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性质及原因——基于理论、历史和现状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性质论文,现状论文,原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危机不断蔓延和扩散。从住房抵押贷款领域传递到整个金融领域，从美国传递到欧洲乃至全世界，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危机已成为当今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目的旨在论述这场危机的性质及其原因。
一、一场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历史与现实的比较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已发生过很多次金融危机，也发生过很多次经济危机。但从2007年4月到现在似乎已经可以确定，当前发生的这场危机，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也不同于已往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场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经济史早已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有两种①：一种是独立的金融危机；一种是与实体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前者与经济危机无关，往往是由突发原因引起的特殊的金融危机；后者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先导和组成部分。
最常见的独立的金融危机是交易所危机或称股市危机。例如美国1987年10月19日发生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股指单日下跌508点，跌幅22.16％②。称这次股市危机是一次独立的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整体经济仍然平稳地运行③。这种独立的金融危机往往由一些偶然事件引起，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引起的日本股市暴跌，1956年10月29日苏伊士动乱引发的纽约、伦敦股市暴跌。
作为经济危机组成部分的金融危机早已为经济学家屡屡论述。我们仔细研究经济危机史便可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危机表现形式不同，其中的金融危机也表现各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市场经济运行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经济周期大起大落，明显地区分为危机、停滞、复苏、高涨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相辅相成、同步运行的。一般的规律是在高涨阶段生产加速运转、市场繁荣、资产价格膨胀、利息率低，多有泡沫伴随。当资产价格泡沫过大时，一旦有突然事件冲击，首先是股价暴跌发生交易所危机，紧接着是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其时信用链条中断，造成货币奇缺、利率升高。货币信用危机加深最后导致银行危机，挤兑、银行破产大批出现。这一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实体经济方面，出现生产下降、产品滞销、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等。实体经济的危机又进一步导致金融危机深化，银行危机更进一步使实体经济下滑到最低谷④。这种古典式经济危机的典型代表是人们熟知的1929-1933年的大危机。那次经济危机的始点是美国1929年10月24日证券交易所的“不吉利的星期四”⑤，交易所危机引起了通货紧缩，进而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萧条突然开始⑥。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虽开始于金融领域，但很快金融危机便扩展到实体经济，成为整个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有了很大变化。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又由于各国实施并加强了宏观调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熨平了周期波幅，使经济周期由古典式的四个阶段演变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而且下降幅度较小。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不再把下降阶段称之为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而改称为经济衰退(Economic Recession)。这种实体经济的运行变化也和金融系统相适应，战后的经济周期在2007年以前很少有大的金融危机出现，多数经济衰退阶段只有小的金融波动，没有出现过银行倒闭风潮。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整个第三产业的巨大规模和它的伸缩极小的弹性也成为战后经济周期波动较小的一个原因⑦。有的国家甚至只有增长率高低的波动，表现为增长率周期，如截止到1990年，日本的实际GDP只有1974年下降了1.2％⑧。我们把战后直到21世纪之间的这段周期类型称之为现代周期。
与战前古典式的经济周期和战后现代经济周期不同，目前正在席卷全球的危机具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新特征。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领域持续了很长时间还未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金融领域的危机首先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危机的开端。2007年7月至8月，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并向欧洲等地蔓延。进入2008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9月7日美国财政部接管了“两房”(房地美、房利美)；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当日全球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⑨。
