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明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3—0174—05
如果对先秦以来的文学历史进行高度的逻辑概括，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文学是一个文史哲混融不分的阶段，魏晋六朝则是文学试图独立于经、史的阶段，唐宋古文运动则表现为混融与独立的双向异动。从这三个阶段的总体发展趋势看，一方面，由于“文以明道”及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占主导地位，使文学的独立意识受到压抑，文学呈现为一个多元混合体，从而形成一种大文学观；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文学情感和文体特征以及文学技巧的不断强调，使文学的独立性愈加突出。由于中国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文学都处在经史、文道、文史三个范畴所构成的学术情境之中。其中，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明中期以降。兴起了广泛的文学复古运动。文学复古借助史学资源展开，成为复古派的一个理论和实践支点。自此以后，文学借助史学不断扩充，文学得以突破道统的制衡、突破理学的藩篱，并逐渐向文学的独立价值方面发展。但到晚明，史统却被简单地文学化了，文的趣味超越了史的思想。史学的文学化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的独立价值也随之提高了。
一
经史关系是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命题。就起源而论，经史同出一源，这在宋元以来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载道虽高于载事，但从功能上看是并列的。在“道统说”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史统要比文统有更大的空间。当文学要求有所变革时，借助史统资源便成了自然选择，更何况在文章统绪中，史传文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明初，朱右在《文统》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章统绪——经是源泉，是“千万世之常经”；诸子则有诞杂之弊；文章则自贾、董以来皆有志于斯文，但直至韩愈才能“追配古作”。其中，史传占有重要地位，《史记》、《汉书》并称为“后世之准程”；韩愈的成功即在于他能够“本经参史”①。朱右受到元人重视史传的影响，在尊崇经的前提下，构建了一个开放的文章统系。在这个体系中，史传被视为文章之一端。宋代以来盛行的“文统说”在道统的统摄下、在与道统的交融与抗衡中吸取史传文的实践经验，以六经为源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文章统绪。在这里，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
当然，道统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王祎认为“道与文不相离”，“文与道非二物也”，主张“文不载道，不足为文”②；他十分推崇司马迁和班固，认为“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常。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矩矱”。但他又提出世间之文有两种：一种是纪事之文，一种是载道之文，但“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末也”③。可见，史统无以抗衡道统，与文统一样都是道统的附属。元末明初的文统受到道统的巨大影响，宋濂在《华川书舍记》中就将文统与道统合二为一：
自是以来，若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④
文统与道统合一实际上是文统依附于道统，文章渐失去自主性、独立性，成为道学的附庸。尽管《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诸书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六经是根本，诸子、史传只能以补充的形式出现。
明初以后，理学化史学观十分流行，其标志是朱熹《通鉴纲目》在史学界确立了无可争议的地位。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凡例》即明言其书之纂辑“一以朱子凡例为准”⑤。明初史书编纂受到政权的干涉；历史的价值仅在于借鉴。于是，自明王朝建立以至宣德年间，史鉴书长盛不衰，《明实录》中共记载有二十九部史鉴书。但史学处于政治的干涉之下，史学的价值仅体现在教化和训诫，足见史统之衰。⑥
