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旱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1-0008-08
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所载《鲁邦大旱》篇，是研究孔子和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内容和主题思想，学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笔者以前曾写过《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注：廖名春：《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2000年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论文集·农林与西部发展分册》，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626页。），2003年又写有《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早〉校补》一文（注：《上博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依据上述两文的考证对《鲁邦大早》篇的内容和主题思想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 孔子与鲁哀公的答对
《鲁邦大旱》篇现存六简，其中一、二、五简残损。根据笔者的研究，如果补上一、二、五简的残文，《鲁邦大旱》篇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献（注：廖名春：《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校补》。）。
《鲁邦大旱》篇记载了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鲁邦大旱”（注：详细考证见廖名春：《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杨朝明则认为“鲁邦大旱”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到十六年的六年之内，见其所著《上海博物馆竹书〈鲁邦大旱〉管见》，《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51页。）期间，孔子与鲁哀公、子贡的两次对话。第一、二简记载的是孔子与鲁哀公的答对。
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子不为我图之？”
这是写鲁国遇到大旱，鲁哀公问计于孔子。孔子的回答是：
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唯正刑与德。（注：框内的文字皆为笔者所试补，详见廖名春：《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校补》，下同。）
孔子认为国家之所以出现大旱灾，是国君在政治上“失诸刑与德”所致，所以，当务之急是“正刑与德”，通过政治上赏罚的拨乱反正，来感动上天，以消弭旱灾。孔子“正刑与德”的弭灾之策，与世俗的救灾办法是迥然不同的。到底有没有效？百姓是否会接受？是否会怪罪？鲁哀公心存疑虑，因而问：
庶民以我不知以说之事鬼也，若之何哉？
这是说以孔子“正刑与德”的办法，而不是以“庶民”普遍认同的祭祀山川之神的办法去弭灾，如果被“庶民”误解，以为自己不懂得“以说之事鬼”，怎么办呢？鲁哀公在“尽人事”和“求鬼神”两种选择面前，还是犹豫不决。
孔子理性主义的意见难以通过，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妥协的方案：
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如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正刑与德以事上天，鬼神感之，大旱必止矣。
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曲高和寡，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国情。为了确保自己“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方案借“鲁邦大旱”这一难得的天时被国君接受，孔子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因为以“说之事鬼”虽然愚昧，但毕竟与“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属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只要“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意见能被采纳，在以“说之事鬼”问题上又何妨做出让步呢？晚年“归鲁”的孔子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深知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照顾国情，必须照顾老百姓的认识水平，要善于因势利导，以退为进。孔子的这一意见，既照顾到了民情，又利用天灾作政治文章，对“陪臣执国命”、君权旁落的哀公无疑是一支持，理应得到鲁哀公的赞成，其称“善”势所必然。所以，补出“哀公曰：‘善哉’”应该无问题。
所以，《鲁邦大旱》篇一、二简，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
二 孔子与子贡的问对
《鲁邦大旱》篇三至六简，是孔子与子贡的问对。
孔子出，遇子贡曰：“赐，尔闻巷路之言，毋乃谓丘之答非欤？”（注：“孔子”当属第二简的残文。）
孔子从鲁哀公宫出来，在路上碰到他的学生子贡，询问社会舆论对他的弭灾之策的反映。“毋乃谓丘之答非欤”，孔子担心“巷路之言”“非”其“答”的是什么呢？应当说不是担心“巷路之言”“非”其“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以“知说之事鬼也”，而是担心“巷路之言”“非”其“正刑与德”之策。因为毕竟“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