这次金融危机扩展为实体经济危机却比较滞后。美国的实际增长率在2007年第四季度虽一度负增长，但2007年依然维持了2％的增长率，且在2008年前两个季度较之2007年第四季度又有增长，直到第三季度下降0.5％才开始了真正的实体经济危机，第四季度更进一步下降了6.2％。从失业率上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看法，2007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4.6％，与2006年持平，直到2008年5月之后才开始攀升，但在2008年8月至11月之间还维持在6％多一点的水平，直到2008年12月才上升到7.2％，在2009年2月已高达8.1％。日本和德国的实际增长率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了负增长，英国则从第三季度开始了负增长⑩。从上述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下滑的过程来看，当前的这次危机与以往的危机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将当前这次危机和历史上不同阶段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当前这次危机从2007年4月开始，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才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此前一直维持在金融领域，似乎可以看作是一次独立的金融危机。但是日本、德国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英国从第三季度开始，其他国家也相序扩展到实体经济，终于发展为一场真正的世界经济危机。因此，当前这次危机既不同于以往的独立的金融危机，又不同于以往发生的经济危机，它既有一段较长的独立的金融危机过程，又有包括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二者交织发展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把这次危机称之为“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这是对这次危机性质的一个概括。如果说历史上个别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那只是一种局部的例外现象。而作为世界性的特大危机，具有这种性质的危机还是第一次。
二、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一般性理论解释
从危机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每次危机都有其特点，这与一定时期的具体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有关，但是一定阶段的危机在根本点上却非常相似，这是由市场经济制度所决定的(11)。
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理论数不胜数，其核心多半是分析周期和危机产生原因的。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世纪末发表的《周期性工业危机》一书中，将经济危机早期理论概括为三种，即萨伊、李嘉图等人的“生产论”；拉弗勒、朱格拉等人的交换论；西斯蒙弟、马尔萨斯等人的分配论(12)。杜冈所总结的分配论实际上也可理解为消费论，是和消费品的需求密切相关的。因此，他所说的生产论和分配论可以从实体经济领域分析。至于他所说的交换论则是指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商品市场上的“贸易过度”依然属于实体经济，而与此有关的“滥用信用”和“滥发银行券”却是属于货币信用领域即金融领域。总之，我们可以将杜冈对危机原因的总结最后归结为从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两个方面作不同解释(13)。
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受国际联盟委托于1937年发表的《繁荣与萧条》一书，系统全面地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经济周期理论。他在该书将经济周期理论概括为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论、成本变动与负债过度论、消费不足论、心理因素论、农业收获论、就业不足论等等。他正确地指出：经济周期几乎涉及经济体系的所有内容，这样复杂的现象不可能用任何一种个别的因素来说明，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因素的组合并不完全一样。作为概括，他归纳了货币与非货币的两种解释，认为二者往往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其理论分歧主要是由于不同经济学说强调的重点不同(14)。哈伯勒于1957年将其1956年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以“影响经济稳定的货币因素与实际因素”为题的讲演稿，收到再版的《繁荣与萧条》一书。在这篇演讲稿中，他明确指出了以往的经济理论很大部分过多强调实际因素，而对于货币因素略而不论(15)。和杜冈的总结一样，哈伯勒也承认多数经济学家是从实际因素来解释经济危机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强调实际因素，还是强调货币因素，他们都把经济运行的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周期、商业周期，或者从周期谷底的角度称之为经济危机、工业危机、商业危机等等。多数学者强调实际因素，也就是认为实体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少数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货币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实体经济内部。有关实体经济的说明尽管多种多样，但最终还是要归结为生产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但生产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变动是通过价格调节的，这又涉及货币与信用，进入了更高的一个层次。这第二个层次则涵盖了整体经济的运行，它是由实体经济与货币信用等金融系统组成的。实体经济是整体经济运行的基础，金融系统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媒介结构。虽然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也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但它们与实体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在这里舍弃掉这一分析，只把它纳入金融系统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看待。
上述抽象的分析在进入整体经济现实运行时，则成为各种因素的综合运动，成为各种因素交织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运行关系，表现为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在过去的经济周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周期中，一般都是在实际经济领域当生产供给远远超越市场需求的时候，也正是在整体经济中货币、资本市场等金融系统迅速膨胀大大超越了实体经济要求的限度的时候，当这两个非均衡的状态同时达到极限时，整体经济便会陷入危机之中。
