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彼得的中国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彼得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彼得(Peternity Goullart)，1901年出生于俄国，1919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他与母亲一起来到中国。在上海给商号当专家，鉴别中国文物、玉器和名茶，以此维持生计。1931年，加入美国捷运公司，充当旅游服务员，走遍中国、日本、印度许多地方。1939年到1940年间，受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托，曾到当时新成立的西康省任职，并有了深入凉山彝区的机会。1941年，又由工业合作社委派到云南丽江，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先后移居香港、新加坡。之后受国际劳工组织任命去巴基斯坦，又作为国际劳工组织顾问居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1975年病逝于新加坡。顾彼得精通俄语、英语、法语、汉语。复杂的经历成就了他的四本书：《被遗忘的王国》、《彝人首领》、《神秘之光》(一译《玉皇山的道观》)、《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的经历》等。前三本都是写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又都是用英文写的，由伦敦约翰·默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顾彼得是俄国人，但到中国后又把自己当作了中国人、甚至丽江纳西人，他的写作首先面对的又是英语世界的读者。这多重身份如何影响到他的中国书写，也就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讨论的话题。 一、时间 注意了一下顾彼得写中国的几本书的日期，《被遗忘的王国》，1955年；《彝人首领》，1959年；《神秘之光》，1961年。而这几本书的内容，《神秘之光》副标题为“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叙述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作者的精神苦闷时期，游历中国道观，与中国道人交往，并最后皈信“道”的历程。《彝人首领》是1939年到1940年间，在西康的一段经历。《被遗忘的王国》是1941-1949年，在丽江生活九年的记录。而写作的时间，却是从最近的丽江生活开始写起，而后再一一回溯“之前”。莫非，这里面便包含了某种玄机。 当顾彼得呆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地区，他日思夜想的“故乡”，不是俄罗斯，而是丽江。《被遗忘的王国》的结尾写道： 我一直梦想找到一个被重重大山隔绝了外部世界的美丽地方，并生活在那里，也就是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想象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偶然间发现了他的“香格里拉”，凭着我的设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丽江我也找到了自己的“香格里拉”。[1](322) 当作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香格里拉”，时间也就在那一刻停滞了。六年后，顾彼得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回眸、怀想曾经的时光，首先涌上心头的自然也是那个“香格里拉”。于是才有《被遗忘的王国》对“丽江”的书写。 《被遗忘的王国》开头，顾彼得细述他从昆明坐车到下关，再随马帮到丽江的经历。而这里的叙事，在时间上，却把“第一次”和“后来”混到了一起。比如，讲到他经过白族的一个村庄九河村，住在一户人家，“我们看见阿姑雅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儿子在一起。他是我的老相识了。他们家待我就像家里人一样。他们是我到达丽江后交的第一家白族朋友。”而翻过一座大山，碰到一伙强盗，那首领居然也是“相识”，强盗首领对他说：“不过你是个好人，我们了解你的工作。我过去没有见过你。可是有一次你救了我和我朋友的命。你记得去年有个老妇人来到你家，求你给被火药爆炸烧伤的人一点药吗?”[1](26)既然如此，与凶恶的劫匪相遇，也就有惊无险，权当旅途花絮了。也许事实本身是真的，但时间是在“后来”的某一次。 而“初识丽江”： 翻过山口向下走，啊，美丽的丽江坝，使我为之倾倒。每当春季里我走这条路来到丽江时，我都赞叹不止。我得下马凝视这天堂的景色。气候温和，空气芳香，带着一股从耸立在坝子上的大雪山传来的清新气息。扇子陡峰在夕阳中闪烁，仿佛耀眼的白色羽毛在顶上挥舞。……小溪急流淙淙，百灵鸟和其他鸟类的叫声如同神灵的音乐。[1](30) 显然，“每当”意味着，这不是第一次面对。而对丽江风景如此细致入微的体察，如此动情的描绘，显然也不是一个初来者能够完成的。作为“他者”，面对“异邦”，“异”文化，从“初识”到“相知”，“陌生”到“熟悉”，总是有个过程。顾彼得却省略了这一步。“谈笑风生的男女牵着马匹，在老远处我们就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和歌声。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认识我。”