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对白居易的受容及其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对白论文,文化论文,居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作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反复地出现在后世某个特定的文学 史发展阶段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这个作家与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而又 微妙的渊源关系。揭示这种关系并探讨其成因，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史嬗变的动因以及某 一时期文学的独特景观有重要意义。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宋词中经 常提到的人物（下文有很多例证，此不赘）；那么宋代的词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接受白 居易的？再者，宋代词人屡屡提及白居易的深层动因又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 对宋词生成发展规律的动态把握和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一
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首先“介绍”白居易“进入”宋词文化圈的，是柳永。柳永的《木 兰花慢》（古繁华茂苑）词，为投赠当时的苏州太守吕溱之作（注：薛瑞生《乐章集校注》，第221页；中华书局，1994.）
，中有“继梦得文章，乐天惠 爱，布政优优”之句，显然，柳永是以曾经出任过苏州地方长官的刘禹锡（字梦得）和白居易 的政绩、文采称美吕溱（“梦得文章、乐天惠爱”一句似作互文理解为宜）。这是白居易以一 个富有儒家仁义情怀而又卓有政声的士大夫文人形象在宋词中的第一次“亮相”。当然，这 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并不是宋词对白居易受容的全部内容。我们知道，宋词在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休闲”文艺，宋词的创作大都是在一种轻松、闲愉的环境下进行的 ，所以，如果白居易只是一个严肃、认真，勤于政事的贤臣，而无风流洒脱、享受人生的另 一面，那么宋代词人是不会对他产生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的。因此，作为将白居易“引入” 宋词的“第一人”，柳永只是抓住他的一面而已；真正能够把握白居易的思想行为特质，并 将其自觉融入词的创作实践的，是宋代的词坛巨擘苏轼。
苏轼在《醉白堂记》中说白居易不仅“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 ，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并且“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 饮酒，尽山水园地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一生真可谓名、实兼得 。苏轼对白居易的这种认识，不仅是他个人“独敬爱乐天”（注：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专慕白乐天”（注：日人近藤元粹辑《苏诗记事》，《萤雪轩丛》本.）
的主要原 因，也代表了有宋一代词人接受白居易的基本内涵。苏轼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白居易44岁 遭江洲之贬后，人生态度渐趋消极，更多地寻求“独善”之义；特别是在他58岁时，主动要 求免刑部侍郎之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不复出”，（注：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
永远离开了当时政治斗争 的中心长安，而过着一种优悠、自在的生活，写下了大量吟咏个人闲适情怀，甚至表现自己 沉湎酒色、惟逸乐是寻的诗作。但若就此认为白居易完全泯灭了他前期所力倡的兼济情志， 那就误解了这位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大诗人。事实上，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他无论是在朝 廷中央任职，还是在忠州、杭州、苏州等地作官，皆能恪尽职守，且政绩颇丰。尤可注意者 ，白居易以73岁高龄的“旦暮之身”，见洛阳龙门潭之南，航道艰险，“舟人勗师，推挽 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序》），乃 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勗；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白居易是一生都心系国家、 关怀民瘼的——这一点，正是宋人对这位在唐代“可算浪漫到极处”（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63页；第116页；第89页；岳麓书社，1998.）的诗人仍然感到可亲 可敬的基本原因。
白居易有诗曰：“待还公事了，亦拟乐吾身”（《自到郡斋……题二十四韵兼寄贾舍人、崔 郎中、吴中诸客》），“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郡斋旬假 命宴，呈座客，示郡僚》），显而可见，在白居易看来，对公务、政事的严肃、认真是“乐 ”、“醉”之类放松、游玩的前提。宋人对这一点的体会是很深刻的，借用叶梦得的话来说 ，就是“行乐应须贤太守”（《临江仙》）。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词刚刚从民间兴起，文人 虽偶或有作，但毕竟尚未受到人们的充分注意；同时，文人对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也需有一 个逐渐熟悉、掌握的过程。因此，白居易还不大可能用词来记录他的冶游、享乐生活，他仍 然只能用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的抒情言志的工具——诗（此从狭义言之）来反 映。这样做是很容易给人以指责的口实的。白居易似乎也已预料到了这一点，乃特意将这类 诗作以“闲适”、“杂律”名之，以示无足轻重之意。然而到了宋代，人们就不再有象白居 易 的那种担心了。这是因为，在中唐时尚处于萌芽状态、发展很不充分的词，到了宋代虽已是 风靡一时，但却又仍被视为“诗余”、“小道”，其地位无法与传统的文学样式诗、文相提 并论，这反而为宋人提供了一种可以用来记录他们公务之余冶游、欢宴生活的最好工具。借 助于词，宋人就可以大胆、尽情地抒泄他们的私人情怀和游冶之欢了。概括言之，就是宋人 将象白居易那种用诗来表现的公务之暇的游冶寻欢，一时的悲欢哀乐之类的个人情怀转而用 词来表现了，这是宋词在对白居易的受容过程中“迈出”的至为关键的一步。
