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庶民论文,黄昏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1993 年在北京大学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以来，“经典”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有关经典的讨论越来越热闹，对于经典的关切越来越强烈。近期《Q版语文》的出版，使有关经典的讨论再次白炽化。这既揭示了现实的嘈杂，也表明了理论的匮乏。比如有人用“经典”给自己贴金，疯狂叫嚣“创造经典”，大谈特谈“经典化的策略”，似乎创造“经典”与木匠创造桌椅无异，仿佛只要策略得当，就能从黄瓜里提炼出阳光。
面对经典，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经典化？从文学史上看，经典化的标志是什么？普通文本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经典的？换言之，成为经典的机制是怎样的？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某个文本的经典化与文本自身是否相关？如果相关，又是如何相关的？经典的功能是什么？如何评价经典化的结果？何谓“去经典化”？何以“去经典化”？“去经典化”的手段有哪些？限于篇幅和学力，笔者不可能全部详尽回答这些问题。其实笔者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
遵循孔子“必先正名也乎”的指示，笔者首先要弄清“经典”一词的含义。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界定“经典”的：（1）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2）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3）著作具有权威性的。第（2）个义项与本文无关，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第（1）个义项和第（3）个义项是“包含于”的关系，它们都强调经典的“权威性”，至于时间，既可以是古代的（可以称之为古典），也可以是现代的。至于经典的“权威性”何所指，接着查字典可矣。《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界定“权威”的：（1）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2）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依笔者的理解，经典无论古今，都要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一定范围内是“最有威望、地位”的文本。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不妨花点时间，看看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何高见，即使被那些英勇无比的老义和团战士骂作“西崽心态”、“奴性定势”，也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更何况，虽然“经典”一词是中国人的原创，据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次使用该词[1](P402)，但是如果没有外来文论赋予它新的价值，说不定到现在，我们也只能用“经典”指称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经典”呢。
在英文里，与汉语中的“经典”语义相当的单词有3个：classics、sutra、canon。（1）classics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译为经典。但要说明的是，它不仅包含价值之维，而且包含时间之维——有时包含着“古典”的意味，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2）sutra专指宗教文本，如印度教中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结集而成的箴言性教义集， 再如佛教中的经文（尤指传统上认为是释迦牟尼用以讲道的文本）。（3）canon也与宗教有关，但与之相关的宗教却是基督教。它的本义是真经、真本（被官方视为“圣经”篇目的文本），后来引申为教规（由教会确定的法律或法典），再引申为典范、法规、准绳、标准。可见，经典分两种，一种属于“神圣经典”，是Bible或Holy Bible之类的东西，强调其神圣性；一种是“世俗经典”，是Classics之类的事物，强调其久远性。在这3个单词中，与本文讨论的“经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classics。在汉语中，经典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在英语中，classics也有其形容词形式，即classic，它的含义特别丰富，而且都是肯定性的，甚至可以说经典的全部意味都包含在这个形容词中：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所以，也难怪，在某些人那里，说到经典，必定是谀词连篇：“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2] 简直连最基本的“肥而不腻”的拍马原则也抛到了脑后边。
经典意味着什么？对于作者来说，一旦自己的文本被册封为经典，就意味着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意味着登堂入室，意味着自己具有了明确的历史定位，意味着有了为人征引的殊荣（引经据典），意味着获得了得以保存的权力（去芜存菁）。“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的过程。”[3](P52) 对于读者，经典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味着政治正确、品位纯正。认同经典就是服从权威，就是认同规范。对于出版商，经典意味着滚滚的财源。当然，“商人重利轻离别”，运用得当的话，作为赢利的补充性策略，“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同样意味着财源滚滚。仿佛百利而无一害。不仅是“双赢”，而且是“三赢”甚至“多赢”。只有赢家，没有输家。
