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思想之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国以来论文,思想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9)06-0001-08；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
［经济思想研究］
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论文选登
协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栏目主持：钱津
城市，古已有之，但城市化却是近现代之事。尤其对于中国，城市化更是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多年之前①，但它长期仅是作为人类生活的政治军事中心，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后又出现了许多兼具政治和商贸中心功能的著名城市，如古代西方的雅典城和罗马城，我国秦汉时期的咸阳、长安等。但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城市并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中心，不是生产力的代表。城市的大量出现，城市经济取代乡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和发展的。“城市化”正是表达上述过程和现象的一个特定概念。因此，城市化不等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是与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相关联的。城市化问题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进行分析。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从封闭的自然的村落生活方式不断转化为开放的动态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是一个农业从业者不断减少、非农从业者不断增加、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业产值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
本文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就相当于现代化。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化，它不仅意味着人们怎样生活，还意味着人们在哪里生活。城市化是伴随现代化（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而产生发展的，现代化（主要是如何实现工业化）思想和模式对城市化思想和模式影响巨大，我国也不例外。历史文献表明，我国各时期主要国家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探索，特别是在对工业现代化的探索中所体现出的对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和进程。政治人物的现代化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城市化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城市化思想变迁的最大特征。本文根据这个特征将中国城市化主流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建国前后至“大跃进”开始；“大跃进”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
一、建国前后至“大跃进”开始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城市领导乡村，城乡互助，统筹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建国初期对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这条道路就是城市发展工业，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城市为农村提供消费品，工业为农业提供机械化手段，农村为城市提供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物资，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同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又要以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城乡之间存在互帮互助、统筹发展的辩证关系。
早在中国人民战胜法西斯日本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问题有过论述。这是在论述土地问题时毛泽东谈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他认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1]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对城市化的认识是农民要进城，要进工厂，要发展大城市，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城市的重要性及城乡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2]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已经实现，党的下一步工作是学会建设城市，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并且城乡一定要统筹发展这样一种思想。
周恩来在1949年底的一系列会议讲话中也谈到了对城乡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革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解放城市，回过头来再以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农村，以工业领导农业进行建设，这是城乡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对于为什么确立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周恩来认为，“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3]但城乡之间的辩证关系还体现于农村和农业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基础地位的作用。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只有农业恢复和发展了，工业生产才能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中也提出了“城乡互助”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
这一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是影响城市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都是从属于如何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国家长远利益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当时我国工业化的主要任务。认为只有重工业（冶金、动力、燃料、基本化学和机械制造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才能为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装备条件。因此，在经过1950-1952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基本建设时期，重点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个重工业项目。在城市发展思想上与此相适应，执行“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即集中全国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以及在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近代化城市扩建和新建一批工厂。[4]
建国初期我国虽然没有出现明确的城市化理论，但在指导思想上城市化发展路径和城市化先行国家的道路是类似的。即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城市的发展是为工业的发展服务的。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交通、文化教育等资源的聚集，从而带来城市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规模也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有三点不同：第一，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城市不同于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主义城市不能出现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例如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第二，强调要建设生产性城市。因为当时认为只有有形产品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而商业性活动等服务业部门是纯消费性的，从事商业买卖、文教卫生的人士不是生产阶级，主张要把中国许多古老落后的消费性城市变为新型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性城市。第三，强调城市和乡村要相互帮助，统筹发展。
二、“大跃进”至“文革”结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民公社成为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在城市有城市人民公社，在农村有农村人民公社；在思想上追求公社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城乡均衡发展、消灭城乡差别，但在实践上却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左倾”政策形成了城乡隔离、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局面。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底开始，在工业、农业和所有制等各方面很快进入了所谓“大跃进”的局面。1958年的“大跃进”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使中国的城市化近乎停滞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被严格限制，相反城市人口逆向地大量向农村转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向苏联学习，资金积累优先投向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到较大影响。由于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农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城镇人口对粮食的需求量超过了农业产出扣除农村自用后的可供量，出现了多次粮食紧张状况。中共中央解决粮食紧张的对策是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适应了抽取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的需要，但却使农业的发展更无力量。在毛泽东同志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冒进思想下，“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人民公社”、“浮夸风”等等使我国农村、农业、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人民公社”虽不是毛泽东首创，但他极为赞同并大力推行。他设想，“那时我国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5]毛泽东这样憧憬着通过在农村人民公社兴办工业、教育、医院、学校等城市化基础设施，使广大的农民在农村就地过上相当于或还高于城市人的幸福生活，消除城乡差别。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他对中国现实的一种考虑。《共产党宣言》十大措施中就有一条“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转化为高级形态，这种对立就必然消除。”[6]
