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考察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考察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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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04)02-0019-05

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一个半多世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挫折和失败。正确总结、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人道主义;人学;实践的唯人主义;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等,真可谓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没有最基本的质的规定性呢?怎样理解才算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呢?怎样评判某种哲学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的大问题。笔者认为,每一个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都应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努力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活的科学,因此,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切忌取教条的、抽象的态度,而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它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哲学革命,创立了新唯物主义,但没有为自己的哲 学思想构造逻辑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大学教授。他们是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运动过程中,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进行哲学革命,创立了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是革 命的、批判的,不是教条。他们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逐步完 善的过程。他们虽然没有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构造理论体系,但他们哲学的“辩证的历史 的唯物主义”性质这一点是极其鲜明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是为了推进唯物主义,纠正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他们鲜明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哲学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著作,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新世界观的初步阐述。西方某些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实际上是回到青年马克思,制造中老年成熟的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对立,目 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国内有些研究者仅 仅限于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讲马克思哲学,认为马克思哲学就 是人道主义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类哲学,或是实践哲学。这显然是不 妥的,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义和实质。

因分工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的阐述是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晚年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等中实现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批判杜林时有意识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反杜林论》应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思想,至少是马克思认可的,肯定了的。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撰写了《<批判史>论述》一章,而且还在于他听读了原稿全文,公开充分肯定这部著作。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革命变革,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虽然恩格斯自己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马克思创立的,但我认为,倘若没有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参加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那就没有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不能把恩格斯仅仅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第一个解读人(所谓“以恩解马”),而应把他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更不应把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恩格斯一人的思想。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不能只讲马克思,不讲恩格斯。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要充分顾及恩格斯,充分肯定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功绩。

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结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友谊。他们志同道合,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一生。他们因分工不同,两人研究的领域、重点有所不同。他们因各自的家庭、文化背景、个性、兴趣、爱好、知识构成等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会有差异,这是很自然的。但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理想信仰、基本理论和主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方某些学者 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把恩格斯说成是第一个修正马克思思想的修正主义者 的观点和做法,完全违背了上述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因而是十分 错误的,也是极端有害的。我们对此应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有些研 究者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以不同的形式在重复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各个部分之间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有其体系是不妥的,但他们确实没有像黑格尔那样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构造逻辑体系,这也是事实。这就为他们的后继者对他们哲学思想做出不同的解释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度。即便如此,他们哲学的质的规定性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这一点也是极其鲜明的,他们哲学的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同样是十分清楚的。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形成

把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当时的苏联哲学家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产生有一个过程,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在于同实际相结合,随着实践的需要而发展。它同其他学说一样,在其发展中必然会有分化。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经 济相对繁荣,资本主义进一步民主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二是发生了自然 科学革命,放射性原素的发现,原子可分,量子力学、相对论提出,认识的相对性突现 出来。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因不懂辩证法,认为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被驳倒了,物理学 发生了“危机”。三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哲学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伯恩斯坦认 为,“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他公开提出用康德哲学来取代辩证法。考茨基认为:“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2]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企图用资产阶级哲学(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先是普列汉诺夫,继之列宁,他们两人都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多方面的、大量的阐述和发挥。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贡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他的主要缺点是对实践论和对立统一规律重视不够。这也是他在后来跌入机会主义泥坑的重要原因之一。列宁的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哲学笔记》中对辩证法的精辟论述。他对实践论和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有很好的说明和发挥。他对人的问题、价值问题论述不多,这是不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哲学思想这方面的特点是与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密切相关的。他们主要是根据思想斗争的任务进行批判和著述,他们没有去写哲学教科书,没有去构造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丰富,包含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道德学、逻辑学等,在其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因形势和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重点,时而把这一方面的问题突出出来,时而又把另一方面的问题摆到首位。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不是一般唯物主义。列宁认为,到了20世纪初,认识论问题突出出来了,所以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重点批判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辩证法问题上升到第一位,他在《哲学笔记》中着重批判否认矛盾、调和矛盾的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阐述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针对割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列宁曾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铸成的一块整钢,其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十月革命后,俄国米宁等人公开主张以科学代替哲学,要抛弃哲学,甚至认为本体论、哲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20年代,苏联哲学界研究的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无统一的看法。较为流行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贵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所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1922年出版)具有代表性。这本著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放在第三章加以论述的。这种观点也影响到日本、中国。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主要组成部分时只讲了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讲到辩证唯物主义(河上肇在自传中曾做过自我批评,到20年代中期就改正了这一缺点)。在2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段时间里,主要也是宣传唯物史观,而很少论及辩证唯物主义。直到1926年前后,瞿秋白才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 科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四部分组成。瞿秋白的这种理解虽然纠正了我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辩证 唯物主义的缺点,但同时又包含着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割裂的错误。

