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118-18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不过，当今中西史学理论研究日新月异的光辉并没有照进史学史研究的殿堂。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对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关注不够，自我反思不足，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略显保守、落后。史学研究是一种历史认知活动，对中国传统史学客体的认知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转换一下视角，就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知。近年来，笔者一直提倡用两种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
近十多年米，笔者一直主张从史学内部范型的嬗变来看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传统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阶段性，不同阶段流行不同类型的治史模式。这种模式，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可以称为“范型”(范式)。笔者的理解，范型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不同的范型拥有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群体成员内部接受共同的信念与价值，使用相同的技术手段等。
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存在着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以宋明义理史学为代表的义理史学和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考据史学三大史学模式，可以称为三大范型。大体说来，周唐时期，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化的义理史学开始占居主流位置。明清之间，考据史学得到相对充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概括是粗线条的，且是就主要方面而言的，不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
历史叙事是将前一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转换为当下时空可以理解事情的方式。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史学形态，可称为叙事史学。它强调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的观点不直接体现，至多在末尾加一段评论。特点是“事备而义少”、“记繁而志寡”。偏重事实判断，强调实录信史精神。强调述而不作，前人的文字表达可以直接继承，只要增删一些文字即可。只有叙述，没有讨论，是叙事史的特点。其结果是，只能在模式的创新上下功夫。所以，观察周、唐间史学发展的重点是体裁的变化。由编年史而纪传史而纪事本末体，从中国叙事传统视角来看，仅是叙事单位不同而已。编年史的叙事特点是以时间为经，纪传史的叙事特点足以人物为中心的多重叙事，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是以单一事件为叙事单位。
叙事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实证史学，但宋明间传统史学因受国家强大政治力的干涉，走上了义理史学之路。义理史学本质上是政治干涉史学，要求用现实政治观念观察历史，它符合国家利益，但有违学术发展规律。所谓义理史学，是指以理学纲常思想为指导的一种史学形态。论史、考史、作史，均要求以纲常为指导，喜欢褒贬。“《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是其基本准绳。具体地说，要求“扶天理，明伦理；内夏外夷，正名定统；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①。就国内、国际关系来说，“内夏外夷，正名定统”；就国内来说，“扶天理，明伦理”。这么做的目的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局面。总之，义理史学偏重史学的价值判断。
明代中叶以后，义理史学走到尽头，传统叙事史学复兴，班、马重新受人推崇，考信风重兴。晚明清初，当代史编纂大兴，作品数量大增。随着明代叙事史学的发展，叙事史学自身的不足也日益体现出来。叙事史学不在内容讨论上下功夫，只增删文字，按老模式建构作品，就会变成抄袭。在作品数量不多的时代，这个问题不突出；一旦作品数量增加，重复问题就暴露出来。部分高明的史家，如王世贞、钱谦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要求讲史法，先做长编，中做考异，最后写书。议论应是学术化议论，而不是政治化议论。史论的转变，就是王世贞、李贽与张燧学术史论的出现。由政治化史论到学术化史论转型，这是认识论进步的表现。也有部分学者，如王应麟、杨慎、胡应麟、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只管写札记，不想写专著，他们发展出了独立的考据学。所谓考据史学，是指用文献互证手段来治史的一种史学类型，它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文献考据学是传统中国晚期的经典学术形态，始于宋代考据学，鼻祖是王应麟。元明之间，一度衰落。明代嘉靖时期，因杨慎的重视而再度中兴。至清代乾嘉时期，发展为成熟的考据学。考据是对书籍做有证据的讨论，本质上是一种文献性再研究。它以文献自身为研究对象，没有逻辑做支撑，也不需要架子，成果的表达方式多为札记，以书为中心，随意地将知识汇编在一起，大体先后布局而已，随意性较强，没有体系，别人理解比较困难；而西学的成果表达方式是有框架的专题论著。
史学考据学成长的过程，反映的是传统史学学术化过程，反映的是科学历史知识的增殖过程。考据学的优势是，学术有了相对充足的讨论，缺陷是为考据而考据，没有了更高形态的体系建构。在义理精神荒废史学之后，这样的学术方式是需要的，可以还史学一片干净的天空，但考据学时间不能过长，数量也不能太多，更不能成为独立的、全部的学术形态。考证之后应有更高层面的一家之言，完整的一家之言应是理论的一家之言、知识的一家之言、文字表达的一家之言、结构的一家之言。其写作风格，既不全是叙事，也不全是议论，而是夹叙夹议。章学诚出来大声疾呼，就是希望在考证基础上建构起更大规模的通史。在今天看来，章氏设想的通史模式也许不够理想，但章氏史学的高明正在于捕捉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化、近代化发展方向，梁启超正是沿着章学诚的路径走下来的，中国近代史学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过来的。②依据这个史学范型的转换视角，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史学史研究范型变迁的时代。
