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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弄权渎职、铺张浪费等等的总称。其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贪污贿赂。人们常常喻之为毒瘤、癌症、瘟疫、祸水。20世纪进入90年代以后，一场反腐飓风席卷全球。世界上有13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了反腐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上至总统、首相，下至普通公务员，被指控有腐败行为者，纷纷落入法网。欧洲的意大利自1992年开展“净手”运动以来，已调查出涉及行贿受贿的资金约三四十亿美元，受牵连者达3000余人。已有3名前总理、数百名议员、5个政党领袖因腐败受审。在亚洲的韩国，金泳三总统发起的清除“韩国病”的“不流血革命”也已进入第五个年头，3000多官员因腐败行为被罢免，两名前总统被判重刑。一个个贪官污吏如“苍蝇贪食，死在蜜里”。
承前启后的1996
1996年是世纪末反腐败运动承前启后的一年，许多重大的历史性审判相继进行。意大利3位前总理相继受到了审判：1月份，对安得烈奥蒂的审判在意北部小城帕多瓦重新开庭，这场审判被意大利人称为“世纪审判”。同月，贝卢斯科尼也因贿赂罪受审。4月，意第三位前总理、62岁的克拉克西因在米兰地铁工程中接受大量贿赂，被判处8年零3个月的监禁。这是克拉克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四次因受贿被司法机关定罪判刑，累计刑期已达26年零3个月。韩国的“历史性审判”8月26日举行，汉城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等16名被告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全斗焕死刑，罚款2259亿韩元；判处卢泰愚22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罚款2838亿韩元。甚至连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等9名企业集团老板也因向前总统卢泰愚提供巨额秘密政治资金皆被判处有期徒刑。12月16日，汉城高级法院又对全斗焕、卢泰愚作出了二审判决。全斗焕的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卢泰愚的22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被改判为17年。
在意大利和韩国的审判中，克拉克西认为，“回扣”人人拿了，不算犯罪，他是为党谋“利益”。卢泰愚则承认，在韩国，从经济界收取国家预算之外的“政治资金”是最高当权者的惯例。看来，意、韩的两次重大审判不仅是对两位前当权者的审判，也是对有关贿赂的含糊观念的“正名”。
6月，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宣判该国前总理安德烈斯·佩雷斯因非法挪用1700万美元秘密资金而触犯刑律，从而使这位拉美第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改革家变成了贪污犯。印度国大党受“简恩贿赂案”影响，在5月的大选中失利。两个月后，拉奥本人因其家庭卷入一起高达数千万美元的化肥合同丑闻而成了人们注目的对象；9月，这位刚失去总理宝座不久的拉奥又不得不“为了党的利益”，忍痛辞去国大党主席一职。10月30日，印度举行了该国人民所谓的“历史性审判”：印度中央调查局对拉奥与巫师钱德拉斯瓦米诈骗旅英印侨帕达克10万美元案、收买查甘兰解放阵线议员案等分别进行起诉。
此外，乌拉圭前经济部长恩里克·布拉加因被指控犯有滥用职权罪而锒铛入狱。匈牙利发生的“托奇克事件”则是国家财产“私有化”过程中贪污受贿之风盛行突出的一例。事件曝光后，舆论哗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工商兼私有化部部长舒奇曼被解职。在巴基斯坦，贝·布托政府也因涉嫌腐败被莱加里总统11月5日宣布解散。（上）
铲却还生的毒草
腐败是铲却还生的毒草，消除腐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韩国的腐败丑闻并没有因为对全斗焕、卢泰愚的宣判而绝迹。去年10月，国防部长官李养镐因涉嫌受贿和泄露军事机密罪，被韩国大监察厅拘捕。11月初，金泳三总统被一系列涉及政府官员腐败的丑闻激怒，发誓要开展新的反腐运动。就在这位总统“发誓”后不到一周，保健部长官李圣浩又因卷入受贿丑闻而于11月13日被迫下台。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去年底，连上任才7个月的总理普罗迪也遭到营私舞弊的指控。在日本，尽管近年来先后有共和贿赂案、佐川贿赂案和金丸信偷税案等影响整个政坛的大案纷纷被曝光，但一些利令智昏之徒并未悬崖勒马，引以为戒。去年大选结束后，又爆出两大丑闻：一是参议员友部达夫的后援团体非法集资，坑害百姓；一是大阪的泉井石油商会负责人泉井纯一因偷税和对35名国会议员行贿7000万日元而被捕。
拉美国家反腐运动开展得也比较早。1993年8月，拉美国家领导人在哥伦比亚召开了关于反腐败的讨论会。会上估计，拉美国家每年被侵吞的财富达210亿美元之多。因而，在次年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各国元首宣布把向贪污腐败开战作为90年代的目标之一。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1992年12月因被指控腐败而倒台。而委瑞内拉总统佩雷斯又紧随其后，也因挪用公款受到指控。另外，哥伦比亚国防部长，厄瓜多尔副总统、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因腐败相继“挂冠”而去。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去年也以其兄滥用职权而受牵连。但是，这一切都未能改变“目前的腐败之风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要普遍”的舆论反应。在墨西哥，光天化日之下，警察们竟敢在大街上敲诈勒索，搜刮民脂，引起众怒。
