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抒情小赋对陶渊明辞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抒情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张衡的赋，采赋家之长，不仅《二京赋》是汉赋长篇的极轨，而且《归田赋》是汉赋风格转变的扛鼎之作。在语言上加强了汉赋骈丽的风气，以“田园为题材，抒作家内心情志，专从抒情而题名曰赋者，自张衡《归田》始”。（注：马姜书阁《骈文史论》第223页） 张衡的抒情言志赋《归田赋》和描写男女爱情的《定情赋》与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从内容题材到艺术形式上都有直接传承关系。并且陶渊明从模仿到创新，别具一格。
一、《归田赋》独创性分析
东汉以降，充斥赋坛的主要是写物大赋，如《二京赋》。值得庆幸的是，张衡又为赋坛增添了二篇抒情小赋灿烂奇葩《归田赋》、《定情赋》，当然它们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个人原因和文学发展自身内在轨迹。
张衡主要生活在安、顺两帝朝。此时思想界“自中兴以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注：《后汉书·张衡传》），此时愈益炽烈，致使迷信谶纬思想弥漫朝野。政治上，东汉社会的两颗大毒瘤——外戚和宦宫问题也恶性发作，政治极为黑暗。张衡本有济世匡时之志，自进入仕途，屡次上疏，指陈时政得失，评击宦宫专权，“图谶虚妄”。结果宦宫“遂共谗之”。（注：《后汉书·张衡传》）张衡深感回天无术，于是道家全身远祸，归隐田园的思想在其后期生活中占了上风。道有尚朴观念对颂扬善美文学的反思正宜作为人之“本心”的真朴观。就在《老子》有关“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天人夷和的理解与对统治者骄奢纵欲造成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悖逆现象之批判中即对立了一种“见素抱朴”（十九章）的本色美，这种“五色令人目盲”（同上）的本色美始终伴随着汉代政教意识，成为盛世的清醒药剂和衰世的批判精神。在张衡《二京赋》较前人更注重对君臣昏惑、社会阴暗之揭露的创作现象中，业已起了促进文学思想转变的作用，与大赋相比，张衡的抒情赋《归田赋》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其意成山村潜隐、田园之情，又是当时含茹儒道情性之作，可称时代风侯的信标。老庄学说的“自然”“无为”的主张，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蔑视权贵礼法，敝履功名富贵的傲岸态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它常被一些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作为思想武器去与黑暗污浊的现实抗争。在他们的作品里，或是以“自然”“无为”来自我排遣，或者发泄自己强烈的愤懑之情，或者表现对理想的热情追求，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少熠熠生辉的作品。
张衡对现实世界最为真切的感受是在《归田赋》中，这篇赋的抒情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对社会的认识不再使他具有亢奋的情绪，而是沉郁地感慨“天道幽昧”，“俟河之清只怀忧”。他身处其间，有难以名状的内心痛苦，但他并不消沉，而是把注意力从社会转向自我的人生。体现一种“用之则行，才舍之则藏，道不行则来木差，浮于海”的人生态度。《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接俗人”。这种性格和处世态度决定了他不阿谀逢迎，“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于是，当他在内心完成从社会到人生的转移之后，赋中的世界则由现实转自想象，基于客观又远远超越了客观。
在汉大赋文学为代表的摹拟文风中觉醒的文学创作的真情，是转变期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张衡《归田赋》正是开启这一时代的新的杰作。（注：《汉代文学思想史》第113页）从汉赋艺术发展历程看，《归田赋》标志着抒情赋演进至一转折点，它在艺术上有独创性的变革。它没有“述客主以首引”的序，而是开门见山，直接建言；它没有“乱以理篇”，而是意尽则止。它不用繁词铺叙，巨细靡遗，而只以精炼的语言，借典型的物象，发深隐的情志；故篇幅不及大赋的什一，而意无不宣，情无不尽。结构小品化的创新。其语言艺术则通篇骈丽，句皆整齐排偶，无一联之参差；对仗虽非有意求工，却亦颇多精丽。真是“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注：马姜书阁《骈文史论》第223页 ）他并且多用四字句和六字句。