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共识#183;多元视野#183;当代意识——对新世纪十年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共识论文,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的十年，是中国方方面面发生剧变的十年。同样，新闻界在新世纪的十年里也发生了一系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新世纪十年，党中央围绕如何认识和对待新闻报道，以及如何认识媒体、如何对待媒体、如何使用和管理媒体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从而使党、政府以及新闻媒体在新闻观、舆论观、媒体观、官媒观、民媒观和内外传播观上都发生了可喜的变革与进步。[1]在新闻传播理念的诸多变革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按新闻规律办事”：“强调新闻报道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句话的要义之一，是认定新闻传播有规律。要义之二是必须尊重、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前者是对新闻传播无规律论的否定；后者则是对新闻报道不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否定。”[1](P.16)
在更为深广的背景中，按照政治学者景跃进的分析，改革开放数十年有条一波三折的社会历史线索：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从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与这个过程相应，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学也经历了类似“正反合”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属于极度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80年代一度去政治化，“信息”、“传播”、“受众”等中性概念开始风行；90年代以来，在文化政治与文化自觉日益凸显之际，再政治化成为新的社会潮流与历史趋势，如欧陆批判学派与传播批判理论的日渐风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新闻传播放在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将它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
新闻实践、新闻理念的变化以及学术思潮的不断变迁，给理解新世纪十年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大的背景。换句话说，梳理反思新世纪十年的新闻史研究，不能离开近十年新闻实践的变化以及学术思潮的变迁。正是新闻实践和新闻管理中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反过来刺激新闻史研究者着力寻找新闻史研究的“本体”——其自身的学科规律；而学术思潮中“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几番起伏，也促使新闻史研究者更加强调新闻史研究的“当代性”“思想性”，着力寻找新闻史中的新闻媒介、新闻事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社会文化状况等方方面面的互动和联系。
应该说，新世纪十年的新闻史研究正是沿着以上两个核心脉络不断展开。具体来说，在以下四个方面展现出了突出特点。
一 理论探讨上，对新闻史研究独特规律开展“反思”与“重建”
新世纪十年，围绕新闻史研究，业界进行了多次集中且极富意义的理论探讨。以2007年春季期《新闻大学》发起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为代表，研究者对当下的新闻史研究现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反思。
反思首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新闻史研究的革命史化问题。复旦大学教授丁淦林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一文中，针对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1956年教学大纲，认为“我们有条件创造一个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包括教学大纲)，更新研究理念，更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扎扎实实地造成一种新局面，走出一条新道路。”[2]暨南大学教授吴文虎则认为：“中国新闻史无论是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不仅在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从而造成新闻史研究中的“本体迷失”。[3](P.33-34)
其二，由新闻史研究追随革命史研究亦步亦趋为起点，学者们对当前新闻史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批判。这些批判包括：
“学术内卷化”——“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的真知灼见”。[4](P.5)
“编年史思维”——“严格按照时间次序，依次罗列所谓的大事，然后在每一章开头有个概括，在其最后做点归纳。即使这些概括和归纳，也都是描述和印证式的，几乎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5](P.6)
“新闻性与历史性的双重隐退”——“因为过于偏重新闻内史，甚至只剩下片断非常琐碎的新闻史料，而导致‘新闻’本体的隐退；又因为过于向历史方面倾斜，甚至误以为‘史料即史学’，而导致‘历史’整体的隐退。”[6](P.20)
“微观、实证、事态”的实证主义史学——“新闻史研究虽有汗牛充栋、成千累万的历史知识，却没有多少耐人寻味、启人心智的思想理论；虽有考订精慎、辨析入微的专业积累，却没有什么千回百转、留韵无穷的文化蕴涵。总之，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过于受制于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而未免忽略历史与史学的鲜活要义。”[7](P.40)
其三，在批判的基础上，新闻史研究者提出了重建新闻史研究范式的种种设想。
武汉大学教授张昆在《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一文中提出应注意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认为“在新闻历史研究中，在致力于探索历史纵向演进规律的同时，树立横向的历史发展观，注重新闻系统内不同媒介之间、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不同国家民族的新闻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是新闻传播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新闻史学学术水平的需要”。[8](P.78)而青年学者阳海洪、赵平喜则提出“媒介生态学”的新闻史研究新路径：“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发展。”并因此提出要追求“在地的新闻史”(即对本土经验的重视)、“整体的新闻史”(强调横向的多维影响)、“生成的新闻史”(媒介如何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9](PP.69-70)