以往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着眼于第一层次即实体经济的生产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关系，认为以往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实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金融领域不过是派生的原因。笔者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一向主张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但是，当前我们面对的这场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却不同。它发源于美国，美国的生产供给并未超越市场需求，但金融系统却超常膨胀，远远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要求。同时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危机爆发时间相差甚远，达一年之久。因此，笔者认为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三、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具体因素分析
在一般性的从理论上分析了当前危机的原因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论证造成上述特殊性表现的具体原因。
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结构日益复杂、金融系统链条越来越长，由此形成的巨大金融泡沫从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需要一个过程
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金融领域的问题导致了历史上最复杂、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其所以如此，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疏于监管的金融衍生品的大量泛滥。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认识到必须对投资银行的泛滥和投机行为加以限制。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金融政策转向加强宏观控制和限制竞争。这一转向是通过一系列法案实现的，其中1933年的“紧急银行法令”、“联邦存款保险法”、1935年的“银行法令”、1933年和1936年的“证券销售法令”(16)等等是非常重要的法案。通过上述方案规范了金融市场秩序，使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相分离，从而相对稳定了金融市场。
战后，西方各国几乎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强化政府监督和调节市场经济的措施，特别是应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从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运行波动较小，熨平了经济周期的波幅，使金融危机的风险减少并分散，在金融领域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局面，明显地表现出经济周期以实体经济波动为主的特征。问题在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得到复兴并迅速发展。当时一方面由于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固定汇率被浮动汇率取代；另一方面由于西方世界陷入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失效。这就为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的理论提供了客观经济环境。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金融控制法》，1982年通过《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使利率自由化，同时也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17)。在金融衍生工具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期货、金融期权、调期(互换)业务也相继应运而生(18)。
金融期货、期权、调期是当前金融市场上最为普遍最为一般的金融衍生工具，它是在金融基础工具(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及其指数等)之上生成的。生成的方法包括：一般性衍生工具和基础工具进行多种组合；一般性衍生工具之间进行多种组合；直接对一般衍生工具的个别参量和性质进行特别设计而产生出新的衍生工具(19)。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金融创新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其品种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链条越来越长。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发达，在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衍生品的全球系统。与此同时，由于对金融衍生品缺乏适当和必要的监督，也由于一些评级机构的失职，再加上高杠杆作用，致使产生金融泡沫的可能条件日益增多且越来越大。
当然，金融泡沫过大从而形成泡沫经济一般都有实体经济中的某种产业支撑。例如，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金融泡沫与滥设企业、大规模铁路建设有关(20)，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泡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汽车产业兴盛、特别是房地产的过热有关(21)，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金融泡沫也是与房地产有着密切关系(22)。但是不论哪一次泡沫经济都和投机有关，投机助长了各种股票的大幅度上涨，金德尔伯格很好地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狂热(23)。其实每次泡沫经济几乎都是如此。
美国的金融泡沫在2001年3月之前和信息技术产业、网络经济连在一起。1992-1999年间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为25％，1995年甚至高达41％。反映高科技股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10日创造了5048.62点的最高纪录，2001年3月13日则跌破了2000点，宣告了网络泡沫的破裂(24)。为了挽救网络泡沫破裂引起的经济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起在短短一年内13次降息，将短期利息率水平从6.5％减至1.75％，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兴旺，再加上布什政府配套的减税措施，鼓励了居民的购房热情，特别是次级贷款的优惠使低收入者购房极为方便，于是促使房价上涨。房价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2005年更是上涨了17％，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全国房价上涨了80％，涨幅为历史之最。房地产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5)。房地产泡沫又推动了金融泡沫，二者相互助长，使金融泡沫也越来越大。