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与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民主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渡期风险
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的观念已成为许多学者的信条。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这是我们从国际关系中得出的最接近于经验规律的东西”。这也许是不错的，一个大多数是成熟、稳定民主的国家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更安全、更可取。但是，许多国家不可能一夜之间便使民主变得成熟，它们通常都得经历一个痛苦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大众政治和独裁精英政治往往交相更迭，国家的好战侵略倾向会得到加强。
过去两个世纪的统计资料表明，民主化国家（指向民主政体转化的国家）较那些政体未变动的国家更具有侵略性，这种倾向在民主化发生一年中最弱，而在十年时最强。那些有着高水平群众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进程在这方面表现更突出。从混合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国家从事战争的可能性比依然是混合政体的国家高50%，比其他类型国家高2/3； 从全面独裁到高水平民主参与大跳跃的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比仍是独裁的国家高2/3，而卷入国家间（interstates）战争的可能性则高一倍。
从长期看，民主化一旦成熟，它将有助于和平，但这种预期对那些短期内面对很高战争风险的国家来讲并无用处。因此，推动象俄国、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走向民主化就象在玩轮盘赌，结果如何往往难以逆料。华盛顿和国际化社会应予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去鼓励他们的民主化，而是如何帮助他们避免风险，促使过渡的平稳发展。
民族主义与民主化
历史和当代的许多例证均有力地表明，民族主义的兴起总是和民主的兴起相生相成。
在18世纪的英法，当民族主义首次作为鲜明的政治信条出现时，它意味着人民自治，它成为召唤平民和正在兴起的商人阶级反对贵族精英统治的号角。
民族主义和早期的民主化的调合，有似一杯令人陶醉的美酒，它无数次地导致了病态的战争扩张狂热。这方面最早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相互激励形成共振，甚至当革命变得反民主后，拿破仑仍能利用这种民众的民族主义来实现其征服欧洲的帝国目标。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的统治精英们决定联合起来共同遏制民族主义和民主化这两个“魔鬼”。但当1948年革命幽灵重返欧洲时，政治态势出现了逆转，并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外相帕麦斯顿和法皇拿破仑三世都想通过满足民主主义者在对外事务方面的要求，——发动一场“自由”战争把受压制的国家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控制国内政治舞台上面对的全面挑战。
但相对于20世纪初德国所发生的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大众政治和民族主义的结合而言，所有这些又只不过是小儿科而已。在德国，普选权、工业进步、高度的政治参与、政党政治及其之外的直接压力集团、利用民族利益掩盖狭隘集团利益的策略，使1914年前威廉时代的德国外交承受着大众民族主义情感的持久压力，并最终将犹豫不决的精英推向战争。
日本1931年侵略中国的满洲时，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也携起手来。 20年代，日本扩大了选举权，实行两党竞选，出现了较自由化的支持自由贸易和发展海军的“半选举”政府。而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少壮派形成了一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信条。最后，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民族主义解决方案占了上风，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民众对帝国扩张和限制民主的拥护。和先前事例中所表明的一样，在一个民主化国家中，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精英集团用来标榜民粹主义阻止实现充分民主的一种手段。
民族主义、民主化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在新成立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今天的“魏玛俄罗斯”，为经济窘迫所困的选民支持象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好战民族主义分子，而将叶里钦总统和科济列夫外长这类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置于种族和外交政策问题的被告席上，由此形成一种引发车臣战争的氛围。在“威廉塞尔维亚”，面对民主化强大压力的旧政权政治军事精英，世故而成功地利用民族主义宣传和军事行动为自己奠定了新的合法基础。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类种族分裂的国家中，举行一次选举就象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民主化总是为实行多数人的暴政开辟道路。冷战结束给前共产主义国家带来民主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情感复活这件事绝非偶然。
