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激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激情作为微观政治学研究的一块处女地，在当代西方社会已起步研究，但在我国政治学界还鲜有人触及。鉴于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启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势所必行，本文试图提出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政治激情就是指个人、群体或集体对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行为，乃至一个国家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和制度所产生的爆发性的强烈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怨、恨、反抗和攻击，也可能是爱、支持、拥护和赞成。它可以如涓涓细流自然生成，也可能如暴风骤雨突然迸发，它可以是一股巨大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是同样巨大的毁灭性力量，甚或是一种平衡牵制力量。
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冲动力，它可以表现为政治盲动、政治风暴、政治革命，也可以表现为政治运动、政治参与、政治冷漠。作为一项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它常常会使一个国家的政局出现或风雷激荡或万马齐喑的种种局面。如果能正确认识并把握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就能够使其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反之，则可能构成对社会进步、稳定与繁荣的巨大破坏。
政治激情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信仰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但也可以是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正义等各种普遍抽象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还可以是“均贫富、等贵贱”、“要面包、要和平”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与口号。这些信仰、理想、意识形态、政治价值理念与口号，在政治家、理论家、意识形态专家、人文知识分子的阐述、诠释、宣传、教化下，会渐渐融入民众心理之中，一旦某些社会政治条件成熟，处于某一特定社会情景中的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与追求，就能够迅速被动员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冲动力。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与第三等级联合行动的结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交互作用的胜利。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政治变革、政治革命，无论其成败如何，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民众的政治激情。
导致政治激情产生爆发的原因有时是单方面纯粹的，如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原因，军事战争原因，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纠纷、外敌入侵，甚或是自然灾害等等，但有时又可能是这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陈胜吴广起义，主要是秦王朝残酷政治压迫的结果；百日维新的诞生主要是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思想大潮冲击下进行的一次改革晚清政治体制的尝试；1937年“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曾激发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精神；而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五月骚乱”则是经济衰退、政治阴谋和种族歧视政策交互影响的产物；今年夏秋之交中国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也的确激发了全中华民族与天斗、与地斗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具体而言，由于政治地位、阶级背景、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思想价值观念、传统习惯心理及意识等的不同，政治激情在个体、群体、集体以致全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可能发生，一般说来，对政治生活特别敏感的个体，如政治家、半政治家、政客、人文知识分子等常是点燃政治激情圣火的先驱者，但只有整个民众的、全社会的、政治激情的产生和爆发才是一种真正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力量。并且，个体、群体、集体、社会各个层面的政治激情又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二
中国人一直不乏政治激情，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汹涌澎湃的政治激情史。从1840年英国船坚利炮撞开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中国人就总是在政治冲突的血与火中艰难前行。建国后，虽然风雷激荡的剧烈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没有爆发，但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并没有湮灭。相反，在半个世纪共和国风雨行程中，中国社会的政治激情曾有过三次大释放，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政治激情曾有过一次空前大爆发。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彻底摆脱了百年耻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长江英军， 1950年出兵朝鲜，五十年代末在中印边界大败印军，六十年代初与苏联决裂，这一系列事件已雄辩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已不再是昔日“东亚病夫”。在国内，新成立的共和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政令畅通，政治清明，近半个世纪来的军阀混战局面至此终结，地主阶级、官僚阶级、大小资产阶级及各国反动势力被统统打倒或赶跑，工农大众扬眉吐气，中国人终于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正是这种空前解放感和对中国共产党感恩之情及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渴望之情，汇聚成一股中华民族的巨大政治激情，人民万众一心、意气风发地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巨大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成为当时全体中国人民理性、情感、意志、行动投注的中心，整个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各行各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郝建秀、苏长有、李锡奎、马恒星等是那个时代一系列闪光的名字。经济复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以及人们思想道德及精神风貌的纯洁、素朴与高尚，的确让人感到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全新时代气息。关于这一点就连许多到社会主义国家来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深有同感。美国的著名左翼社会活动家托姆·海登和斯塔·林德在五十年代访问中国时曾说：他们在北京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到处都博动着热气腾腾的富有目的意识的活动。（注：《读书》1998年第9期，第103页。）而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她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新生活的重建中获得精神上的再生。（注：《读书》1998年第9期，第105页。）正是在这种政治激情的推动下，中国在建国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三化一改”，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战胜了头号世界强国，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8年以前的中国到处洋溢着开国盛世的迹象。但这一美好开端随着1958年“大跃进”，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及中苏矛盾纠葛的产生被中断了。 但经过一段短暂的沉寂， 从1966年开始，中国人再一次卷入空前的政治激流与旋涡中，此即所谓“十年文化大革命”。
5.16通知下发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揪出党内走资派”，“大鸣大放、四大自由”的喧闹声中，整个民族以一种始料未及的程度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从穷乡僻壤到商贸重镇，从国家元首到黎民百姓，从工商企业经济领域到文教卫生体育运动，整个国家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甚至整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被迅速卷入。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浓重政治氛围中，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再度被诱发出来，政治成为衡量一切的最终准绳，社会成为单面社会，人成为单面人。为此，父子可以反睦，夫妻可以离异、朋友可以失信，兄弟姐妹背亲成仇。这种违背人性天伦的事情在当时几乎日日上演。而在“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全国各地的行政机构与政府机关几近于瘫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应当说，这一次中国人的激情爆发非但没有象上一次一样带来举国稳定、社会进步，相反，它却造成了中华民族一场空前浩劫。所幸的是十年噩梦，终于伴随着对“四人帮”的粉碎圈上了句号。其实，早在林彪事件发生时，就已经有人开始反思这场所谓“革命”的性质了。
1978——1989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国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政治参与狂潮。
