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战略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战略的公司，其经营特点往往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例如，Miles和Snow(1978，2003)将公司战略从激进到保守依次划分为进攻型、分析型和防御型。其中，进攻型公司会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市场，从而保持其在行业当中的领军地位；防御型公司则往往集中于固定的产品市场，通过价格、服务和产品质量保证它们的竞争力；处于二者之间的公司则被划分为分析型。不同的公司战略又会影响公司的财务活动，融资便是其中之一(Miles and Snow，1978，2003)。相比于防御型公司，进攻型公司通常在研究开发、拓展市场等方面有大量的支出，因此其现金流水平相对较低，融资需求通常较高(Miles and Snow，1978，2003；Ittner et al.，1997；Hambrick，1983)。进一步的，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指出，融资需求是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之一，融资需求高的公司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较多的银行贷款(卢太平、张东旭，2014；马永强等，2014等)。如此，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一条影响路径，即公司战略通过影响融资需求，进而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公司战略—融资需求—盈余管理”这条路径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找到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如公司战略；同时，正如王化成等(2011)所指出的“企业战略、经营模式所起的作用以及无形资产、人力资产的投资、分配等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近些年来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热点与难点”，我们亦可以找到公司战略影响公司财务管理活动的证据。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宏观经济对微观个体行为影响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饶品贵、姜国华，2013)。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融资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周期会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如货币政策)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陆正飞、杨德明，2011；饶品贵、姜国华，2013)。如果公司战略确实通过融资需求进而影响盈余管理，那么，能够影响公司融资难易程度的经济周期，应当会对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证实，也就进一步印证了公司战略可以通过影响融资需求进而影响盈余管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参照Miles和Snow(1978，2003)对公司战略的定义，借鉴Bentley等(2013)对公司战略的度量方法，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公司战略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战略激进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战略保守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其次，公司战略通过融资需求影响盈余管理，战略激进的公司融资需求较高，盈余管理程度相应也较高，而战略保守的公司融资需求较低，盈余管理程度也相对较低；最后，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升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强，而在经济下降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弱。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第一，拓宽了公司战略在会计研究中的应用领域。以往公司战略在会计研究中主要应用在管理会计领域中，如探讨公司战略对薪酬激励、管理控制系统和预算管理的影响(Ittner et al.，1997；Simons，1987；Collins et al.，1997)，只有较少的文献关注公司战略对财务报告违规和审计行为的影响(Bentley et al.，2013)。本文响应王化成等(2011)关于加强公司战略对公司财务管理实践研究的号召，研究表明，公司战略确实会影响财务和会计领域经常探讨的一些财务管理行为(如盈余管理和融资)，这为未来深入研究公司战略对财务管理实践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第二，丰富了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以往研究探讨了公司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以及管理层个人特征等因素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但忽视了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以公司战略为出发点，找到了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的路径，深化了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解，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第三，丰富了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往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对企业投融资和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周期对公司战略和盈余管理两者关系的影响，为宏观经济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进一步讨论，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不足。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公司战略相关理论 管理学文献里存在多种战略类型的划分方式，如Porter(1980)将公司战略划分为产品差异型与成本领先型，March(1991)将战略划分为探索型与利用型，Treacy和Wiersema(1995)将公司战略划分为产品领先型、高效运营型和亲密顾客型，Miles和Snow(1978，2003)则将战略划分为进攻型、防御型和分析型①。虽然战略划分类型不同，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上述战略划分类型存在共性(Dent，1990；Langfield-Smith，1997)，如Miles和Snow(1978，2003)的进攻型战略相当于Porter(1980)理论中的产品差异型战略、March(1991)中的探索型战略以及Treacy和Wiersema(1995)中的产品领先型战略，而Miles和Snow(1978，2003)的防御型战略相当于Porter(1980)理论中的成本领先型战略、March(1991)中的利用型战略以及Treacy和Wiersema(1995)中的高效运营型战略(Dent，1990；Langfield-Smith，1997)。 