上一世纪30年代初,苏联在批判德波林之后,为满足大学教学需要,哲学工作者集体编写哲学教科书,其影响较大者有《唯物辩证法教程》(1931年,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由李达、雷仲坚译成中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4年,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由沈志远译成中文)。苏联哲学工作者依据的主要是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而较少引马克思的话,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他们注重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注重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注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注重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等问题的阐述。这些著作的体系较为完整,内容较为丰富,著者在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论点,如内因与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比起苏联20年代的著作是大大地前进了。当然以今天眼光看来也有许多不足,最主要有:一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机械分开;二是对实践论还不够重视;三是价值问题、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被忽视了;四是把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简单化;五是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六是把一些不是哲学的内容(如科学社会主义)也写进了教科书,等等。黑格尔在《小逻辑》导言中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3]黑格尔是一个过分重视体系的人,但他的上述说法无疑包含有真理性。一门学科是否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是该 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苏联哲学家把经典作家有关哲学的分散论述条理化、系统化 ,构成一个逻辑体系,并结合历史和现实加以阐述并发挥,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上是一大进步,值得肯定。上面提到的两本哲学教科书和《新哲学大纲》(1935年,苏 联大百科全书“辩证唯物主义”条目,由艾思奇、郑里易译成中文)代表了这一时期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水平。这三本书对中国哲学界影响很大,是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 学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蓝本,也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写作《实践论》、 《矛盾论》时的主要参考书。

1938年,斯大林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撰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这一著作大大简化了教科书的内容,与哲学教科书比是一个退步,在一些重要方面离开了列宁的思想。但对斯大林的哲学也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通俗而简明地阐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对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贡献。斯大林在理论上确有严重的缺陷,主要是: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机械分开;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分开;不讲实践论;不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而否认它们之间有同一性;不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等等。斯大林哲学在苏联定于一尊,影响很大。苏联哲学界根据斯大林的著作重新编撰教科书,新的教科书抛弃了原来的许多好的内容。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则不大,他的小册子出来后,中国哲学界仍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讲哲学,很少有人搬斯大林的体系和观点,主要参考的还是苏联学者们编著的30年代前期的哲学教科书。现在我国不少人不加区分地把斯大林哲学与苏联30年代前期哲学教科书两者等同看待是不妥的。

纵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哲学、普列汉诺夫哲学、苏联30年代哲学、中国的毛泽东哲学代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 展的主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国家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体系曾长期主导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很长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只承认主流形态,而对非主流形态采 取简单全盘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时 对这一体系提出了批判,并形成众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解释,结束了哲学体系上 “大一统”的局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教科书哲学批判中,有的学者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否定其理论价值和历史作 用,认为它完全误解了马克思哲学,违背了马克思哲学,导致独断论、教条主义和专制 主义。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不能割断历史。今天,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能越过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而且也不 能撇开苏联哲学。有的人全盘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其实质是要否定恩格斯、列宁的哲学 思想,否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自我革命

笔者提出要历史地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决不是要固守这一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只能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正处于深刻的革命性大变革时期。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由此推动了生产力革命,引起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这种深刻的变革必然要在哲学上得到反映,要求哲学上的变革。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兴衰也要求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出路是进行自我革命。其实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酝酿着自我革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哲学界就开展了对斯大林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实际上就已不知不觉地在进行之中了。在此之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不断更新 ,人的问题、认识论、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新的内容不断充实其中。80年代的苏联哲 学教科书虽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的格局未变,但就其内容而言,与斯 大林时代的教科书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发生了部分的质变。对苏联教科书的新内 容值得关注,不能因苏联解体而加以简单否定,全部抛弃。同时也应承认,苏联的哲学 革命在批判“左”的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了右的修正主义倾向而导致夭折。苏共二十 大以后,苏联理论界、思想界的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由滋长到逐渐泛滥,最后形 成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自己讲,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利益高 于一切”。随着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曾红极一时的“新思维”也随之破产,扫进了历 史的垃圾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生态危机、能源危机 、核危机、人口危机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超越于阶级、国家、民族的全人类共 同利益日渐突显,这是不争的事实。以往那种认为承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修正主义 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现今的人类世界依然还分裂为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国家, 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减弱。在现今的世界上,在处理国 家与国家关系时还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现今世界的矛盾(包括生态矛盾)并不是能用“人类之爱”所能解决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化在理论 上是一种倒退,在实践上是没有出路的。苏联哲学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做了 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未能实现自我革命。苏联解体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统治地位上跌落下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 在原苏联地区的重新崛起有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的自我革命,以其真理的光辉征服 人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用行政权力强制人们接受、相信。