湖南大学副教授唐海江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引入新闻史研究，认为“新闻史是一个由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持续过程”，“从历时性看，‘构成性’将新闻史理解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持续互动、相互建构(或者说‘共建’)的历史过程……从共时性看，‘构成性’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情节，即从历史‘场景’出发，描述互动和‘共建’的具体情节，活络并重现新闻史的真实世界，实现历史真实的全面、准确的再现。”[10](P.98)
清华大学教授李彬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社会史的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三个融合，一是新闻与社会的融合，二是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三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7](PP.41-42)
可以说，关于新闻史研究新路径的探寻和新范式的设想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在破除旧有研究范式之余，应该“立”出一个怎样的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种怎样的新的学术共识，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进一步分析，在这些表面上“多元”观点的背后，却有着几乎相同的“公约数”：所有这些看起来千差万别的研究范式和路径，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超越新闻史研究的单维化，即既非以“革命史”代替“新闻史”，同时也非孤立、割裂地考察“新闻史”——新闻媒体的发展演化本身，而是从新闻、媒介的演变与其他社会系统，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中探究其发展规律；从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中考察其演变趋势。应该说，这正逐渐成为当前新闻史研究的“主流范式”。
二 研究实践上，研究领域不断细化展开、新的研究视野开始显现
“岩石上无声的扩张/苔藓生长，蔓延”，新世纪十年新闻史的研究实践，就像美国诗人毕肖普所形容的那样，是一种无声而又执著的生长。除了各种教材和通史研究之外，新世纪新闻史研究展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研究领域上的不断细化、展开；二是研究视野上的多维，尤其是一些以前不被重视、甚至不屑正视的研究对象被研究者拾起，新的视野赋予了它们崭新的生命活力。
回顾20世纪末一些有关新闻史的优秀著作和博士论文，占据相当数量的是宏观的通史、断代史和媒介史。如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3卷)、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等。这些宏观的通史、断代史和媒介史最大的作用是填补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它们共同构成了新闻史研究之树的基座和主干。新世纪以来，新闻史研究则在这一主干上不断发芽、抽枝。这种细化和拓展伸向三个方向：一是新闻传播学术思想史；二是民族新闻史和地区新闻史；三是专门史和行业史。
在新闻传播学术思想史的专著方面，既有宏观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2006)、《中国传播思想史》(金冠军、戴元光，2005)等，也有更为细分的不同类型的新闻思想史，如《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2002)、《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郑保卫，2004)等。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张振亭，2008)、《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1978-2008)——学术精神的追寻与理论重建》(赵智敏，2009)、《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倪琳，2010)、《现代中国新闻学科建构与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18-1949)》(姜红，2006)等。对新闻传播学说、学术、思想的大量细化研究，显示出新闻史研究开始从史实转向“观念”，此外，随着新闻学在学术研究中价值的回归，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学科史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末“新闻无学”以及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观点的正面回应。
民族新闻史和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则延续上世纪开始的趋势，《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白润生，2008)、《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周德仓，2010)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由学界研究者和业界实践者共同参与的《浙江新闻史》(王文科、张扣林，2010)以及一些博士论文，如《近代辽宁报业研究(1899-1949)》(赵建明，2010)、《上海报业发展中的西方要素研究(1850-1937)》(汪幼海，2008)等，则显示出新闻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对地方新闻传统与历史发展的极大兴趣。
在专门史和行业史方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外传播史”方面的研究。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提高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自然成为当下中国新闻界的热点话题。与此相应，一系列有关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与经验的著作和论文接连面世，如甘险峰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2004)，由一线实践者、原《今日中国》副总编辑陈目浓编著的《中国对外传播史略》(2010)，以及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钟馨，2010)。这些论文和研究成果的集中出现，也体现了新闻史研究鲜明的时代性。