随着道学衰微，朱子之学亦渐失人心，同时也失去了对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与此同时，文坛上文学意识增强，并逐渐摆脱了道统的掌控。但文统的自立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统的重新发现与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就整体而言，明初文学和史学的衰落是无庸讳言的。但古学复兴也已初露端倪，这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待史传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鏊在《重刊左传详节序》、《春秋词命引》二文中解释了学习《左传》的理由：一是“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烦绳削，有若剩焉而非赘也，若遗焉而非欠也”，“词命往来，亦皆婉而切，简而庄，巽而直”，足为后世法；二是自司马迁以至韩愈、欧阳修都能各得《左传》之精华：“迁得其奇，固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后世，则左氏之于文可知也已”；三是《左传》亦不背经旨，且正可由此进入“经”：“若夫究圣人笔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当求其全以进于经”⑦。这里，王鏊主张学韩、学苏、学《左传》，显现出其独特取向，即对“文辞”十分重视，这与当时流行的对道统的尊崇有很大不同。
弘正之际，前七子派崛起，“所慕尚则动以六经、《左》、《国》、秦汉、六朝为言，如退之辈且鄙俚之置之度外耳”⑧。崇尚六经已不具有指标性意义，学六朝也是专指少部分人，并非复古之主流，唯学《左》、《国》、秦汉才是核心。屠隆《文论》有云：“弘、正之际，学《左》、《国》者，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学《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⑨ 汪道昆也曾说：“弘嘉之际，作者烝烝，秦齐代兴，一禀左氏、司马。”⑩ 康海以学《史记》闻名，朱孟震在《刊对山先生全集序》中说：“嗟呼，文自司马氏以来，作者代起，盖千有余年，而无能得其似。先生崛起弘正间，逸才天授，不假人力，遂升子长之堂而入其室，与李何王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亦间世之杰哉！”(11)《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成为文学复古的目标和核心资源。当然，还有《战国策》，而且对《战国策》的重视和提倡更具开端意义。(12)
为什么史传成为复古运动的师法目标甚至理论支点呢？这是因为其他可以借鉴的资源都面临着枯竭的局面，唯有借助史统才能振兴古学。对这一点，顾璘看得很清楚，他在《赠吕泾野先生序》一文中说：
今天下之师三：曰文辞，曰经义，曰道学。文辞者，选辞炼文，拟量作者，掞国家之章采，诚不可缺，然其务华失实，不底于大义，使人荡而忘本，君子所惧也。经义者，抱六艺之遗，寻绎衍说，涉猎支肤，不为无助，然破裂圣真，假筌蹄以干利禄，一切不求之身，徒美口耳而已。道学者，谈性命之微，别天人之分，虽未必实有诸己。然指示门户，分析幽眇，庶几究大道之实际；及其弊也，立异尚新，不遵先圣之途轨，概执玄论，渎诸僝孺，失区别之教，悖善诱之法，使人躐意高远，废下学而希上达，视二前端，取利差大，其害亦遂以甚。(13)
既然文辞、经义、道学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唯一可资借鉴的就只有史传了。李梦阳则从另一个角度入手，他在《论学》上篇第五中说：“经史体殊，经主约，史主该，……天下好古之士，惑于是，惟约之务，为湔洗，为聱牙，为剜剔，使观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就经学而言，因为惑于六经，便产生了湔洗、聱牙、剜剔之弊。就学史而言，“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直接影响到史传文，就是“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因此，他主张以古文革除迷经惑史之弊：“夫文者，随事变化，错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约，太约伤肉；不必该，太该伤骨。”(14)
复古派是反对理学的，并以此为复古文学理论的核心。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复古派对理学的批判也是借助史学资源展开的。李梦阳在《战国策序》一文中为其辩护时，就强调史之道具有“忠焉质焉”的特点，并且具有多重价值：“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袭智者谲，模辞者巧，证变者会，迹事者该，是故述者尚之。”(15) 何景明《汉纪序》的论证最为充分：
