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合作制度化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分析了东北亚进行合作的诸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据此就得出东北亚将走向合作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事实说明了一切，东北亚合作至今仍停留在由非制度性的经济联系机制（贸易、投资）带动的低水平的合作上，尚没有形成稳定的结构性系统。直到目前为止，东北亚无论哪方面的合作都尚处于一种无组织的不稳定状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形成的呢？形成地区合作体制的理论对合作问题的探讨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一、共有理念与制度创建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认为，制度的构建需要共有理念作依托。制度不仅仅是物质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共有观念、共同的政治文化。在诺斯看来，这种非正式制度制约着人们的人际关系，调整人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制度选择。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则进一步把理念、文化、知识作为分析的起点，强调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结构不是新现实主义的物质能力分配，而是观念的分配，经过观念分配形成的共有知识、共有文化和共有观念对国际政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
反观东北亚地区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却不那么令人乐观。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地缘的相关性，长期以来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三国在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并没有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整合，培育出属于本地区的区域意识，使本地区的地区认同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导致该地区目前共有理念的严重缺乏。这种地区认同的缺失不利于东北亚共同价值观、内聚力和相互信赖的形成，也不利于东北亚区域合作向前推进。这种共有理念的缺失与下述因素有关。
其一，东北亚主要国家在自我定位方面偏离“东北亚”的区域意识。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向西方学习，迈开了“脱亚入欧”的步伐。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人在接受来自西方的“亚洲”这一概念时，就一直存在着“是从人种的观念出发还是从所谓的文明的观念出发”的内在矛盾。从人种的观念出发，日本人不得不将自己归属于亚细亚人种，这使日本人痛感沮丧与无奈。但从所谓的文明观念出发，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人则认为他们已经加入西方列强行列，并力图取代传统文明代表的中国而成为亚洲的新盟主，并以实现西方式近代文明的程度为标准，重新建立亚洲国家的内部序列。尤其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使日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美国结盟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后，日本人再次增强了他们与西方世界的认同。1970年，美国学者奥尔森指出：“日本远在一个世纪之前即跃入西方技术文明的行列。一百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思想和西方事物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① 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许多日本人愿意选择瑞士为另一个祖国。到了9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沟口熊三依旧观察到日本并没有真正把自己看作亚洲或东北亚国家：“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折衷的接触点为立足点。”②日本就是这样始终在“亚洲的一员”和“发达国家的一员”之间摇摆，其国家认同感“在亚洲与欧美的夹缝中尚未定位，也不成熟”③。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在近代以前一直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长期处在受侵略和压迫的从属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东北亚形成以中苏结盟的方式与美日韩联盟对抗。并曾一度将自己置身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位置，过分强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忽视了自身的不足，对日本和韩国的发展视而不见，一概斥责为虚假繁荣。但这种方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激烈的革命运动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非常严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与不足，纠正了对自己的过高评价，开始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与贸易活动，注意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专注于本国国内的事务，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挫折和苦难，让国人重新燃起了民族复兴的渴望。因此，尽管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往来在不断加深，但中国现阶段的目标是尽快抓住机遇实现民族振兴，关于与日本、韩国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
韩国在近代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的扶植，在文化上反映的是一种传统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一种状况。20世纪80一90年代，韩国的一些精英人物公开声明在文化上韩国属于东亚的一个例外。在军人政权统治时期，在野党领袖大力提倡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概念对韩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普遍意义，在韩国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后来产生的民选政府的领导人非但拒绝谈论“亚洲价值观”，而且不认可与东亚文化的密切联系。这些精英人物再三强调与韩国文化接近的是西方文化而不是东亚文化。金大中就认为，与古代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传统中包含着更多的有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④ 著名企业家郑周永则说：“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曾说过，在远东具备实现民主主义所需素质的国家只有韩国。其理由是韩国人比中国人和日本人更坦率和开放，更具有创意和进取精神。我完全赞同这个学者的观点。……通过民间主导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我想我国肯定能走向欧洲式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⑤ 战后的东亚，“韩国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日本。韩国反而认为，在争霸依然的东亚地区，通过脱亚人欧的努力，才能走独立自主的路。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越来越得到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⑥