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一词也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所以我们照例要溯本求源。“经典化”（canonization）原来也是宗教用语，指诸如天主教等“体制化宗教”常常采用的一道程序，只有通过这套程序，某些人在死后才能被册封为圣人，其塑像被置于教堂之内，为后人瞻仰。因此，canonization一般译为“封圣”，有时也译为“正典化”、 “典范化”， 译为“经典化”倒是有些不确。canonization处理的对象是人（严格说来是死人）而非文本，经典却以文本的形态呈现出来，也有些不对撇子。但就其方式而论，两者还是有其相似之处的，所以译为经典化，亦可接受，只是我们应该明白两者在本义上的细微差异。
经典也有程度（“公认度”）之分，有些经典是“公认度”很高的经典（如李白杜甫的诗作），有些只是“公认度”一般的经典（如初唐四杰的诗作），有些是“公认度”较低或很低的经典，甚至是有争议的经典。比如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比如“文革”时期大红大紫的“样板戏”，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有些人承认它们是经典，有些人则完全否认这一点。之所以承认它们，是因为它们已经载诸史册；之所以否认它们，是因为它只具有文学史、思想史的意义，如今这意义已经日益消失，甚至已经由肯定性的意义转向了否定性的意义，因此不能再称之为经典。有人称前者为“文学史经典”，称后者为“经典”。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经典”观，前者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和描述性概念，后者则是“当代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蕴含着过于强烈的价值评判，因而是不可取的。
经典化的方式有很多种。依我粗浅的了解，至少包括“排座次”（“鲁郭茅巴老曹”就是这样排定的），包括“上皇榜”（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收入某某“大师文库”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或称其为“金庸现象”），包括“入教材”（许多人以自己的文本选入教材为无上的光荣）。经典化的过程是封圣、加冕、册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化意味着典律化、典范化、正典化、规范化。
有些文本特别幸运，作者在世时，其文本就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比如李白和杜甫。他们比基督徒幸运多了，因为基督徒只有在死后才有可能享受这种殊荣。但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这么幸运。经典化之途有时异常漫长，作家在有生之年饱受熬煎，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陶渊明的经典化颇能说明问题。南朝时，人们只是把他视为品行高洁的隐士，对于他的诗作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与当时的“时代精神”颇为不合：那时大家推崇的是华彩绚丽的文风，不爱朴素平淡的风格。即使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等人也不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前辈，只是到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那里，才稍稍引人注目，因为他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格格不入：那时大家推崇的是激情浩荡，不喜欢他的素面朝天。只是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算遇到了真正的知音，才开始受到广泛的推崇和膜拜。东坡赞之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陶诗这才开始入选各种选本。至此，陶渊明的诗作才被册封为经典[4]。这样的范例西方也有。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初稿完成于1796年， 却找不到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她只好一改再改，直到1813年（她去世的前四年）才得以艰难问世。问世后一百年间，备受冷落，直至20世纪初，才被真正视为“经典”。
经典化的方式与时代、体制有关。时代不同，体制不同，经典化的方式自然不同，经典可能来自强权人物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也可能来自普通百姓自下而上的自发推崇。若是前者，经典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若是后者，经典是社会心理的满足。后一种现象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满足了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决定了权力的构成和社会的走向。而且，即使强权人物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他也会动用各种文化手段与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使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地把它们当作经典来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统治阶级会不惜代价地开动所有的意识形态或霸权机器（ideological and hegemonical apparatuses），包括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学校教育、教会灌输等。葛兰西的所谓的“霸权”（hegemony）在这里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诗三百》的经典化是强制推行的产物，其结果便是由“诗”而“经”，即由《三百篇》一跃而成为《诗经》。《诗三百》本是来自民间的诗歌总集，孔子以之为教育学生的课本，强调《诗经》的要旨是“思无邪”，并且告诫晚辈“不学诗，无以言”。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诗三百》的地位也被人拔高。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诗三百》被正式册封为经典，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获得霸主的地位。教材化、伦理化、政治化，是《诗三百》经典化的推动力，其中政治化是主要的推动力。《诗三百》通过与政治的联姻实现了唯我独尊，这才从普通文本成为经典。这一点，章学诚看得很清楚：“‘六经’初不为尊，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文史通义·经解》）。《诗经》经典化，是它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严格地、如此长期地被尊崇的经典：维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本世纪的儒家经典。”[5](P45)