夫学者谓经以载道，史以载事。故凡讨论艺文，横分事理而莫知反说，讫无务贯，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诗》探风谣，《礼》述仪物，《春秋》纪列国时事，皆未有舍事而议于无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顺则理得，事逆则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微焉。是以经、史者皆纪事之书也，但圣哲之言为经尔。故纪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奥，以尽事物之情者，亦难与论于作者之门矣。(16)
何景明认为“经、史皆纪事之书”，将二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强调经史的共同特点是“纪事”。当然，只有“察于性命之奥，以尽事物之情者”才能与于作者之门。李梦阳也强调“述者尚之”，俨然以“述者”自命，同样显示出新的思想动向。
台阁体的主将们主张学习韩、欧；欧、曾之文，着眼点在于论理。他们特别推崇曾巩，认为曾氏能“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所得甚正。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理、道是核心，即黄佐《眉轩存稿序》所说的“道术尚一”(17)。台阁派的创作就围绕着理、道展开，他们并不承认日常生活的价值，毋宁说，他们更愿意将理、道贯注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的凡琐、细微作为生命形态，往往不能尽合于理、道，故本身没有价值。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对欧、曾的认识正合于宋儒主张，因为“夫学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浚画，治外道而衍数，学略敬而饬文心，离事而求体道，析于理气，烦训散经，约哉夫子之学也”(18)，其核心正在“离事而求体道”。而七子派则不认同理学的反日常化和反生活化，更注重日常生活的价值。李梦阳反对理学，《论学》有云：
宋儒兴而古文之文废矣。非宋儒废之也，文者自废之也。古之文，文其人，便了如画焉，似而已矣，是故贤者不讳过，愚者不窃美；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志传其甚矣。是故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故曰宋儒兴而古之文废。或问何谓？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烂然欤？童稚能谈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耶？(19)
李梦阳认为，宋儒所言之理虽耀人耳目，结果却是“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另外，这种童稚能谈的“理”，却是“性行有不必合”，理与实、性与行相悖离，这揭到了理学的要害。他还说：“流行天地间即道，人之日为不悖即理，随发而验之即学，是故摭陈言者腐，立门户者伪，有所主者偏。”道、理、学是三而一的。道行于天地之间，应用于人伦日常即是理，随性情所发而验证理的存在是学术的根本，理不再高于日常，而史传文学正是以对生活常态的观照为其特征。史既能与经并存，各司其职，一主理，一主事，无主从之别，因而能够成为人们学习的对象；同时，史传对日常细节的关注也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而细节的展开是基于史传的叙事性，叙事恰是一个沟通文、史的重要范畴。对宋代以降文章普遍存在的议论化及其对元明以后的影响而言，叙事是人们得以抗衡宋学的根本，而这也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
前七子提倡先秦两汉之文，实质上是想以此抗衡强大的理学观影响下的文统论。此前频繁出现的有关文统的各种说法，这时消失了。所谓文统，在李、何手中分裂为“文”统与“史”统，而且他们所主张的先秦两汉之文，主要属于史学范畴。这是同文统合法性的公开对立，更明示了弘正之际散文经典范式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复古运动对史学资源的借鉴，是在史学相对固守理学化史学的情况下进行的。复古派所做的，只是将史传从文统中剥离出来，为其所用。史学复兴的局面要到嘉靖年间才出现。
三
史学复兴局面的出现是从经史关系的探讨开始的。尽管此前的各种论述也以经史关系为切入点，但未能形成对经史关系的新论述。明代史学的大发展是在阳明心学产生之后，后七子对史学的借鉴也更深入。心学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史关系的重新认识，二是心学化史学观的形成并普及于世。
王阳明对经史关系的论述打破了理学的束缚，他说：
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乎？(20)