建国以后，中国出现过多次粮食紧张问题，原因很多，但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超过了当时农村所能提供的剩余粮食供给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之前每年国家向农民征收300-400亿斤公粮就可以稳定市场，而该年公粮加上购买农民的余粮共830亿斤仍不能稳定粮食市场。主要原因在于1952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不过6100万，而从下半年起由于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机构扩大了，企业和基本建设的职工都增加了，城市人口在下半年增加到7800万，一下子增加了1700万。政府为了保障五年计划的实施，在这年10月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1957年分别又出现了粮食供给紧张问题。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1958年秋天之后的3年，这3年虽在局部地区有自然灾害，但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为了实现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的大跃进目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7]。于是，钢铁工业的队伍从几十万人迅速扩张到几百万人，从中南海到小山沟到处都支起了“炼钢炉”，在秋收季节全民大炼钢铁，任庄稼烂在田里。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到1961年中却猛增到1亿3000万人。在农村出现大面积因饥荒饿死人的同时，城市粮食供给也出现严重紧张局面。粮食供给的多次紧张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农村能有多少剩余粮食，决定了我国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城市人口的规模不能增长过快。实际上，从1952年起政府就采取了一些限制农民自发向城市流入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就指出，“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而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吸收。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8]1961年中共中央多次下发紧急文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精简下放城市职工，加强城市人口户籍管理，要求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
因此，建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毛泽东的城市化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主张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要进城，将会出现许多大城市；现在主张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不要大量进入城市，要就地通过农村工业化，进而实现城市一样的生活。由于我国建国后在城市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强调要建设生产性城市，削弱为城市消费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但重工业相比轻工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就业的吸纳要小许多，因此，面对着我国既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要求，又要考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样一个现实，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9]毛泽东设想要把农村建设得和城市一样吸引人，或者还更好一些，发展乡村型的城市或像城市一般的乡村。在实践上试图通过在农村中发展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来防止城市人口的过分膨胀。毛泽东所尝试的这条离土不离乡、务工又务农、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使农民生活就地转化成市民生活的城乡一体化城市化道路，不同于欧美国家建立在工业化发展自然引致人口集聚的传统城市化道路，也不同于战后拉美和印度等国建立在服务业发达基础上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说这是一种结合国情的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随后发生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工作中心，因而通过农村工业化进而就地实现城市化的探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体现。
三、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形势，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小城镇理论外，其他城市化的思想也异彩纷呈。建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经常不断的政治斗争运动和对国外的相对封闭，我国城市化的思想仅仅体现在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政策主张中，缺乏学术界的讨论。国门打开之后，国外有关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和研究，同时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也进行了总结，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城市化思想。
（一）非城市化思想
“非城市化思想”在改革开放后虽不是主流思想，响应者也寥寥，但作为百花中的一朵，仍不失为参考观点。这种观点主要是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寻找论据，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制度角度来论证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必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如陈可文、陈湘舸(1982)认为，“城市化道路不是一切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必然导致城市化。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却完全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10]汪巽人(1983)认为，“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同资本伴生的社会矛盾是加剧城乡对立的城市化，随公有制而来的社会演变是消灭城乡差别的城乡一体化。”“苏联出现城市化是缘于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并不表明工业化导致城市化的规律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作出了抉择，实现人口的战略转移必须摒弃西方世界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非城市化道路。”[11]
非城市化道路思想从消除城乡对立的目标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凭借其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有计划地将工业在全国均衡分布，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不会引起人口的集中，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城市分离和对立。这种思想是我国当时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反映，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它与经济发展带来人口集中的自然趋势相违背，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因而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二）小城镇重点论
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制提高了农业产出，农村中隐性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显性化。这些“不愿务农”的剩余劳动力或者头脑精明，跑买卖经商，或者随着商品市场的松动，原来的社队企业逐渐复兴和发展。人民公社体制的放弃和乡镇体制的恢复，使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依托的小城镇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兴旺发达起来。小城镇的大发展不仅得到了政策的支持②，也得到了主流理论的证明。
1980年12月9日国务院向各地各部门批转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回顾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发展的历史，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规划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从50年代末直到文革结束，城市规划工作实际上被取消了，造成了严重后果：大城市规模失去控制，小城镇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城市内部建设混乱。为此，《纪要》明确提出今后我国城市发展要遵循“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理由是国内外经验证明，城市规模过大，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弊端；我国中等城市数量较多，分布较均衡，在这些城市有选择地搞一些工业项目，有利于争取建设时间，提高经济效果；而依托小城镇发展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利于支援农业和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控制大城市的规模，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自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公布以来，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就主要围绕着以城市规模大小为取向的所谓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争论上了。大部分都是赞同和论证限制大城市规模、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声音，这其中费孝通先生在1984年《瞭望》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2]，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这个命题。费先生组织了一个课题组以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实地调查对苏南的小城镇发展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商品经济、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小城镇的兴衰间的关系。费先生的结论是小城镇的兴衰关系到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展是苏南小城镇重获生机的重要原因；小城镇应成为农村商品流通中心、服务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小城镇作为“人口蓄水池”是农村中几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出路；小城镇的兴衰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大事。一石激起千层浪，费先生的命题提出后，许多文献对大力发展小城镇问题进行了更广更深入的探讨③，并把它总结为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13]这些论证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现有大中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承接将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几亿剩余劳动力，而通过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和商品经济，既可以容纳农村剩余人口，发展农村的第二、第三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可以促进城乡交流，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病”和农村凋敝并存现象的发生。
