如林，不过，看几部后出的《现代文学史》，依然是小说、戏剧、诗歌一统天下(鲁迅杂文除外)，散文明显边缘化了。
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有个不成文的看法，似乎散文写得漂亮并不希奇，就譬如身为中国人，中国话说得流利理所当然一样。散文真是太平常了，但许多人也因此而忘记了它所以平常，无非由于几千年无量数的作者殚精竭虑，基本无水平线以下的创作，这便使人误以为散文容易做而不知珍爱。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则不同，一来是新文学主体形式，二来是新兴文体，工巧为难，故格外受到重视。结果，大家的力气都放在诗歌、小说、戏剧上，散文则随便写写，这就导致了后来散文水平的逐渐下降。
其实现代散文也是新兴文体，它是古文的延续，也是古文的革新。比起诗歌、小说和戏剧，现代散文不仅更适宜于传达个性，甚至也能够更大容量地接纳新的社会信息与人生经验，更便捷地介入人生实际，作者境界的高下，在散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
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妄评一二”，等级就颇森严：“二周”端居首位，茅盾叨陪末座。郁氏明言他所以选茅盾散文(仅两篇)，只是看他比较能在散文中谈社会问题，聊备一格而已，至于就“散文的心”来说，则并不出色。所谓“散文的心”，郁氏主要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即“个人性”(indiv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的统一，可见其选文标准之严。
但20年代中期以后，“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这些“五四”时代的话头已觉不新鲜，人们更渴望看到超越“个性”乃至“人性”之上的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的行动的文学(这也有点像今天的“新左派”鄙弃他们心造的所谓“纯文学”)，散文贴近“智识阶级”(文人)并不可爱，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已经泛滥成灾的“个性”，在无数未脱鲁迅所谓“客观梦幻之世界”的人们看来，不仅与理想中的文学沾不上边，甚至简直就陈腐反动得可以，其被冷落，遭轻视，原在情理之中。
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文艺政策相对宽松，散文一度兴盛，然而不久，敢于谈问题、“舒愤懑”的作者纷纷落马，“杂文”彻底成为畏途，散文从此也更加趋于偏至。狭义的杂文自不能核准散文，但排斥杂文，犹如抽掉散文的骨头，这就只好由赋得山水、仰望“人民”的柔媚无骨、可有可无的歌德派散文来跋扈了，虽“名家”、“大家”辈出，实则不足为训，证据是：“新时期文学”一来，便立即烟消云散了。
散文地位的根本改观，是在80年代末，先是戏剧、诗歌“边缘化”，继之文学(其实就是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填补这空白的，就只有各种形式的散文。
好像也真该散文出头，学者散文、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文化(历史)大散文乃至小女人散文接踵而至，确实出了不少可以一观的作者，但毕竟忽视太久，内伤太重，奋力振拔的迹象，仍未之见也。
“学者散文”本是80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种，其学识之淹通，眼界之开阔，趣味之醇正，皆非一般浅近者所可望及，以至对小说、诗歌、戏剧失望的人，翻开杂志，往往略过主打栏目，直奔后面由学者专家挂帅的散文随笔。然而不久便难以为继：老辈如金克木先生等纷纷作古或搁笔，暂不肯搁笔的张中行先生又太罗嗦寡淡而少新意，余者或学问有余，文思不足，或既无学问，亦乏文思，只是顶着学者的峨冠，写出来的便自然被奉为“学者散文”，如何能好?这一路的作品比较老实的是复归于清一色的“学术小品”、“思想随笔”——通俗的读书札记、文史杂笔或课程讲义——再不敢冒散文之名。看来“学者散文”并没有让学者们讨得太多便宜，但对散文倒不无裨益，它至少说明文学是一个整体，并非诗歌、小说、戏剧式微了，就该散文——而且是独以学问取胜的散文——独擅胜场，果真那样，则散文的成功，也真有点胜之不“文”了。
但“作家散文”实在不乏精彩，以诗才入文，以小说描写工夫入文，往往有单纯的散文作手所没有的廓大与自由。八九十年代，老辈有孙犁、汪曾祺等，中年有王蒙等，青年有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李锐、余华等，皆文彩斐然，各标一格，可惜继之者乏人。散文毕竟不是诗歌，亦毕竟不是小说，它除了抒发描写之外，更讲究言辞的雅驯，思想的精湛，学识的淹通。许多作家，写不出小说、诗歌，以为仗着剩余的才气，还可以到散文园地来驰骋，所以很快就露出穷乏之相。