[1](31)这只能说，顾彼得来到了他日思夜梦的地方，仿佛前世的知己，未见就钟情了。 当然，顾彼得能够很快地融入丽江，成为丽江居民中的一员，也与丽江本身的包容性有关。战时，这里是连结昆明、西藏、南亚的中介，各种由马帮驮来的商品的集散地。这里，除了本地的纳西族，汉族、藏族、白族、彝族、苗族、普米族、羌族、傈僳族……都会到丽江来赶集，或者各族的人就杂居在一起。纳西人习惯与各部族的人相处，对洋人也一视同仁。洋人在这里”不会被当作白鬼子或西方蛮子”，而顾彼得，当他来到丽江，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需要在这里长期居住的“居民”，所以他一方面尽心尽职于自己的工作和副业，开办工业合作社，为当地人谋福利，副业就是用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药品，免费为穷人看病，以此赢得信任与尊重，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与邻居、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与通过各种途经结识的各部族的人成为朋友，然后有机会去散居在各地的他们的家中做客，参加他们的节日、婚庆丧礼。久而久之，一个洋人、外来者也就慢慢成了地地道道的丽江人。他分享丽江人的喜怒哀乐，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又与它们共患难。当丽江人抗击匪帮的入侵，他便充当了医者的角色，“如果丽江失守，我想分担他们的耻辱与不幸，正像我在过去许多年中分享了他们的生活与幸福一样”[1](302)。 可以说，顾彼得对丽江的“观看”与“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旅游者、探险家，乃至那种为了研究而深入到土著部落中生活的人类文化学者。对顾彼得来说，丽江就是他的梦想，就是他想要一辈子在这里生活的地方。这决定了他的文字，不再是普通的“游记”，叙述者也不再仅仅是个“旁观者”，而能真正地入乎其内，体察到许多“旁观者”无法看到的东西。在顾彼得看来：“只有长期生活在他们当中，密切地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遵循他们的风俗，人们最终才可能瞥见事实的真谛”。 顾彼得在丽江待了整整九年，但在《被遗忘的王国》中，其叙事基本上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除了“随马帮到丽江”、“初识丽江”，“与纳西人的深入交往”、“开办合作社”、“工业合作社的进展”、“在丽江的最后时光”，依稀能让我们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作者写丽江的集市、酒店、喇嘛寺院，在丽江的医务工作，与纳西族、藏族、彝族、白族人的交往，把丽江人的婚俗、节日、青年男女的殉情、东巴仪式，纳西族的音乐、美术和悠闲时光……一点一滴地写下来，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朴实而奇妙的世界。在这里，人们自由地、快乐地生活，他们不需要基督教，他们追求的幸福是：“有大量的田地果园，牛马成群，房屋宽敞，妻子迷人，儿孙满堂，粮食酥油和其它食品堆满仓，酒坛满地，性欲强旺，身体健康，在鲜花遍野的草地上，与情投意合的伙伴们接二连三举行野餐和舞会。”[1](136)禁酒禁烟禁娱乐，让人活着受死罪的基督教，自然激不起纳西人的任何兴趣。他们有自己的人神、人鬼交往的方式。他们相信鬼神世界的存在，死者不是生活在蓝天白云之外的地方，而就生活在附近，就在帷幕那边。他们对此既不惊讶，更不恐慌，而是把阴间的来访者当作人，以礼相待，与之谈话。因而，在祭祖的仪式上，没有悲痛，他们把祭祖看作是与死者的欢乐而安详的团聚，而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另一种意义的相聚。 这是一个几乎被外界遗忘的王国，也是一个内部充满和谐的静谧的世界。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了。战争曾经使这个“王国”引人注目，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城市失去了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它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一个被已往的部落王国的小都城，找不到世界大事的踪迹。”“遗忘”，意味着它的遗世独立，自成一体，与另外的那个世界的疏离、不合拍。当纳西族人离开丽江坝，他们对到过的大城市总是充满了厌恶与恐惧。而在丽江，尽管供人享乐的东西很少，没有旅馆、电影院，没有本地人为赚取旅游者的小费而作的“表演”，但这又是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两个世界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顾彼得谈到，丽江人时间的观念与西方的完全不同。在欧洲，尤其是在美国，大部分时间花在赚钱上，剩余的时间用一种成为惯例和刻板的方式消磨掉。而在丽江，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时间是“良师益友”、是“客观存在”、是“神奇的财产”。在那里，人们有着充分的时间享受美好的事物，街上的生意人会停下买卖欣赏一丛玫瑰花，或凝视一会清澈的溪流水底。田里的农夫会暂停手头活计，远望雪山千变万化的容颜。集市上的人群屏住气观看一行高飞的大雁。 