大力发展小城镇的理论和政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需要，适应了我国改革逐步推进的需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调是增量式的改革，在稳定城市国有经济的同时，首先在城乡结合部，在小城镇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在特区、在开放城市发展三资经济。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调整经济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资企业的作用逐渐超过了乡镇企业，但大力发展小城镇依然是政策的基调和理论的主要声音。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继续明确“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为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三）大城市重点论
虽然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声音在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强调大城市的优势，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的声音也不乏入耳。胡兆量(1986)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了。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城市人口增长快，比总人口增长更快，它的出现具有普遍性、反复性与客观性，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14]李迎生(1988)认为，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15]李迎生的大城市发展模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继续发展现有的大城市。并随着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适当扩大其规模，二是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一批各方面条件优越、经济效益较高的中小城市扩建为大城市，三是指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新建大城市，以推动区域城市化的发展。饶会林(1989)从城市经济规模效益、社会规模效益、环境规模效益、建设规模效益四个方面论述了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有利，并依据我国1984年的统计资料计算按城市人口平均的工业生产总值，发现只有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才能达到平均水平以上。[16]张正河、谭向勇(1998)认为，中国的小城镇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已出现比城市病更麻烦的村镇病。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和观点是出于保障城市居民福利的思想，而非发展的道路。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17]
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的研究者列举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大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第二，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远高于小城镇，大城市能最大程度地节约土地；第三，小城镇浪费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公共建设资源，不容易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就业机会有限。
（四）中等城市重点论
1990年前后，中等城市的作用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中等城市被认为既可以克服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缺陷，又可以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优点。中等城市既能够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克服小城镇在这方面的不足；又能够避免大城市人口过度密集可能引发的城市病。与大城市和小城镇相比，中等城市比较容易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我国城乡之间落差较大，主要是由于中等城市发展不足所至，中等城市一般位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接合部，加快其发展可以起到沟通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比如宋书伟等(1990)指出，客观条件不允许我国走西方大城市化道路，大城市容易出现“现代城市病”；而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惰性太强，加之自然条件不允许，在农村就地实现城市化的阻力太大。建议采取中间突破带两头的办法——直接有计划地建设和发展人口在20万至50万的中等城市[18]，吸引大城市和农村的人力物力向它们转移和集中。万大平(1990)认为，中等城市能使城市规模和城市效益二者良好地结合起来。[19]李金来认为，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城市结构上普遍经历了“分散——集中——再分散”[20]三个历史阶段：即发生产业革命之前，普遍存在着的是分散的小城镇；产业革命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但随着大城市病的出现，城市人口已不再向少数大城市聚集，而出现了明显地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他以德国莱茵—鲁尔区为例，说明中等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我国不应再沿袭“小——大——中”的发展模式，应积极主动发展中等城市，走一条超前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五）城市体系论
有些研究者认为，自国家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后，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讨论局限于城市规模大小上有失偏颇。要么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要么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这样一些观点都有片面性。方向新(1989)认为，应该从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角度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进行探讨，并要考虑到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段性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特点。因此，他既反对小城镇重点论，也反对大城市重点论，而强调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构建适合当地的城镇体系。[21]这种观点也被称之为均衡发展论，即认为大中小城市应构成一个互为协调、互相沟通、均衡发展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城市网络体系，而不能特别强调某一规模的城市发展。
也有学者对把带有人口数量指标的城市规模政策作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提出质疑。[22]认为，只存在理论上的最佳规模，不存在实际的城市最佳规模；只存在具体城市在特定时段的适宜规模，不存在国家统一的适宜规模。国家应该从完善城市发展机制、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优化城镇体系网络等方面，实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宏观政策指导。
除了上述以城市规模大小为焦点的城市化道路问题的讨论之外，一些学者跳出这个框框，从其他角度研究城市化问题，诸如关于城市化动力问题，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水平的协调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农业人口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换问题等。因篇幅所限，本文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本世纪初以来
1998年以后，中国逐渐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大部分的最终消费产品都面临着激烈竞争局面。通货紧缩现象的出现使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结构调整期。[23]形成中国的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状况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因素，更是国内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映。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普通家电产品的消费已经饱和，产品结构急需升级；另一方面“三农”问题更加凸显，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迟缓，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公共投入不足，农业效益不高。国内这两方面的因素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个时候许多学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可以一举多得，既可以刺激需求，调整产业结构，也可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上个世纪末，城市化问题、城市发展模式问题又成为一个讨论热点。这时候，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户籍制度亦有所松动，城市里尤其大城市里流动人口已经很多；小城镇的发展也遇到了环保、技术、市场、规模等瓶颈。人们对城市化的讨论除了城市规模这个老问题之外，更有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城市本身，研究城市本身的现代化问题。