柳永词的由俗入圣则是自发推崇的结果。在柳永之前，北宋词坛只有小令而无长调慢词，词也不过是贵族士大夫筵席上的消遣，柳永使词平民化了，使词走入了下层文人和市井，并在整个中国广为流行，进而登堂入室，被册封为经典。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Howl）也是如此，它从叛逆边缘摇身一变，被册封为美国文学经典。这部诗作描写的癫狂与堕落，一度是“垮掉的一代”的颓废标志，是反叛主流社会的超级能指，后来却成了美国文化的“角斗士”，从边缘进入主流。经典的秩序被改写了。但改写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招安、驯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叛逆者要有所收敛，至少不能继续“为非作歹”下去，一方面经典的限制也要稍稍放宽，双方都要做些让步，尽量达至某种微妙的平衡，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但这不等于说经典就是流行，我们不能把经典与流行混为一谈。经典未必流行，流行未必经典。从历史上看，某些文本之所以成了经典，流行是一个先决条件，比如柳永的词和金斯伯格的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柳永那样幸运，不是所有的流行都被册封为经典。有人声称柳永就是北宋的罗大佑，因为当年柳永的流行程度与今日的罗大佑相仿佛，但我们不能说罗大佑乃今日的柳永，因为罗大佑的流行歌曲能否被册封为经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同样，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虽然风靡一时，但究竟能否被册封为经典，那是后人之事。经典是被追封的，用拉康的话说，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积淀之后“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确立起来的，而不是由所谓批评界所谓“京城四少”们拿了红包之后，乱点鸳鸯谱点出来的。“文学经典……是被动地建构起来的。”[5](P52) 不言经典，自成经典；狂呼经典，垃圾一滩。
在当代社会，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旋风般的流行甚至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定的经典不再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也不再是“最有威望、地位”的文本。以前则不同，经典恰恰具有这种威望，享有了如此的地位。它是怎么样具有这种力量和威望的，是如何获得威望和地位的，则是不得不问的问题。时势造英雄，时势造经典。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与英雄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同样，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与经典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一个普通文本摇身一变成为经典，肯定与它自身的特点相关，但与它自身的哪些特点相关，是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归纳、总结出普通文本成为经典的“先验底线”，以便根据这样的“先验底线”，照方抓药一般地生产经典或炮制经典。我们只能在普通文本成为经典之后，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 “事后诸葛亮”般地分析出哪些特点使一个普通文本成了经典，恰如帝王成为帝王之后，我们的历史学家才发现了帝王诞生时诸种自然现象的“征兆”意义，才用“祥瑞”一词来概括其大端。这样的分析和概括是否靠得住，是不言自明的。这逻辑听起来颇为荒谬，类似于《阿Q正传》中未庄民众的推理（“阿Q死后，未庄的舆论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艺术欣赏中遵循的“潜规则”。
即使在事后归纳、概括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特性，也绝非易事一桩：比如有人认为，“在大量‘五四’文学文本中，只有那些至少具备了以下品性的文本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1 ）“那些承续了传统文脉又融化了西方新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的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2）“那些完满地表现了‘五四’时代性（或民族个别性），同时体现了历史超越性（或人类普遍性）的‘五四’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3 ）“那些具有一定功利性更具有美学价值的‘五四’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6](P91—92) 说这话，恐怕连作者本人都不会相信，因为：第一，他无法清晰、明确地界定他自己使用的概念，比如什么是“传统文脉”，什么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如何才算“融化”，等等。第二，更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文学文本是否满足了作者自己设定的这些妙不可言的条件。立论甚高，却又陈腐不堪，乃当今学者一大通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专门研究“经典论”的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就反复强调“审美价值”对于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重要性。但何谓“审美价值”，他没有说， 也说不清[7]。