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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我国抑制物价上涨已取得显著成效，但许多深层次问题还远未触动。今后应着重关注四个问题：管住货币发行是抑制物价上涨的关键；加速体制改革是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制止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的重演；警惕外汇、外资占款对物价上涨的推动。
1995年是我国抑制物价上涨最成功的一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由1994年的21.7%下降到14.8%，降幅高达6.9%，由于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得力，1996年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再度回落到10.5%，并且种种迹象表明还有继续回落的可能。面对如此显著的治理成效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也容易使人产哨物价问题已解决且可高枕无忧的错觉。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现行价格的内在矛盾仍很突出，许多深层次问题还远未触动。目前，物价涨幅的迅速回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限价、财政补贴和延缓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说到底统统归于行政干预的结果，同时，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仅1995年1—10月份国家用于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就高达202亿元人民币。不可否认，适度的价格补贴可迅速平抑涨价之风，但也极易掩盖其内在弊端，况且，“九五”期间国家每年是否再能拿出数百亿元用于价格补贴尚未可知。为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物价反弹，我认为应着重抓好以下四点。
一、管住货币发行是抑制物价上涨的关键
最近这一轮物价上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价格波动周期（前两次分别是在1985年和1988年），而且是破纪录的物价上涨，到1994年零售价格指数已攀升到21.7%的峰顶。导致这次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大致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进、投资扩张、消费膨胀、财政赤字、外汇和外资的过猛流入等等，总之，引发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因素绝非单一，它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主导因素当首推货币的超量发行（见表1 货币供给增长率）。
表1 货币供给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下同。
据统计，1949—1993年，现金流量（M[，0]）累计7885亿元，其中近5年就发行了4707亿元，占现金总流量的59.7%，特别是1992年和1993年M[，0]增长率分别为36%和35%，零售商品价格上涨幅度也较大，由2.9%上升到13.2%。1994年货币供应总量（M[，2]）增长最快，高达34.4%，零售价格指数也最高，高达21.7%。1995年M[，0]增势趋缓，达到近5年来的最低点（只有8.2%），零售价格指数也随之而回落。由此可见，控制货币发行是抑制物价上涨的关键。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货币发行已进入“两难”境地，一是为抑制物价上涨就必须减小货币发行量，二是为维持经济运行则要注入新的资金——增发货币。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粗放型的困扰，特别是“投资饥饿症”导致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有赖于高投入，这就对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产生了“倒逼机制”，再加之企业自身缺乏“造血”功能，没钱只知找银行，信贷扩张和投资过旺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资金的沉淀——增发的货币或被企业产成品所占压或转换成新一环的“三角债”链条。进入1996年，企业相互拖欠已高达7000多亿元。此外，固定资产投资近几年来势迅猛，占款特别严重，1995年比1991年净增3.5倍（见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投资率保持在30%以内较为适宜，而1993年至1995年的年均投资率已高达36.6%，这就势必会引发需求扩张和票子的增发，而管住货币的直接后果是企业连连吃紧。1995年1—9月份，由于紧缩银根致使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综合效益进一步下降，亏损额有增无减（高达350亿元），利润下降25.1%。为此，要有效地防止货币的超量发行关键还在于改革金额体制和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方面让五大专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脱离“父子关系”，使之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按优胜劣汰的原则实行彻底的“断奶”，不从体制上入手就难以解决问题。
二、加速体制改革是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始终循着剧升——回落——再剧升——再回落的轨迹运行，而金融货币政策也与之形影相随，扮演了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角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根子上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特别是近几年的体制改革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试想，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作为稳定发展的保证，我们就只好不断地重复以往的恶梦。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至今收效甚微，缺乏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国有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负债率已高达70%，不少企业已成“空壳”或国家货款的“漏斗”。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五大专业银行已成专司非经济贷款业务的第二财政。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紧缩银根反为个别金融单位谋求高利大开方便之门，有的银行把紧缩下来的“剩余”资金以各种名目贷给企业，企业又将高利率计入成本而最终推动价格总水平的节节上升。目前，银行不良资产已高达20%，有的专业银行其坏帐已远远超过破产的警戒线，只是由于体制上的保护而仍能正常维持经营。