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复苏：拯救危机方案的政治经济学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亚洲论文,危机论文,方案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洲神话的破灭——从实体经济危机到全面危机
（1 ）亚洲危机的根源：亚洲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竞争力下降，这一点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在导致东南亚各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具体因素上，仍然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使亚洲经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面临制约和挑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令亚洲经济没能很快地适应新的世界市场的要求，摆脱束缚和压力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结果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爆发了全面危机。
供给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的更多低成本经营者进入东南亚的优势产业领域，其中包括南亚、非洲一批低收入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异常低廉，使制成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对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威胁；需求方面，一方面由于欧洲经济萧条，工业化国家进口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电器、纺织品等传统产品基本上属于大众消费型的产品，其市场容量与人口增长率密切相关，需求弹性很小，加上低成本竞争者的涌入，很快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最后，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导致亚洲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七十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后形成的以制造业为世界市场的主导产业，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的世界分工格局扁平化趋势，随着经济周期的延伸演变为新的垂直分布格局。美国在航空、航天、计算机软件尤其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以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领路人，并把日本、西欧远远甩在后面。从供给角度看，占据主流市场最大份额的是美国，它作为网络产品的唯一供给者，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享有最高的垄断利润；其次是德国（包括西欧各国），主要生产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品，由于其在基础金属工业和化学工业技术、质量方面的相对优势，在世界贸易中仍可享有比较利益；而以日本为代表的第三层次供给者，以生产消费制成品为特征，包括东南亚以及其它低成本国家的加入，竞争异常激烈，反之，从需求角度看，对高科技信息产品的需求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占有最大的份额，具有很强的需求弹性；而资本品对各国的经济增长仍是必须的，因而需求量也在稳定增长，但没有前者那样迅速；至于消费制成品市场则已经接近饱和，需求弹性小，市场狭窄，供给国的贸易条件极不利。因此，世界分工格局的变迁显然不利于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亚洲找不到自己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适当地位，从而出口竞争力下降。
总之，亚洲危机的根源不在全球一体化和外部冲击，而在于自身实体经济的问题，即在世界经济长周期下没有及时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高层次的劳动分工，结果使自己在原来的狭窄的产业布局中失去了竞争力，最终在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从实体经济危机发展到全面危机。
（2 ）传导机制：亚洲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示如下：实体经济不景气引起投资者的不利预期，导致原来为弥补经常项目逆差而流入的大量外资的外流，从而发生货币危机（97年4月泰铢贬值）； 而为了引进外资，一方面实施固定汇率政策，开放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又因出口部门收益率低，又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指导，结果外资纷纷流入房地产、消费者信贷领域，导致大量泡沫产生，在货币危机发生后，金融部门的坏帐也暴露出来（用以抵押的房地产大幅缩水所致），因而又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缺少类似EMS的地区储备基金的援助， 单靠各国储备无力抵御投资投机资本的冲击，经济危机又使国内政治危机重重，最终形成了全面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从经济基本面产生，最终反映到社会各个层面，而不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仅仅是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冲击和金融衍生部门监管不力的结果。事实上，滞后的结构调整早就预示着危机的存在，金融一体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亚洲经济危机的特殊性：与1929—1933年大危机、 七十年的滞胀乃至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不同的是，在这次亚洲危机中，金融冲击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实体经济出现危机时，在全球资本流动“台风”的袭击下，很快转化成为一场金融危机。1995年前全球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多半反映了工业国家股市价格暴涨，促使它们将资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成本较低、增长快速的亚洲企业，表现出非理性的投资倾向，忽视了新兴市场的贷款风险，使贷款远超过可承受的程度（格林斯潘），危机恰恰因此而迅速恶化并传染开来。总之，亚洲国家不能通过灵活的汇率、货币政策与结构调整来遏制出口竞争力下降，使得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不可避免的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资投机资本便进入非贸易部门，制造大量投机泡沫，诱使本币升值，而经常帐户连续逆差为未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到时机成熟时投机商便捅破泡沫，带领投机资本涌出，造成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
二、拯救危机方案的选择与比较。
1、常规方案——增量调整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1）受灾国目标效用函数：从东南亚各国的具体情况着手， 要摆脱危机必须把恢复投资者信心、解决流动资金不足，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作为首要的指导思想（基尔思丁），必须以实现结构调整为目标，其原则是通过维持存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保持一定的增量以抵补结构调整的转换成本，使经济不至萎缩和衰退过度，实现稳定基础上的调整。
（2）基本政策：基于以上的目标效用函数， 政府和国际组织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放弃固定汇率，让汇率自由浮动以重建出口竞争力，实施债务重组和债务减免，同时辅以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对国内资金市场、金融市场进行保护，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国际收支，增加外汇供给，提供足够的现金流量支持结构调整。