此外，《中国经济新闻史》(沈毅，2008)、《中国体育新闻史研究》(张宏伟，2008)、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论(1840-1949)》(薛文婷，2010)等按新闻类别所做的专项研究，以及《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等主流媒体“家谱”的陆续面世，也是新世纪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亮点。
在新世纪的新闻史研究中，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新闻史研究视野有了新变化：在严肃主题、宏大叙事之外，研究者开始关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甚至“非主流”的领域，在一个细小的切口下，深入体察新闻与社会的微妙互动和复杂关联，使读者对种种有关媒介的情景和社会历史变迁有了更深入、更细微的了解。这种“自下而上”、“寓言”式的“取其一斑，以窥全豹”的叙事往往能够拨动读者最敏感的心弦，研究也因此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的博士论文《苏报案研究》，借助大量外报及其他外文文献对苏报案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曾被误读的历史事实。再如2009年两篇新闻史的博士论文：复旦大学杨朕宇博士的《〈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建构(1927-1937)》和北京大学马俊江博士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以〈觉今日报·文艺地带〉为线索的历史考察》就体现了这种“小巧之美”。赵月枝教授的文章《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更集中展现了这种研究视野的转换。该文对一些“非主流”、甚至是表面“非法”实际却流传广泛的“小报”进行了研究：
没有人能忽略小报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历的一个重要层面，以及它们对于主流新闻事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报抄小报”(为了适销对路)，这逆转了“文革”时期“小报抄大报”(为了政治正确)的现象。不管小报是多么琐碎、媚俗，多么直截了当的以市场为导向，又是多么容易消化的“文化快餐”，它们并非“只是”娱乐或“单纯”的文本。小报虽然不会将政治劝导或意识形态说教作为其主要目标，但它仍然身处社会于新闻体系之中，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真空中生产、消费与流通。在那些有关离奇而明显偏离正常规范的小报故事背后，存在着对社会共识与社会规范理所当然的假设。[11](P.110)
作者分析了小报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群体：有钱人、下岗工人、农民、流动民工和罪犯。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它们(小报)比通常的假设有更强的官方特征。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破坏党的宣传规则，但在其他方面它们更经常地延伸了党报话语并强化了主导意识形态。”“小报包括了将市场经济‘法则’普遍化和自然化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声音……在其他方面(虽然程度要轻得多)，一些小报确实反映了大众的关注，包含了大众意识的碎片。”因此：
小报既不是挑战主流的“替代性媒体”，也不是麻醉大众的“新鸦片”。小报是不同社会意识碎片的不均匀的混合体，而这些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版图中特有的。作为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产品，它们的市场威权主义倾向维护了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们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欲望与需要，还有他们在这个历史生命过程中的体验。[11](P.110)
这些新视野的研究，切入的往往是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领域或问题，得出的是出人意料的发现或结论，有助于人们把握某一时期的媒体及其折射的社会事实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进而也丰富了我们对特定时代的媒体及其作用的理解和认识。
三 研究方法上，注重多学科性和多元化，对新途径、新方法的运用仍显不足
新世纪以来，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方法创新”，即“突破传统的、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基于方法论层面认识上的提升，加之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开始突破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量化统计法、内容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访谈法，等等。”[12]
应该说，新世纪以来，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研究者开始自觉向其他学科借鉴，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丰富新闻史研究。总体来看，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方法成为新闻史新兴研究方法的主要来源。
在历史学方法方面，口述史研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林溪声认为：口述史可以扩展历史叙述权，打破新闻史叙述一元性和垄断性；可以完整地再现社会发展轨迹，丰富新闻史研究的维度；可以把新闻史研究推广到普通民众之中；能够生动地表现出个人或群体的历史意识和心理。[13](PP.74-75)王润泽也认为，“口述史料对当代新闻史的发展水平有决定意义，在新闻文本保存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收集发掘直接决定了当代新闻史研究的深度和高度。”[14](P.27)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和博士生白红义多次到医院访问85岁高龄、且身患癌症的《文汇报》原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15](P.12)，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采访并录音整理了《我的学术之路——方汉奇八十自述》[16](PP.5-13)，这些文本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社会学方法方面，文化研究与新闻史研究有机结合成为不少研究者乐意尝试的方向。唐海江认为，文化研究的方法使新闻史“不再拘泥于历史表象的描绘，而是探寻历史的深层内涵和脉动。