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情”机制在这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谓移情不是指“移情别恋”，因为这样的移情包含着过于强烈的道德色彩；也不是审美移情，因为审美移情是单向的情感投入，并没有完全认同的意思。简单说来，这里的“移情”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的“移情”（transference），它是“相信”先于“知晓”，是“相信”对于“知晓”的宰制：因为相信，所以知晓；因为相信，所以在经验的层面上寻找自己相信的东西。目盲之人常常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物，耳聋之人常常听到自己想听到的话语，就是这个道理。这与我们常人的经验相反。举例说，我们一般人相信：只有首先阅读了《圣经》等宗教读物（“知晓”），才会相信基督教，才能成为基督徒（“相信”）；只有首先阅读了《资本论》（“知晓”），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事实相反，只有信奉了基督教，只有成为基督徒（“相信”），才能真正解读《圣经》（“知晓”）；首先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知晓”）。《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讲的也这样的道理：因为“相信”邻居之子偷了斧子，所以怎么看他都像小偷；后来找到了斧子，“相信”邻居之子没有偷斧子，所以怎么看他都不像小偷了。在这方面，经验上的感知和观察无法修正信仰，信仰反倒能够篡改经验上的感知和观察。我们一旦认定某个文本是“经典”（“相信”），哪怕简陋至极的“床前明月光”或“明月松间照”，都会在经验的层面上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它的“经典性”，甚至根本不需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寻找任何证据，就认定它们是字字珠玑的经典。
这还告诉我们，经典是“追认”、“追封”的结果，甚至是在记忆和怀念中以悼词的形式提出的。那些动辄就要“创造经典”的无知妄人，哪里明白这个道理？肝脑涂地、殚精竭虑地要创造经典的，到头来不过弄了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脱口而出、信笔而来的，未必不能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经典。人算不如天算，因为把握一个时代的深层欲望，观察、迎合其走向，并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事情。在经典化问题上，“瞎猫碰上死耗子”包含着更为深刻的道理，更符合经典化的无意识逻辑。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如此。1921年11月，《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约鲁迅为他新开设的栏目“开心话”写稿，每周一篇。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无奈鲁迅那时居住条件很差，晚上睡在通道里，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虽然碍于情面答应下来，也是一味苦撑而已。机会终于来了，孙伏园回河南奔丧，《晨报》副刊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一看机会来了，果断地枪毙了阿Q。如果孙伏园不奔丧， 他是不会让鲁迅这么匆忙终结阿Q性命的。鲁迅说他“一向毫无写他（阿Q）出来的意思”，“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8](P385、383)，自然更没有承载起创作经典的使命，而且匆忙结尾，竟然也成了公认的经典，岂不怪哉！其实何怪之有？经典不经典，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创作态度，也不取决于文本某个或某些先验的特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在冥冥之中满足了一个时代的无意识欲望，把握了时代精神的走向。
有经典化，必有去经典化。所谓去经典化，不是颠覆经典，不是打倒经典，而是去除经典头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成普通的文本，不再将其视为规范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标准和典范。一句话，就是还其本来面目。即使我们依然出于教学上的考虑（比如编写文学史教材），选择某些“精品”，甚至继续称之为经典，我们也要明白：经典不再是单数，而是复数；经典不再是唯我独尊的惟一，而是各行其是的多元。不同的社群可以确立属于自己的经典，并可以随时修正自己的经典名单。
即使如此，还是难免有人如丧考妣。《Q版语文》的出现，使某些唯经典马首是瞻的人祭出“传统”、“精华”、“道德”、“精神”、“正义”的大旗，认定它“完全颠覆了传统语文教学逻辑”，指责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庸俗变态、商业炒作、嬉皮笑脸、低级趣味，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对经典语文越具有颠覆性，危害也就越大。”“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这种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2] 在他们看来，《Q版语文》的出现，危及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瓦解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句话，罪莫大焉。简直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去经典化意味着掘人祖坟，砸人饭碗。因为每个经典的后面都有一些寄生者（包括研究者、出版商、拥戴者等），这些寄生者就是靠着经典安身立命的，去经典化一旦得逞，这些寄生者“身”将何以安，“命”将何以立？围绕着经典，经典的寄生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尽管在这些利益共同体内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在自己的共同利益面临威胁之时，他们会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枪口一致对外、攘外必先安内的。这时候，去经典化意味着要面对一群共同的敌人。以汉赋为例，“汉赋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剩下了精品，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从读者接受的方式途径来看，主要有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理论上的总结与扬弃、文章家的选录（包括史书）、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9](P126)。对汉赋进行去经典化处理，就会使众多人士的努力化为泡影。有人高呼“打倒北岛”、“打倒艾青”，甚至把茅盾从文学圣殿上赶将出去，表现出强烈的“弑父”冲动，进行了顽强的去经典化努力，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古人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个好汉三个帮，饿虎焉能抵群狼？”