所以在三国的发展历史上，都有认可西方国家，主动或被动改造本国文化的历史。这种文化发展道路把各国的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割断了，造成了这个地区缺乏文化认同和内聚力。
其二，民族国家意识凌驾于“地区认同”之上。
地区认同或区域意识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种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住的人群所共同产生的认同意识与归属意识。这种归属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从而能够将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定义为共同利益。⑦
东北亚在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对世界的认识迥异于西方。以居于东北亚区域核心的中国为例，中国只有天下观念，而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正是这种认识奠定了东亚朝贡体系的观念基础。这一点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问题，只有等待另一种文化来时，才会产生认同的观念。”⑧
在中世纪的欧洲和18世纪以前的东方世界，地区经济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欧洲从11世纪开始就孕育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世界。而东亚至少在18世纪之前，还存在一个被后人称为“汉字文化圈”的经济世界，南亚存在着印度经济圈，莫斯科公国则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地区经济。在地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主权国家，也不存在民族国家意识。到19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地区经济全面让位于国家经济，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构成单位，地区意识也全面让位于民族国家意识。
近年来，这股新民族主义潮流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回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宣扬“大和魂”会丢掉位子；而今天，日本政要屡屡跨越政治军事禁区却得到国内阵阵应和声。日本当局借助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的机会，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立法，实质上已经使日本和平宪法空洞化。2003年春夏之交，日本制定《有事法制》，发射间谍卫星，加紧研制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甚至研发核武这一往日的“禁忌话题”也公然提上桌面，这些不断突破禁区的言行背后，没有其国内涌动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小泉政府正是通过强化民族主义诉求的方式来走上较为激进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参拜靖国神社也只不过是日本增强的新民族主义的外在体现。参拜的真正目的是提升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其强国梦。
总结上述东北亚地区中存在的种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东北亚的民族主义使得地区合作的观念和认同的形成较为困难，有效的合作机构难以组建；第二，在冷战时期丧失意识形态判断基准的东北亚国家，冷战以后不得不把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因此，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更为内向和消极，成为追求自己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工具；第三，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合作观念和认同的弱化，使得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不信任和猜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有非理性化的倾向；第四，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导致地区合作观念和认可性的缺乏，地区的合作形态停滞在培养信赖的初级阶段。这对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第五，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和集体认同的形成不利。对东北亚区域内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存在共同利益，或东北亚是一个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多数东北亚人还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将“东北亚”由一个地理概念上升到一种具有高度心理认同的文化概念，还需要中日韩三国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深刻变革。
其三，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依然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了，世界各国的战略重点都发生了转移，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显然冷战和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构成一种因果变量。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表明，⑨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之争体现了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作为影响东北亚安全与合作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的朝鲜半岛问题，就始终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朝韩双方仍未从冷战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南方尽管改变了吸收统一和促使北方走向崩溃的政策，代之以“阳光政策”，但最终的目的仍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和环境，使朝鲜自身发生变化，从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全民族的和平统一。况且南方的“阳光政策”还受到美国的制约，没有美国的支持，其成效也很有限。
同样，中日之间的问题尽管存在着历史因素的困扰，但冷战思维继续在中日关系中产生负面影响。面对中国的崛起，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利益上对日本而言都是一个挑战。表现在对华关系上，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多方遏制中国的发展进程。本着这种防范的心态，日本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时往往和政治挂钩，并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可见，只要该地区中的有关国家不能消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摈弃冷战思维模式，转变“认知图式”，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合作就会受到阻碍。因此，要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发展，就必须从构建各国的共有理念着手，彻底转变各国对各自的身份和利益的认识，才能使合作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其四，文化的多样性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共存。