宋代很多词人都表示出了对白居易的钦慕之情，如司马光之号“迂叟”，郭祥正之号“醉 吟先生”（注：白居易《迂叟》诗：“初时被目为迂叟”；白居易生前自作《醉吟先生墓志铭》.）
，韩琦之名其私第曰“醉白堂”，皆是此意。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不仅羡慕白居 易的文学、道德表于当时，垂于后世，而且羡慕他晚年富贵闲适、逍遥自得。例如，白居易 74岁时于洛阳履道里与胡杲、吉皎等“高年不事者”为“七老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 ”（注：白居易有诗纪此事，诗全名为《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
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传好事者》.）
，后又增僧如满、李元爽写为“九老图”，此被宋人视为人生之盛事，纷纷仿效。于是 张先85岁时与杨绘、刘述、苏轼、李常、陈舜俞共六人在湖州霅溪宴饮游乐，并作《定风 波令》（西阁名臣奉诏行）词纪之；后十五年，苏轼再过湖州，而张先等五人皆已亡，苏轼与 另五人游，乃为《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词，抒其感慨，后人仿白居易“七老会”之名 称张、苏二人之词为前、后“六客词”，并建“六客堂”为纪（注：《嘉泰吴兴志》卷一三“宫室·六客堂”.）。再如，白居易罢杭州刺史 归洛阳后，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旧宅，有风土水木之胜，白居易晚年常在此赋咏赏乐 ，优悠卒岁。本就“素慕香山”（注：楼钥《玫瑰集》卷五二《芗林居士文集序》.）
的宋代抗金名将向子諲曾于清江得一杨姓人故居，乃以 此比于白居易之得杨凭旧宅，他在《鹧鸪天·序》中说：“旧史载白乐天归洛阳，得杨常侍 旧第，有林泉之致，占一都之胜，芗林居士（向子諲自号）卜筑清江，乃杨遵道光禄故居也 ，昔文安先生之所可，而竹木池馆，亦甚似之”。当然，象白居易那样既终始全德，又逍遥 适性是不容易做到的。有宋一代词人中，人生之名、实与白居易相仿佛者，只有欧阳修与苏 轼二人。
欧、苏二公为宋代巨儒，二公立朝之端，文章、道德之高，可为万世师表，自不必赘论， 但若仅知此一面，则不足以论二公之全。欧阳修之号“醉翁”，苏轼之号“东坡”皆取自希 慕白居易之意。白居易的《别柳枝》诗云：“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嫋多年伴醉翁。”诗中 的“醉翁”乃白居易自谓；白居易又有《东坡种花》二首、《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 诗。象白居易一样，欧、苏二人都有极为放达的一面，只不过二人的浪漫生活不再象白居易 那样可以阶段分，而是基本贯穿于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的。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 指 出，宋代“最浪漫的要算欧阳修、苏东坡”，此洵非虚言。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 年仅二十四岁的欧阳修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在洛阳任 职期间，遍游嵩岳名胜，与钱惟演、梅尧臣、尹洙等文士“游饮无节”（注：《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九.），并自号“达老” （注：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惟予号达老，醉必如张颠”.）。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九，明道二年（1033年），钱惟演罢西京留守，继任者王 曙 曾对欧阳修等人加以戒敕，“尝厉色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准）晚年之祸乎？正以纵酒 过度耳。’众客唯唯，修独起对曰：‘寇公之祸，以老不知止耳’，曙默然”。欧阳修对游 冶生活的留恋于此可见一斑。欧阳修的文学活动就是从在洛阳期间的这段诗酒放达的浪漫生 活开始的。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说：“欧阳修词中如《玉楼春》‘春山敛黛 低歌扇’、‘尊前拟把归期说’、‘洛阳正值芳菲节’、‘常忆洛阳风景媚’，《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等都是写这段生活的”，并进一步推论说：“某些艳词很可能作于此时” ，综合考察词在北宋初期的创作环境及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此推论当可成立。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离开洛阳，然而他的游乐生活却并没有就此结 束。据叶梦得《避暑录话》，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年）知扬州时，“建平山堂，壮丽为淮 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 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欧阳修有《 圣无忧》词：“相别重相遇。恬如一梦须臾。尊前今日欢娱事，放盏旋成虚。莫惜斗量珠玉 ，随他雪白髭鬚。人间长久身难得，斗在不如吾”。