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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6)02-0001-10 一、中国复兴之路 以史为镜，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1]对耶稣诞生以来2000多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的估测，清嘉庆25年(公元1820年)，中国GDP总量居全球首位，高于西欧。然而，当时的中国可谓大而不强，此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开始迅速滑落(见图1)。要理解这一现象，仅关注经济总量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还应关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竞争力。
图1 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2010年《经济学人》麦迪森的研究和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总量往往与人口和国土面积有关，经济总量往往会掩盖经济结构内部的问题。嘉庆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经济结构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产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而当时西欧在国际贸易中有竞争力的产品不再是农产品，而是用化石燃料作为动力驱动机器生产的工业制品。更为关键的是西欧各国开始拥有强大的火炮、枪械和舰艇制造能力，可以此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打开国门，与之进行“自由贸易”。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历史事件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下滑，众多仁人志士试图通过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方式扭转下滑势头，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这些努力都没能阻止中国经济下滑的总体趋势。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五年”计划、“大跃进”等都体现了中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上升并不显著，甚至不升反降。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才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得以迅速提升，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高速增长，经济年均增速达9.7%，增长速度不仅快于主要发达国家，即使与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也具有明显优势。根据安格斯·麦迪森[2]等国外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3]的研究，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状态，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6%—7%，虽然这在全球范围内仍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与中国此前的增长速度相比，中国经济将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为何要进行转型升级，为何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的全球贸易形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大部分是产品内贸易，而不完全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典型的例子如苹果手机iPhone4的全球产品内分工①。根据国际贸易附加值理论，虽然中国是贸易大国，贸易总量非常大②，但实际上中国只是搬运工和组装基地，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和为全球商品创造的价值部分并不是很大。总体来看，全球大部分制造品都遵循“微笑曲线”，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从事加工组装环节居多。改革开放初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分工，当时国际贸易的格局是中国出口劳动力制成品，进口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十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从海关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数据(见表1)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比重大幅度上升，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如服装、玩具出口的比例则不断下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大陆沿海部分传统服装制造企业倒闭，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和东南亚转移，部分企业开始做品牌，提高自身附加值，原来的生产加工模式已改变。
一直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高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获得了全球的投资，使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中国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固然比较低，但是不能用附加值低来否定这个资本积累和脱贫的过程。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无资格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到主动融入其中，已然是一大进步。当然，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劳动力数量减少，这种以低成本和低价格作为全球竞争力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国迫切需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2.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比较优势的变化逼迫中国转型升级。影响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最主要要素是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土地、环境和物流等。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工资具有刚性，工资达到一定水平后，绝对工资水平下降非常困难(见图2)。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会导致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尤其是缺乏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图2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 从能源和原材料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变动对中国制造的成本影响非常大。近年来铁矿石和原油的价格变动幅度较大，使中国利润微薄的制造企业几乎无法生存，以低成本作为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亟须转变。 从土地价格角度看，中国土地用途分成商业服务用地、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三类，商业服务和住宅用地的价格连年快速上涨。工业用地的价格变动虽然不大，但是其他类型土地价格的上升推高了工业用地的机会成本，并且推高了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 从环境污染角度看，据国家环保总局估测，2012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是GDP的2.3%左右，而以前的最高值为3.05%③。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④，但这种模式在“新常态”下难以持续。 从物流成本角度看，中国物流成本相当高。作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物流成本已经成为了阻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梗阻”，不仅推高了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而且严重挤压了企业在研发、销售等方面的投入，影响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发展。据估测，中国当前物流成本与GDP的比值是18%左右，比美国的8.4%高出近10个百分点(如图3所示)。
图3 中美物流成本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和CSCMP发布的Annual State of Logistics Report整理。 过去十几年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主要源于成本优势。随着大部分要素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的上升，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必然会在全球失去竞争力。如果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3.“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新动力的驱动和新战略的引领。传统要素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后劲乏力，而创新驱动不可能一蹴而就，驱动力转向与交接还可能存在反复。而且中国产业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并不是完全抛弃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而是实现驱动力升级换代，这不仅需要优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机制，更需要释放微观企业主体的活力。“新常态”下也需要新的战略来支撑、引领中国产业的升级，从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工业4.0、第三次产业革命等都深刻表明了产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发展模式的转变，在未来制造生产智能化、网络化，制造与服务融合程度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也亟须新的战略来支持与应对未来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三、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就显著，但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面临新的挑战与问题。 (一)面临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226美元，而到2014年达到了7575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增长效果卓著。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⑤，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性超过50%⑥，但刘世锦等学者[4]对世界上100多个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的经济体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若按照6%—7%速度再增长10年，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见图4)。