当时虽无音韵之学，可是他的这类偶句，上下联的平仄协调，竟有非后世所能及者，如“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龙吟方泽，虚啸山丘”，如“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这篇短赋，可算是抒情短赋的第一篇。魏晋六朝的一切抒情赋，都莫不造端于此。在内容上，在发扬宫怨赋、纪行赋寓情于景的表现方法基础上开拓了田园隐居之乐的题材。若仅就艺术形式而言，似亦可以是篇为魏、晋以还“俳赋”之始祖，而为六朝骈文开山也。（注：马姜书阁《骈文史论》第223页） 而从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归田赋》取老庄“就薮泽，处闲旷”（《庄子·刻意》）之田园闲情，向往“谅天道之微昧，追求渔父以同嬉，超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的超俗逸趣，倾慕“感老瓦之遣诫，将回驾乎蓬庐，弹吾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一苟纵心于物外，妄知荣辱之所如”的精神陶养，均具有一种新的审美象征，而这种审美象征消融于作者对道德与艺术之构思和自我与忘我之境界中，又无疑反映山水田园文学，儒者布施道教化的仁人之心向道家“与物为春”“与物有宜”的自然之心演变的轨迹。儒道互补形成了玄学思想，玄学思想又形成玄学之风，从时代的发展看，玄学思想肇端于杨雄，发展于王充，基本形成于张衡。而以张衡为代表对文学转变期文士创作审美所具有的多变化倾向，又充分表现了玄学思想对文学的渗透，从玄学文风的基本特征看，关键是从儒经思潮中脱颖而出的高蹈情怀和玄远意识，这种情怀与意识在一定程序上显示了对儒教防限的突破和儒节对人拘约的松懈，从而直接影响到文学的真情表现和人格塑造。因此，在玄学文风中，文学创作思想也就出现了游离于儒经政教艺术鉴赏为主体的审美趋向。
玄学文风下的个性情感是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来，这种情感主要有两点：一是人格高蹈情怀，二是描写美女之艳情，如张衡的《定情赋》所述“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成为蔡邕《检逸赋》、陶渊明《闲情赋》之丽情刻画的蓝本。虽然这两种情感有较大距离，但从文学思想发展历史转变看，又同呈内旋趋向，由京殿游猎外部世界描写向内心情感扬发，由帝王为目的的转向以个体胸襟为旨归；其实现个性情感是一致的。（注：《汉代文学思想史》第318页）
个性情感催进艺术主体的自觉，是玄学文风下文学创作的潜在企向，这时文学创作继承汉大赋文学内含之艺术美的特色，进而与个性情感结合，达到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境界。这种为人生而艺术境界，就历史而言，又是孔子寄情山水，庄子自然审美一种统摄复现，构成了艺术审美的意境。如张衡文以情变的《归田赋》，一抒田园自感之情，表现互不构世俗的审美愉悦；一寄逍遥玄远之思，展示出个体自然的艺术情感。礼教思想束缚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无论文学作品表现出如何强烈的情绪，在思想上总是曲终奏雅，以适度于“礼”，张衡的《定情赋》，虽“淑丽”、“华艳”、“秋草”、“美人”、“思虑远荡”，却归“闲正”，并且成为后人效仿的规范（注：《汉代文学思想史》第320页）。
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主要在抒情小赋方面。关于抒情小赋，东汉张衡的《归田赋》是第一篇，但源头可溯向汉初。刘勰谓：“贾谊《鹏鸟赋》，至辩于情理”。（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徐师曾说：“两汉而下，作者继起，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注：徐师鲁《文体明辩》）可见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等，不但继承《楚辞》“长于言幽怨之情”（注：程廷祚《骚赋论》上）的传统，赋中“善辩于情理”，而且篇幅短小。这就与“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注：徐师鲁《文体明辩》）的汉大赋异趣，实为两汉抒情小赋之滥觞。东汉张衡的《归田赋》才打破了汉大赋对赋坛的垄断，为抒情小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继而赵壹、蔡邕、祢衡等人骋志赋坛，遂蔚大观。
尽管张衡的《归田赋》在形式上已发生较大变化，如主宾皆去，“兮”字告退，发展对偶的形式，但主意长句与短句的错综搭配，整句与散句的交互为用，且于转关处用“于是”，“尔乃”，“于是”等虚词加以联结，有意显出一个散体框架，显然吸取散体大赋的行文方式。张衡继承汉初骚体短篇抒发作者感情的创作精神，却是显而易见的，在抒发情志上，作者以襟怀坦荡导致直率的文风，突出的的是《归田赋》，他想象在日薄西山之际，归耕田园，思想过程和憧憬的田园生活如源源流水，汨汨而出。这直率的语言风格和前人总体特征正相吻合。张衡在清丽典雅的语言风格下含有一定的寓意足以让人咀嚼。这同时可以视为张衡语言风格的另一面。表面上看，它与直率的语言风格不太吻合，既然直率怎么会典雅委婉呢？这是他语言风格的特殊性，因为他在赋中多用典故。《归田赋》中第一段是最明显的例子：“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这一连串的典故委婉含蓄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历程，从希望匡时济世到意求脱世隐居。还有这种文学样式自身形成，发展的悠久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张衡不愧于一个“承前启后的赋家”。（注：游国恩等编写《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151页）