至于“文化(历史)大散文”，则不能不说是近年散文的一种跃进，篇幅骤然增大，容量骤然扩张，专就名胜古迹、文化遗址或历史公案着笔，作者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是亦普及，亦提高，亦怀古，亦现代——有时简直是时髦——这些都是现代散文诸家未曾想见的。同样为现代散文诸家不曾想见的是，散文竟然在这样一种格式中迅速凝固起来，不管什么题目，都能写出感情差不多、篇幅差不多的妙文来，而不管什么所在，不管什么历史人物，只要洒家往那儿一站，只要“我”一翻他们的文集与行状，微言大义、精论妙语，就都滚滚而来，题材、立意、格式、腔调，大同小异，以至于批量生产，倚马可待，所以到了后来，虽爱之者也不免感到厌倦。盖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染指渐多，终落习套，虽豪杰之士也难翻空出奇，更何况“文化(历史)大散文”的作者们。
现在散文的作者们都聪明、得体，知道应该选择什么题目，摹习什么风格，回避什么话题，文章一律写得“整齐”，但因此也就没有奇气，没有鲁迅当年所期望的“强烈的独创的创作”，甚至连个人的文风，个人的感情，个人的身世(这一点尤其突出)，都被一些专门的散文栏目或散文期刊谢绝了。
有所失，必有所得，散文作者一旦无须展示个性，自白其心，就很容易一夜之间变成学富五车善解人意的博雅君子，或指点江山，纵论古今中外，或悲天悯人，开示人生哲学，专拣好话、大话、空话说，“知识分子”呀，“道德理想”呀，“学问”呀，“沉默的大多数”呀，“人文精神”呀，“人道情怀”呀，“文化传统”呀，“铁肩道义”呀，“全球化”呀，“地方性”呀，“诗意地栖居”呀，“文化昆仑”呀，“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呀——一大堆门面语符咒般念个不休，读者久处荒寒，一见之下，如饮狂泉，叹为观止，于是乎胜券稳操，展试不爽。殊不知这些按一定“配方”配在文章中的现成的市场欢迎的摆设，无非俞平伯先生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货色，而且也正如俞先生一针见血指出过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只是我们的作者不自知，或假装不自知罢了。
散文热背后这种虚空，究其深因，还是“散文的心”没有摆正——现在“散文的心”究竟有没有也很可怀疑。作者往往本无某物，但为了显示其高超，拼命装出有某物，还要变着法子兜售这本来没有的某物，这就不仅容易趋于伪，也很容易流于滥。
鲁迅当年评论美国文学，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出过许多优秀作家，“这之后，惠特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以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熔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我没有读过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不知道鲁迅的评论是否属实，但不管怎样，他讲的道理——多么浅显的道理——是不错的，也很适合于今天的文坛，包括散文坛，——如果有这个坛存在的话。
周作人说散文的兴盛应该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其时思想大恐慌，也大解放；大虚空，也大无畏，作者尽可以各说各话，无所顾忌——因为无道可载，便只好各言其志，没有现成的标准，无须维护什么，贩卖什么，或证明什么，确立什么，标榜什么，只各爱其所爱，恶其所恶，即使一切乌有，也不妨放笔直干，大胆写出无所有的空虚的裴哀与真诚的渴仰，凡所造作，皆欢喜时的大笑，悲伤时的哭歌，浑然不顾笑的姿态是否美好，叫的分寸是否得当，也不怕大笑之后的空虚或大叫之后更大的痛楚。
这样的“散文的心”是活人的无须掩饰无须作伪无须摆谱无须献媚无须热卖的真情实感，现在的散文则恰恰相反，其病就在缺乏真诚的“散文的心”，作者既无坚强有据的所信，亦无彷徨无计却不怕告人的不信，无不得不吐之冲动，有见猎心喜之侥幸，豪迈没来由，忧患没来由，愤怒没来由，宽厚没来由，优雅没来由，镇定没来由——就连自轻自贱也没来由，只一个虚构的“我”在那里表演口吐汉字的魔术。
时下散文之病即在迎合新时代某种时尚而装腔作势，救之者也无非一个“真”字。近年一些好散文，好就好在真实，真诚，有一颗读者可触摸、可与之对话的实实在在的“散文的心”，而并不在于它们的作者是作家、学者或小女人，也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幸被归入声势浩大的“文化(历史)大散文”或某某随笔之类。然而这样的好散文并不多，尽管以“最佳”为名的年度散文选本重三叠四地推出，但让我们掐指算算，能有几篇?
散文虽有中兴之势，并无中兴之实；荣华在外，所宅不坚，顷刻即可憔悴。真为散文谋者，能不戒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