Bentley等(2013)指出，Miles和Snow(1978，2003)的战略类型划分不仅能够涵盖已有的主流战略类型划分，更为重要的是，Miles和Snow(1978，2003)的战略类型能够利用档案数据度量(Ittner et al.，1997)，而其他几种战略类型都只能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的访谈或调查获得，因此利用Miles和Snow(1978，2003)的战略类型划分方法可以在更大的样本范围内对公司战略进行研究。 Miles和Snow(1978，2003)将进攻型公司定义为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机会的创新型公司，该类公司重点关注研究开发与市场营销。由于主要依赖新产品和新市场推动增长，进攻型公司增长迅速且波动剧烈。在组织方面，由于产品多样性的特点，进攻型公司通常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高度分散且不够稳定，更加看重员工的知识和技能。防御型公司是指在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时重点关注效率的公司。防御型公司市场面一般较狭窄，他们往往局限于少量特定种类的产品与服务，很少开发新的产品与市场。相比于进攻型公司，防御型公司通常增长速度缓慢而稳定。在组织方面，防御型公司通常有高效的、集中化的管理控制体系，员工任期较长，内部提拔现象普遍。分析型公司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二)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上市公司的一种常见行为，也是会计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认为，公司战略通过影响公司的融资需求，进而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已有研究认为，不同战略类型的公司，对于融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进攻型公司为了不断开发新产品、寻求新市场，通常需要更多的研发投入，因此融资需求比防御型公司更高(Miles and Snow，1978，2003)。Ittner等(1997)发现进攻型的公司更容易由于现金流不足而陷入财务困境；Hambrick(1983)也发现，进攻型公司的现金流水平通常较差，其经营性现金流显著低于防御型公司。 已有研究表明，融资需求是影响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卢太平、张东旭，2014)。融资需求高的公司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或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融资，有较强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有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向企业提供贷款时并不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而企业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获取更多的融资(陆正飞等，2008；蒋东生，2012；马永强等，2014等)。陆正飞等(2008)发现，公司本年度新增长期借款与ROA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盈余管理程度的公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银行没有对盈余管理程度高的公司的会计信息“打折扣”，未能有效区分不同公司之间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蒋东生(2012)发现，银行不仅未能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反而对盈余管理严重的企业发放了更多的长期贷款。马永强等(2014)发现，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上调利润越多，获取的信贷资源就越多，这说明公司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满足银行对自身盈利能力的要求，从而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以上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确可以通过盈余管理获取更多的融资。因此，融资需求高的公司更有可能为了获得资金而发生盈余管理行为。此外，也有研究直接比较了不同融资需求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例如卢太平和张东旭(2014)的研究发现，相比融资需求较低的公司而言，融资需求程度较高的公司存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相对于战略较保守的公司，战略较激进的公司融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盈余管理程度也更高。因此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 H1：公司战略越激进则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设计 1.公司战略的度量 本文参照Bentley等(2013)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离散变量来度量公司战略。该变量关注公司的以下6个方面的特征。 (1)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于进攻型公司通常有更多的创新行为，他们会有更多的研发支出(Hambrick，1983)。 (2)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该指标度量公司生产和派送产品及服务的能力，相比于防御型公司，进攻型公司对效率的要求较低，因此每一单位销售收入所需的人员更多(Thomas et al.，1991)。 (3)销售收入的历史增长率：进攻型公司通常有更强的成长能力，本文参照Bentley等(2013)，采用销售收入历史增长率度量公司的成长性。 (4)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进攻型公司通常会有较高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从而进行产品市场的扩张(Hambrick，1983)。 (5)员工人数波动性：进攻型公司通常会有较弱的组织稳定性和较短的员工任期(Miles and Snow，1978，2003)，将员工波动性作为组织稳定性的度量。 (6)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进攻型公司通常会有较高的人力资源密度，而防御型公司通常会有较高的资本密度(Hambrick，1983)。 参照Bentley等(2013)的研究，本文将上述6个变量取过去5年的平均值。对于上述前5个变量，在每一个“年度—行业”样本中从小到大平均分为5组，最小的组赋值为0分，次小的组赋值为1分，以此类推，最大的组赋值为4分；对于第6个变量分组方式相反，即最小的组赋值为4分，最大的组赋值为0分。对于每一个“公司—年”样本，将6个变量的分组得分相加，得到0～24分的度量变量STRA。较高的STRA值意味着公司战略较为激进，而较低的STRA值意味着公司战略较为保守。 2.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 为了避免使用单一操控应计模型导致计量上的缺陷，本文使用修正琼斯模型(Dechow et al.，1995)、DD模型(Dechow and Dichev，2002)、McNicols模型(McNichols，2002)及陆建桥模型(陆建桥，1999)4种方法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修正琼斯模型、DD模型、McNicols模型及陆建桥模型分别使用下述(1)、(2)、(3)、(4)式进行估计。
3.回归模型设计 我们采用模型(5)对假设1进行检验：