二、《归田赋》与《归去来辞》主题比较
从“安知荣辱”的《归田赋》到“乐知天命”的《归去来兮辞》二者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
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它们分别代表了各自时代的文学成就，一是汉赋从叙事巨制到抒情短篇转变的首篇作品，它“突破了旧传统”，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新题材一个是晋代文章的桂冠，“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欧阳修这个赞语虽夸张，却肯定了它在晋代文坛上应有的地位。
《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具有相似点，它们的思想主题都是描写在朝政混乱，不能得志的情况下归田隐居的生活情趣。
《归田赋》是张衡晚年的作品。他在朝庭内外做官二十年多，始终未能得志，赋的开篇首先交待了归田隐居的原因“天道微昧”，时政日非，社会已是“河清末期”，即胸有凌云之志，也只能“徒临川以羡鱼”，空有理想抱负，因此作者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辞官归隐。接着三方面描写归隐乐趣，第一游春之乐，描写迷人的田园春光欣欣向荣，鸟语欢歌，生机勃勃的景象，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热爱向往。第二弋钓之乐，作者用“龙吟虎啸，仰射俯钓”比喻象征田园生活极大自由。“俯仰任我意，悠然而自得”，这同仕途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更何况田园生活又能获取最大满足。“云间逸禽射箭而落，深渊渔沙
放钓而悬”，形象地表达了知足者长乐的思想乐趣。第三，咏典著书之乐，作者归田乐趣，不只是满足于美景的观赏，生活的闲适，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不能忘怀政治的思想，即使“纵心物外”，也要坚持诵读圣贤周公、孔子的著作，陈述先王治国的法则，洁身自好，永不消沉。这种政治思想的表达比《归去来兮辞》要直接而强烈，这正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可贵的思想美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也是从归田的原因写到归田的乐趣。辞篇也是以自责引典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归田隐居的原因。作者又连用三个典故，“已往不谏”“迷途未远”，“今是昨非”强烈表达了归隐的坚定决心，接下来也写归田生活的三种乐趣，第一种生活乐趣是叙情话乐琴书，第二种生活乐趣是躬耕田亩，第三种生活乐趣是游观山水美景。
这两篇赋作相同的主题思想，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一，揭示了旧时代有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通过归隐原因的叙述，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历史的悲剧。张衡生活在国王骄奢、豪右不轨的东汉中期，他既“治威严，整法度”，又敢于“讽议左右”，结果却遭到宦官“共谗之”，治国理政的思想无法实现，所以到晚年产生了退官归隐的思想。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在诸侯混战，晋宋易代的纷乱年代里，他仕官多年，大济苍生的壮志化为乌有，郁郁不得志，自决隐归。“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共同的经历和遭遇、产生了共同的愿望，这就是两篇赋作抒情主题相同的思想源渊。
其二，两赋都围绕“乐”字从三方面描写了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构成田园生活美好蓝图，人世的缺憾在这里得到补偿，游览山水美景这是自然环境的满足，弋钓躬耕，这是生活自由的满足；诵典著书，这是精神生活的满足，象这样全面地展现田园生活美好，在六朝之前除张衡和陶渊明，再没有第三人了，这为不能得志而不甘愿入俗的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生活的新天地。隐居之乐的基础是田园生活的美好，而田园的自然美、环境美、生活美，正同社会的丑恶，官场的污浊形成鲜明对照。作者极写田园之美，更有力反衬社会的污浊。