词写与友人重逢宴饮之欢，“斗在” 一句出自白居易《代梦得吟》诗：“世上争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斗在”乃“且 斗樽前见在身”之省称，意为享受、受用现在。比起欧阳修来，苏轼的浪漫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为避繁冗，这里只集中谈论苏轼在杭州时的情况，以见一斑。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白居易在杭州时，“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曲 ， 布浃郡中”，而苏轼在杭州与白居易“治绩怡情，往往酷似”；王书奴先生也说“东坡在杭 ，倚翠偎红，艳史尤多，几与乐天相埒”（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63页；第116页；第89页；岳麓书社，1998.），证以前人的有关记载，此言不虚：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 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哺后鸣锣以集， 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 道以观千骑骑过，实一时盛事也。
——王明清《挥麈录》
王书奴先生指出，苏轼不独在杭州恣意冶游而已，“其在扬、黄、惠、儋时，所至日事游 宴 ，纵情湖山花卉之间”（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63页；第116页；第89页；岳麓书社，1998.）；林语堂先生也说：“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 决 不躲避”（注：《林语堂文集》第六卷《苏东坡传》，张振玉译，作家出版社，1995.）。苏轼很多流传古今的词就产生于游宴歌席之上。今考东坡词，有案可查的与 歌 妓、酒筵有关的，就有《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西江月》（照野
浅浪），《玉楼 春·次马中玉韵》、《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戚氏》（玉龟山）、《贺新郎》（乳 燕飞华屋）等等数十阙之多（据《词林记事》、《宋元词话》等）。由上可见，在宋人将白居 易形咏于诗的那种闲情逸乐移入词中的文学大趋势中，欧苏二人最为典型。
二
业师杨海明先生指出，宋词在风格上呈现出“婉约而感伤”的总体特色（注：杨海明师《唐宋词史》，第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而宋词在其 发展 过程中又与女性（主要是歌妓舞女）可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要想通过宋代词人苛刻 的遴选眼光而成为他们“期待视野”中的理想人选，除了要终始全德、富贵优悠之外，还须 有多情、感伤的一面，而白居易恰又正是一个多情而感伤的人。
白居易多情、感伤的性情特征既是中唐时代思想潮流的反映，也富涵他个人之天然禀赋， 人生经历等个性因素，为突出论旨，这里主要从后者阐述他的这种性情特征及其在宋词中的 回响。
白居易的好友陈鸿曾言白居易是“多于情者”（《长恨歌传》），对于朋友的这个评价，白 居易自己是认同的，白居易曾多次提到自己的“多情”，如他在年青时就说自己是一个“钟 情”之人：“圣人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钟者，唯居易与兄”（《祭符离六兄文》）（注：是文作于贞元十七年，白居易时年30岁.）； 到 了晚年，他仍然说自己无法“忘情”：“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于情者也”（ 《不能忘情吟·序》）（注：该诗作于开成四年，白居易时年68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多情之人往往又偏于感伤，换言之，多情 与 感伤几乎总是并存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的。比如，对于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夜逢歌女而作《琵 琶 行》一事，宋人就是或言其“多情”，或取其“感伤”的：辛弃疾《满江江》：“笑江州 司马太多情，青衫湿”；刘过《贺新郎》：“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白 居易的这种性格特征在他的诗中多有反映。白居易自编诗集时，特意列出“感伤”一类，就 是明证；并且白居易带有感伤意味的诗实际上远不止他自己明确划定的那一部分，而是感伤 意绪“始终充溢其间，几乎覆盖着其创作生涯的大半”（注：许总《浅俗表意与浓郁伤情》，载《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4).）。前文曾提到宋人对有关白居易 逍 遥适性情事的仿慕，而宋人对有关白居易多情、感伤的一些情事的“受容”可以说更为直接 ，甚 至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兹举几例：
据白居易《哭师皋》诗，居易妻兄杨虞卿（字师皋）有小妓，善琵琶，杨死后，遂别去，居 易在悼虞卿的诗中竟犹念小妓的归宿：“谁家收得琵琶妓？”——据《挥麈录》，苏轼好友 徐君猷有宠妓，徐死后归张恕，东坡一日在张家宴会上复见此妓，“不觉掩面号恸”；
白居易有家妓樊素（又称柳枝）（注：白居易《不能忘情吟·序》：“乐天……有樊素者，年二十馀，绰绰有歌舞态，善唱
《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居易晚年患风疾，而樊素方丰艳，乐天不忍致其死殉 的 悲剧，乃于心力未尽时一再遣之必去而后已——据《本事词》：“辛稼轩有侍姬曰钱钱，甚 宠之，晚有柳枝之放，并作《临江仙》词送之”；
白居易《感旧石上字》诗：“闲拔船行寻田池，幽情往事复谁知？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 前陈结之”，“陈结之”乃白居侍姬之名，白居易这种将家妓的名字刻于石上以示纪念、尊 重 的行为，可谓“自昔未有”（注：周密《浩然斋雅谈》.）——据《古今词话》，谢直曾为妓陆氏造鸳鸯楼，且为作记 ，首句即曰“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