从行政体制改革来看，全国干部队伍极其庞大，总人数已近3400万，仅每年用于工资的费用就高达1000亿元，占去国家财政支出的2／3，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从价格体制改革来看，为稳定物价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限制改革措施的出台，致使价格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现在，价格调控机制远未形成，擅自提价、攀比涨价的状况俯拾皆是，工农产品比价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复归。近年来，不仅价格调节功能不断地遭到削弱，而且其逆向调节的倾向尤其令人触目惊心，农产品价格在流通环节的大幅度上涨，只是刺激了商贩们加紧倒腾的频率，而农民却没得到什么实惠，消费者也叫苦连天。因此，若想走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怪圈，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三、制止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的重演
引发1994年物价上涨的龙头主要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进，其表现为：国有企业效益差、工业企业成本上升和农业收益下降等等。从工业情况来看，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主要是资金短缺，而资金紧张说到底则是效益低下的反映。据统计，1978—1981年，1元人民币投入产出国民收入4元左右；而到1991—1993年则降为2元左右，也就是说，10年来工业效益下降了50%。再从成本耗费来看，目前我国每亿元GNP消耗能源6万吨标准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发达国家的6倍，而在利益分配上却与之不相对应，1994年职工货币工资增长首次超过生产率增长速度（见表3 成本推进因素比较）。受消耗加大和费用增多的双重夹攻，工业成本总水平的不断上升也就顺理成章了。
表3 成本推进因素比较（%）
从农业发展情况来看，虽然近年对农业的投资逐年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不断下降，1978年国家计划内对农业投入占国民经济总投入的10.69%，到1984年则降为6.21%。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对农业的投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1992年为2.8%，1993年为2.2%，1994年为1.7%。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投入的不足，致使工农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减产，终于酿成1994年农产品价格的暴涨——粮价涨幅高达50.7%。为了缩小收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6年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但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仅靠提价已很难奏效，因为农产品价格再提高的余地已不是很大。据1995年8月2日《信息产业报》介绍，国内主要粮油批发市场的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的成交价，比芝加哥交易所期货价分别高60%、93%、40%、86.8%，这也就是说，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目前已远远超过国际平均价格。实践已经证明，解决粮食生产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力，不能单靠提价，因为一旦粮价上涨就会带动与粮食相关产品价格的上升，如此轮番涨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四、警惕外汇、外资占款对物价上涨的推动
近年来我国对外经贸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斐然，截止199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73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354亿美元，成为近年来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引资大国。但是，外汇储备与吸收外资都应该适度，并不是越多越好。尽管外汇储备的增势强化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特别是我国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已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39.1%，且外资总量也未突破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可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会激发本币的超量发行，从而引发物价的上涨，其公式为：M＝△R+△D（货币供应量＝国际储备量+信用贷款增量）。当△R（国际储备增量）增加时，就会引起M（货币供应量）的增加。1994年国家实行汇率并轨和结售汇制以后，当年外汇储备516亿美元全部由中国银行结付人民币，致使1994年新增加的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有近七成是由外汇储备增加所造成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外汇储备应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其比率为：3个月的进口额再加上20%的外债余额。依照1995年进口额1320亿美元和外债余额1000亿美元计算，我国外汇储备约在500亿美元较为适宜，高于或低于这个限度不仅是不经济的，而且会激发本币的超量供给。引进外资过多，也会引发本币的超量发行。目前，国外净资本的大量涌入仍然势头不减，从资本投入的承受情况来看，国内对外商投资要有一定比例的银行配套资金，根据一些学者测算，按1∶8.5汇率，利用外资每增加1美元，需要人民币配套投资13.6元。为此，我们对外商投资绝不能奉行多多益善的原则，而重要的是应该适当加以控制和有所选择，且不说对那些高污染、高耗费、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项目要坚决拒之于国门之外，即使对那些看似先进，但因规模小、附加值低的外商投资也要实行严格的禁入政策。
综上所述，抑制物价上涨仍然是“九五”期间的首要任务，因为导致物价上涨的各项因素依然存在，有的甚至根深蒂固，一时还难以消除。前一段主要靠行政限价、财政补贴和延缓价格政策出台来抑制物价上涨的作法毕竟治标不治本，况且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价格政策历来是抑制物价与经济增长的双刃剑，运用不得法也会发生“自残”。目前，各省市要求调价的势头很猛，这也是价格矛盾积累过多的必然反映。此外，为了能在“九五”初期开好头、起好步，各地大干快上的劲头十足，不搞好宏观调控就极易发生价格反弹，这不仅会使1996年物价涨幅控制在10%以内的预定目标受挫，而且全国又有变成大工地的危险，为此，我提出了管住货币发行，加快体制改革和消除成本推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教于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