子贡曰：“否。抑吾子如重命其欤？如夫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
子贡的回答分为两部分：一是回答孔子之问，客观反映社会舆论；二是趁机向孔子建言，就孔子的弭灾之策谈自己的看法。“否”是子贡答孔子之问，说“巷路之言”并没有以孔子之“答”为“非”，换言之，也就是社会舆论肯定了孔子的弭灾之策。
“抑吾子如重命其欤”以下则是子贡自己的意见。这里的“命”在《周礼·春官·大祝》中与“祠”义近，指祭祀鬼神以禳除旱灾，所谓“说”、“禜”、“雩”，意思也差不多（注：详细考证见廖名春《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校补》。）。“重命”，即倚重祭祀，换言之，即迷信鬼神。“抑吾子如重命其欤”，即“抑吾子如其重命欤”，难道您就是如此重视祭祀鬼神吗？这是子贡对孔子的责问，表达了子贡对孔子弭灾之策倾向性的否定意见。
“如夫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是子贡的具体分析。对孔子弭灾之策的“正刑与德以事上天”部分，子贡以为“是”，他赞同孔子通过政治上赏罚的拨乱反正来感动上天，以消弭旱灾的意见。但“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如果要以祭祀“山川”神灵来禳除旱灾，他却以为“不可”，表示反对。孔子弭灾之策，子贡虽然有以为“是”的，也有以为“不可”的，但子贡的重心是在“不可”部分上，所以下文着力论述为什么“不可”“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也就是不能迷信祭祀“山川”神灵的问题。
“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如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命乎？”
这是讲为什么不能倚靠祭祀山神来禳除旱灾。对于山神来说，石头是它的皮肤，树木是它的百姓，上天如果久旱不雨，石头将会晒焦，树木将会晒死，山神盼望下雨，或许比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自顾不暇，又怎能给人排忧解难呢？“恃乎命”原作“寺乎名”，“名”可读为“命”（注：详细考证见廖名春《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校补》。），在此指祭祀山神求雨。“何必恃乎命乎”，即何必指望祭祀山神。换言之，即倚靠祭祀山神来禳除旱灾是没有用的。
“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如天不雨，水将涸，鱼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何必恃乎命乎？”
这是讲为什么不能倚靠祭祀水神河伯来禳除旱灾。对于水神河伯来说，流水是它的皮肤，鱼鳖是它的百姓，上天如果久旱不雨，流水将会干涸，鱼鳖将会晒死，水神河伯盼望下雨，或许比人更厉害，又怎能给人排忧解难呢？“何必恃乎命乎”，是说倚靠祭祀河伯来禳除旱灾也没有用。子贡认为救灾止旱只能“正刑与德”，而不能“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担心孔子既“正刑与德以事上天”，又“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实质是“重命”、“恃乎命”，倾向于舍人而“事鬼”，所以力辨其“不可”。
孔子曰：“呜呼！赐也，我告汝：命者，君子以为文，庶民以为神。如不命，王公岂不饱粱食肉哉，抑无如庶民何？”
孔子面对子贡的指责，心情非常复杂，“呜呼”正表现了这种心态。孔子对于自己的学生子贡，此时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子贡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在救灾止旱问题上，“唯正刑与德”，敢于同以“知说之事鬼”的蒙昧习俗作斗争，即使是自己的老师也不让步。悲的是，子贡“刚而不知柔”，对自己以退为进、借与“知说之事鬼”的蒙昧习俗妥协以争取“庶民”支持“唯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毫不领情，不知权衡轻重。为此，他不得不谆谆地告诫子贡，耐心地跟子贡作解释：“命者，君子以为文，庶民以为神。如不命，王公岂不饱粱食肉哉，抑无如庶民何？”这是说祭祀鬼神以求雨，“庶民以为神”，老百姓是真的相信，神乎其事；而“君子以为文”，君子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饰政治的手段——礼，并不是真的相信。这是从正面阐述他不反对祭祀求雨的原因。反过来说，在这种普遍尊鬼而事神的社会背景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语），国家遇到大旱，如不祭祀鬼神以求雨，人们就会认为是国君“惰，弃其命矣”，以为国君只会饱食终日，而不问国事，懒惰失职，丢弃天命。同时，国君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无法安抚“庶民”的情绪。
《鲁邦大旱》篇三、四、五、六简，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
三 其他文献的参证
《鲁邦大旱》篇记载的孔子和子贡的思想是否可信，我们可以从其他文献中得到证明。
简文“邦大旱……唯正刑与德”所表现出孔子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文献中多有反映。
《墨子·公孟》篇记载墨子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的这种指责，矛头首指应是孔子。