浮士德说：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中国诗人孟郊咏《烂柯石》：“仙界才一日，人间千岁穷”。丽江的美好生活，正是在舒缓乃至停止的“时间”中被彰显出来。作者自称，他在那里度过的十年好像才过了一年。可惜，美好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1949年，当顾彼得不得不离开丽江，他为此充满了茫然与惆怅。对于他来说，离开丽江的念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丽江那充满宁静、幸福的生活，在他看来，就是天堂。这是人工的天堂，是通过智慧、爱、工作所获得的“天堂”。但是，这一切马上就会成为过去，当他不得不乘坐那“寓言中的神鸟”奔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已经实现的梦想就这样结束了。经过互相了解得到的幸福生活了结了”。顾彼得没有交代他去了哪里，他只是说，他一直在旅行，直到写这本书时，这种旅行也尚未结束。而丽江，便成了他一个永远的梦。 二、身份 顾彼得曾经说，他要像一个纳西人一样地写丽江。既然是“纳西人”，丽江便成了他的“故乡”，这也影响到他关于丽江、关于中国乃至关于俄罗斯的书写。 顾彼得当然首先是俄国人。但他认同的是“战前的俄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区别的“俄国”。而革命后的“俄罗斯”，因为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被驱赶，却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顾彼得真正认同的其实是作为欧洲的一员的“俄国”，当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后回到欧洲，“我感觉我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一样类型的人，一样的老咖啡馆和人们一样的谦和礼貌的交谈往来。除了街道上有了霓虹灯和更多的各式各样的车，在我眼里欧洲一点也没变。” 这种“欧洲的俄国人”的身份，使他在观察、书写中国时，“欧洲”往往成了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比如在《彝人首领》中，当他进了彝区，作为一个“外来者”、“旅行者”，一个难得来一趟的“稀客”，原有的生活背景、文化，作为一种“接受屏幕”，也就影响到他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看”与“接受”。作者走过彝区，从彝族歌手的歌声里，联想起的是“卡鲁索”、俄罗斯的“鲍罗庭”、匈牙利的音乐，当他碰到那些彝人首领、贵妇，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他想到的是：这片土地、这些人民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穿着完全是欧洲中世纪城堡、骑士、夫人、小姐、男爵、强盗、骑士制度、欢乐舞蹈、吟游诗人、流氓无赖和农奴制度的翻版。”顾彼得由此发现的是“两个很遥远的文明彼此间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文化惯性使然。人们面对“异”文化，总是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出发点，进行比照。正因为如此，顾彼得从彝族那里，也就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已经消逝了的“欧洲”。 顾彼得的身份，一方面是个俄国人、欧洲人，而当他来到中国，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汉人中，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也慢慢熟悉了中国人(这里主要指汉族人)的思维与行为处世方式，中国人的礼节，这也包括中国官场的那一套规则。顾彼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甚至让他读懂了文化背后的许多暗含的意义。“在中国，生活和人际关系并不像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一个外国人只有懂得这种生活和人际关系中暗含的意义，才能成功地待在这个地方。”[2](11) 可以说，顾彼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汉化”了的西方人。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所谓“中国”，在顾彼得那里，其实是有“汉族”与“他族”之分的，与很多西方人眼中的笼统的“中国”概念不同，顾彼得在关于“中国”的书写中，会时时提到“他们(外国人)都会讲很好的汉语，可是对汉人的性格和智力认识不足，不能使汉人适应他们的工作方法，”“在与汉族各阶层相处时……”等等之类的表述。很多时候，顾彼得把自己也当作了汉人中的一员，精通汉人思维与生活习性，所以，除了“神秘”的道教，顾彼得对汉族人的生活与思想，慢慢地，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以平常人的眼光打量汉人，平实地写出交往中的不同的汉人形象，这使他笔下的汉人与汉族生活，呈现出一种日常性、平淡化的特点，而少了些洋人面对“中国”，通常的猎奇心态。 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顾彼得寻“异”的目光，往往会投向中国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区域，那些边鄙之地。