再加上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更加放大了整个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投资银行的资金杠杆率都超过了20倍，高盛为24倍，美林为28倍，雷曼为34倍。也就是说，这些大型投资机构仅需3-4美元的自有资金，就可撬动100美元的投资(26)。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增长极为迅速，以次级房屋抵押贷款为例，1994-2005年间年平均增长25％，2006年资产总规模达到6400亿美元(27)。美国的金融创新迅速扩展到欧洲和其他国家，金融全球化也使金融泡沫的链条延伸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到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本金高达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这一比值在1998年为2.94倍，2002年为4.62倍，2003年为5.70倍，2004年为6.54倍，2005年为7.10倍，2006年为9.08倍(28)。这些数值充分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日益增大的金融泡沫，它的规模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得到了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自我放大的畸形发展。
经济史屡屡证明金融泡沫自我放大、最终必然破裂是一个经济规律。2007年4月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这一规律的表现。这次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所以在长时间内只局限于金融领域，直到2008年秋天前还似乎是一次独立的金融危机，其原因在于：首先，这次泡沫经济源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引起的复杂的金融结构和超长的金融衍生品链条。这一链条在次级房屋抵押贷款上爆发，但次级房贷系统的传递需要一个过程，从“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到“两房”被美国财政部接管，整整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当然，衍生品链条是错综复杂的，在次贷系统扩散危机的过程中也逐步扩散到投资公司、对冲基金、银行等领域，同时也从美国扩散到英国等欧洲国家和世界各地。这又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过程。总之，这样一个超长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的破裂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其次，美国政府最初的误导和随后的相应措施，延缓了金融危机的蔓延。在2007年4月次贷危机开始时美国政府对次贷危机估计不足，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众多美国官员都认为，这只是美国国内的小问题，不会扩散。他在2007年5月17日甚至表示，美国金融系统能够吸收次贷市场带来的问题。美国政府出于对危机的认识迟钝而发出的乐观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金融市场，从而延长了危机发展的潜伏期。当2007年7月至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加剧并波及欧洲和日本等地之后，美国官方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市场流动性；连续调低基准利率，增强市场信心(29)。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在两房问题出现之前的相应救市措施，可能独立金融危机的阶段不会这么长，多米诺骨牌的倒下虽然会因衍生品链条长而比古典式泡沫经济崩溃要多一些时间，但也不会长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在2008年秋季之前一直还只在讨论金融危机本身的问题。
第二，美国实体经济周期中，设备投资调整的因素尚未成熟
如前所述，美国的经济周期在战后有了很大变化，一般来说经济周期的波幅缩短，而且在金融领域几乎没有很大的共生危机。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1980年前后又有新的变化。图1告诉我们，美国按年度计算的实际增长率从1951年到2007年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以1982年为界，前30年有五次较大幅度的下降(1979-1982年可视为一个低谷)，平均为7.75年一次；而1982年以后只有1991年一次负增长和2001年一次轻微下降，2001年从年度数据看，增长了0.8％，看不出是一次衰退，只是因为其前三个季度连续轻微下降，才被定义为一次衰退。从标准差分析，1951-1984年为2.74，而1985-2007年为1.11，这足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周期波幅进一步弱化。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增长率变化使基钦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的运行都发生了改变。
图1所示的1982年以后正负增长率次数的减少是和周期波幅弱化有直接关系的。除去1991年和2001年之外，其他年份的增长率只有轻微的变化。这说明基钦周期已经由正负增长率波动改变为增长率高低的交替。从基钦周期的重要指标——库存投资率来看，在1959-1984年间的标准差为0.0055，在1985-2007年为0.0029，这进一步诠释了上述观点。其直接原因是库存投资额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在1959-1984年间年平均数为0.0076，而1985-2007年间这一数值则下降为0.0038①。库存额份额的减少必然对经济走势的影响力下降，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钦周期在美国的经济运行中失去了明显的表现。
图1 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1951-2007年)
资料来源：1959-2007年为GDP实际增长率，来源于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9)，第285页；1951-1958年为GNP实际增长率，来源于《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3-194页。
