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考_所有制论文

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考_所有制论文

由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论述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所有制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与“消灭私有制”有不同含义

中文版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提法与《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是有不同含义的,后者翻译有误。马克思1843年9月致阿尔诺德·卢格信中说过“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1]64 再则“消灭”一词亦不合马克思原意。德文原著中“没有一个词可以直译为‘消灭’的。德语中‘消灭’有两个词—‘Abschafang’或‘Annulirang’,而原著中用的词是‘Aufhebung’,这个词的意思是‘扬弃’,……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就是辩证地扬弃,即不仅否定,而且还要保留(掌握)其有用的方面”。[2]128 英文对这个词语的翻译是“Transformation”①,韦氏英汉大学词典解释为“改变”、“转换”,其中还有一个类似“扬弃”含义的形象解释“假发、假髻”②。日本广松涉编注《德意志意识形态》日文本用的“消灭”一词对应的德文是“Aufheben”,该书中译本特邀责任校对方向红博士建议译为“扬弃”。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明确,“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3] 原文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否定之否定,即资产阶级私有制否定了个人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又否定了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有。社会所有制是多元的形式,但不能分解为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有。社会是群体的个人。这个否定之否定即自我否定。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就以及其自我否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平过渡就是自然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消灭”一词对人们思想的消极影响太大了!改为原用的“扬弃”一词对正确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和怎样对待私有制是有益的。

(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否定之否定

资本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是经济自然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4]874—875

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即明确讲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描述。对这个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上述这段文字之前还讲了三个条件和一个结果,即三个“一旦”和一个“从而”,原文如下: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引者注:指个人私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化)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4]873

第一个“一旦”即第一个否定,指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瓦解。第二个“一旦”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强调了资本和劳动同为社会生产力的要素。建国初期搞什么“兴无灭资”,资本论第一册讲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因而被湮没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最大误区就是不懂得“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4]178,“资本”不仅不能“灭”,还要学会掌握“资本”运动的规律,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第三个“一旦”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个体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私人资本、私人企业转化为社会资本、社会企业,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这里的“社会”按德文原意有“公司”的含义,《资本论》第三册特别注明了这一点[5]。于光远前些年对《蛇口通讯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进步,是整个社会化的发展,包括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分配方式的进步,马克思叫它社会资本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应当是社会共产主义。”因而引文中马克思所讲的“社会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是“社会资本主义”。

“从而”是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否定的否定的结果。这里讲的“进一步剥夺”,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产生“新的形式”,“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3—874。这里的个人所有制是和前面的社会所有制相对应的。马克思是把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区别开来的,两者不能等同,同样,个人所有和社会所有也不能混同。

马克思的著述是根据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西斯蒙弟的判断所作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册的一个注释中专门引用了西斯蒙弟的论断:“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马克思曾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他说:

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痛苦。[4]870—871

据此,马克思进而对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否定的否定过程作过这样的分析: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的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4]873—874

为避免断章取义,这个全过程引述得长一些,同时也是说明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这段引文的开头,说明这个过程是由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规律,即资本本身的运动过程所决定的。加了着重点的第一个“随着”是指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第二个“随着”指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这两个“随着”所说的是指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乃至生产方式的两重性。一方面是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相互矛盾中展开并向前发展的。这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规律。

(三)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这种自我否定包含了自我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的观点。恩格斯1892年9月22日致信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6]467—468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是出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自我否定。出于资本本身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这种永无止境的自我扩张必将导致自我毁灭。资本的二重性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毁灭文明。这是资本本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论述发表于1867年9月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廿年后,恩格斯在1887年1月3日—1887年7月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反杜林论》也涉及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现摘抄如下:

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7]630

即使在马克思设想的自由联合体内也是这样的: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4]96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重性,特别是对自身自我否定所带来的困惑有所思考。恩格斯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7]630

这条道路正如本文最前面引述马克思所言“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但仍然是资本主义自身按照其内在规律才能完成的变革,是自我否定的结果。这是当今社会得以和平发展的主要根据。因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否定的否定”过程,对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

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具有自我否定的功能,按现在的话语就是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否定的否定。这个“自我否定”就包括有“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4]874 这个“自我否定”就是和平过渡的根据之一,也是当今社会能够和平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包含着自我调节的自我否定,那就只有用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了!正因为这种自我调节功能的作用,才使上个世纪三十年间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喧嚣时代得以逆转,六十多年来终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自我调节的结果。自我否定包括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为了缓和这种对抗,资产阶级仍然会依靠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来缓和矛盾。这种能力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调节的能力。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由此而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由此而止步。帝国主义也自我消失了。这种自我调节发展成国家、社会整体的调节。这种作用现在已发展成为协商民主这个新形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5]495