王阳明主张经史无二，道事不分，与朱熹主张先经后事，道高于事不同。经史并重，事道不二，打破了尊经轻史之论。在尊经的时代能发出这种言论，亦可谓惊世骇俗。到王世贞便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观点：
夫道存于宇宙之间，奚物而非道？奚事而非道？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21)
万事万物都是“道”，道在百姓日用之中——这与理学所讲之“理”的抽象化、非日常化正好相反。因此，经史关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尽管经史有别，但经史无二，甚至“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道系于史以传。更进一步，王世贞还提出了“天地间无非史”的论断：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牋，曰弹事，曰奏事，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碑，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22)
史的范围非常广，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文体都是“史”，只不过有正、变、用、华之别而已。在“天地间无非史”这个宏观架构下，道系于史、经重于史的观点得到全面支撑，甚至走出了六经中心论。王世贞就曾说过：“吾读书万卷，未尝从六经入。”(23) 而文章为史之变，文史关系被重新界定，文学对史学更加倚重，文学对史学的借鉴便是必然的了。
王世贞身为文坛巨子，又是史学家，他对经史、文史关系有过一个完整的论述。《艺苑卮言》：“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而达之辞。后之为文者，辞不胜而跳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六朝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24) 六经四子是“理而辞者”，两汉的史传是“事而辞者”，六朝则强调单纯的文辞，因而是“辞而辞者”，这是因为“后世始歧而二三之，各立门以相高”才产生了这种分歧。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念初堂集序》中，他指出存在着“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舍事而谈理则空，舍理而谈事则俗”(25) 的现象。他所反对的是“辞不胜而跳诸理”的理学化倾向，这是他一贯的立场。如他对曾巩的批判：“子固有识有学，尤近道理，其辞亦多宏阔遒美，而不免为道理所束。间有闇塞而不畅者，牵缠而不了者，要之为朱氏之滥觞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许之。”(26) 如果“为理所束”，“闇塞而不畅”，就是以理害辞，理学家所倡导的理辞关系就不能成立。理学家文论的核心理论是理、辞关系，为了联通理、辞，便发展为理、气、辞三层关系。王世贞对于理学家文论的颠覆正始于此。他在理、辞之间加上了“事”，以“事”代“气”，构成了理、事、辞的关系。“气”要受“理”的控制，而“事”则具有独立价值。当然，在理、事关系上，他一方面主张不能舍事而谈理，另一方面也提出不能舍理而谈事，应该在理、事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样，也就避免了“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的循环重复。可以说，王世贞建立了一个包括理、事、辞三要素的理论体系，将经、史、文融贯于其中，并且更重视“事辞”，这是他的理论核心。当然，这也不是王世贞的孤论，顾起元在《陈尧勋诗序》一文中将修辞之士与谈学之士相比较，指责修辞之士“意不胜，奈何靡而饰诸辞”，谈学之士“辞不胜，奈何跳而匿诸理”，与王世贞的观点非常接近。可以说，史学的复兴促进了文学复古运动的深化，借助史学资源，以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文学运动才得以再次兴起。
后七子的文章复古理念基本上承续前七子。汪道昆《青萝馆诗集序》说得很明白：“太祖始兴，草昧间作，弘治则李献吉、何仲默，副以徐昌谷诸曹，超乘而前，去鞔近世千里矣。嘉靖则李于鳞、王元美，而徐子与、吴明卿、宗子相参焉。于鳞谓余吾党亟称献吉，恨不与君子同时，不自意结伍从之，取前茅以进，幸也。夫前者崛起，后者代兴，百年之间，骎骎进于大雅，非适逢世，能乎？”(27) 与前七子相比，他们对史籍的认识更深入，并将史学资源融入文学，突出表现在对《史记》、《汉书》两部著作的认识和研究之中。王世贞早在《史记评林序》中就指出：