城市规模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不过这时候已起了一些变化。加快发展小城镇，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仍然是许多人的主张，但同时强调现有小城镇要适当集中合并，克服散乱状况以利于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提高规模效益。柳随年(2001)认为，小集镇从历史上看主要是地区的贸易集散地，目前交通通讯便利，经济发展有更高的要求，不宜再强调发展，还应当适当撤并，以便向市县和中心镇集中。[24]
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作用，不要人为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声音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饶会林(1999)通过比较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人均产值和地均产值，以1991-1996年的数据计算，结果是人均GDP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GDP最高，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GDP最低。[25]所以他认为，城市规模效益规律是贯穿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客观规律，城市规模效益应当成为制定城市发展政策的主要依据，至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加以缓解和避免。王小鲁、夏小林(2000)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近20年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发展）是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走出的一条迅速发展市场导向产业的捷径。但是，随着要素市场的逐渐形成、城乡壁垒的打破和乡镇企业在某些地区的饱和与竞争力下降，农村工业化已不再是农村发展的唯一可行之路。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将上亿农村劳动力吸收到城市产业中来，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26]247。他们进一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探讨城市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的关系，得出人口规模在100万—400万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26]272。因此，他们主张应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政策重心从消极限制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城市，特别是一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巫文艳(2001)认为，城市的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越高。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城市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迅速扩张而实现。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比重，优化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功能结构，将对我国今后若干年的经济增长起巨大的推动作用。[27]
城市化动力问题的研究也更深入地展开，不仅研究城市化本身的动力问题，而且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派发展的“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等理论，对我国城市化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究。杨开忠(2001)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商品自由贸易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前提，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规定人口和企业区位的选择，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规定是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小城镇，政府作用的关键在于为个人和企业的区位决策，为不同区位、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间的竞争创造公开、公正的条件和环境。[28]
国家政策方面的变化也反映了上述理论研究的成果。2001年3月15日九届人大通过的国家“十五”计划中关于城市化提出的总纲是“实施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共同进步”，提出要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而2006年十届人大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对城市化问题的指导思想则更进一步，在继续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并强调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要形成用经济办法来控制城市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五、总结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思想的变迁不断地反映和指导着我国城市化的实践，这种变迁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以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之前经历了一个从建国之初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农村人口自发向城市集聚、城市的发展不受规模限制，到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农民就地城市化、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变迁。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从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乡隔离户籍制度逐渐过渡到城乡人口按经济规律双向流动的一体化户籍制度，从限制大城市规模、小城镇遍地开花到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方针的变迁。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化思想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关于城市化的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建设一个富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当时的追求目标，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强烈愿望，城市化的程度和途径是从属于工业化方式的。在建国之初经济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选择的是偏重于积累而压缩消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途径。相应地，在城市发展上强调建设生产性城市，反对消费性城市。最初几年并没有明确反对建设大城市，也没有明确限制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失误，大跃进、浮夸风等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发展，粮食供给发生多次紧张，正常的城乡人口流动机制逐渐被僵化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所代替。大跃进后直至改革开放，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农村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成为“乡村化城市”或“城市化乡村”的载体。但20年的人民公社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城市般的生活，带来的却是城乡差距的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加深。
改革开放后，学术理论界有了较大的自由研究空间，关于我国城市化的各种主张都被表达了出来。虽然直到上世纪末，近20多年的时间里“限制大城市规模，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的城市化道路声音也一直未断。本世纪初人们在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以城市群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形态、大中小城市共同协调发展、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城市化思想。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主要采取了扩大投资需求的措施使经济克服了通缩状态，但今天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我国经济趋缓单靠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效果已极为有限，甚至会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累积许多负面影响。扩大消费需求应当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提升经济的主要措施，而加快城市化进程，则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因此，理清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思想的变化轨迹对于提出以城市化为取向的经济振兴方案将有实际意义。
收稿日期：2009-07-22
注释：
①关于城市起源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取《全球通史》里的看法，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2.
②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领导人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做的论断和指示较少。邓小平的城市化思想主要体现在沿海沿江城市开放战略、经济特区战略等改革开放大方向上。他对小城镇的大发展是肯定的，他认为东部省份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中，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是重要方面。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讲：“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214页）。
③据中国期刊网数据库显示，1980年至1999年有大约2588篇期刊论文以小城镇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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