当今资本主义仍在马克思讲的这个“过渡点”上,这个过渡点还没有走完,还没有完成和平过渡。资本主义的“外壳”依然故我。这段话是对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具体说明,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充实和发展。这就更加明确说明社会所有不是个人所有。

(四)恩格斯不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二重性。[4]820—875 又如包括股份制在内的信用制度的二重性,[5]500 这样的必然规律只有通过扬弃,并以社会化为中介,和平发展逐渐实现,恩格斯关于民主选举和和平过渡的提法只是暂时的策略性的主张。

1891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起草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请恩格斯提出意见,恩格斯于1891年6月29日告知卡尔.考茨基:

党的纲领又落到了我的头上,而这也是我应当做的事。我本来想使绪论部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6]119—120

纲领草案有绪论、政治要求、经济要求三部分,恩格斯都提出了意见并对纲领的条目逐字作了修改。政治要求一节共3000多字,现摘录其中的第二自然段:

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利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8]411

恩格斯的原意在这封信中是讲得很清楚的。在上述引文的后一个自然段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党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说: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它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8]412

紧接着这些叙述之后,对这个比其它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的主张,他又说:“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这一点即:“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这就说明了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只是“暂时的”革命策略罢了。说恩格斯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没有足够的依据,更不能说恩格斯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恩格斯在“导言”写后第22天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和第26天(1895年4月1日)致卡尔.考茨基(1854—1938)的信中对此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

柏林人正在重新发表《新莱茵报评论》上摩尔(即马克思)关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的文章,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9]430

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取了几处。恩格斯看到后致信卡尔·考茨基表示他的抗议: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9]432

《前进报》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威廉.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新时代》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恩格斯提出意见后,《新时代》刊载的《导言》仍没有恢复原稿面目。我们也无法看到原稿的真面目。怎样全面理解恩格斯晚年思考的原意,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五)和平过渡往何处去?

1843年马克思才25岁,刚刚结婚就被迫移居巴黎,并开始与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他感到“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他“必须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这个新的集结地点就是人类的未来。他向自己,也向各种改革家提出了“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的问题:

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1]64

马克思首先作了回答:

我们所面临的革命: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并过渡到民主制的人类世界,任何其他进步都是不可能的。[1]55,57,60

马克思首先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一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1]64 二是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1]64—65 马克思进而办《德法年鉴》,“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1]67 马克思以这些实践和理论作为出发点,总结了两种共产主义的形式,从而引出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的结论。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历史之谜的解答:

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297

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古典的民主就是人民意志结合于公众利益上,公众利益就是社会问题,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随着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十九世纪兴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一波民主化长波(1828—1926)。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一事无成。“科学社会主义”在全球广泛试验的失败就是一个例证。任何民主如不能解决公众利益问题,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外壳,于事无补。因而,只有民主与社会主义相融合,才是解答历史之谜的谜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马克思立志革命的初衷。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结识后,他们的视角和主要精力都从哲学转向了实践,经历了一条十分复杂曲折的道路,哲学这个“头脑”同无产阶级“心脏”相分离,他们既没有使思想变成现实,更没有使现实本身趋向思想。[3]209 以后形形色色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更是远离马克思的初衷。研究马克思,就是要努力使民主与社会主义相融合。

时间已过了一百五十多年,我们还是模糊。实践已经表明,不能再用斯大林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五模式了。还不能确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洪韵珊1988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通向人类解放不会重复走现实社会主义所走过的路,很可能是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本主义也是通向人类解放的另一条路。”[10]63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种文明又重现于当今世界,新的文艺复兴似将出现。十九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名词,都已纷纷挂上“新”或“后”。“现代性”已发展到“后现代性”,变化之快以至有人提出什么“后后现代性”了。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信息社会:生产方式随着高科技的飞速进步,仍在急速变化,这种变化像马克思讲“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4]178 一样,也是无止境的,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已正在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在这种变革过程中重温旧文明,从而吸收其中一些好的东西,通过选择凝聚融合,不是套用这个或那个模式,而是扬弃旧的通过新的创造,才能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构建新的社会形态。大家逐渐适应后,那时才有可能出现大家认同的新的称谓。未来社会不是先定下什么模式再向前发展的。将来也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主义的社会。这都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不在称谓,而在实践的走向,在未来实践本身中去探索其蕴涵的潜在内容。不要对我们的未来急于定下一个什么称谓,更不要去下什么定义,开展浪费时间的讨论。因为实践是理论的源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践中去发现真理,用实践来检验真理。还是马克思说得好:“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64 未来的实践只能由此开始才会圆满地回答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提出来的这个老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晚期政治著作选》第13页,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1996年《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

②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2343页,1997年4月第一版

③ 文见广松涉编著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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