腐败的毒草不仅远未根除，而且只要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肆意蔓延。曾经一贯以廉洁自豪的德国，如今腐败的毒草已大面积滋生。德国总理科尔的基民盟在联邦议院中的党团副领袖肖尔茨说：“在德国，几年前腐败还是外来词，而现在腐败日趋严重。”贪污受贿案件的日益增多，使科尔政府十分担忧。据说，政府已计划加重对受贿官员的处罚。德国人担忧的是，很少有受害人揭发腐败行为，因而被曝光的仅是极个别案件。这无疑为德国的反腐败运动增加了许多难度。
在腐败问题上美国也非一片“净土”。去年，《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伦·辛普森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发表文章认为，“经常提到的其他国家的政治腐败现象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基本上未加报道”。他们还指出，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制定了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反腐条例，但是，“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去年的那场大选中，当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指责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接受了一对印尼夫妇42.5万美元的捐款时，克林顿竟“一笑了之”。事后也只能回敬一句：“共和党也接受外国支持者的捐款”。
由于行贿受贿的双方当事人皆有利可图，阻止贿赂行为也就显得困难重重。“当政治家被看出有腐败行为时，公务员会很快学会他们的坏习气。贪污腐化就这样由上及下滋生开来。”这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阐释腐败产生根源的“一孔之见”，其与“上梁不正下梁歪”之中国俗语如出一辙。
社会机体的癌症
腐败古已有之。早在18世纪欧洲各王朝中就已司空见惯，如卖官鬻爵、私吞税款等，不知为什么，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据估计，由于腐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了30%。世界经合组织的官员感叹说，每年有数十亿美元被官员私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预言：“下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将来自银行危机”，而贪污腐败是引起银行危机的重要诱因。他说：“贪污腐败是把穷人的钱转移到富人手里”，“是对那些本来资金就少得可怜的低收入国家的盗窃”。去年3月，乌干达发展银行就因不能如期收回到期贷款而濒于破产，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
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曾向世界上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不消除腐败，将停止经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肯尼亚中央银行的3亿美元“不翼而飞”而暂停了2.2亿美元贷款的事件，就是对这一警告最好的注脚。
由于腐败，生意的成本、合同的价格抬高了，从而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使经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在被外国投资者称为没有“游戏规则”的保加利亚，不贿赂当事人就无法办事。小商小贩们只要贿赂海关人员，就能提出属于别人的集装箱。在阿塞拜疆，由于政府官员向外国投资者索贿，使外国投资者对阿塞拜疆里海之滨丰富的石油资源敬而远之。
腐败还使社会道德沦丧，使人民不再信任政府，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南非纳塔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克里特高说：“腐败的真正代价是造成道德败坏”。愿意大利天民党元老、七任政府总理、参议院终身议员安德烈奥蒂，竟然是“保护黑手党利益”、“参与黑手党犯罪活动”的恶棍。在日本，自1989年以来已有四位首相因为经济丑闻相继被迫下台。近年来，不少国家对前总统、前总理的审判成了新闻焦点。人们难免会由此产生对政府和政党的不信任感。世界上不少曾长期执政的政党，如意大利的天民党、社会党，印度的国大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党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信仰危机。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曾针对其国内情况指出：“严重的腐败之风是破坏社会信任的一个最大祸害。”