各变量定义如下。 因变量DA：公司的操控应计，包括使用修正琼斯模型、DD模型、McNicols模型及陆建桥模型得到的操控应计，计算方法分别见模型(1)～模型(4)。 解释变量STRA：公司战略的激进程度的度量，如前所述，取值范围为0～24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的战略越激进。 此外，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1)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越大，受到政府部门关注越强，越有可能将当期盈余递延到以后年度，以避免利润过高而受到政府管制；此外，公司越大，受到外部人的监督程度也越强，因此盈余管理程度更低(Watts and Zimmerman，1978)。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 (2)资产负债率(LEV)：负债率高的公司债务违约的风险更高，公司为了避免债务违约会进行盈余管理(Dechow et al.，1995；Bartov et al.，2000)。 (3)资产收益率(ROA)：公司会为了避免未预期的盈余而进行盈余管理(Matsumoto，2002)，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与盈余管理正相关(Dechow et al.，1995；雷光勇、刘慧龙，2006；薄仙慧、吴联生，2009)。以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作为度量指标。 (4)成长性(MB)：高成长机会的公司的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更严重，管理者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Koh，2007)。取公司年末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5)事务所类型(是否四大，BIG4)：大型会计事务所审计失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因而审计质量更高，其审计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更低(DeAngelo，1981)。当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定义为1，否则为0。 (6)董事会规模(BOARDSIZE)：董事会规模较大时，一方面导致决策效率较低，监督作用较差，另一方面拥有财务专业背景董事的可能性也越大，对盈余管理抑制作用更强(Xie et al.，2002)。以董事会的人数的自然对数度量董事会规模。 (7)大股东持股比例(SHRATIO)：大股东股权过大时，会有更强动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因此盈余管理程度更高(Fan and Wong，2002)。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8)控制人性质(是否国有，SOE)：国有企业在财务和政治上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面临的市场压力更小，因此盈余管理水平较低(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当公司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取1，否则为0。 为了避免极端值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双侧1%的winsorize处理。 在模型(5)中，预期β[，1]＞0，即公司的战略越激进，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及定义见表1。
(二)研究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由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从1999年起开始披露员工数量信息，而本文要求所有公司拥有过去5年的员工数量数据，故本文样本的起始年份为2003年。经过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公司战略涉及变量不足5年的样本以及其他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2003～2013年共计11524个观测值。本文所需数据全部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样本描述统计情况。其中，S01～S06分别代表前文所述用来度量公司战略的六项指标，分别为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的比值、销售收入增长率、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员工人数标准差与员工人数的比值以及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使用DD模型及McNicols模型计算公司操控应计时，由于要求具有t+1期的现金流数据，因此DD模型及McNicols模型的操控应计样本数量略少于全样本数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不同战略类型的盈余管理程度比较 我们首先比较不同战略类型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进行差异检验。我们仿照Bentley等(2013)的做法，将STRA≥18的样本划分为进攻型，将STRA≤6的样本划分为防御型，处于二者之间的样本划分为分析型。表3报告了不同公司战略类型样本的盈余管理程度组间差异检验结果。可见，无论使用哪种类型的盈余管理程度度量方法，均有进攻型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防御型公司的结论，与假设1一致。
图1直观显示了不同类型战略的公司对应的操控应计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不论使用哪一种操控应计模型，进攻型公司、分析型公司和防御型公司均呈现出盈余管理程度递减的现象，与假设1一致。
图1 不同战略类型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比较 (二)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回归分析 我们随后估计模型(5)，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第4列中的因变量分别为修正琼斯模型、DD模型、McNicols模型以及陆建桥模型计算得出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结果表明，在4个模型中公司战略STRA的系数均为0.001，p值均小于0.01，说明公司战略越激进则其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符合假设1的预期。此外，表4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
五、稳健性检验 (一)公司战略的其他度量方法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另一种方法度量公司战略。具体来说，将模型中的STRA替换为表示进攻型公司的虚拟变量PROS和防御型公司的虚拟变量DEFE③。参照Bentley等(2013)，我们将PROS定义为，当STRA≥18时取1，否则为0；DEFE定义为，当STRA≤6时取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表明，PROS的系数在各操控应计模型中均显著为正(p＜0.01)，DEFE的系数在各模型中系数均为负，在DD模型和McNicols模型中显著。这表明，进攻型公司表现出显著高于分析型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分析型公司与防御型公司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明显。