其三，隐居乐趣的描写全出于设想之间，创作构思相同。张衡隐居的愿望未能实现，公元138年，他曾“上书求骸骨”，要求辞官归田，没有被允许，第二年就去世了，描写田园之乐，全是想象的意境，陶渊明虽是真的隐居，而此赋写在隐居当年，隐居生活刚开始，尚没有亲身实践，因此他描写的隐居之乐也是一种设想之词。
其四，抒情手法也有相同之处。这两篇赋叙述归田的原因，都是从侧面用自责、引典的方式曲折地表达的，突出了作者心中难以描状的悲苦和无以倾诉的哀怨。两者描写隐居生活的情趣或融情于景，或直抒情怀。这既说明张衡首次描写田园生活的成功笔法，影响深远，又清楚地表明陶渊明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精华以丰富自己的创作，陶渊明在对传统手法创新和发展。《归去来兮辞》比《归田赋》显得更丰富更完整。这又体现在如下诸方面。
第一，《归去来兮辞》在描写隐居生活乐趣之前，用大量的篇幅抒发辞官归来的欢快心情，由途中之乐写到至交之乐。由室中之乐写到园中之乐。这种辞官归来的真情实感，是张衡《归田赋》所没有的。陶渊明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亲身实践来写的。
第二，《归去来兮辞》提到躬耕田亩生活，这种设想在陶渊明隐居的生活中实现了，他隐居其间的诗歌充分反映了陶渊明热爱劳动的思想，的确是文人了不起的进步，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地歌颂，这又是张衡《归田赋》所没有的。
第三，描写归隐生活乐趣的内外层次。《归田赋》先写外部的自然美景，弋钓的生活情趣，再写室内的精神生活。《归去来兮辞》却相反，先写乐琴书的室内生活，再写野外的劳动和游观。先内后外，情趣横生。
第四，从全篇来看，这两篇赋描写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归田赋》主要是设想隐居生活的自由欢乐，表达作者盼望隐居的强烈愿望。所以隐居生活的美好越是想象丰富，描绘得充分，归隐的愿望就越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作者欲隐而不得的心理反映。《归去来兮辞》则重在描写辞官归来的欢快情感，而略写隐居之乐，因为作者主要着眼于现实的感受，抒写一旦脱离仕途牢笼而归的欣喜心情。张衡没有归田隐居因而不可遐想归来的真切感受，陶渊明重在现实的感受，所以对刚开始的隐居生活不可多写。由此可见，虽各有侧重，但都合情合理。
第五，在思想认识上，陶渊明的“乐知天命”比张衡的“安知荣辱”更超脱更彻底。《归田赋》用“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两句结尾，总结了只有在忘怀于功名荣辱的人生观指导下，才能归田隐居，这“安知荣辱”的思想，作为隐居的精神寄托，自我慰藉，确为点睛之笔。但是不得志文人为什么只能走隐居道路，《归田赋》就没有深入到这步，而《归去来兮辞》明确而清楚地回答，只有三条道路：仕官富贵，求仙访道，隐居躬耕。陶渊明之所以选择第三条路，就是因为“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官场上追名逐利，尔虞我诈，不可追求，所以仕途不通；出世求亿，炼丹长生，虚假而不可求；只有归田隐居，才能实现人生真正的自由。深刻地说明了人生的归宿必然在田园，这是命运的安排，因而赋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两句结尾，显得更超脱。
第六，在写作艺术上看，张衡的《归田赋》一扫司马相如以来大赋的那种侈衍宏丽，虚夸堆砌的风气，而代之以文句清丽，直抒胸臆，短小明快的特色。赋的一开头就写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只好归田隐居。这样，开门见山，为提起全赋之纲领。其二，语言清新质朴，不追求华丽的词藻，作者写隐居生活中的赏景之乐，抓住春景，写天气、草木、鸟鸣三种景物，实际也是铺排，铺排交织一幅明媚秀丽的春景图，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同污浊的社会现实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每部分用“归去来兮”起头，抒情气氛相当浓，反复咏叹，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其二，诗人抒情的手法是多变的。当诗人写自己在途中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时就采用抒情与描写相结合。诗人不说自己的归心如何急切，只给我们说了几件事，就把自己在途中的情态真实地描绘了出来。在船上，下船后的情态的描写不发议论，让读者去玩味，这样描写，效果很好，给人以形象的感觉。回家时的场面虽只作客观描述，却写得十分热烈，饶有情趣。作者抒发“出仕”和“归田”两方面的感情。总的来看，前一部分的情调是欢快的，后一部分的情调是感伤的。这样“喜”和“忧”的交织，感情有起有落，如实地反映了诗人归田时的心境，使人感到真实。其三，作品的语言自然、流畅、明快，富有感情色彩。