因此，任何政府，无论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稳定政局，都必须消除腐败。如今，不少国家，如印度、厄瓜多尔等，政府首脑在就职演说中都把惩治腐败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卡洛斯·拉赫在去年7月颁布国家工作人员26条戒律的签署仪式上，甚至把贪污腐败称之为“背叛祖国的行为”。今年新春之际，俄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应宣布1997年为俄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年。（中）
全球反腐的启示
当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在反腐斗争中学会了反腐和防腐。
首先，许多国家逐步设立了专门的廉政监督机构，制定了各种完善的反腐防腐的法律条例。廉政搞得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不但有《防止贪污法》，而且还设有直属总理领导的“反贪污调查局”。“反贪局”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逮捕任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瑞典也有相似的机构和法律。瑞典《反贿赂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接受价值200克朗（1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以上的礼品，否则就被视为受贿。目前，这些措施已被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去年6月，联合国也制定了打击官员行贿受贿的新计划，通过了《政府官员国际行为准则》草案。
其次，在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各种监督，包括政党之间的监督、新闻媒介的监督、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不少国家特别注意公务员财产透明度，如法国的《资金透明度法》规定，政府官员、地方高级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5天内，向有关部门提交一份财产状况清单，每3年对其财产变动情况作一报告，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这种做法为监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西班牙和日本，舆论的强大攻势使一些腐败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实践证明，加强各种监督是反腐防腐行之有效的措施。
其三，贪污腐败越来越国际化，因此，国际反腐组织的建立成为必需。1993年5月，在德国柏林成立了“廉政与反腐败国际”，次年3月，又在柏林成立了“透明度国际”。前者专门负责监督商界贪污腐败行为，后者致力于反对以权谋私和行贿受贿。1994年5月，经合组织通过了一个《关于国际贸易中行贿问题的建议书》。次年10月，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性非官方专业会议。
去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通过了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宣言，在11点计划中，第十条就是“确保法治，加强公共部门的责任及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来实现良好的管理”。因为使其赃款合法化是犯罪分子的最终目的，所以，抓住那些通过国际金融流通洗钱的黑手是打击腐败分子的重要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利用计算机系统密切监视全球各地巨额资金流动的复杂情况。现在，已有美国等24个国家建立了打击金融犯罪网络。
全球反腐败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教训。首先，清除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人们原以为意大利的“净手”运动将“开创一个廉政的新时代”，然而，过高的期望值换来的却是“贪污腐败现象似乎并没有减少”的失望。在韩国，金泳三“不流血的革命”开始后，“匡正大棒”漫天飞舞，仿佛所有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罪人”，结果，“亡国病”不但未能彻底根治，而且发展到现在，手段更加“智能化”、规模更加“巨型化”。其次，打击腐败的活动必须具备现代司法机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司法机构是反腐的重要武器。据认为，司法机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没有保证是拉美国家反腐败没有取得显著成绩的根本原因。据报道，阿根廷梅内姆政府的95名官员，因卷入贪污案受到审查，但只有3人被宣判有罪，其余不了了之；巴西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经济案件只有5%的被告进了“铁窗”，其它则悬而未决，原因都是司法机关经费不足。而意大利的法院审理的案件本来就不少，“净手”运动后，案件增多，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质量。
回顾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腐轨迹，可以看到阵阵飓风摧毁了一些黑暗、肮脏的腐败堡垒。但是，要想彻底扫荡污泥浊水，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很艰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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