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时机选择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启示论文,时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6-0022-05
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外需主导型”战略立国的日本成功地完成了经济“追赶”的任务，经济实力跃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此时，日本面临着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和开放市场的压力，“外需主导型”战略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在70年代中期就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而延迟至80年代中期才开始这一转变呢？客观地说，相对而言，70年代中期的日本并不具备从“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战略转变的条件，而到了80年代中期，条件基本具备、时机也基本成熟。回顾这一转变的过程，不难发现，这既是日本在当时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情况下的被动选择，也是日本政府根据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而做出的主动调整，是内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日本进行战略转变的时机选择并无问题，但后续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失误，因而导致了经济的长期停滞。
一、日本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时机：国内经济条件
从经济总量指标看，早在70年代初期，日本就成功地实现了追赶的任务。据统计，1965年时日本GDP还落在美国、原西德、英国、法国之后，而到了1970年，日本GDP达到2035亿美元，超过了原西德、英国和法国，不过与美国的差距仍较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5。[1]1975年，日本的GDP达到4988亿美元，1980年首次超过一万亿美元，1985年为13422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2/5。总的来说，70年代中期，就GDP总量看，日本经济已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不过，日本当时的各项分类经济指标与现今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类似，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才成为一个较成熟的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具备了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各项条件。
从经济景气指标看，1971年到1980年的10年间，日本的景气变动比较频繁，70年代中期则经历了较长的不景气时期，即从1973年11月到1977年10月的四年间先后遭受了石油危机的冲击和第一次日元升值而带来的不景气，1974年日本的GDP实际增长率下降了1.2%，这在战后的日本是非常罕见的。1974年和1975年，代表景气变动的重要指标工矿业产值与前一年相比分别下降了4%和11%；企业产品库存剧增，1974年12月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46.2%；设备投资迅速减少，1974年度私人企业设备投资比上年度减少了13.4%，1975年7月民需机械订货额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3%。[2]与此同时，1974年和1975年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工人剧增、股票价格也急剧下跌。在此情况下，日本尽管面临着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和开放市场的巨大压力，但并无改变贸易发展战略的条件。进入80年代后，日本除了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而经历了短暂的不景气之外，剩余时间都处于景气上升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2月到1985年6月的经济景气是由于内需扩大而导致的。从1978年到1985年，工矿业生产指数，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生产指数大约增加了20个百分点；工资价格指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而完全失业率则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从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看，1975年到1985年间大约增长了82.9%。80年代中期，日本的各项景气指标处于良好的水平上，经济增长较快、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较快，已经具备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各项条件。
表1 1975～1990年日本教育和科研指标
资料来源：〔日〕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www.stat.go.jp/data。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标看，与70年代中期相比，日本80年代中期的数据也较理想，见表1。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义务阶段教育入学率均保持在超过99%的高水平上，1975年到1985年间，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继续上升，此期间的财政支出教育经费增长超过一倍，公立教育经费增长了约87%，科研人员使用研究经费增长了2.9倍，投入的教育和科研经费均大幅度增加，增长比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日本的专利申请件数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专利登记件数的增长则非常有限，这从侧面说明日本在此期间的自主创新能力增长缓慢，基础研究方面的进展不大。不过，考虑到科研经费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滞后效应，日本最近几年来在办公自动化、化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不能不说当时的高投入在20年后露出了高产出的曙光。
二、日本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时机：对外经济条件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就此结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局面。美国要求日元升值和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但日本顶住了压力，并没有放弃“外需主导型”战略。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内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原先有利于实施“外需主导型”战略的外部条件不复存在时，才逐渐确立了“内需主导型”经济和贸易发展战略。