图4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的可能性较小 注：图中曲线为拟合曲线，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根据麦迪逊1990年国际元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信出版社，2011年。 在经济总量基数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已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经济总量大，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难以为继，“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放缓，但仍然属于高速增长。因此，“新常态”下中国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中国依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只要不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不断破除束缚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各种制度障碍，构建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即可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治理好这个超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大国，还要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外部关系。 1.中国产业竞争力还比较低。中国诸多大企业主要靠垄断地位获得快速发展，这些企业在整合国际资源、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方面相对欠缺，国际竞争力并不强。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际化企业。 2.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随着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中国面临的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譬如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往往会遭受较为严格的审查甚至是不可逾越的进入壁垒⑦。有很多年份中国遭遇的反倾销案件占全球比例高达30%以上，其中2006-2009年间超过40%(见图5)。
图5 反倾销案件数及中国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整理。 3.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中国高端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具有“价廉物美”的显著优势，因此难以短时期内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端产品的限制也逐渐增加，特别是欧美等国⑧。随着今后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和中国的贸易争端也将不断增多。 4.中美之间国家战略越来越具有竞争性。中美之间价值观、文化观差异巨大，国家战略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矛盾也逐渐增加。金融危机之后中美都在谋求使本国更加独立，中国提倡利用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减少对于向美国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依赖，美国则希望制造业再回归，减少对中国的制成品的依赖。 (三)面临国内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的挑战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少，其内部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如果把握不住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的变量，则经常会得出一些不靠谱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当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财政、房价负担与失地农民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2006)的研究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转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非常大，2013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56.6%(见图6)。这种情况还在持续，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依然很高⑨。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拆迁农民房子，改变土地使用类型获得大量土地收入，进而进行招商引资等刺激经济发展的活动，但由于土地补偿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动迁带来了很多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图6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整理。 2.作为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存在血汗工厂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虽然随着制造业的高端化，血汗工厂将逐渐减少，但贫富差距问题不会因此而减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表明过去的几百年来，人类的财富变得更加不平等，而不是西方政治和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现在变得更加平等了[5]。从中国收入水平的基尼系数来看，自2003年起，中国基尼系数就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一直在高位徘徊⑩，前10%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中国57%的收入份额(11)。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城乡、行业和地区差别，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加拿大经济学家米尔斯·克拉克绘制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表明，财富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少数富人拥有大量财富，穷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社会高收入阶层流动，社会阶层固化就可能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3.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大量的能源需求和社会环境问题。2014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占能源消费净增长的61%，占全球供应量的19.1%，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2014年煤炭仍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66%(见图7)。煤炭行业历来就属于高污染行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均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同时煤炭生产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事故频发。
图7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整理。 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正在逐步走向繁荣复兴，而这条复兴之路主要基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伴生出许多问题[6]。但是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放弃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使中国保证了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这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基本逻辑，其核心内涵包括： 1.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决定不再搞阶级斗争，集中主要的社会资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勇于进行制度改革。通过一系列规则的调整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效率，使同等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譬如，原来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制度，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消失了。这样的改革使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效率迅速提高，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但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所能接纳的劳动力有限。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加以消化。这一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它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寻找工作的自由，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7]。 3.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以前低效率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初，尝试用国家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经过试验后发现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效率并不高，于是尝试用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方式，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逐步摸索和实践，开始认同“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市场是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手段”，并逐渐发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4.中国的改革开放抓住了极佳的历史机遇。1978年改革开放、允许外资进入的时间窗口恰好是外资在全球寻求投资机会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和美元不再挂钩，拥有大量美元的投资者需要到全球寻找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此时中国打开了国门，巨大的市场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吸引海外资本涌入中国，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海外的投资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得以融合，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5.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加入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为主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加入WTO以后中国主动利用这套体系改造自身的经济体制，利用WTO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开放。中国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员，并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改造经济，从而使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大量的国际资本相结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2)。 