图1所示的1982年以后的1991年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说明了朱格拉周期的规律性存在。尽管对于朱格拉周期原因有多种解释，但是不少学者用设备投资率即私人固定资本投资(减去住宅投资)与GDP的比值来测算这一周期变动还是有说服力的，因而不少学者称十年左右的周期变动为设备投资周期(31)。图2是美国1959-2007年间的设备投资率周期图，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83年之前设备投资率周期的谷底有四次，平均七年一个周期。其实1976年和1983年的谷底是变形的，特别是1976年，它距之前高峰的1974年只有两年，1974年之前的上升期也只有三年，从理论上讲还没有到了设备投资需要调整的时候，这是因为1974年的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提前在1974-1975年陷入了经济衰退，从而使其设备投资率周期也提前在1976年陷入谷底。可以认为两次石油危机使1976年和1983年的设备投资调整期变形。在1983年之后，情况大不相同，可以看出1992年和2003年是两次设备投资周期谷底。1983年与1992年间隔为9年时间，1992年距2003年为11年时间，清楚地与图1的朱格拉周期相对应，只是在时间上滞后了1-2年，这是因为设备投资数额的下降是一个滞后指标。根据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2003年之后的下一个设备投资周期的谷底应该是在10年之后的2012-2014年左右，与其相应的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也应该在2011-2013年左右。从图2来看，2007年的设备投资率还在向上发展，2008年不会马上向下运行。实际上也是如此，2007年的设备投资率为10.89％，2008年第一至三季度的数值分别为10.97％、10.99％、10.97％，较之2007年还在继续增加(32)。美国经济在2008年第三、四季度却出现了负增长，意味着2008年已经开始了一次新的衰退，这次衰退正在进行中，其深度和长度还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它与2001年衰退仅相隔了6年。这也预示了设备投资率也将在2009年或2010年进入谷底。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未成熟的实体经济衰退提前到来了。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打乱了当时经济周期的轨迹，那么这次实体经济衰退的提前到来不能不说是因为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冲击所致。
图2 美国的设备投资率(1959-2007年)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9)，p.282.
第三，生产与市场的国际间均衡延缓了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冲击
实体经济危机必然表现在生产与市场即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上。自从大工业诞生以来，生产与市场的均衡关系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已经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恩格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具体细致地描述了当时英国作为生产国对许多国家供应各式各样商品，以及这些作为市场的国家当商品库存过多时反过来对英国的影响从而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33)。现在，世界市场有了更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与市场的国际间均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现象。现在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单向输出制成品，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供给制成品和原材料。在产业层面、产品层面、产品内层面的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生产日益国际化，市场也日益国际化，因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
就美国国内的供给和需求来看，在供给方面，美国制造业的名义产值2007年较1977年增加了2.68倍，而在同期除去服务的货物(耐用品加非耐用品)消费额却增加了4.77倍(34)。尽管以上两个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但也可以看到制造业生产落后于消费增长的近似表现。这一点可由美国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下降得到证实。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77年的21.6％下降到2007年的11.7％(35)。由于制造业比重的减少，尽管其数额在增长，依然成为导致制成品供给赶不上需求的直接原因。美国制成品供给不足由国际市场加以补充。根据统计，美国的进口在1977-2007年间增长了12倍，而出口只增长了9.4倍，从1976年以来每年都是贸易赤字，而且赤字呈上升趋势。30余年连年贸易赤字，是由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支撑的。在2007年贸易赤字为7078亿美元(36)。上述贸易统计中包含了服务贸易，如果我们把服务贸易扣除掉，只从货物贸易来看，2007年进口19569.62亿美元，出口11624.79亿美元，净进口7944.83亿美元(37)。尽管在进出口中包括了工业用原料及零部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一数字是补充美国制成品生产不足、供求不平衡缺口的，由于这一补充使美国在开放经济中实现了供求均衡。
美国的这一超额需求必然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的均衡。在美国2007年7944.83亿美元的净进口中，东亚地区占50.6％，北美地区占18％，欧盟25国占13.5％。也就是说，美国对世界上主要地区都是赤字贸易，其中东亚地区比重最大，占到一半以上。在2007年的美国进口额中，来自东亚地区的货物占到34.2％，即1/3强。其中，中国为16.4％，日本为7.4％，东盟为5.7％。也就是说，美国对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地区有着很高的贸易依存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求的变动必然影响到东亚地区的供给。由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进口商迅速减少了进口。美国在2006年的货物进口增长率为10.8％，而2007年降为5.6％。这一变化必然反映到东亚地区，首当其冲的是日本，美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率由2006年的7.4％下降到2007年的1.8％，特别是资本品和家用电器急剧下降(38)。这就不能不影响日本的经济，日本2007年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9％，进入2008年连续下行，从第二季度开始一直为负增长，先于美国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衰退(39)。与此同时，美国从东盟的进口也成为-0.2％增长率。我国同样受到拖累，美国从我国的进口增长率由2006年的18.2％下降到2007年的11.7％。由于我国的出口46.6％依靠亚洲市场、19.1％依靠美国市场(40)，美国从我国进口增长率的下降直接打击了我国的出口行业，美国从日本和东盟进口的下降又间接影响到我国对亚洲的出口。因此，我国的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的出口遇到了很大困难，自2007年8月开始我国的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这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率2008年只有9％，2009年第一季度只有6.1％的一个重要原因(41)。