其次，在某些人眼中，没有了经典，没有了规范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标准、典范，我们如何才能活得下去？因此，无论什么时代，经典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经典承载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文化传播的功能。从上头讲，它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从下面讲，它满足了民众的欲望。至少它是中小学教育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儿童没有判断力，启蒙时甚至目不识丁，需要别人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而且教育资源有限，要想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实现最大的教育潜能，就必须给他们提供经典，进行经典教育。
其实大谬不然。这些人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经典的积极面，而没有看到经典的消极面。而在今日，经典的消极面日益突显，其积极面反而渐渐淡出。
先从其积极面看。第一，在文化资源有限、文化传播落后的年代里，经典的确发挥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文化传播的功能，也只有经典才能同时发挥这三重功能，因而它成了“宰制性知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随着文化资源的极度扩展，随着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有些功能正被日益弱化（比如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即使没有弱化，也可以由其他的文化产品来发挥此一功能，而不必全在“经典”这棵树上吊死。一般的文化产品（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都能发挥此一功能，同时又不必将其册封为“经典”，使其承载不堪承受之重。第二，即使中小学教育需要某些文本，我们也未必一定册封它们为“经典”，不必令其承载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而只是把这些文本当成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手段，因为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自然由政治课来承担。这意味着，入选教材的任何文本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范，更不是只能仰视不能近观的楷模。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与文本展开平等的对话。
成年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本的权利。可悲的是，他们未必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己喜爱什么，未必有胆量去喜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品位”之类的紧箍咒遏制他们的举动。于是他们按照拉康所谓的“欲望都是他人的话语”的“潜规则”行事，阅读什么样的文本，并不取决于自己（他们极力逃避“选择的自由”），而是观察别人在阅读什么样的文本，然后紧随其后。重要的不是你想读什么，而是你的朋友在读什么。正是这种“随大流”的心理，为“流行”的心理机制做了最好的注释，也是某些文本最终成为经典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出经典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未必每个人成年人都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成年人只需要“流行”就可以了，册封为经典毕竟与他们无关，虽然把他们喜欢的文本册封为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自己的正当性，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更何况，经典还有其消极功能，这是经典黑暗的一面：经典本身就是一套权力话语，发挥着“规训与惩罚”的功能；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意味着对读者个性的强烈否定。在这方面，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的理论颇具启示意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葛兰西发现了一个可以清晰界定的广泛共享的知识集合，它是由所谓的宰制区（dominant block）制造出来的，也是用来维护宰制区的利益的。由宰制区生产出来的知识形成了宰制范式（dominant paradigm），它通过共同体广泛传播， 最终这种范式转化成了常识。知识成为常识，意味着常识的正确和有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常识支配着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例如，西方人常说反核激进分子是“不现实的”，我们常说环保激进分子是“不现实的”。这倒不是说他们愚蠢和天真，而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经典也是在这样“宰制区”中生产出来的宰制范式，是用来维护“宰制区”的利益的。它通常也是通过共同体广泛传播的，直至成为基本的常识，成为政治教化和伦理教化的工具。经典透过教育体制灌输一套合乎道统、法统的宰制范式，并极力使之成为常识，塑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一句话，经典的下面掩饰着权力关系。突出经典或强化经典的统治地位，意味着突出或强化隐蔽的权力体系。它说服我们，令我们认可既定的权力秩序。它告诉我们，何者为经典，何者为垃圾；何者价值连城，何者一文不值。建制化的经典，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征，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享有权威性与强制性，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却去掉了应有的生趣。文学史是不断使某些文本成为经典的历史，也是不断放逐某些文本的历史，因此它肩负着提炼经典的功能。弱势文化要想证明自我的文化价值，就必须打破经典秩序，推倒重来。