寻找未来经济发展之路的前提条件是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动力来源于改革开放。改革是改变资源配置的规则，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效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冲击是一次性的，一次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存在上限。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允许农民工进城务工等上一轮的改革红利已基本释放，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开始放缓，从2008年起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之比开始下降，“刘易斯拐点”(13)到来，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时代基本结束，同时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可逆转地上升[8]。1978年以来，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从1978年的70.52%降至2013年的31.40%，第二、三产业则分别从1978年的17.30%和12.18%逐渐上升至2013年的30.10%和38.50%，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已超过50%。“新常态”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新一轮的改革，以新的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五、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动力不足，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等不少问题，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如何推行?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本文认为中国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这也是最根本的战略。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所谓的中国模式即遵循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使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出去。中国针对自身实际情况正确行事，以改革开放激发经济增长潜力，成果显著。目前上一轮改革的红利发挥殆尽，要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是边缘革命(14)，即由政府之外的民间边缘力量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私营企业、农民工进城这一类措施都是边缘革命的产物，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9]。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征之一是地方试验逐步推广，如自贸区，在自贸区内最重要的试验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国目前对产业资本的进入还不够开放，仍使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即使是鼓励发展的产业，资本投资于具体产业则仍需要审批。目前金砖国家当中，只有中国仍在继续使用“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而发达国家则全面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用“负面清单”对外资进入进行管理，意味着所有产业都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资本可以在各个产业间寻找投资的机会，从而带来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以外商投资为例，投资的形式有企业、股份股票、债券贷款、期货期权、特许交钥匙、知识产权、许可授权等。投资的准入阶段分为设立、获取、扩大、管理、经营、运营、出售等。中国2014版的负面清单仅涉及企业投资形式中的设立和获取阶段，其余进入市场的方式以及准入的阶段仍未有明确规定，自贸区的经验也尚未推广到全国，这意味着中国仍有巨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一个产业的进入门槛越低，资源配置效率则越高。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完全放开一些垄断行业准入，使大量的资金获得投资机会和收益，从而带动GDP、销售、税收、就业，经济就会持续增长。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大国和小国具有不同的优势。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主要采用的是东亚出口导向性模式，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使企业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均GDP很低，国内市场尚未启动，沿用东亚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和美国比肩(15)，按人均GDP计算中国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游客在全球的购买力惊人。如俄罗斯、欧盟、美国、印度及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可利用自身大市场的优势，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这是东亚其他经济体无法做到的，亚洲四小龙也无法仅靠本土小市场拉动经济发展。中国要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一定要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以高铁产业为例，发展高铁等高技术产业前期需投入大量研发资本，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规模经济性，以足够大的市场分摊研发费用，高技术产业才有经济可行性。由于中国国内市场广阔，国际巨头西门子等公司愿意通过向中国转让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来分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则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将高铁的研发费用在全国范围内分摊，既取得营运收入，又实现技术升级。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中国开发研发费用大、技术难度大、需要有国家工业实力作支撑的产业，走向国际，以便实现技术升级从而占领全球技术的制高点。 此外，技术变革特别快的行业，中国的国内市场也有助于中国“弯道超车”。互联网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且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机会“弯道超车”，培育全球领先的企业。互联网产业的特征是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对传统产业进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提高其产业组织形式，极大地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产业效率。这类技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竞争之地，并在这类技术进步快的行业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国内成功的互联网企业背靠市场大、消费者多的中国市场，其产品和服务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推广和获取收益。在与最终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业中，中国的大国市场具有极大的优势。按这样的逻辑，中国就可以凭借大市场优势大力发展其他与消费者相关的产业，如电影等文化、体育类产业。目前中国的电影等文体行业仍存在很多管制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除了市场规模大，中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地区间的“异质性”。中国的人口和资源不是均匀分布的，中国地图按照腾冲-瑗珲县黑河的“胡焕庸线”(16)分为两块，在这条线的两侧中国的人口及其他各种资源分布不均衡。中国内部的差异性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梯度转移。东部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城市，如上海，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慢，这些地区不适应当地发展阶段的工业企业，可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和当地的要素禀赋相结合，继续带动中国的GDP发展。产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后，上海等东部地区的城市则可以腾出资源进行产业转型，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中国现阶段巨大的经济总量和迅速增加的对外贸易额也开始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开始成为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17)。以中国为首的周边经济体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周边地区经济总量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占全球份额比重较高，超过了北美和欧盟经济的总量，比如“一带一路”等沿线区域。 第三，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哪些产业具有全球竞争比较优势?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每年劳动力增长率不到0.5%，但是劳均资本及其增长率在增加，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很快(18)，R&D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逐年提升。人力资本总数虽然基本不变，但是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过去20多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断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不到20%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超过50%。这反映了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竞争中逐渐丧失优势，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则逐步形成竞争优势，现在中国对外出口中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这种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将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 从过去20多年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的增长需要注重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首先必须培育有效市场，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破除各种要素壁垒和产业限制，培育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培养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其次是针对不同比较优势产业，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对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要进行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降低先行者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10]。