《论语·雍也》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种不否定鬼神但又“敬而远之”的态度，反映在《论语·述而》篇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孔子不喜欢谈论鬼神。《先进》篇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的回答不但是因为“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语），更是因为“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神”“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史嚣语）。看穿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论语·八佾》篇中出现的如此记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两个“如”字，说明孔子本来就不相信神真的存在。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鲁哀公问计时，孔子的第一反映是“唯正刑与德”，除人事的努力外，并没有考虑要求救于鬼神。
孔子这种思想，《韩诗外传》卷三也有记载：
《传》曰：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仁，斋戒不修，使人不时，天加以灾，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孔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弟子曰：“何谓？”孔子曰：“昔者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宋人闻之，乃夙兴夜寐，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孔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注：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274页。依《左传·庄公十一年》，此“孔子”当为“臧文仲”，依《说苑》则为“君子”。）
宋国遭遇水灾，宋君知道从人事上改过，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赏。这与简文孔子以“唯正刑与德”救鲁国旱灾精神是一致的。《韩诗外传》卷三又载：
楚庄王寝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曰：“请用牲。”王曰：“止！古者圣王制祭不过望。濉、漳、江、汉，楚之望也。寡人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闻之，曰：“楚庄王之霸，其有方矣。制节守职，反身不贰，其霸不亦宜乎！”（注：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250页。“庄”当作“昭”。）
楚王不祭河而“疾有瘳”，孔子引为知己，也是在不信鬼神上有所共鸣。
简文所载孔子为了争取鲁哀公采纳“正刑与德”的救灾之策，也同意“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对祭祀鬼神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在文献中并非鲜见。如《礼记·表记》记载：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子曰：“牲栓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此是说要效法三代圣王敬事鬼神，凡事都不能违背鬼神的旨意，做到不得罪鬼神，不得罪百姓。《大戴礼记·千乘》也载孔子说：
凡民之藏贮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发国功谋，斋戒必敬，会时必节。日、历、巫、祝，执伎以守官，俟命以作，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谷、蜚征、庶虞草。
对于“山川之神明”，只要是“加于民者”，就“斋戒必敬，会时必节”，祭祀态度要认真，祭祀时间要有节制。《论语·为政》则载：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不是所应当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献媚。换言之，有些鬼神还是一定要祭祀的。所以，尽管孔子“以鬼为不神”，“敬鬼神而远之”，但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礼制，他也并不完全否定鬼神，也给世俗的鬼神祭祀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简文所反映的孔子同意“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的做法，应该说与上述记载是相符合的。
简文所载子贡对孔子的批评，也信而有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所谓“孔子常黜其辩”，不但是说子贡敢于与孔子论辩，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也是说在论辩中子贡常常令孔子有理屈词穷之感。《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子贡“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简文“吾子若重命其欤？如夫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毋乃不可”和“何必恃乎命乎”，就是子贡“不能匿人之过”，哪怕是老师之过也不行。《淮南子·人间》载：“人或问孔子曰：……‘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孔子家语》、《论衡》、《列子》记载同，是孔子也自认“常黜其辩”的证明。《法言·问明》：“仲尼，圣人也，或者劣诸子贡。”《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说明“孔子常黜其辩”，时人也有相当反映。《论语·八佾》又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告朔之饩羊”是周礼故事，鲁文公时国君就开始“不视朔”，到孔子时鲁君就更不参加了，而由别人代为杀羊举行此礼。子贡从实际出发，认为再杀羊去举行“告朔”仪式，实在没有实际内容，所以就“欲去告朔之饩羊”。而孔子从维护周礼出发，则表示反对（注：李启谦：《孔子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88页。）。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与简文子贡“何必恃乎命乎”的认识显然是相同的，而孔子的保守与简文孔子对“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的妥协也是相符的。