然自东京以前，往往橅覈其体裁，而阔略于辞法，至陆机、刘勰辈乃稍颂称其文，而后世因之。第名之为小牴而实为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骛绮靡毋论，非指向所在，途轨殊矣。其最称能尊《史记》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过邯郸之步，阳为慕之而阴与悖，又何取也？明兴，皇猷之焕发，与元精之郁浡，倍蓰往古，而其能为太史公者，迩不出英宪，而上不登台阁，学士大夫无不三致憾焉。北地而后，乃始彬彬，盖至于今而闤阓其书。操觚之士，腹笥吻笔，无适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训诂之家所传闻异辞，苦于不能偏，而习者不得于事则姑傅会以文之，不得于旨则姑穿凿以逆之；眯法于篇则姑揜其句，眯法于句则姑剽其字。扶立者持门户，皮相者务影响，栩栩然自谓入龙门之室而不知其辙，望柢柱之杪而背驰矣。(28)
他认为唐宋人虽尊《史记》，但并不成功，这与前七子否定韩、欧如出一辙。自北地一派以来，《史记》才开始为人广泛接受，以至于成为最高最普遍的文章典范。他也指出了学习《史记》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得于事，则姑傅会以文之”的弊端，导致只沉迷于篇法、句法的文字模拟，未能学到《史记》的真精神。在创作中，他们的文章创作也莫不以《左》、《史》为学习对象，如李攀龙：“既以古文辞创起于齐、鲁间，意不可一世学……以为记述之文厄于东京，班氏姑其佼佼耳。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拟议成变，日新富有。今《尚书》、《庄子》、《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29) 李攀龙自己也明确以学《史记》自居，如《答董学士用均》中云：“顾某何人，又至辱所推欤？谓某文章司马子长、西汉诸名家之流。”(30) 王世贞对《史记》、《汉书》最为推崇，自言平生志向“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31)，陈文烛说他“于子长，以意师之，亦可称龙门之大宗乎！”(32)
王世贞的一系列主张，标志着明代史学的复兴；同时，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承续了前七子。在王世贞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影响下，文学复古运动对史学资源的借鉴进一步加深，并最终形成一种风气。
四
但明代文学复古对史学资源的借鉴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即这种借鉴缺乏对史学精神的关注，对史传的叙事特征也未能充分注意，而过多注意于语言层面的东西。正如王世贞在《史记评林序》中所说的：“第训诂之家所传闻异辞，苦于不能徧，而习者不得于事，则姑傅会以文之，不得于旨则姑穿凿以逆之，眯法于篇则姑揜其句，眯法于句则姑剽其字。扶立者持门户，皮相者务影响，栩栩然自谓入龙门之室而不知其辙，望柢柱之杪而背驰矣。”这就是说只着意于章法句式的模拟，自然不能得《史记》之轨辙。文学复古借史学以兴，为什么最终却未能得史学之精义，而只留意于皮相呢？问题还是出在了片面复古上。茅坤在《刻史记抄引》中说：
予少好读《史记》，获得见缙绅学士摹画《史记》，为言辞往往专求之句字音节之间，而不得其解。譬之写像者，特于须眉颧颊耳目口鼻貌之，外见者耳，而其中之神如怒而裂眥、喜而解颐、悲而疾首、思而抚膺、孝子慈孙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骚人墨士之所凭而凄然吊且赋者，或耗焉未之及也。(33)
其实，复古派不仅斤斤于字句音节之间，中国文学中对文字美的天然爱好渗透到了复古派创作的各个方面，人们的史学兴趣很快就被文学化甚至文字化了。以陈仁锡为例，陈仁锡在晚明以辑选各种选本闻名，他可称为晚明史学文学化的代表性人物。陈仁锡在《汉书序》中言：“余屡阅《汉书》，又有进焉，初谓密裁弘构，天下架楼台耳；继再三味之，芬芳有香气，更张红灯拭青眼看长剑，急与《汉书》对，其色蒸郁绚烂，是真色，非设色。盖谓《史记》为古今大织手，亹亹万千言，淡雅若无言；《汉书》为古今大染局，锦江灌红，艳丽光莹，皆莫及焉。”(34) 可见，他所关注的就只是辞藻之芬芳绚烂。即使长期以来不太被人们看好的《南史》、《北史》，也开始得到当时人们的好评，其关注点也恰好是其语辞之美：“个中清言，尘外凉思，恍恍松吟，绝涧雪洒瑶台。似汗雨袂风时，不可无此冷语；蚁酣蝶栩时，不可无此醒语；肥肉厚酒时，不可无此淡语。何云情浩荡，而霞采披斐哉！”(35)
王阳明不仅颠覆了经史关系，还认为六经皆出自“吾心”：所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吾心之记籍也”(36)。最终回到了他的“心即理”的理论起点上。这导致晚明心学化史学观的流行，最为极端的说法是龚一柱《叙读史四集》中所说：“古今记载皆史也，要皆出于喜怒哀乐之自然也。夫是则率性是史，又何俟读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后古人而鉴其性也。以我读史乎？以我读我而已。”(37) 赵维寰有《读史七快》，其“快三”云：“玄雅可以证风流，诙谐可以博逸趣，读之虽热闹之境，如沃清凉，虽礼法之场，不禁狂舞。”其“快四”云：“诸夏文薮，学士词人，佳什名篇，自堪嗟赏，若乃闺英掞藻，殊域吐奇，读之烂然，觉我才尽。”(38) 总之，他们所着意的除了对英藻烂然的语辞之美的强烈关注外，更进一步地，他们是要以史证心，所谓“玄雅可以证风流，诙谐可以博逸趣”，完全出自一己之好恶。