与欧洲相比，东北亚地区各个民族虽然在人种学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但由于历史上缺乏强有力的宗教整合等原因，东北亚文化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在文化上仅仅存在较为松散的联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谈到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时曾说：日本是孤立的。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⑩ 虽然儒家文化曾传播到东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但在不同国家渗透程度也不尽相同，在理解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中国的儒学与忠恕相联系，最终发展为文人宗教，日本儒学与义勇相联系，最终发展成为武士道。(11)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各国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差异性甚至大于同一性。
不仅如此，东北亚地区还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这一方面是指地区内国家中接受西方文明的趋势在不断扩大，不利于东北亚区域意识的整合；另一方面是区域外国家利用西方文化对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趋势发起的抵制攻势所带来的影响。
日本的价值观念“西化”的色彩十分浓厚。如果说，战前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实践表明日本抛弃了东方传统的王道文化，归顺了西方新兴的霸道文化，那么战后日本则义无反顾地归顺了西方的商业文化。二战结束后，韩国基本上是一个儒学传统下的佛教国家，人口中仅有1％是基督徒。到1957年，基督徒人数也只有120万左右。但到2002年已经有40％的韩国人加入到基督教行列，人数达到1400万—1700万。可以说日本和韩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化，而这一过程本身就导致了东北亚思想文化的分裂和断裂。代际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东北亚认同的降低。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多的日本和韩国青年推崇和认同西方文化。日本企业家松尾聪就曾指出：目前，日本面临着教育上的危机，新一代人与老一代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难以进行，新一代人对欧美音乐、电影、娱乐的追求，超过了对本国文化与亚洲现状的关心，甚至也有许多年轻人将自己规定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名世界主义者。(12)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东北亚意识的淡化。
对于来自区域外的文化挑战，被多数学者用“文明的冲突”来形容。冲突论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化的差异具有永恒性，东西方文化天生相斥。英国学者吉卜大林曾一语惊人：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美国学者亨廷顿根据冷战后文明内部以及文明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13) 因此他大胆地预言：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进一步指出，未来世界格局将由不同文明间的对立互动，特别是西方文明同走向联合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抗构成。(14)
从文化传播学上说，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更多地反映了民族、社会或国家的观念形态。如果不存在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文化之间就不会出现融合或冲突的问题。文化发展的意图是多重的，有的是社会共同生活所必须的，有的是为了推行“德行意志”，(15) 有的则是为了影响、控制或主宰其他社会群体、民族或国家，即德国著名学者哈贝玛斯所说的“宰制”现象。此外，文化主体的文化行为也可分为基于生活经验的文化行为和基于反省思考的文化行为。反省思考的作用之一，就是对价值和工具进行自我评价以维护或改变行为方式。在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有些文化主体在权力意志的推动下，往往对内抬高自己，对外则无限贬低异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冲突成为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
其五，抹不去的历史情结。
中国人对历史的认知有别于日本人。中国人比较重视历史，中国人观念中的历史是白纸黑字记录的事实，是非常庄重的，是不容篡改、不容亵渎和不容否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在日本的文化中，对历史远没有像中国这般顶礼膜拜。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因此，历史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便产生不同的历史观。中国人认为历史虽为过去发生的事，但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所以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更有“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等说法，即一个人无论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历史都将会做出评判，其影响都不会因他的过世而灰飞烟灭。这其中的含义即是有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认识当前事情的倾向。强调一个人的行为、某事件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情景，而是有超越时间、超越当时情境的意义。而日本人对个人行为的判断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的情境而较少与历史相联系。对于过去，日本的说法是“结束过去、开创未来”，更多地强调要尽快忘记历史。这种对历史的认知自然不会使日本有过重的历史包袱。因此，要使得上述历史问题彻底解决，日本就应转换观念，以尊重历史和负责任的态度面对亚洲各国，才能被亚洲国家所接受。
在历史的认知问题上中日两国还存在着道义与责任的冲突。
中国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侵害，采取的是不要日方赔偿，而要反省和道歉的态度。具体的表现就是双方在建交过程中，中方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的要求，日本只要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向中国人民悔过即是。中国在谢罪与赔偿的问题上采取了将二者分开的做法，即只要谢罪不要赔偿。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交往模式的反应。(15) 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假设：即对方也是一个和你一样的“仁德之士”，他能理解、接受、并赞赏你的这种做法。这无疑是对对方道德水平的一种高要求。很显然这是一种不理性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道义与法律的界限，将一些理应诉诸法律的问题推到了一个“道德”、“人情”的领域。一旦对方不能遵循这一规则，你将无可奈何，失望和愤懑是必然的。在对待日本赔偿的问题上，就是让一个本应简单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国家纠纷。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了经济上赔偿的要求，并没有带来日本承担道义责任的后果。相反在日本人看来：如果日本真的有错，中国为什么不坚持索赔？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既然有错，就一定要赔偿。所以承认战争的罪行，就要担负赔偿的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此，日本就会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背上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有更大的“债”，即日本人今后在外国人面前永世抬不起头来。(17) 基于这样的认识，要让日本对其所犯的侵略罪行说“不”，显然是很困难的。