作者将中国的西部统称之为“西域”，一片神秘而迷人的土地。作者对“西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如顾彼得之类的“外国人”，当他们来到中国，面对那些西化、现代化了或者正走在现代化的路上的内地城市，传说、想象中的东方的“神秘”已经微乎其微，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转向了更古老、蛮荒的“西部”，那些汉族之外的“化外之民”，如纳西族、藏族、彝族等等。 纳西族、藏族、彝族与汉人之间，就像那个时代的中国与西方，常常构成了“他者”与“自我”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中充满了种种的隔膜和偏见，或者神秘的想象。正像《被遗忘的王国》写到汉族人对丽江的想象与认知，在许多汉族人的想象中，那个时候的丽江，实在是太遥远了、太可怕了。“可以说那个地方在中国之外，是‘边远蒙昧之地’，是沉没在甚至不通汉语的野蛮民族中的无人之地。根据各种传闻，那里的食物，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汉族人来说，是无法吃的。……更糟糕的是，一切食品都用牦牛奶油来烹调。那里有许多汉人被刺杀或被除掉。穿过街道是危险的，因为街上，尽是凶猛如野兽的蛮子，腰间佩带大刀和短剑，随时准备使用”[1](9)。 这种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想象与认知，使我们联想到，很长时间里，西方对中国的观看。顾彼得也难免受其影响。在《彝人首领》中，作者写他一直寻找着深入彝人居住区的机会。而穿过彝区，在汉人看来，简直就是危机四伏的冒险，如果没有彝人首领的允许，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哪怕顾彼得很愿意去理解彝人，更多地看到彝人友善、纯朴的一面，有时也难免感染那种恐惧。正像顾彼得写在从西昌回来的路上，与李志高同行，走另一条路，有天晚上在一个彝人家借宿。“我想他们对滚了一身泥、像落汤鸡一样的我们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注意到他们贪婪地盯着我们带来的马匹在看。……我们在屋角的一堆枯叶上时睡时醒，生怕什么时候这些彝人的脑袋一旦开窍，我们的喉咙上就会挨上一刀。”[2](191)从眼神中引发的”想象“，恐怕还是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有关。 显然，顾彼得作为西方人，作为“汉人”，他对彝人的观看、想象，还是属于“他者”的旁观。这其中既有恐惧，而“神秘”的彝族又总激发他的种种想象。“这个彝人社会的繁荣、富足与自足燃起了我的想象，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永远待在这里的欲望，与外面那个不友爱的世界所有的麻烦和争斗隔绝开来。”[2](171)但是，当顾彼得说出想要永远待在那里的愿望时，在彝人眼里，这又成了他们听过的“最逗的笑话”之一。如果说，顾彼得在丽江待了九年，使纳西人接纳了他，他也自认是以一个“纳西人”身份写出纳西族的一切。而对彝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匆匆的过客。顾彼得在行走中看到的彝人，不过是彝人上层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大多是旅途中的惊鸿一瞥。那些作为白彝的彝族家奴、农奴，基本上在他的视线之外，因而，他的彝族想象与书写，就难免带有了臆想的成分。 三、视角 在《彝人首领》中，当顾彼得去曲木藏尧的姨妈家，一个黑彝贵族大家庭中做客，一个西方人，一个彝族贵妇人，便有了一个有趣的两种文化对话的机会。顾彼得为了表示对这次会见的郑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年老的夫人却问为什么要在脖子上系这么一根小布条?“小布条”与“领带”，构成了两个不同的视点。服饰作为一种装饰，具有符号象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顾彼得对彝族的观看中，他自己也常常成为被观看的对象。 对彝人的观看、想象、塑造，有几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汉人的视角，因为两个民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导致长期的征战、对立。同情彝人的羊司令对此也有透彻的理解：“他们并不像人们所诬蔑的那样，是一伙土匪或是野蛮人。这是因为几百年来我们之间关系很差，所以，才落得个这样的名声，如果我们这些人不是企图去征服他们，不去掠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并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尊重他们特殊的地位和习俗，那么人们生活在这里会幸福得多。”[2](196)作为“个体”的羊司令，对彝人可以有一定的理解与同情，而一旦“个人”成了“我们”，作为汉人的一分子，对彝人的妖魔化，又可能成了整个汉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原因正在于汉人想把他们的官员与文明强加给彝人，把彝人肥沃的土地开放给汉族农民。而顾彼得其实想要摆脱的，就是汉人对彝人的普遍的偏见，而力求相对客观地写出彝人的“真实”。 顾彼得一生似乎都在寻“异”，在对“异”的偏好中，就包含了精神追求的意义。