（3）政策效应：增量调整方案是稳定的中长期复苏方案， 其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受冲击各国的经济不至过度动荡，避免经济衰退。
2、IMF方案——存量调整的数量控制方案
（1）IMF主观效用函数：IMF 最初认为亚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不协调以及金融市场的脆弱，为此，它更多地吸收了萨克斯的“金融恐慌论”，目标致力于汇率稳定、贸易收支平衡， 用80年代拉美危机的一些传统危机信号作衡量标准， 从而认为不是亚洲基本经济基础出了问题而出于金融恐慌。
（2）基本政策：IMF的政策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12月24日前的方案主张彻底改革，结果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气氛，开出的药方使市场确信亚洲的确进入了严重的萎缩，GDP急剧下降。 方案包括保持财政盈余、 提高利率、控制货币增长等紧缩通货政策，事实上加重了危机，货币贬值和股市下挫现象没有丝毫好转，各界人士对此方案的批评也纷至沓来，12月24日后，IMF放弃了财政盈余目标，允许一定的赤字财政， 并实施债务延时，着眼于长期的金融重构。
（3）政策效应：IMF方案总体上还是一种存量调整方案，它的目标在于短期内的国际收支均衡，虽然也制定了长期结构调整方案，但在短期内以动荡和经济衰退为代价，见效较快，如泰国、韩国在接受IMF 的调整后近期的经济指标都有所好转，但很难证明是IMF 的政策有力还是危机过后的自然调整。有一点可以明确：IMF 的政策导向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向债务国强加了一些不必要的改革措施，误导部分国家，致使这些国家实施过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3、两种效用函数：亚洲经济复苏的政治经济学比较分析
（1 ）历次危机拯救方案的差异与分析——流量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危机与1929年、70年代危机一样，都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引发的，从历史上对前两次危机的拯救及效果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增量调整才是解救危机的对症之药。1929年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但事实上20年代股票市场的高涨是切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的，之所以会急转直下，与美联储为抑制证券市场过分膨胀而实行了银根紧缩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受到很大打击有关。而在危机后的解救政策上，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又继续不合适宜的紧缩方案，大萧条随之而来。财政政策方面，1932年美政府增加税收而不是以减税来促进人们扩大经济开支，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名义利率很低，实际利率却很高（通货紧缩的结果），过高的资金成本又抑制了投资，然而美联储认为它已竭尽全力使货币和信贷供应充足了。在对银行系统的问题上，美联储犯了同样的错误，它认为大崩溃正在把那些业务状况虚弱的银行淘汰掉，事实上，如果它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大大加强银行系统的清偿能力，大萧条的损失就会小得多。反之，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萧条，摆脱经济衰退的限影，美国坚持扩大预算、扩大国家消费、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并在1971年实施“加速折旧法案”，使之后十年中各工业公司少缴了＄390亿税款，IMF也建立了一个回流石油出口国盈余资金的机制，帮助其它国家弥补与石油有关的贸易逆差。虽然这种赤字财政加通货膨胀的反危机政策导致后来的“滞胀”，但它提供了足够的流量，至少保证经济增长只是减缓而不是倒退，并利用停滞时期及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旦改造完成，停滞也就结束了。因此，“泰国和亚洲，不需要削减预算、紧缩财政、关闭处于困境中的银行，它需要的是稳定甚至是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遏制外来资本的下滑势头”（Charoon Santikul & Khantong,1997）。
（2）债权人主权——IMF不是圣诞老人
既然有一个较小动荡的拯救方案，为什么IMF 还要坚持紧缩政策呢？从萨克斯对“IMF是什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IMF表面上是182个成员国的自愿结合， 实际上执委会只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由于发展中国家真诚希望与一个以IMF 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签订合同以期及时得到紧急贷款援助，才使IMF 在发展中世界为所欲为，凡是公开与其相左的观点，都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正统、不规范的行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债权人主权”问题，尽管字面上IMF 的重整计划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但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国家告诫欠了它们钱的一个穷国如果违反IMF的意旨就会失去外援， 失去私人市场对它的信心时，自愿的说法也就显得十分牵强，而发展中国家除了妥协之外，似乎很难找到第二条出路。从1945年成立到现在，接受IMF 贷款的国家很多，但按其指导获得较好效果的却极少，而IMF四处提供贷款， 不过是为自己掌握更多的控制权铺平道路，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道德风险。另外，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体现了美国等大国利益，总是有利于制定者和参与者，IMF借此机会， 将其在危机前未能推行的代表美国利益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自由化方案大肆推销。
三、亚洲经济复苏的长远之策——经济结构调整
我们前面谈到结构调整成本（调整中的转换成本）相当高昂，而后进国家在经历一个高速增长后，经济必然面临许多新的不平衡关系，国民经济结构出现新矛盾，应当适时调整避免重大的结构调整震荡。所以必须依赖增量实现调整，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尽管出现了债务危机仍继续举借外债的原因，因为一旦停下来，整个经济的运转成本就无从抵补，只能陷入衰退。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亚洲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源于其出口竞争力下降，而出口竞争力下降则是由于世界分工格局演变，亚洲经济供需条件的恶化引起的，亚洲国家经济结构的重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资本进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则加剧了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下降，但不是本质原因。在致力解决短期金融问题的同时，更要注重于长期调整。 而IMF的拯救方案虽然也考虑了结构调整的长远目标， 但在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利用债权人身份遏止各受灾国的经济增长，其紧缩信贷方案令各国经济衰退，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现金流量。因此，我们认为，亚洲国家应当采取更积极的扩张性政策系列。目前亚洲个别国家出现的转机，主要与美国减息、日元反弹以及对对冲基金在亚洲受挫撤离有关，但影响经济复苏的许多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缺乏流动资金。由于IMF 的过激政策挫伤了投资的积极性，97年7月以来东盟国家吸引的外国资金减少了33.3%，另外，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没有抓住时机），出口收入并末因货币贬值有所增长（市场饱和，无法与低成本国家竞争），在危机国出口增长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下，IMF应设法使危机国增加内需和转变生产结构， 而增加税收、提高利率等政策恰恰背道而驰，遏制了内需的增长。总之，应当使市场与产品结构接近动态比较优势，即引进创新本身不具备优势的生产要素，才能保持持续发展，从“生产要素数量驱动”转变为“生产率驱动”，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