首先，多用感叹词（兮），疑问词（胡、奚、曷），重言（摇摇、飘飘、涓涓、遑遑），连接词（而、以），还用了双声词（崎岖）和叠韵语（窈窕、盘植）。这些词都富有感情色彩，有助于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归去来兮，田园将羌胡不归！”用感叹词“兮”，加重了诗人的叹息，可以感觉出诗人归田的决心。用“胡”疑问词自责自己为何归之太晚。“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以”和“而”串在一起，上下句紧密相连。其次，句式富于变化。“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其。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这段有三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无一定之规，长短句的变化，反映了感情的起伏，读起来节奏感强，富有情韵。其四，章法严密，层次清晰。作者按时间顺序，开头以决意归田写起，接着写归途的闻见，再写初归的欢乐情景以及扶策游园，躬耕西畴的田园生活等，最后写自己的人生态度，以终老田园归宿，既照应开头“田园将芜胡不归”之意，又总结了全文。
三、从《定情赋》到《闭情赋》
张衡言男女之艳情的《定情赋》对陶渊明的《闲情赋》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产生深刻影响，但陶渊明在此赋中的大胆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具有独特魅力，为后世文人传诵效法。
张衡的《定情赋》也是抒情赋，全文九句，六十九个字，用“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写美女的外貌美，“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说明美女的貌美是当时绝世无双的，因而产生想追求美人的想法，但“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不可能再思美人了，只希望“思在面为铅华兮”，成为美人擦脸的铅华，时刻陪伴美人。《定情赋》篇幅短小，人物描写只注重外表美，描写人物较简洁。采用想象手法，主要在本文最后二段，这种手法在陶渊明的《定情赋》中表现的更充分，艺术手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后详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运用比兴手法，思美人已不合适了，还是要定情不再去追求了。
陶渊明的《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本赋绝大部分是“荡以思虑”，写作者对爱情大胆追求，“终归闲正”则只有短短八句，讽谏作用是很小的，从这篇序看，《闲情赋》是仿照前人同类的作品写的这类作品，开始是写对美人的胡思乱想，最后是抑制邪心，归回正路。这段序文交待了写作此赋的原因和目的，而张衡的《定情赋》则直抒正文。这是两赋不同之处。
《闲情赋》的正文一百二十二句，是一篇抒情长赋，诗人对品貌出众女子的爱慕和追求，以及追求不到时的自我检束。
赋的开始四句是总的叙述，语言较为概括，并用惊叹语气，用粗线条勾勒美女的形象，描述了超群出众的女子，她的姿容举世无双，她的品德高雅芳洁，秀外惠中，《闲情赋》里写她“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芳；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她不仅貌美，还有好的品德，如玉如兰，有高尚的志趣，如高天的云；还精于音乐，能够鼓瑟。用奏瑟的场面，生动地刻画了她那端庄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妩媚的神情，“泛瑟时”美人“搴朱帷”、“泛清音”、“送纤指”、“攘皓袖”，“瞬美目”、“含言笑”、“睇天路”、“促鸣弦”，用了八个表现力强的动词，写出了美人种种可爱的情态，在诗人多情的妙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位转动秋波、“美目流盼”、花容、“妩媚”、“举止详妍”的美女子形象。赋中美妙音乐更含蓄地传达了她那丰富的感情和高雅兴趣确实是“神仪妩媚，举止详妍”，《闲情赋》中美人外貌美，是在美人内在美的陪衬下显得更美，佳人内心世界，展示出心灵美，这在张衡及陶渊明以前的作赋文人中所没有的，实属独创，在作家笔下，这位美人相当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她不是那种以色悦世的美女，而是以德闻世的淑女。“其有德于传闻”的“期”字有分量，写出美人重道德操守的特点。赋中美人刻画，通过她的动作，神情。这样的人物浮现在读者肯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女性的人物形象。