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一种理论上的探索与争鸣，表现为一系列学潮，表现为思想界前后相继有规律出现的三次思潮涌动，表现为一种思潮对实践的潜在引导。“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热”、“传统文化反思热”和“全盘西化论”，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激情律动的真实写照，几乎与此同时，1984年、1986年、1989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数次规律性反复的学潮。文革结束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思想解放春风，首先在文学领域，然后是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反对封建思想遗毒，声讨个人崇拜，强调思想启蒙，提倡民主科学一时蔚然成风，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大好思想解放运动最终却走向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与对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接踵而至的“文化大反思”，在继承前期争鸣中反封建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但结果也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陷入对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全盘否定。正是在上述两次思潮论争错误思想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了1988—1989年间“全盘西化论”，并最终导致六·四风波的发生。在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下，十年思潮演变的确极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科学意识、理性意识，个性意识、自主自觉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这一次次论争探索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丰硕理论成果。但通观十年思潮涌动，却是错误迭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影响十年思潮的主导思想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及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时髦思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经历过动荡1989年的中国人、中国思想界，不再盲目轻信一切。正如对何谓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一样，西方开出的各种“妙方”也被在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推上审判台。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最终做出的选择！因此，与其说1989——1999年是政治冷漠的十年，勿宁说是中国人真正走向理性成熟的十年。
尽管国内国际、现实历史、主观客观等各种因素迥然不同，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激情，以十年为周期呈现一种重复性运动，这是否具有某种内在必然性？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当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建国以来的这几次政治激情大释放又各有其特点， 如果说1949 —1958年第一次政治激情的爆发是一种自下而上，人民大众发自内心深处，怀着对党对新社会的一种感恩、感激之情全身心的真正参与与投入的话，那么十年“文化大革命”则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在一种错误理论指导之下，整个民族被疯狂组织起来，并且被某些阴谋家利用了的政治运动。它带给中华民族的破坏多于建设，苦痛多于喜悦。而1978年以后的十年思潮涌动，及思潮对改革的引导，虽然存在严重问题，但却导致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理性沉思，甚至从一定意义上它帮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完成。
三
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十年乱动”，十年思索，共和国几经波折终于走向一条稳健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稳定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重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已成为国人之共识。抚今追昔，面对新的历史机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正率领中华民族竭尽全力向新世纪挺进。但鉴于中国幅地如此之辽阔，人口如此之众多，历史如此之悠久，社会如此之庞大，改革中累积问题如此之多，及今日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从政治激情、政治稳定角度看，以下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官场腐败、世风日下已成为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官员腐败祸患无穷，它危及吏治清明，损害国家利益，伤害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瓦解社会道德观念，影响社会公正和正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激化干群矛盾，甚至诱发社会动荡。
2.分配不公问题。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诚实劳动，合法致富，能者上，庸者下，这已为当今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通过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投机钻营，钱权交易，贪污受贿，强取豪压夺等不法手段一夜暴富，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心理不平衡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畸形，却有可能酿成社会冲突。
3.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与下岗问题。目前这些问题正成为国人关注焦点。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更涉及个人利益；不仅直接涉及现实生活中某些具体个人的切身利害，涉及万千家庭安居乐业，更涉及子孙后代持续发展与长远利益；不仅涉及一系列社会配套体制改革，实际也涉及改革矛盾冲突敏感区。正如朱总理所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具体运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改革的前功尽弃。
4.农村与农民问题。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相对较低，数千年农业文明的种种积弊亦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是农村与农民现代化的最终完成与成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注定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勿容置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目前它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首先，一家一户联产承包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能量已释放殆尽；其次，农民文化知识水平与各种素质的提高相对迟缓；再次，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科研开发，农副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步子较慢；复次，近年来农民负担过重，亏农、伤农、害农事件时常发生，农民与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矛盾冲突有加重趋势；第五，上亿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
5.意识形态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数次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种种虚幻性和欺骗性进行了彻底批判与否定，但物极必反，这也常常伤害了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不讲理想，不讲信仰，不要主义，只论问题，只重实效与功用，彻底解构各种意识形态甚至意识形态自身，这种时下中国人的时髦精神心态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页。）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没有巨大意识形态凝聚力，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没有自己的价值理想和信仰，没有明确的道德信念和规范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和无可救药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出的一个警告。
如前所述，政治激情是一股巨大的可善可恶的力量。建国几十年的政治激情史业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指导思想正确，大政方针对头，施政措施合乎民心顺乎民意，什么时候民众的政治激情就会汇成一股巨大的建设性力量。生产就发展，社会就进步，人民就安居乐业；反之，则人心不稳，民意不顺，祸起萧墙。今天，我们已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使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党的十五大已明确指出，我党要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引我们前进的理论旗帜，作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四化的力量源泉。机构改革方面，一场自上而下，以建立高效、廉政、务实、精干公务员队伍为起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和完善相关立法，我们正在积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和广度，而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展开的“再就业工程”，也正为下岗工人解决后顾之忧。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再一次掀起农村改革的新热潮，并进一步推动整个改革事业走向成功。我们深信，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必将走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