从对外贸易状况看，自从确立了“外需主导型”战略以来，日本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一直较高，结构提升也较明显。从1950年到1973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42倍，年均增长1.8倍，其中出口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1.96倍。1974年到1985年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约2.5倍，年均增长22.6%，其中出口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28.5%。从外贸依存度看，1975年约为22%，远低于同期原西德、英国和法国的水平，8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外贸依存度达到峰值，但均未超过28%。从出口商品结构看，日本6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钢铁、棉织品、船舶和衣着类，70年代初期则变为钢铁、船舶、汽车和收音机，1980年为汽车、钢铁、船舶和光学仪器，1985年变为办公用机械、汽车、民用电器机械和一般机械，出口商品结构提升的步伐快速而明显。80年代初期，日本出口市场的地区结构上也变得日趋合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1980年约为24.4%，而对亚洲市场的依赖程度上升到38.3%，同期对欧洲的市场依赖程度为19.4%。1986年以前，日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维持3个月进口”的安全线左右，日元大幅升值后才有较明显的增加。
日本虽然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技术贸易方面，则从战后开始到2001年一直持续逆差局面，2002年日本第一次实现了技术出口大于技术进口，2002年日本技术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139亿日元和137亿日元，2003年分别为144亿日元和129亿日元。这说明直到21世纪初，日本才真正实现了从“技术吸收型”国家到“技术创新型”国家的转变，而这还是在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教育和研究经费高投入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见，对于赶超型国家来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经费的高投入、数量众多的研究开发人员和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做后盾。
表2 日本对外贸易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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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贸易振兴会统计资料、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政策局调查统计部统计资料，www.stat.go.jp/data（注：此表中的外贸依存度为进出口总值与GDP的比）。
战后日本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冲击了原有的国际市场格局，使其与主要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五六十年代日美就出现了纺织品和钢铁贸易摩擦，70年代日本与美欧国家发生了家用电器、机床等产品的贸易摩擦，80年代初期日美、日欧贸易摩擦则进一步升级为汽车、半导体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涉及到的产品越来越多、贸易额越来越大。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80年代后美国国内需求增长缓慢，企业面临困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高涨，国会内酝酿对日本进行贸易限制的法案日益增多。日本虽然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然而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从根本上消除贸易摩擦的必要性已经出现，这就是实行“内需主导型”战略，减少国民经济发展的外部依赖性。
日本“内需主导型”战略也是在面临日元升值的巨大国际压力下实施的。在70年代，日美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贸易不平衡问题，但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总额较少，向日本施加的压力有限。但是，80年代后，日美贸易不平衡屡创新高，引起了国会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美国认为美元兑日元升值是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遂提出日元升值的要求。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到1995年，日元汇率不断震荡升值，1995年4月达到1美元兑79日元，创出了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最高记录。实践证明，日元升值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日本出口贸易依然增长较快。但在日元短期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必须做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准备。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也曾经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引发了“日本威胁论”。这一说法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当时日本的家用电器以质量优良而著称于世，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小汽车以节能的优势大举进军国际市场，更引起了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关注，当时美国国内也曾经出现过日本究竟能否构成“威胁”的讨论。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经济和贸易实力的日渐增强，美国的媒体不断渲染“日本威胁论”，民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压缩了日本“外需主导型”战略的空间。[3]
总而言之，日本在80年代中期从“外需主导型”战略转为“内需主导型”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则体现着一种必然性。也就是说，其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战略转换的时机。
三、日本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从“外需主导型”战略转为“内需主导型”战略的过程中，有三点经验值得肯定。
首先，尽量为这种转变提供理论和政策上的依据。7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经济学界和产业界对日本今后一二十年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出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逐步确立了“内需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其中，前通商产业省（现为经济产业省）1980年公布了《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科学技术厅1980年度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野村综合研究所提出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1982年日本经济审议会长期经济展望委员会制定了《2000年的日本》，国土厅编制了“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等，都是“内需主导型”理论在政策层面上的反应。1986年4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的咨询机构提出的《前川报告》则为“内需主导型”战略定下了基调，即日本的大规模的出口主导型发展模式必须转向，今后必须不断地开发和扩大国内市场。[4]
其次，战略转变的时机选择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从日本的经济态势和对外经济贸易指标看，80年代中期确实具备了弱化“外需主导型”战略而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基本条件，时机选择并没有问题，而且在初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据统计，1981年到1985年经济增长中外需贡献率分别为1.2，0.5，1.6，1.2和0.8，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一数值则分别降为-1.0，-0.9，-1.1，-0.7和0.1；1981年到1985年经济增长中内需贡献率为2.1，2.7，2.1，3.9和3.7，1986到1990年的这一数据分别上升为3.9，5.8，7.0，5.5和5.6。[2]