以上数端分而言之，可见各人之性情，综合观之则可以看到中唐以来，人们对女性渐多一 份同情与尊重的心态。纵观词的嬗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此种心态对其实有巨大影响。
这个话题仍然得从白居易说起。从前文可见，白居易对女性是抱有一种同情与尊重的心态 的，所以他下笔写女子就基本没有色情的意味，而总是以出真挚、清雅之笔，如《别柳枝》 写与家妓临别时的感慨，《结之》写别后之思念，词中的感情是健康、真实的；再如，象“ 李、杨爱情”，“江夜逢歌女”这样的题材，本极易写成艳情诗，但白居易却并没有将注意 力过多地集中在对两位女主人公服饰、姿容的描写上，而是在她们身上融注进了自己对于历 史、人生的感慨，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两个虽类型不同，但都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不朽艺术 形象。我们知道，唐宋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俗”到“雅”的过程。以词中大量的描写女 性的作品而言，早期的这类词大都着意于对女子服饰、美貌、风韵、媚态之类的刻画，往往 流于“俗艳”。关于这一点，只须一翻《花间集》即知，无须赘述。到了宋代，这种情况有 了一些变化。首先是词中虽然仍多冶艳情事的描写，但有时词人能以同情、平等的心态尊重 女方的感情，如柳永的《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雨霖铃》（寒蝉凄切），晏几道的《 采桑子》（西楼月下当时见），《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等词都是如此。显然，这种新的特 点的出现，是与女子命运的渐受关注有关的。词在“雅化”过程中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 是词人开始有意识地塑造有思想内涵的女性形象。例如，苏轼的《洞仙歌》（冰肌玉骨）和《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二词塑造了花蕊夫人和宇文柔奴两个灵心慧性的女性形象。她们 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再单纯是因为她们美艳的外表，而更在于她们对人生作出的哲理性思考 。花蕊夫人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时，惊心于时序之转换，感慨人间好景难长：“又不道 流年暗中偷换！”；宇文柔奴随主人王巩流贬岭南三年，当被苏轼问及“广南风物、应是不 好”时，柔奴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显然，东坡是将自己受乐天启发而来的对人 生的哲理性思考融注在了柔奴的身上（注：吴曾《能改斋漫录》：“‘此心安处是吾乡’……本出于白乐天……白《吾土》
诗云：‘身心安处是吾乡，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
是 归处’”.）。词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为苏轼赋予并 不重要（其实词中女子的美，往往为男性作者所“附加”），重要的是借助她们，苏轼对一般 只抒写婉媚艳情的婉约词风从思想内蕴方面进行了“雅化”，这一点对南宋“雅派”词人如 姜 夔、吴文英等影响极大（注：杨海明师《“冷美人”与“热美人”——谈苏轼〈洞仙歌〉兼及他对词风的“雅
”》，载《唐宋词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
）。苏轼此举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白居易塑造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女子形象写法的影响。
众所周知，词在中唐时代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即便如此，白居易所作的为数不多的几首词 还是已经具有宋词那种风情蕴籍、婉约感伤的类型风格特征了，请读白居易的几首词作：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花非花》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 始休。月明人倚楼。
——《长相思》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忆江南》
后人对这几首词评价极高，沈雄《古今词话》引黄昇语：“白乐天《长相思》、《忆江 南》，缛丽可爱，非后世作者可及；《花非花》一首，又缠绵无尽”；杨慎认为《花非花》 “虽《高唐》、《洛神》，奇丽不及也。”宋人多喜用乐天词，如对《花非花》一首，张先 的《御街行》（夭非花艳轻非雾）即从之衍化而来，欧阳修的《玉楼春》（燕鸿过后春归去）几 乎通首沿用，苏轼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则着眼于词境的袭用。由此也可看出白居易 对宋词的影响之深。
三
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一个重要时期。陈寅 恪先生指出：“唐代……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 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注：陈寅恪《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吕思勉先生更进一步认为 ：“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两宋当划为一期者也”（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从文化型态上看，中唐与 北宋同属“庶族地主文化构型”，这个文化构型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是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 进 一步强化，在审美趣味上则表现出“世俗性”、“享乐性”、“感伤性”等几个重要特征。 解读宋词对白居易的受容之谜，应从此入手。