因此，中日之间的分歧是根植于双方文化理念中的不同的价值取向造成的，只要这种传统的文化价值不能趋于认同，中日之间的隔阂就很难消弭。
因此，东北亚目前尽管存在着一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众多促进合作的有利因素，但在共有理念这个推进合作进程的核心问题上，若不能建立起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东北亚的合作就很难有效地进行。东北亚合作首先面临的是共有理念的构建问题。
二、东北亚的区域意识与东北亚的政治和解
依据前面的分析，要推动东北亚合作的发展，必须从重新构建各国的身份认同着手，培养东北亚的区域意识，区域意识的形成对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意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无论如何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首先是东北亚区域概念的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相继成立了有关东北亚的研究机构，并获得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东北亚作为一个区域概念是否成立，首先在学术圈内获得讨论。美国学者亨廷顿从东北亚文化传统视角揭示了东北亚区域形成的可能性。斯卡拉皮诺则把东北亚设定为“自然经济区域”。(19) 中日韩学者普遍认为东北亚的区域概念应该成立，“东北亚经济圈”或“东北亚社会经济圈”是一个客观存在。学者们不但明确提出了东北亚这个概念与东南亚的区别，而且提出了“需要重新认识历史”、“必须构筑哲学理念”等有关东北亚合作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有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构想也相继问世。如日本提出的“环日本海合作理论”，中国提出的多种东北亚合作的构想。
其次是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儒教文化与东亚现代化的讨论有关。经过讨论，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了“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及其成就，并提出了东亚共同经济圈建立于共同的文化——儒家文化的地基之上，儒家道德是东亚人共同的意义之源，儒教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等观点。可以说儒家文化的讨论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重视家庭，尊重权威，强调纪律和社会秩序。杜维明指出：东亚人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因素归功于儒家思想，是长期感到被西化压制的东亚人的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或“归属感”的表征。⑩东亚地区关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对东亚区域意识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陈廷湘指出：“如果说共同利益是东亚区域意识形成的直接动因，那么这场对东亚各国共有文化精神的讨论则是为之建筑深层心理和情感的基础。”(20)
其三是亚洲人作为一种集体认同逐渐超越了其统计学的意义，而上升为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群体。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各国和地区出现了冠以“亚洲”、“东亚”或“东北亚”名称的官方和非官方的组织机构、会议和论坛，还有各种电子媒介和印刷媒介的不断增多，都表明东亚在重建它们的精神家园。
东北亚区域意识的形成还需要各国从整体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实现东北亚的政治和解。
一是朝鲜半岛的和解。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长期以来奉行的现实主义认知模式，导致了双方长期的敌对状态。金大中上台后，在总结和反思韩国列届政府北方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与北方实现全面接触的“阳光政策”。“阳光政策”实质上是对双方身份和利益的重构。金大中放弃了韩国列届政府坚持的“并入式”同一模式，首先改变自己作为朝鲜“敌人”的身份，要超越思想、观念和制度的不同，谋求民族的和解、团结与合作。
2003年8月27日，在中国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得以在北京成功举行，尽管朝鲜未有准备愿意接受严格的国际核查和彻底无核化或非核化的表示，美国也强调只有在朝鲜经过不受朝方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国际核查，彻底非核化之后，才能得到美国正式甚或法定的对朝安全保证。(21)使得六方会谈的成果很有限。但在这次会谈中，各方的基本姿态都是积极的，美朝双方表达了不少建设性的信息，如美国强调和平解决核问题是应该也是可能的，美国无意威胁朝鲜，无意入侵和攻击朝鲜，无意更迭朝鲜政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逐步走向美朝建交等；朝鲜方面表示渴望和平，愿与所有国家建立友谊，无核化是朝鲜总的目标，拥核不是目的。只要美改变对朝的政策，不再对朝鲜进行威胁，朝鲜可以放弃核计划，朝鲜愿与美和平共存。(22) 美朝双方能够坐在一起谈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它使朝鲜核危机问题上面临的困境转换成反复博弈的模式，使危机得以缓解。各方同意继续六方会谈的进程，表明这是一个有利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机制。
二是中日关系问题。中日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为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相互作用。一直以来，双方在如何认识近代日本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问题上，如对慰安妇和二战劳工的赔偿、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其中的关键仍是个认识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建构主义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的认识论工具。由于国际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自助体系，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间互信不足，一国在寻求国家利益时遵循“理性自私”的原则行事，结果往往陷入困境之中。对于日本来说，应该尽量规避狭隘的双边角度与零和游戏的机械思维，通过切实的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的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而言，任何对抗的发生和扩大均会对双方造成损害，这就在客观上预留着政治解决的空间。关键是如何利用这个空间，以创造性的方式消解对抗。
构建两国的文化认同首先要重新构建两国的身份认同，实现中日两国的政治和解。进一步加强各种伙伴关系的建设是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伙伴关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各种矛盾和对立的化解，但是，由于伙伴关系的确立，使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伙伴或朋友，在这种理念主导下，双方在处理问题时就有了一种亲近感，营造了一种宽容、豁达，协调解决问题的气氛，使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相反。日韩通过建立伙伴合作关系“了结历史”的做法，不仅在东北亚地区，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都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无论是目前还是今后，不管是构建合作的共有理念，还是解决实际问题，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次是积极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这种交流活动可以从国家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次进行：