上述分析也适合于欧盟与北美等地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国际间均衡所出现的问题，实际上要比上述简化分析复杂得多。因为国际市场上的货物间的供求链条网络深入到各种制成品、零部件和原材料，并且涉及各国和各地区的各种产业。在美国长期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国需求减少，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它的国外供给链条，而不是美国自身。这也成为实体经济危机爆发较长时间滞后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当前发端于美国的危机已经扩散为世界性危机，但其深度和长度还要决定于美国的经济周期进程。这次危机的最大特点是金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超越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所以形成了一次特殊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注释：
①[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1页；[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1页。
②陈红：《美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演进》，《经济经纬》2006年第1期。
③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2009,p.285.
④参见[苏]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7至12章；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55-476页。
⑤[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2页。
⑥[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8-140页。
⑦薛敬孝、王翼：《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预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91页。
⑧日本内阁府编：《经济财政白皮书》，东京：财务省印刷局，平成14年，第297页。
⑨李军：《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与深刻教训》，《开发研究》2008年第6期。
⑩参见http://www.ftchinese.com;http://www.nikkei.co.jp;http://www.chinese.wsj.com.
(11)[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181页。
(12)[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工业危机》，第246-284页。
(13)金德尔伯格也有同样的观点。参见[美]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第3页。
(14)[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第19-27页。
(15)[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第482页、第500-501页。
(16)参见[美]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379-389页；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27-233页。
(17)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第255页。
(18)汤明芳：《试析金融衍生品的作用及影响》，《现代经济信息》2008年第6期。
(19)王灏、丁宏：《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内涵和产出函数模型》，《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8期；陈珣：《金融衍生品浅谈》，《时代财贸》2008年第4期。
(20)[日]种濑茂：《竞争与恐慌》，东京：有斐阁，1986年，第194-199页。
(21)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0-104页。
(22)薛敬孝：《论泡沫经济》，载世界经济与中国编辑组：《世界经济与中国》，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23)[美]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第111页。
(24)薛敬孝、张兵：《论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新周期中的作用》，《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25)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导》，《财经科学》2008年第7期；史焕平：《从货币政策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价格月刊》2008年第9期。
(26)胡志浩：《透过危机看衍生品的发展》，《中国金融》2008年第24期。
(27)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与传导》，《财经科学》2008年第7期；史焕平：《从货币政策视角看美国次贷危机》，《价格月刊》2008年第9期。
(28)胡志浩：《透过危机看衍生品的发展》，《中国金融》2008年第24期。
(29)史赠平、付伏生：《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价格月刊》2008年第9期。
(30)根据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9)第282页数据计算。
(31)[日]香西泰：《景气循环》，东京：东洋经济社，1983年，第104页。
(32)根据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9)第82页数据计算。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6-369页。
(34)根据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2009)第282、第298页数据计算。
(35)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 (2009),p.298.
(36)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2009),p.283.
(37)http://www.jetro.go.jp/world.
(38)http://www.jetro.go.jp/world.
(39)http://ronk.nikkei.co.jp/keiki.
(40)http://www.jetro.go.jp/world.
(41)http://ww.stats.gov.cn/tj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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