顾彼得与中国的结缘，与道家思想的契合，与丽江的一见钟情，最终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应该说与他在俄罗斯的生活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顾彼得在《神秘之光》中回忆自己的童年，两岁不到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不喜欢莫斯科和别的大城市，迁到莫斯科南边的一个小城，过着乡村式的生活，有自己养的牛、猪和鸡，还有一个菜园，小城周围几英里外环绕着树木繁茂的森林和小山。在顾彼得看来，他母亲并不是虔诚的教徒，却是一个简单自然生活的拥护者，一个完全被大自然的情绪和美丽深深吸引的人，在大自然中，充满了种种的神秘和奇迹：“人们相信，在正午和下午1点这个时间，当太阳高挂天顶之时，森林就变成《仲夏夜之梦》中那个顽皮的小精灵，林中之神仙嬉戏玩耍的地方。对我母亲而言，在这个神秘的时刻和这个最少被男人打扰的地方，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会全部显现”[3](6)。 母亲的这种回归自然、简单的生活，对大自然的神秘化，在顾彼得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种种的印记。以至当他来到中国，很快就在道家的无为自然，在中国的美丽神秘的山川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而他对中国的向往，最初的机缘，又与他的外祖母有关。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神秘之光》中都曾谈到，他从小就对东方充满兴趣，有着血统上的关系，母亲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大商人，他们的马队到过蒙古、西藏、杭州，而他的外祖母，活到97岁高龄，便成了那段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见证人和讲述者。她四周是旧茶叶盒子，上面有中国仕女画，画中美女端着精致的茶杯，给蓄有胡须、手摇扇子、戴有头巾的中国达官贵人献茶。盒子上印有文字。正是外祖母的故事和物品，激发了顾彼得对东方的兴趣，还有到中国内地、西藏和蒙古旅行的渴望。而当他因为时势的变化来到中国，“我立刻喜欢上了中国并且想着这正是培丽吉外祖母曾经向我描述的一切”。这正所谓机缘。 而顾彼得之接受道家思想(在顾彼得那里，道教与道家思想，常常是混为一体的)，在他看来，并没有必然性。只是因为在他人生面临困境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杭州玉皇观的道人，“春干的不平常的友谊和李主持的温暖的关怀”，给处于痛苦与孤独中的顾彼得以很大的精神安慰。而“如果我从基督教的教堂或者佛教的寺庙中得到这般的善遇和慷慨的热情，肯定迟早也会使我归依于他们的信仰”[3](189)。对“生命的仁慈、尊重、理解和同情”，其实是所以宗教所共同的。 这里便涉及对不同宗教的“道”的理解。玉皇观的李林山住持告诉顾彼得，理解《道德经》，需要的是“心和灵的直觉”。不朽的“道”是“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和无限的简单”。顾彼得来自一个基督的世界，而在中国的思想与宗教中，他又找到了与基督的“真理”共通的许多东西。“真理与智慧是惟一的，相同的”，所以宗教亦然。正如紫竹寺的佛教高僧明静住持所说：“当我们比较不同宗教的时候并不去寻找悬殊和鸿沟，而是尽力发现相似与一致。这是中国与西方的观点上最本质的不同。我们坚信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指引通向终极真实的途径，就跟车轮的轮辐都集中向着轴心一样。”[3](57) 中国式的“道”，更多地体现的是包容。当然，顾彼得在接受道家思想的同时，他又有自己的视角。就像他描述李林山住持做法的场面，李住持握着白玉节杖，向主神深深地敬礼膜拜，他用响亮清澈的声音祈祷： 噢，主神!一切神圣之王的君主! 你耸立在西方天国的玉殿， 你远离凡尘俗世却依然在我们身边， 你喜爱天国那超凡的和谐，却依然俯首倾听我们卑微刺耳的祈求， 噢，万能的圣灵!你带着威严荣耀的光环，却依然屈尊帮助你可怜的子民， 我们恳求你，请你倾听我们卑微的祈求。[3](116) 乍一看，还以为是礼拜天主的仪式。尽管顾彼得未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当他观看他者的仪式时，原有的接受屏幕、思维惯性，会使他把“异”纳入到自己熟悉的轨道。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误读。正如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一文中所说：“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来说，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4](110)尽管顾彼得在很多时候都是尽力去理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经成了深谙中国式处世之道的“中国人”，但他看“中国”的视角，有时难免还是会带有“他者”的色彩。就像前面我们谈到，他在写彝人世界时，时时联想到的是古老的欧洲。“俄罗斯的欧洲”成了他的一种立场、思维定势。 就像顾彼得对丽江的书写，当他把丽江比作“香格里拉”，看作他精神的最后归宿。“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所构建的一个东方“乐园”。而顾彼得关于丽江、关于中国的想象，其实也是整个欧洲关于东方、关于中国的一个永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