这位姿容美妙，情志高尚的女子，激起了诗人火热爱慕之情。他心中生出一个大胆而离奇的幻想：一会儿想变成美人的衣领，一会想成美人的裳带，一会儿想变成美人用的发油，一会儿想变成美人用的眉黛，他还想变成美人的影子，变成美人用的床席、丝履、烛光、竹扇、鸣琴。他想变成这些物品，以便和美人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这“十愿”，就其刻划的创造性列举一些资料来比较：张衡《同声歌》（注：《同声歌》、《定情赋》出自《张衡诗文校注》）思为菀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定情赋》思在面为铝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蔡邕《检逸赋》（《静情赋》）（注：费振刚《全汉赋》， 第5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王粲《闲邪赋》：愿为环以约腕。（注：《关于陶渊明的人闲情赋》（《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可以说， 陶渊明是在前人用语基础上表现了极大的创造性。他采用各种笔法表达对美人的诚挚、细腻、炽热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史无先例的。这“十愿”，表面了他心中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表现上看似乎十分荒诞，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年轻人殷切的相思。但这“十愿”即使能够实现，也不能满足他的愿望，因为这些物品和美人仍有分离的时候，何况，这“十愿”根本就不能实现。他明白了自己和美人之间“阻山而带河”，愿望实在不能实现，才不得不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思想来克制和约束自己，消除万般杂念，停止各种遐想。赋中所表现这种爱情，象一股奔腾膨湃的潮水，由低到高，回旋往复，波澜起伏，“激清音以感余”是这股爱情的潮水开始上涨，“十愿”是达到高潮，“步容于南林”，和“
不寐，众念徘徊”是高潮过后的两股激流，“托行云以送怀”是余波，“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则是这股爱情的潮水急流勇退，终于止息。赋中所表现这种潮水般爱情，既是强烈又是深沉的；既火热又是细腻的，为了表现这种感情，诗人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艺术手法，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为内容服务。充分运用辞赋所具有的铺张、用韵、骈偶和辞采华美等特点，对诗人的热恋之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渲染。“十愿”是其中最出色的例子。“……，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用这一连串排比句，对偶工整，音韵和谐，字数整齐，文采斐然，清新流畅，想象丰富，把诗人热恋之情表现得如狂如醉，缠绵悱恻，极尽铺张之能事。其次赋中很好地运用景物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做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如写美女奏瑟时，“曲调将来，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这里用夕阳落下西窗，秋风叩打树林，白云缭绕山间的秋天傍晚景色，表现出美女的琴声所含着淡淡愁思和高洁情操，又如写诗人在南林中徘徊时，“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荫。”这里以木兰和青松象征诗人对美女的爱恋之情纯洁而坚贞。又如写诗人从南林归家途中所见：“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鸟凄声以孤归，兽素偶而不还。”这些景色烘托了诗人的失望，孤独、凄苦和沮丧的心情，再次《闲情赋》恰当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把诗人内心感情表现地非常具体，如写诗人失望而归，通宵不寐，神思飘遥，“若凭舟之失棹，譬缘崖而无攀”，这两个比喻把他那种努力追求而追求不到时的心情描绘得十分形象。赋中的“十愿”，也是极好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对女子的热恋和追求。
“十愿十悲”是作品的精华部分，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感情世界。诗人愿化作美人的衣领、衣带、发油眉黛、卧席、丝履、影子、夜烛、竹扇、鸣琴去接近美人，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她，尽情享受那种陪伴美人的幸福和乐趣。“十愿”是诗人的单相思，其结果是不能如愿的。所以“美”与“愿”随，产生“十愿”的时候，也同时产生了“十悲”，这里，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自物化，化为各种物质的东西，去供美人使用，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这种写法奇特，出人意外，有新鲜感，富有艺术魅力。在陶渊明以前，还没有一位诗赋作者这样写自己的爱情追求。《诗经》里的风诗和张衡的《四愁诗》，用反复咏叹的方法表达爱情，但这些作品反复咏叹的次数不及《闲情赋》多。