对于领先型的产业，应鼓励其开发适合国内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政府则利用采购、税收、标准等政策给予支持。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实行退出型产业政策，政府帮助企业转移生产环节，帮助产业工人转移到其他产业。 第四，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是未来有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有希望成为支柱的产业。政府需要考虑培养未来产业的问题。一旦政府产业政策所倾向的产业并不能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那么意味着其他真正需要支持的产业的投资机会被压缩了，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具有一定的风险。人类经济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日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美日两国所采用的思路和技术路线不同。日本人致力于发明工业机器人，生活机器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美国则通过发展高科技来提高整个经济运作系统的效率。如美国支持一些登月计划等国家性的军事国防工程。这些工程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实际的商业价值，但是先进的技术一旦被商业利用并且投入生产，就有可能促进了高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美国海军内部之间沟通的技术诞生了因特网。近期，《中国制造2025》规划了10个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这些产业可能培育出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第五，积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国际贸易已由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20世纪末美国服装品牌的生产流程一般是“意大利设计—印度采购面料—韩国采购辅料—中国台湾采购配件—中国大陆生产加工—香港检验包装—美国销售”，中国大陆仅能获得简单加工的收益，美国公司是这条价值链的实际建立者和控制者，能获得价值链所创造的绝大部分收益。中国现在需要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创立品牌，做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同时提高海关的通关效率，提高自主设计能力，在原有的生产加工基地失去成本优势时，将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中国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的被治理者转变为治理者，而不是被锁定于某一个环节。 在实践中，价值链和创新链并不存在先后次序的问题，二者是共生共荣的，传统上价值链往往体现着产业不同环节的价值分布，而创新链一般是指科技成果从创意的产生到生产销售整个过程的链状结构，主要揭示知识、技术在整个过程中的流动、转化和增值效应，也反映各创新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衔接、合作和价值传递关系。可见，价值链和创新链都需要产业这一共同的载体，是产业价值实现、产业环节融合发展的体现，是要素优化组合、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发展，往往在并行发展中会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初期时一般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创新链也一般被外资所主导，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干中学”实现创新链的升级，则整个价值链就有被固化在低端的风险。因此，价值链升级的高级形态即是逐步形成“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我为主”的全球创新链体系。 此外，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还需要解决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武装力量问题和道德制高点问题，使其他国家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 总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要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 ①东方早报[2010-7-7]发表文章称iPhone 4在美国上市的零售价是600美元，但是成本只有178.96美元，苹果自身利润率是60%以上。而iPhone手机当时是由中国台资企业鸿海富士康公司组装生产，他们对手机成本贡献是3.6%，即6.5美元。经过零部件拆分，占iPhone手机价值30%的零部件是德国提供，17%来自于韩国，6%来自于美国，中国负责价值6%的加工，还有几十个国家分摊剩下的27%。 ②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下降0.6%；贸易顺差2.35万亿元，扩大45.9%。按美元计价，2014年，中国净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4%、6.1%和0.4%。 ③南方周末[2015-04-30]：环境污染，最高年损GDP 3.05%，隐身八年再重启，离考核还很远。 ④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总结，经济发展和污染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指标比较低；重化工业开始发展后，污染指标迅速上升；污染到达一定程度以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污染水平开始出现拐点，居民环境意识抬头，开始治理环境。经过环境治理以后污染物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环境污染水平进一步下降。 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2015年3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发表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体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13亿人口的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中国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14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时表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使得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⑦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受阻的案例有：2005年，华为公司被禁止收购美国3Com公司；2011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否决了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要求；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美国Ralls Wind Farm的风力发电场的要求同样遭到CFIUS的否决等。 ⑧根据世贸组织网站上的统计，从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分布来看，1995到2014年，中国总共遭遇反倾销1052起，分别由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其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数量最多，分别为169起，124起，119起。 ⑨2013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达15.12%。一般来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大于6%时，房地产泡沫有破裂的危险。 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11)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2012)。 (12)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评估美国从WTO中获得利益的报告，该报告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美国从WTO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中国从WTO获得的利益。所以美国目前政治上不再重视新一轮WTO贸易谈判，转而重新建立类似TPP的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经济合作组织。在这样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他们的目的是等新的游戏规则成熟以后再将之推广到全球，重新建立有利于美国的所谓“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 (13)对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与否，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蔡昉认为2004年“刘易斯拐点”就已经到来，而樊纲、钱文荣和周天勇等学者则认为目前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中国从人口红利跨入“刘易斯拐点”还有5—10年的时间。 (14)边缘革命是经济学家科斯及其助手王宁在著作《变革中国》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改革观点。他们认为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在政府主导之外由民间力量主导运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即为边缘革命。边缘革命主要的典型代表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 (1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计算，2014年中国实质GDP总额达17.6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达16.5%，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期美国GDP为17.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3%。 (16)胡焕庸线(Hu Line，或Heihe-Tengchong Line，或Aihui-Tengchong Line)，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17)根据中国商务部2013年进出口的综合数据来看，中国已经成为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周边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 (18)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92.8万件，同比增长12.5%，连续4年位居世界首位；共授权发明专利23.3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16.3万件，比去年增长了近2万件。 (19)据教育部公布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显示，从2003年到2011年，毛入学率从17%增长到26.9%，每年平均净增长仅有一个百分点，最快一年仅有2个百分点，最少的年份仅增加0.3个百分点。但是自2011年开始，毛入学率增长明显加速，最近3年，分别提高了3.1%、4.5%和3.0%，共提高了10.6个百分点。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10个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产业、航空航天装备产业、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产业、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电力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农业机械装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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