(二)公司战略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Bentley等(2013)的方法度量公司战略，由于该度量方法是利用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构建而成，因此数据的波动会影响公司战略的度量，对于数据波动较大的公司有可能出现公司战略在相邻年份差异较大的现象，例如上一年被划分为防御型而本年度被划分为进攻型。Miles和Snow(1978，2003)认为，对于一家公司而言，其采用的公司战略在时间维度上通常是较为稳定的，因此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年份的STRA得分应当接近，进攻型战略的公司应该在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一个较高的STRA得分，而防御型公司则应在一段时期内都保持较低的STRA得分。因此，本文对所构建的战略变量STRA的稳定性进行测试。 本文的11524个“公司—年度”样本中，包含1587家公司。其中，74家公司只包含1年的样本数据，占全部1587家公司的4.66%，34家公司包含1年以上的数据且STRA值未发生过变化，占全部1587家公司的2.14%。在全部的11524个“公司—年度”样本中，有2057个观测的STRA与公司前一年相同，占全部样本的17.85%；有3337个观测的STRA相比公司前一年的变化值为1，占总样本28.96%；有1014个观测的STRA与公司前一年的差距超过3，占总样本8.80%。STRA的当期值与滞后1期的值的相关系数为0.823(p＜0.01)，表明对于一家公司来说STRA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Bentley等(2013)用同样的度量方法对美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战略进行了研究，其样本中有5%的公司的STRA值未发生变化，STRA值不变、变化为1和变化超过3的样本分别为总样本数量的34%、42%和3%，STRA的当期值与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0。整体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战略的波动幅度略高于美国上市公司，但仍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Miles和Snow(1978，2003)关于公司战略一般会保持相对稳定的观点相一致。 (三)固定效应模型 有些公司层面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水平，例如公司文化、创始人的某些理念等等。如果一家公司的公司文化表现出较强的侵略性，那么这种文化可能同时反映到公司的公司战略和盈余管理行为方面。为了排除这样的解释，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文中的假设重新进行检验。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后(限于篇幅，未披露具体的回归结果)，在盈余管理与公司战略关系的回归中，STRA的系数在各模型中仍然显著为正(p＜0.01)。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一致，模型设定对本文的回归结果没有产生影响。 六、进一步的讨论 (一)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理：基于融资需求的中介效应分析 如前所述，公司战略会影响融资需求，而融资需求又是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的内在机理，即公司战略是否通过融资需求影响盈余管理。我们设计了模型(6)和模型(7)来检验公司战略、融资需求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模型(6)验证公司战略对融资需求的影响，我们采用现金充足率指标度量公司的融资需求(
)，该指标的计算方式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现金支出+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的现金支出)。我们同时在模型(6)中控制了与融资有关的因素，包括规模、负债率、盈利能力、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民营哑变量以及年度和行业。模型(7)进一步验证公司的融资需求是否会影响盈余管理。为了验证公司战略通过融资需求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即融资需求是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中介变量，我们采用Sobel(1982)的方法检验模型(6)和模型(7)中的回归系数
是否显著异于0。如果
显著异于0④，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否则不存在中介效应。 模型(6)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见表6。表6的第1列是公司战略对融资需求影响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STRA的系数为-0.002(p＜0.05)，说明战略激进的公司现金充足率较低，融资需求较高。第2列～第5列是融资需求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分别用修正琼斯模型、DD模型、McNicols模型以及陆建桥模型计算得出的操控性应计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表明，4个模型中融资需求
的系数均为负。除了第4列中使用McNicols模型计算出的操控性应计作为因变量时融资需求
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余3个模型中
的系数均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说明现金充足率低，融资需求高的公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的，Sobel检验表明，在模型(2)、模型(3)和模型(5)中，公司战略、融资需求和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公司战略通过融资需求影响盈余管理。
(二)经济周期的影响 经济周期会通过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政策通常具有反经济周期调节的特征，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往往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增长率下降，或者有衰退风险的时候，往往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陆正飞、杨德明，2011)。已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叶康涛、祝继高，2009；祝继高、陆正飞，2009；陆正飞、杨德明，2011；饶品贵、姜国华，2013等)。叶康涛和祝继高(2009)指出，在银根紧缩阶段，上市公司信贷融资额大幅度下降。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则发现货币政策趋于从紧时，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强，公司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而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外部融资约束降低，公司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宽松期，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显著高于货币政策紧缩期(饶品贵、姜国华，2013)。