释放魔鬼
民主化进程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引发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选民们大都喜欢战争。在正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舆论开初总对战争的风险和代价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是，由于统治者往往先将民族主义宣传和军事行动变成事实，迫使舆论转向好战。而大众舆论一经启动，不久便将难以控制。
拿破仑三世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成功地利用克里米亚战争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试图在1859年重演故技：对意大利和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他在战前对手下说：“民族将在战争中再度经受考验，它将激动人心，重新唤起对英雄时代的记忆，并在荣誉的光环下把日益离心离德的政党聚合起来”。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感，加强国家对政治领域中分裂、僵持局面的控制，拿破仑三世不充当舆论的尾巴，而是积极地推动舆论走向好战。
当今的塞尔维亚也有类似情况。尽管80年代生活在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跨族婚姻高达1/3， 但政府还是通过自己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宣传攻势，以及直接通过发动战争本身，使舆论变得好战起来。
总之，民主化国家之所以好战，并非因战争本身受大众欢迎，而是因为国内压力为统治者煽动民族主义情感提供了动力。
民主战争的原因
民主化总是产生软弱的中央权威、不稳定的政治联盟和强有力的大众政治这样的综合症，它把新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带上政治舞台。政治领袖难以找到调和利益冲突的途径，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联盟而依赖于短期凑合或不顾后果的赌博，而新进精英也需要赢得大批支持者以巩固自己软弱的地位。这样，他们往往都通过呼唤民族主义来维系他们本来难以控制的政治联盟。
为了寻求公众支持，他们以民族主义宣传激发民众，但旋即发现被热情的呼吁动员起来的民众是很难控制的，作为旧秩序强大残余的军队也是如此，它促进军国主义，使军国主义可从制度上强化军队。当民主化削弱了中央政府保持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的能力时，这便更为真实了。统治一个正在民主化的社会如同驾驶一辆汽车，在脚踩油门把住方向盘的同时，还有制伏企图争夺司机位置的乘客，结果往往是一场战争。
政治对峙和帝国主义联盟。民主化产生了众多利益分歧的政治大集团。在大国开始民主化的阶段，国王、贵族、手工业者、农民与实业家、城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分享历史舞台。与此类似，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前官员、实业家、社会地位下降的军官同民粹派政客、自由市场中间商、不满的工人、新动员起来的种族集团共享舞台。从理论上讲，成熟的民主制度能通过争取选民的竞争而整合分歧极大的利益集团，但是，当政党和代议制度刚形成时，利益的分歧会使政治联盟难以维持，结果往往是形成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联盟。
僵化的利益和短浅的目光。受到社会变迁和民主化威胁的集团，包括仍有权力的精英们，常常用一种不变的眼光去打量自己的利益，尤其在他们自身不能适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更是这样。在极端情况下，维持这个集团的社会地位的办法也许只有一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来说，是在一个非民主化的国家中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对日本军队来说，是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帝国中实现组织上的自主；对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方和政党精英来说，是建立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国家。由于军事官僚和帝国利益集团在众多专制大国中占据关键位置，许多受民主化威胁的利益集团如君主或共产主义集团便与军事计划和国家的国际使命联结在一起。这类集团对于可能导致社会灭亡或落伍的危害无动于衷，这加剧了寻找摆脱国内政治困境出路的难度，并可能使强大的政治集团无视他们战略所冒的国际风险。
争取大众支持。当处于民主化社会中的精英在努力吸收广大同盟者参与他们的事业时，常会感到非常麻烦。为了动员大批支持者，受到威胁的精英集团在手段上无所不用。这些手段包括信息垄断、宣传伎俩、小恩小惠、收买、组织技巧和联系网络，利用对传统政治机构的控制，形成政治议事日程和提出政治协议。
这种对群众团体的精英动员发生在竞争激烈的场合。精英集团动员群众支持自己以抵销群众威胁（例如，组织爱国联盟以反对工人运动）以及反对其他精英集团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努力。精英集团的机智使他们能够影响群众政治参与的方向，但被迫迎合群众会使单个的精英集团难以控制这一进程的结果。例如，通过精英支持的民族主义组织这条道路参与政治的群众团体，总比它们原先的发动者喊价更高。1911年，德国受群众拥戴的民族主义院外活动集团呼吁说，如果德国外敌的威胁真的象统治集团所描述的那样，则政府在同法国达成关于摩洛哥争端的协议过程中就已出卖了德国的利益。这样，对群众的精英动员增加了民主化社会的统治难度和政治对峙。