提倡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意义在于容易把握传统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人们常用“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等词汇。这种分期法，着眼于史著的数量与质量，偏重外在形态的发展变化，却没有揭示出史学内在的发展理路。三大史学范型嬗变论的提出，可以更为高度、更为清晰地揭示传统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长期以来的史学史研究，有通代史与断代史之分，有体裁之分，有官修与私修之分，没有形态之分。三大史学范型论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史学发展背后的基本理念，以范型来概括史学著作背后的理论支持，各种体裁的史著均可在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概念的考察下得以重新审视，各时代史学变迁也可以在这一概念的审视下得到重新的诠释，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中国传统史学演变轨迹的全新体系。
二、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史
从国家与社会二分视角来看，历史书写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或者说“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以国家政府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大历史书写；反之，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小历史书写。传统的观念，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大小之分。“大历史”、“小历史”是由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的概念。他是从历史视角入眼的，所谓“大历史”是指宏观历史，而“小历史”则是微观历史。赵世瑜也提出“大历史”与“小历史”概念。他所谓的“小历史”，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③这近于社会史与政治史研究。笔者所谓“大历史”与“小历史”，是从历史建构单位着眼的，是一个历史书写概念。大历史书写主要是国家史(政府史)书写，这比较容易理解。至于小历史书写，其内容很多，内部可细分多种形式，至少可以分为个体史与组织史两大类型。组织史，又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的组织史，如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史(女性、劳工等)。再进一步观察组织史的四大类型，可以看到，家庭组织是最小的社会细胞组织。人是最基本的个体，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组织。所以，个体史与家族史是小历史书写的最基本层面。有了这些，就可以进行研究其他类型的小历史书写。
一部史学史，实际就是一部历史书写史。从这样的史学史研究视角，可以重新审视传统史学，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方向。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国家史学性。将史学史分为国家与民间的观察视角，可以让人大开眼界，它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史学的本质，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用大国家史视角来重新观察中国史学，就会发现，传统史学书写内容侧重国家(政府)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大历史书写”。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本质上是一部国家(政府)历史书写史。国家书写的由来与发展，就是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轨迹所在。据此可以找到中国史学发生的源头，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发展的主线，发展的成败得失。抓住这条主线，可以写出一部新式的中国史学史来。
二是可以发现中国民间史学发展的薄弱性与滞后性。学界有官修与私修之分，这是根据纂修身份的官私性来分的。就其书写的内容来看，都是国家书写。官方史学的编纂是受政府操控的，自然表现出国家史学的特征，那么，私修是否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后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顾中国史学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人失望。中国史学史上，私修比较发达的时期有三个，它们是六朝、南宋、明中后期。只要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书写的作品，清一色地都是国家史。这说明，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者政治地位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政府史官与民间学人，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群体，他们都是士大夫群体，是政府存在的核心支撑群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视野，都是相似的。作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决定了史书内容上的趋同性。更何况，由于官修的存在，私修者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国史是王朝史，不是全民史，所以是历朝政府控制的领域。未经政府的同意，学者私自撰写国史，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史家在心理上是不安的，明人称为“自专自用”。不敢直接用国史之名，“藏之名山”意识的普遍出现，正是这种虚弱心态的表现。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从内容上来说，或从作者群体来说，都不存在典型的民间史学。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传统史学中没有民间书写的因子。传统史学中存在不少的民间书写因子。如家谱，无疑是民间书写因子较多的一种载体。家谱以宗族、家族为客体单位，记录与介绍一个家族男系人口的历史与现状。虽然家谱的内容，重官、儒而轻农、商，但多少是可以归入到小历史书写之中的。传记，虽然以精英人物为主，但也涉及了不少小人物。野史笔记中，也记载了不少民间生活的内容。在明清时代几部私修国史中，民间生活的比重也有所加强。甚至学术史编纂也出现民间因子，如同样书写明代儒学史的张夏《雒闽源流录》与黄宗羲《明儒学案》，视角就明显不同，前者以国家思想朱学为主线，后者则以民间思想王学为主线。