因此，当经济上行时，货币政策趋紧，上市公司的融资难度上升，为了满足融资需求，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改善业绩以获得银行贷款的动机较强；而当经济下行时，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上市公司能够较容易地获得银行信贷，此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弱。 既然经济周期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那么就会对本文所提的“公司战略—融资需求—盈余管理”的路径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经济上行时，由于融资难度提高，相比于融资需求低的公司(例如战略保守的公司)，融资需求高的公司(例如战略激进的公司)会为了获得融资而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而在经济下行时，融资难度降低，融资需求高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也较弱。因此，我们预期，当经济上行时，公司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经济周期直接反映了一国宏观经济的变化情况。以往研究认为GDP增长率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周期(Klein and Marquardt，2006；Kothari et al.，2006；吴娜，2013)，故本文也通过GDP增长率的变化来判断经济周期。图2是2003～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变化趋势情况。从图2来看，我国GDP增长率从2003年的10%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14.2%，2008年降至9.6%，之后除2010年小幅增长外基本呈下降趋势。本文将2003～2007年定义为经济上升时期，2008～2013年定义为经济下降时期⑤，与吴娜(2013)一致。 图3直观显示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公司战略和操控应计之间的关系。图3中的4个操控性应计模型的结果均表明，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段，公司战略与操控性应计之间的相关性较强，而在经济周期的下降时段这一关系有所减弱，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图2 2003～2013年GDP增长率趋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图3 经济上升期与下降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 我们采用模型(8)对公司战略、经济周期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进一步验证：
其中，DOWNYEAR定义为：2003～2007年取0，2008～2013年取1。由于模型中已经控制了年份变量，故没有加入DOWNYEAR本身。 模型(8)的回归结果见表7。在表7中，我们主要分析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段，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7在表4的基础上增加了STRA与DOWNYEAR的交互项。在4个模型中，STRA项系数均为0.002，p值均小于0.01，这与表4的结果一致。STRA与DOWNYEAR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0.001，p值均小于0.05，即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段较强，在经济周期的下降时段较弱。此外，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测一致。
七、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研究了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首先，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战略越激进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次，我们找到了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的内在机理。我们发现公司战略通过融资需求影响盈余管理，进攻型公司的融资需求高，从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盈余管理；而防御型公司的融资需求相对较低，由此引发的盈余管理也较弱。最后，我们研究了经济周期对公司战略和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经济上升时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强，而在经济下降时期，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较弱。 本文仍存在以下两个局限：一方面，本文对公司战略的度量参照了Bentley等(2013)的方法，这种度量方法可能存在度量噪音，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所有相关的数据均可以从目前公开的数据库中获取；另一方面，本文采用2003～2013年共1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仅仅包含一个经济周期，由于数据所限对于经济周期作用的讨论可能并不够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的深入。 ①Miles和Snow(1978，2003)的战略类型其实还包括第四种反应型(Reactors)，但是他们认为该种战略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同时很难度量。因此本文忽略了该种战略类型。
③根据Miles和Snow(1978，2003)的定义，战略划分为进攻型、分析型和防御型，这里我们分别用PROS和DEFE表示进攻型和防御型，并将这两个变量代替模型(5)和模型(6)中的STRA，上述这两个变量都是哑变量，其比较的基准都是分析型战略。 ④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模型很多，典型的检验方法包括逐步检验法(Baron and Kenny，1986)、系数乘积检验法(Sobel，1982)和系数差异检验法(Freedman and Schatzkin，1988)。然而，MacKinnon等(2002)指出，相对于系数乘积法和系数差异法，逐步检验法的统计效果较差。因此本文选择系数乘积检验法(Sobel，1982)检验中介效应。此外，本文也进一步进行了系数差异检验，得到的结论与乘积检验法一致。 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有反向调节作用，为了分析经济周期的划分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和紧缩时期是否一致，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了2003～2007年和2008～2013年间的货币政策情况。参照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的做法，我们计算了2003～2007年以及2008～2013年这两个区间内每年的MP值，即MP=M2增长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MP值越高则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反之亦然。计算结果表明2003～2007年间的MP均值为2.60%，而2008～2013年间的MP均值为5.67%。与我们的预测一致，经济上升的2003～2007年间货币政策偏紧；而经济下降的2008～2013年间货币政策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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