在国家层面上，首先，尽快改变中日领导人互访中断的情况，建立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定期对两国关系进行最高层次的会谈。不仅仅是在东盟＋中日韩峰会或APEC峰会上两国领导人进行短暂的会晤，还应该建立两国领导人在这些机制之外的（最好是定期的）会晤机制，以便及时全面的就两国之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磋商。正如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和中—欧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那样；其次，国家可以主导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比如举办各种文化节、文化年等，这方面的例子有中国和法国分别举办的法国文化年、中国文化年等；再次，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等派出机构可以在驻在国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以加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各种展览、影视艺术、交流座谈等形式使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两国文化。
在具体机构层面上，首先，两国家都有相应的主管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可以加强联系，尽可能多地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活动、向对方国家推介自己的文化，并接纳和引进对方国家的文化活动或文化成果。其次，两国之间已经结成了许多姊妹省市，这种关系可以继续发展，并通过这些姊妹关系加强两国省市层面的文化交流，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了解对方。再次，两国的政治团体之间的交流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政党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个人层面上，首先，个人应该有意识的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以及各种风土人情，在心理上拉近彼此的距离；其次，公民个人应该更多地参加各种旅游、交流等活动，加强对对方的直接了解。当然，个人层面上的文化交流要取决于以上两个层次的活动，需要国家和各个具体机构的引导和提供便利条件。再次，利用民间团体，大力开展民间外交，增强三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的相互访问和交流。各大学的相应研究机构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推动力量，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以及各种形式的人员交流，带动整个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加强学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的交流。促进学者、学生交流的方法可以有：设立基金（无论是共同基金还是单方面设立的基金）来资助相关学者、学生进行访问学者、交流学生等形式的交换访问；并且可以互派学者到对方大学进行长期的讲学；在大学内开设专门的以对方国家为对象的研修班，深入介绍对方国家的各种情况，增强大学生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北大亚太研究院每年开设现代日本研修班）；每年定期召开各国学者、学生间的交流活动，可以轮流在各个国家召开，一方面增强大家的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增强对会议主办国的直接感性认识。
注释：
① L.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
② 沟口熊三：《现阶段及21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课题》，载李玉、汤重南主编：《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③ 大野健一：“建议：ODA要以两种态度对待”，http://www.cn.emb -japan.go.jp/2nd% 20tier/l5ribenuntan/ech0020307.htm。
④ 参见《金大中哲学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51页。
⑤ 郑周永：《我的“现代”生涯：郑周永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272—273页。
⑥ 李晋吾：《东亚文化的生态关系与合作方案》，载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⑦ 张蕴岭主编：《世界区域化的发展与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⑧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⑨ 笔者对近几年来国内有关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略加查阅，有以下所获：陈钢：“试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载《国际政治》，2000年第1期；杨光斌：“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载《国际政治》，2000年第2期；刘文秀、陈绍锋：“浅析当今美国的冷战思维”，载《国际政治》，2000年第2期；赵毅：“试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张骥、李辉：“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冲突”，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杨阳：“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威廉姆·卡拉汉（W.A.Callahan）：“文明与跨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丁冬汉：“霸权与国际关系理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6期；李文：“美国与东亚在经济安全领域的相互认知”，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9期。
⑩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1页。
(11) 张蕴岭主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12) 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77页。
(15) 转引自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16) 尚会鹏、徐展阳著：《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7) 尚会鹏、徐晨阳著：《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8) 参见李伟：《关于东北亚概念及其架构之初探》，载古厩忠夫还历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日关系多维透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396页。
(19) 钟志邦：《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展望》，载《儒学与21世纪》，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940—941页。
(20) 陈廷湘：《儒学认同与东亚区域意识的强化》，载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21) 时殷弘：《北京六方会谈与中国外交作为》，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
(22) 新华网：《和平解决的进程已经开始》，http://www.sina.com.on 2003年08月29日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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