明代的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在反理学化上是一致的，他们共同反抗理学的权威，文道关系和经史关系从而被重新界定。文学更借助史学的资源，包括历史著述和史学理论的资源，使得文学复古运动得以展开。但由于文学复古理论的局限性，史学的文学化和心学化，导致文学对史学的借鉴只停留在字句音节这类表层的学习上，从而也限制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健康发展，并最终使这一运动走向式微。
收稿日期：2008—03—20
注释：
① 《白云稿》卷三，明初刻本。
② 《王忠文集》卷十六《文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王忠文集》卷十五《文训》。
④ 《潜溪前集》卷之五，《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⑤ 《怀麓堂集》卷六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8页。
⑦ 《震泽集》卷四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王格：《书昌黎集后》，《明文海》卷二四七，第2575页。
⑨ 《由拳集》卷二十三，明万历刻本。
⑩ 《太函集》卷二十四《姜太史文集序》，万历刻本。
(11) 《康对山先生集》卷首，明万历十年潘允哲刻本。
(12) 穆文熙《七雄策纂序》：“迨至我明弘、正间，乃刻于大梁，而李献吉序之，为始显。”（《明文海》卷二百十二，第2130页）
(13) 《顾华玉集》之《息园存稿》文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空同集》卷六十六·外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对人们推崇的欧阳修的史学也提出不满：“欧阳人虽名世，《唐书》新靡加故，故今之识者购故而废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画笔，形神俱出，览者踊跃，卓如见之。欧无是也。”（《空同集》卷六十二《论史答王监察书》）
(15)(19) 《空同集》卷五十、卷六十六。
(16) 《何大复集》卷三十四，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98页。
(17) 《明文海》卷二三九，第2461页。
(18) 崔铣：《洹词》卷四《述程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王阳明全集》卷一《语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21) 《纲鉴会纂序》，《纲鉴会纂》卷首，明刻本。
(22) 《艺苑卮言》卷一，《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
(23) 李贽：《尚书王公》，《续藏书》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514页。
(24) 此处所谓的“尝论”出自《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五十七《赠李于鳞序》：“古之为辞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辞；今之为辞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可见他对此非常重视，视为一个重要理论。
(25)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十二。
(26) 《读书后》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太函集》卷二十一，明万历刻本。
(28) 《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三《李于鳞先生传》。
(30) 《沧溟先生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6页。
(31) 《弇山堂别集小序》，《弇山堂别集》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32) 《弇山堂别集序》，同上，第2页。
(33) 茅坤辑《史记抄》，明万历三年自刻本。
(34) 《陈太史无梦园初集》马集四，崇祯六年张一鸣刻本。
(35) 周诗雅《南北史钞序》，《南北史钞》，明崇祯五年刻本。
(36) 《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4—255页。
(37) 杨以任辑《读史集》卷首，明崇祯刻本。
(38) 《雪庐读史快编》卷首，明天启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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