最后，日本尽量拖延这一战略转换的时机也是值得肯定的。日本虽然在70年代中期就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同时出击，以举国的力量同美国和西欧国家周旋，为战略转换赢得时间，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日本在接下来的政策选择和调整中却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经济在整个90年代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总的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教训值得重视。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失误，没有提早消除经济泡沫。战后至今，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一直较高。在实施“外需主导型”战略时期，高储蓄率为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日本基本没有依靠外资便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追赶。然而，1985年以后，日本政府没有引导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领域，而是投入到技术含量不高的房地产领域，导致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1988年，东京都中心地区商业用地的价格达到1983年的350%，住宅用地价格增长了300%，1985年到1990年间的房地产价格则上涨了4倍。与此同时，日本的股票市场也被炒得火热，1985年日经指数约为12000点，到了1989年底，日经指数已经突破了39000点，4年之内翻了2倍多。股票总价值从1985年底的224.2万亿日元到1989年底变成了890万亿日元，增加了4.7倍。[5]从1986年11月到1991年4月长达53个月的“平成景气”也因此被称为“泡沫经济景气”。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使日本陷入了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充分暴露了日本在80年代后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一味地盲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没有及时地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没有提早消除经济泡沫，延误了经济转型的时间。
第二，产业政策出现了失误。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体制的一种独创，也是“外需主导型”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80年代中期日本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后，经产省产业导航者的功能淡化，没能及时推出具有全球消费潜力的热点产业，不仅使企业丧失了投资方向，而且延误了产业升级的时间，致使“内需主导型”时代的日本经济仍然以传统优势产业即制造业为主，没有及时地引导产业结构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据统计，日本企业80年代后期的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致使制造业投资过剩而高科技领域投资不足，钢铁、汽车、造纸、造船和水泥等行业均出现了资本设备过剩的情况，其中钢铁生产能力过剩近40%。
第三，对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视不够。技术创新包括引进技术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引进技术创新适合追赶国家的需要，一旦追赶完成以后，自主技术创新便上升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自主技术创新要求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表1中的专利登记件数数据和表2中的技术进出口数据表明这正是日本的薄弱方面。日本在长期的经济追赶中偏重于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和开发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使日本高技术产业丧失了前进的方向。不过，从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已初见成效。
第四，企业对“内需主导型”战略的准备不足。在实施“外需主导型”战略时期，日本企业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管理和经营体制，如终生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这种体制使日本企业在国际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但是，一旦把经营重心放在国内市场，这些体制的弊端就暴露出来，而企业体制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由于日本进行战略转变的步骤较快，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对此准备不足。一个明显的证据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企业破产数量急剧增加，1989年为7234件，1990年为6468件，1991年为10723件，其中仅有约40%是萧条型破产。
四、对中国的启示
入世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一些学者指出我国应适时地采取“内需主导型”战略以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本文认为，“外需主导型”和“内需主导型”战略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我国目前出现的名义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不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太快了，而是我国GDP总量相对较小导致的，而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要靠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在低的通货膨胀率下稳步地、有效率地增加投资，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并改变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预期。如果我国的GDP总值能够与我国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相适应，相对地看，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总额并不算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与日本在70年代初期的情况有不少类似之处，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外贸易增长迅猛、贸易摩擦频发、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中国威胁论等。但以人均指标来衡量，我国很多经济指标比当时的日本还落后很多。从日本的经验看，我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最少还有10～15年的实施期间，由于我国的名义外贸依存度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保持外贸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如何保持GDP的稳定和高速增长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日本的教训值得深思，日本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收稿日期：2006-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