在中国,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形而上学、主观主义。在60年代,他批评现在大学教的哲学是“洋哲学”,明确提出了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任务。他还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辩证法三个规律说法不妥,只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等重要思想。但受历史条件制约,毛泽东晚年陷入迷误,犯“左”的错误,改造体系的任务同样没有完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痛定思痛,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新的真正的哲学革命。20多年来,在哲学研究的方法,哲学服务的主题,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分化,不同的学派初露端倪。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活跃,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令人可喜。但也有一些现象、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缺乏独立的主体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面向世界,借鉴和吸取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在纠正拒绝学习西方文明的“左”的教条主义倾向时,有些人走向另一极端,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学者的东西。有的学者甚至用西方某些流派的观念来解读马克思,跟着西方某些学派的哲学转向而转向。有的学者受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化,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也 有的学者主要借助于西方学者的某些观念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向西方学习,一要以我为 主,要有分析批判,真正把握其中合理的因素,而不能跟在人家后面跑,人家说转向, 我们也跟着转向,人家一时流行什么话语,我们也跟着说什么话语;二是要立足当代中 国和世界的现实,批判地吸取和借鉴对我有用的东西,而不能不顾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 实,照搬某些听起来好听,而实践上无用、甚至有害的空洞说教。

二是缺乏研究现实、总结最新成果的兴趣。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是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总结和概括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恩格斯讲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 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系统论、计算机技术、生物技 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遗憾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自然科学知识十分不够,他们对当 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也缺乏应有的重视。在他们看来,对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进行研 究、总结和概括是科学哲学研究者的任务,而非自己的研究领域。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 缺乏必要的了解,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一大不足。有些研究者不仅对总结和 概括自然科学成果不热心,而且对总结和概括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感兴趣,对 总结和概括20世纪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也不感兴趣。他们的主要精力 是放在读现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上。他们的文章、著作充斥着西方学人的引文。从哲学上 总结和概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这需 要用气力、花工夫。舍此,无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道。

三是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兴趣。哲学不仅有阶级性、时代性,还有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须不仅要同中国的现实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亦即必须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造诣,因而他的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了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毛泽东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中国哲学历史悠久,流派众多,博大精深,蕴藏着无数珍贵品。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哲学的总结。中国哲学中有许多思想是西方哲学未能充分展开了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少有涉及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发掘中国哲学的宝藏,提炼中国哲学的精华,以此来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令人堪忧的是,现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哲学,而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对《论语》、《老子》、《孟子》、《周易》 等中国古代经典读得不多。长此下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句空话。

针对国内外肢解、曲解马克思哲学的错误倾向,有的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实用主义地肢解、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认真的研究很有必要。当前,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时要注意防止这样一种倾向:似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都误解了马克思哲学,唯有 他本人的理解才是最马克思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其实他的解读也只是诸多 解读中的一种,而且很可能还是拾洋人的牙慧而已,是历史上早已过时了的旧货的翻新 。我们提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赞成回到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 主义哲学发展的出路在于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向创 始人请教,反思发展过程中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启发,清除理解中不准确的内容。但 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现实,总结和概括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总结和概括科学技 术革命的新成果,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情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这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否定,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指导下,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对现实经验、中国哲学精华、世界(主要是西方)文明成果进行综合、融合和变革,从而形成体现时代精神和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我们既不要囿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及所论及的范围,又不要囿于西方学者的框子,而是在已有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创新、革命。自我革命不是否定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而是使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具有新的时代的内容和形态,具有中国的特点。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要注意警惕修正主义;在反对绝对主义、独断论的同时,要防止相对主义,防止否认必然性、否认客观真理;在注重人、人的价值问题时,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防止抽象人性论的复活;在反对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同时,要防止跟在资产阶级哲学后面跑。

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看,历史上有影响的学说,在发展中必然会发生分化,形成不同学 派。按韩非子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开氏、仲良 氏、孙氏、乐正氏八派;墨子之后,墨家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世界性的 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均分化为 不同的教派。总之,一个学派若固守原创始人的理论,不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那只能 因僵化而消亡。一个学说,没有分化就没有发展。学说因分化而发展这是一个规律。马 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也应当有不同的学派。未来的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精神,但其形态则因哲学家的不同而不同, 千姿百态,精彩纷呈。

当前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遇到大发展的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自我革命,是时代的要求,若再不进行自我革命,就会因僵化而为人民所抛弃,为时代所淘汰。推动哲学革命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实践,是人民,但哲学革命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尤其是青年哲学家,一定要抓住历史所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树立雄心壮志,下苦功夫,为创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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