意识形态在争取公众支持的竞争中显得特别重要。政治新秀因缺乏职业习惯和全面可靠的信息，可能不明确他们的政治利益所在。意识形态对此有所裨益，尤其在缺乏思想自由争辩的场合中更是如此。精英阶层根据他们所要捍卫的社会地位，想要争取的群众团体的性质，以及似乎合理的政治要求的种类，去试验各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种种意识形态要素中一个近乎一致的要素便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利于形成一个联合精英和民众的利益共同体。它使人们不再注意到精英和他们正努力争取的公众之间的阶级分歧。
中央权威的削弱。国家权威的削弱使民主化国家的政治更趋困顿和轻率。独裁者不再能向精英利益集团或群众团体发号施令。同时，民主制度缺乏整合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和观点的力量。政党软弱无能并缺乏群众的忠诚支持。选举受人操纵或者时断时续。群众政治参与机制也因易受实力集团的操纵而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则因担心无约束的竞争的后果而采取强制措施进行限制。
在历史和当前的诸多事例中，软弱的中央领导集团所采用的策略和较地方化的利益集团并无二致。为了维持自己的眼前生存，他们不惜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特殊利益许诺，并置这种策略所冒的长期风险于不顾。
威望战略。对于一个在民主化国家中受到重压的政权而言，最简单但又最具风险的战略是寻找海外胜利以支撑自己的国内威望。在武装干涉车臣期间，莫斯科和西方新闻评论人士回忆起1904年俄国内政部长V.普莱赫夫在灾难深重的日俄战争前夕所作的预言性评论：沙皇需要的是“一次短暂而辉煌的胜利”，以提高他的威望。尽管这种策略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但作为一种应付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压力的工具，它具有长期的诱惑力。
威望战略使国家对自己的名声所受到的轻视十分敏感。1870年拿破仑三世因一封被篡改了的俾斯麦发出的的无礼的电报而对德宣战便是一例。对那些想避开这类挑衅的人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确保强加给民主化国家领导人的损害，不致于使他们失去支撑其国内威望的遮羞布。
风险管理
尽管推进民主并不能增进和平，但这并不等于说，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放弃民主化。我们的任务在于，要靠对民主的进程的理解来使其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民主化虽然并不总是导致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正如它并不总是引发战争一样，但它造成这种后果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在下述例子中，解决之路似乎在于加强民主而不是相反。在“威廉阿根廷”，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是由于军政府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胜利，以解除转向民主的压力而引发的。而当完全民主实现后便形成了更为和平的政策。在抗议之声席卷前共产主义世界时，民族主义政治在那些最充分实现了民主的东欧国家中——波兰、捷克、匈牙利——并没有市场。在那些较少民主但又部分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经常出现。而在象土库曼斯坦那样保留完全独裁的国家中却没有民族主义动员，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动员，这些最近的例子和我们的基本统计结论有着反差。这里的规则似乎是：要么充分民主，要么索性不要。
在任何既定的例子中，某些因素可能抑制民主化国家的相对好战。这些因素包括民主化国家具有遏制住它想要加以限制的潜在的联盟的强权；更和平的选择对民主化国家具有的吸引力；组成统治联盟的集团的性质等等。我们需要的是证明导向相对和平的民主化的条件并尝试创造这种氛围。
对拉美民主化研究的最主要发现是，当社会上层人物受到变革威胁，尤其是军队威胁时，只有给予其安全降落伞，民主化进程才会顺利。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保证，当他们交出权力后，不被投入监狱。当旧的上层人物看到自己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有其合理的光明前景时，民主化导向战争的可能最小。
另一个优先的问题是必须在新的民主化国家中创建一个自由的、竞争的和多元的思想市场。大多数好战的民主化大国都有多元的公开辩论，但辩论总是倒向有钱的、有接近媒介特权的以及有权控制从档案到军事平衡的情报的优势集团。因此，多元主义是不够的。没有一定水平的游戏背景，多元主义只能为特权集团提出的自我服务神话创造条件和机会，这种神话在历史上常常造成民族主义转向。
最后，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统治联盟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际环境提供的刺激。德国和日本在20年代中期走的是一条通向自由、稳定民主化的道路，它们受到了大量的贸易机会、先进民主国家的投资以及阻止民族主义在国内扩散的可靠的安全条约的鼓励。当自由贸易和民主的国际支持在20年代后期退潮时，它们的自由联盟便解体了。
从长期来讲，稳定的民主区域的扩大可能会增进和平的前景，而从短期看，为了减少动荡的过渡期的危险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摘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1995年5—6月号）
张铭 孙步乾 许春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