三是可以让人从“大历史”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小历史”书写。中国人一直处于无意识的“大历史书写”之中，书写国家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把历史书写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是为了凸显小历史书写的位置。小历史书写坚持大众史学观，强调人人都有历史，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一个家族有自己的历史，一个村落有自己的历史。不是只有国家可以成为历史，民间的历史也可以成为历史。不是只有大人物的历史是历史，小人物的历史也是历史，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不是只有国家才有历史，家族的历史也是历史，各个组织的历史都是历史。由大历史观而小历史观，这将更新人们的历史书写观念。小历史书写也将弥补国家大历史的不足，为国家大历史的书写提供可能。在传统精英史观下，历史的书写，突出大人物，忽略小人物。大众史学观强调，人类社会古往今来都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构成的，所以历史的书写既要写大人物，也要写人小物。小历史书写是大历史书写的基础，那样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家族史是小群体史，是大群体史的实验场所，借小历史可以观照大历史。总之，将历史书写区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可以给小历史书写以应有的平等位置，改变史学史研究形成的倚轻倚重的畸形发展局面。
四是可以捕捉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对国家史学做一个立体的透视，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才能发展今日之新史学。由“君史”而“民史”，是人类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写，从内容上来说，经历了由国家书写向民间书写转移的趋势。由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的消长，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变迁。在没有“民史”观念的古代，“君史”就是一切；而在今天则必须指出，“君史”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国史。只有政府与民间生活都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大国家史。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明确反对“君史”(国家史学)，要求写“民史”(民间史学)。从此，中国有了“民史”概念。20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努力写出“民史”，虽然成绩仍不够理想。20世纪长篇传记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尤其值得研究。长篇传记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一个不太为人留意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之所以不为人留意，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史传历史的国家，对于传记，似一点也不陌生。但说实话，长篇传记却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近十多年，走进书店，最显眼的变化，莫过于历史人物传记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而大历史著作被挤到了非常不显眼的位置。这种小历史中心化、大历史边缘化现象，正反映出当代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人物传记由“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西方，普通民众是通过个人传记来了解历史的，只有专业人士才通过典章制度、事件类专业作品来了解历史。由国家史学而民间史学，由民间史学而公共史学(指“人人即国家”意义上的大国家史学)，历史书写范围不断扩大，正反映出历史学的进步所在。传统中国的国家史学发展了三千多年历史，是传统史学史研究的重心，有着丰富的成果；相反，对民间史学的研究特别是小历史的书写刚起步，在成长之中。民间史学要成为主体，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结合民间史学的成长，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现代两方史学中的一些新东西，都是在民间史学发展过程提出来的。没有民间史学发展轨迹的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国家权力决定历史观察视角，历史观察视角决定历史书写内容。在历史书写中，有一个书写主体是谁的问题，这是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人类的历史观察视角，相当长时期内是“由上而下”看历史的，当下正在“由下而上”看历史。而推动这一观察视角变化的内在动力，就是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化。历史书写取决于国家权力，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中国的政府最早拥有国家权力，所以，政府的历史最早受人关注。时代越早，国家权力圈越小；时代越晚，国家权力圈越大。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政府，政府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在国家权力圈小的时代，帝王将相的活动就是全部的国家历史。只有到了公民时代，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历史书写。小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当公民成为国家主人之时，公民的个体历史才有了历史观察的意义。
总之，是继续传统史学史的范型还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史学史研究范型，是继续向上看还是向下看，这是当代史学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注释：
①周叙：《石溪文集》卷五《修明统纪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61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③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第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