据陈寅恪先生《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的考证，白居易出身庶族地主，“先世本由淄 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余恕诚先生在《 唐 诗风貌》中进一步将这种不同概括为三点：不为儒教所囿，喜儒而兼奉佛道；自我意识增强 ；开放浪漫，思想作风接近世俗潮流。此概括也基本适用于在宋代取代士族而全面崛起的庶 族地主阶层。对于白居易个人，余先生更是以“通脱自在的俊才达士”目之。白居易的思想 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为宋人开启了先声。如他屡屡提及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兼融并 取，“上遵周公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公然宣称“世间尽不关吾事， 天下无亲于我身”（《读道德经》）；大胆承认“追欢逐乐少闲时”（《追欢偶作》）。白居易 还提倡并躬行“中隐”之道，主动脱离险恶的政治环境，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似出复似 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中隐》）。事实 证明，白居易的选择是明智的，与他同时的几个政治人物，无稹以废黜死，李德裕以谗嫉死 ，牛僧孺、李宗闵均曾遭远窜，独白居易“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注：叶梦得《避暑录话》.） 因此，无论从思想特质上说，还是从行为实践上说，白居易都堪称是“庶族地主文化构型” 的第一个代表人物。白居易以自己的实践启示了后来的士人，在封建国家机器日益官僚化的 政治环境下人生的基本程序和内容以及所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这种“最佳状态”，拿 辛弃疾的话来说，即是“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此时方称情怀”（《金菊对芙蓉 》）。不难看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比起昔日盛唐士人那种“视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荠”（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引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语）的飞扬气概来，显得多么地平凡、世 俗甚至平庸、庸俗。白居易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平凡与世俗，“慕贵而厌贱，乐富而恶贫；同 出天地间，我岂异于人”（《咏拙》），“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 适”（《咏怀》）……或许正因如此，他在宋人心中才显得并非“高不可攀”而是特别亲切。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命“江州葺唐白居易旧第 。上与辅臣言及居易，嘉其能保名节，故有是命”，又据《渑水燕谈录》卷四：“孙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郓。一日，置宴御诗厅，语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门锁空宅， 主人到老不曾归’，今老夫归矣。喜动于色……公以醇德奥学劝讲禁中二十余年，晚节勇退 ，优游里中，终始全德，近世少匹。”于此可见宋人对白居易是怀着怎样的一种企慕之情！ 有宋一代词人选择白居易作为他们倾心仿慕对象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宋词之选择白居易，文学上的因素自然也不容忽视。闻一多先生在《诗的唐朝》一文中曾 将唐天宝十四年至民国九年（755年-1920年）的文学划为同一时期，统称之为“近代后期” 的文学，理由是中国的文学“在天宝前、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我们不得不佩服 这位诗人兼学者眼光的精到和深邃。以白诗和宋词而论，二者都属于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近 代后期”的文学，无论是题材、意境，还是美学基调，二者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中唐诗歌 的情感基调主要表现为郁闷低沉、凄凉感伤，这种情况首先要追因于混乱无序，没有希望的 中唐社会。从一定范围上说，中唐可谓是一个感伤意绪弥漫的时代。《新唐书·五行志》： “元和之末，奇异化妆流行，腮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似悲啼状”。白居易有诗为证：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 ，妆成尽似含悲啼”（《时世妆》）。流行妆扮的忧伤调子适足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浓郁的感 伤心绪。宋代词人对白诗的感伤性是有深刻理解的。据《能改斋漫录》记载，苏轼曾将白居 易《琵琶行》中写歌妓末路的诗句“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念给杭妓琴操听， “琴大悟，即削发为尼”。再如朱敦儒的《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 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美酒，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 未定 ”，《草堂诗余隽》说这首词“上有居易俟命之识见，下无行险侥幸之心情”，“此乐天知 命之言，可为昏夜乞哀以求富贵利达者戒”。在某种程度上，宋代词人将白居易诗中那种源 于挫折、失意之类人生坎坷经历的感伤意绪进一步发展至对纷纷扰扰的社会、人生的厌倦感 。所以，宋人之选择白居易，“看中”的不单单是他的名、实兼得，同时也发展了他多情、 感伤的一面。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为宋词受容白居易的有机逻辑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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