中小学生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从经典中创造出别样的生趣。比如那首“太阳当空照”就是如此：“太阳当空照，僵尸对我笑，骷髅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心情特别好，点上火，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它的原歌空话连篇，纯属死气沉沉的陈词滥调，毫无个性可言，毫无生机可论：“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充斥其中的全是“爱学习”、“爱劳动”、“立功劳”之类的革命大话。但通过改写，我们重新体验到了机智、幽默和智慧。
这说明什么？是他们灵性未灭，还是美丑不辨？对于儿童，我们总是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视儿童为弱智，可以任意欺凌，或者视儿童为弱势，可以任意欺诈。总之是要封其口、代其言。一种是把儿童视为充满灵性的精灵，李贽的童心说即为一例。“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龙洞山人叙〈西厢〉》）一句话，只有儿童才是真人，因为他们没有失却童心。儿童如此改写经典令某些人感到寝食不安，却给儿童们带来了巨大的快感，何以如此？答案就在于童心的丧失或保持。倘若丧失了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如果不用所谓的经典填补他们那空洞的灵魂，则一日不安；倘若童心依旧，真心本然，自然会获得巨大的快感，那是重获自由之后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
这说明，去经典化有其正面价值。因为如前所述，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同的读者就应该拥有不同的“经典”，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内会有不同的经典。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经典和圣经。现代出版技术、电子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大力发展，为读者选择自己钟爱的文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种情形下，何必强行将其纳入既定的“经典”轨道，戕害其个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高度赞赏《Q版语文》的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自称“全国重点幼稚园小班优秀教材，全球神经康复医院推荐读物”，其中透露出“去经典化”的基本策略——戏谑化，即动用一切手段（改写、戏仿、反讽、悖论）制造喜剧效果，令读者在开怀大笑中消解经典中蕴含的权力和宰制，把严肃的经典转化成庶民的嬉戏，“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0](P198)。《Q版语文》就是以这种方式把传统语文经典改造成了周星驰式的笑料。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个时代，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那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让那些经典的拥护者，让那些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在儿童的笑声中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也难怪，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笑声的意义，尽管笑声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均已大为改观。乐天派认为，随着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扩展，信息不平衡的局面将被彻底打破，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会更加多样化。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我们不再执著于史诗、悲剧、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不再执著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关心的是当代社会，关心网络文化和视觉文化，关心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事件。一句话，关心现实，关注当下，而不是遁入经典的乌龟壳，做美妙的“春秋梦”。比如，梦想着把“经典化”当成“发展京剧艺术乃至弘扬整个戏曲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甚至干脆出此“吓”策：“……如果割弃传统，无异于自戕；……如果抛弃经典，只能是自甘平庸甚至堕落。”[11](P32、31) 将那些不与他保持一致的人置于“自戕”、“平庸”、“堕落”的境地。
有位经理要辞退他的员工，把员工叫进办公室，对他的工作大大赞赏了一番，最后苦着脸，长叹一声：“没有你，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下去。不过，从明天起，我们想试一试。”多么可贵的“试一试”的精神！是呀，过去我们常想，在没有经典的日子里，我们是否能够活下去？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勇敢地试一试。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