写相思失恋，采用多种抒情达意手法，注意环境气氛描写，诗人寻找那位美女落空后，带着失望的心情往回走。这时，他感到扫兴、孤独、凄凉、痛苦。一方面描写这种心境时，采用正面的直接描写，说失恋者怎样的“流叹”，怎样的“忘趣”，怎样的痛苦而“矜颜”；另一方面进行侧面间接地描写，即对环境的描写，说“叶燮燮”，“气凄凄”，一片荒凉，寒气袭人。这样写环境，增加了作品的凄苦气氛，与抒情主人公的孤寂心境相应。他把写景，写环境与写人物的心境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感人的气氛，采用比兴手法。“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鸟儿“孤归”犹诗人“孤归”；野兽“索偶”犹诗人“索偶”。以鸟兽寻偶起兴，借以说明诗人的追求美人全在合乎情理。诗人在描写鸟兽寻偶之后，发出“悼年的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的感慨，抒发了自己渴望得到意中人的感情，是十分自然的。这种兴的手法，成了诗人抒情达意的良好工具，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行云逝而无语，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意夫人之在兹”是一种假想，实际那美女并不“在兹”。托行云述怀致意，是诗人把“行云”人格化。但是“行云”毕竟是无情之物，不能帮助诗人传语致意。这些都是借用假想来抒情达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
这篇赋是多情的诗人追慕理想异性的美好感情的自然流露。就此而论，而不啻一封大胆的求爱书。其感情真挚、热烈之程度，可谓前无古人！这种一往情深的爱情表白，不但无可非议，相反地却可以看出在作者身上并没有太多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因此，鲁迅对这篇赋是充分肯定的，他说：“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业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园》）。
本赋在艺术上也达到高超的境地。它继承并发扬了前代辞赋的优良传统，既吸取了汉大赋排比铺陈优良传统，使之具有磅礴的气势，又进一步发展魏晋以来抒情小赋凝炼、清新的特色，使之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结构跌宕起伏，富于变化。开始，写诗人愿和那美女交言，但接着又怕冒礼，这是第一次挫折。然后写“十愿”，但每一次幻想都未能如愿，最后诗人在屡遭失意之后并不甘心，仍要追求下去，为此有徘徊于南林，等待时机。因此此赋在结构上既三起三落，一层深似一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语言上，采用了多种修辞方法，既简洁、华美，又富于感情色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诗人以一连串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对想象中美女的钟情，“十愿”虽有效仿前人的痕迹，却显示了作者极大想象力创造力。凡是能同美女接近的东西，他几乎都想出来了，不仅新颖、贴切而且这些比喻排列的顺序也是经过精心安排，从写法上从头到脚，从身上饰物写到身边之器物，可谓由近及远，但从感情上发展看由浅入深，越来越热烈。并且作者将比喻与排比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使文章回环往复，给人缠绵悱恻之感；而且由于极力地铺陈泻染，也增强了赋的气势。借景抒情，思与景谐。如最后一段描写明月、秋风、繁星、寒霜等，不仅辉映出抒情主人公的徘徊身影，而且很好地抒发了作者无限思念的深情，使抒情形象和作者感慨融为一体，浑然不可分，善于以传神之笔，刻画鲜明的艺术形象。在塑造人物上，作者注意描绘人物的外美与内美，特别是刻画美女的眼睛和神态，这样一来，一位既有秀美之仪态，又有高洁之节操的美人，再加上一双娱媚动人的美目，便跃然纸上了。
通过这些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归田赋》和《归去来分兮辞》，《定情赋》和《闲情赋》两类题材各自的异同特点，各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张衡开创田园题材，东汉第一个写抒情赋的作家，又是六朝骈文开山祖。因此影响深远，陶渊明仿《归田》而“绝唱南北”，并且他的绝情佳作《定情赋》真情实感的表达，实属开创罕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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