如对于新闻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就不再停留于制度的发生、发展及其功能的描绘，更重要的是探寻这一制度政策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10](P.100)赵月枝的《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一文，就是以“文化研究和文本解读为理论和方法论取向”。[11](P.109)在这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下，分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符号和意义的“生产”就成为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传播学方法方面，王樊逸提出“将新闻史研究置于传播史研究的背景下，从而借助传播学所具备的当代性、跨学科等优势，使这两个学科实现优势互补”。[17](P.24)王润泽也认为，可以“扩大新闻史研究的外延，使之与传播史结合，成为传播史的一个部分，借用传播学的方法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历史”。[18](P.21)田秋生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借鉴传播学研究方法：一是“以拉斯韦尔的‘5W’框架研究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活动和现象”，二是“通过媒介生态环境的研究来寻求新闻史的理解和诠释”。[19](PP.81-82)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研究方法背后，不少学者更为强调理论创新和“问题意识”，甚至直言，“我们现在不缺少方法，而缺少问题”。“方法明显是为问题服务的，如果找不到问题所在，不知道研究的目的，为了研究而研究，这样的研究从开始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成为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对象。”[18](P.21)“问题意识能够提纲挈领，把林林总总的史料串起来，否则材料必将如羽毛散飞一地……经过问题意识的驾驭和统摄，材料不再是死的，而立刻鲜活生动起来，既看到内在逻辑，又彰显背后一层层的意义。”[20](P.7)
检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新闻史研究，自觉运用以上多样研究方法的案例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研究还是以史料为依据进行逻辑推演和理论分析。在方法使用上，理论探讨的热度远远大于实际应用的热情。事实上，任何一种方法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学科假设和理论支撑。特别是新闻史研究，需要更多强调的是方法论，而不是某种单一的、具体的方法。总之，不仅应该重视研究方法，而且更应该重视某一研究方法及其背后复杂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预设的关系，重视某一研究方法对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适用性，从而避免在方法使用上的混乱，实现理论与方法、问题与工具的统一。
四 关注焦点上，呈现从“古”至“今”的走向与变迁
回顾新世纪十年的新闻史研究，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研究者关注焦点的变迁。
这种变迁集中体现在新闻史博士论文选题的变化上。在CNKI数据库中，以“新闻史”为主题和关键词，可以搜索到近3年的44篇相关博士论文。在这44篇论文中，只有1篇论文涉及清末以前的新闻传播(《先秦舆论思想探源》，夏保国，2009)，有25篇博士论文研究清末民初，尤其以分析民国时期的报刊、报人和报业为最多，另有7篇博士论文涉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其他12篇论文则属于专门史和外国史的范畴。
虽然对清末民初的报刊研究依然占据新闻史研究的主流，但与上世纪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者开始关注当代史，涌现出一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吴畅畅的博士论文《传媒、现代性与工人阶级主体性——以〈工人日报〉等为例》、卢迎安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研究(1978-2008)——以央视和凤凰卫视为例》、田秋生的博士论文《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都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现实关怀；钟馨的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陈叙的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研究》等，则从某一类别切入对当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也开始吸引青年研究者的目光，如王晓梅的博士论文《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蔡美华的博士论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党报作为研究》等。青年学者王辰瑶还出版了专著《嬗变的新闻——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1949-2009》，集中描述了建国后新闻报道的变迁。
除此之外，一些论文描述的对象虽然是专门史、断代史，但其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例如，近期涌现出的大量中国对外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就体现出研究者对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深刻关切。
李彬教授曾经指出：“就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而言，日益面临着一种‘战略性调整’。具体说来，涉及三点。一是研究领域的调整，重点由旧中国转向新中国……二是学科定位的调整，重心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三是理论与方法的战略性调整……除了延续史学青睐的文史传统，势必更多地侧重于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学科。”[21](前言)应该说，贯穿在这三点“战略性调整”中的核心一点就是：鲜明的“当代性”。丁淦林教授同样提出改进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要“抓当前”：“跟踪新闻传播界最近发生的重大事情积累资料……当代人说当代事，感情真实、事实可靠。”[2](P.32)
关注当下，关注生成的实践，已经逐渐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研究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治史态度，也体现了研究者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可以预见，鲜活的、充满生命灵动的新闻史研究，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