更有说服力的是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的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注：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载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3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4页。按：为行文方便，其通假字直接写为本字。其间的错字也直接予以改正。）
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痴迷地步，对此，子贡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子贡为何要反对“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于子贡认为孔子“老而好《易》”是舍弃“德行”，远离“智谋”；是迷信“神灵”，迷信“卜筮”。这与简文子贡反对祭祀鬼神、严辞责问孔子是完全一致的。孔子面对子贡的责问，一再解释“予非安其用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甚至斥之为“谬哉，赐”，这与简文孔子的“呜呼”之叹可谓异曲同工。楚简与帛书记载的这种相似，足以证明这些新史料的真实性，对此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只能说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四 孔子天命观的再认识
根据楚简《鲁邦大旱》篇的记载，我们对孔子的天命观可以作一些新的分析。
首先，应该承认孔子“以鬼为不神”是不相信鬼神的。这可从两方面举证。
一是从孔子本身看。“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唯正刑与德”，从“唯正刑与德”之“唯”字看，孔子只主张以“正刑与德”去止旱救灾，并没有想到要求救于祭祀鬼神。在孔子心中，止旱救灾要靠人事，鬼神是没有此能力的。
二是从子贡的建言看。子贡对孔子的弭灾之策包含了“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的内容表示强烈反对，这种反对实质是建立在一种“以鬼为不神”的共识上的。正因为子贡从孔子那里接受的是“以鬼为不神”的教育，而且他也深信不疑，所以，当他听到孔子的弭灾之策有“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时，他的反映才特别强烈，才诘问“抑吾子若重命其欤”。如果孔子平时就是迷信鬼神，他又何必向孔子问罪呢？又何必要孔子确认是“重命”呢？所以，
从子贡的反对看，孔子平时应当是“以鬼为不神”的。
我们的这一分析，从上述帛书易传《要》篇的记载也能得到印证。孔子“老而好《易》”，子贡坚决反对，原因就是基于孔子的“它日”之“教”。孔子以前总是告诫自己的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认为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赐以此为然”，被子贡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视为孔门思想的正统；并“缗行之为也”，努力实行之。所以，当孔子“老而好《易》”，一反“它日”之“教”时，子贡又怎能转过弯来呢？《鲁邦大旱》子贡反对孔子“重命”也当是如此。
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孔子不废鬼神之祭是“以为文”，有“神道设教”的用心。孔子止旱救灾之策本来是“唯正刑与德”，但当“庶民知说之事鬼也，不知刑与德”时，他为了确保“正刑与德”被鲁君所接受，不得不让步，同意“毋爱珪璧币帛于山川”。其实，不但止旱救灾是如此，其他文献所记载的孔子言及祭祀鬼神诸事也皆如此。“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是荀子之说，更是孔子的思想。所以，孔子本“以鬼为不神”，但为了“神道设教”，也不得不在守礼的前提下，向世俗作出一定的妥协，承认并敬事鬼神，这是子贡不能理解并责问孔子之处，也是今天我们许多人一口咬定孔子迷信鬼神之处。其实，孔子之所以“敬鬼神而远之”，之所以“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因为他“以鬼为不神”而又“以为文”，而又以“神道设教”。我们如果不洞悉其中的曲折，以用为体，以手段为目的，反诬孔子迷信鬼神，孔子泉下有知，恐怕也只好和当年面对子贡的责难一样，徒唤“呜呼”了。
再次，孔子还有“道德之天”的观念。孔子虽然“以鬼为不神”，但从简文“正刑与德以事上天”说来看，他还是“以天为”“明”而非“以天为不明”。所谓“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唯正刑与德”，其逻辑前提是天人感应论。人事有误，上天就降灾，邦则“大旱”。要想弭灾止旱，惟一的办法就是“正刑与德”，在政治赏罚上拨乱反正。以此事奉上天，上天才会感而止旱。在这里，“上天”不能说“不明”，不能说没有道德感。但是墨子的“儒以天为不明”说也并非厚诬孔子。因为从表面上看来，“上天”是自然的主宰，决定着对人类的赏罚，是至高无上的。而实质“上天”的“明”、“上天”的道德感由人赋予，人事即人的作为决定了“上天”的刑德赏罚。国家政治清明，刑赏得当，“上天”就风调雨顺；国家政治黑暗，刑赏不当，“上天”就予以水旱灾害。在这里，“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说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自己的作为。《泰誓》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所谓“天与之，人与之”（《孟子·万章上》），说的也就是这一道理。不然，“邦大旱”，孔子又何必说“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唯正刑与德”呢？不直接祈祷“上天”就完了吗？
由此看来，简文所表现出孔子的天人感应论、道德之天说，也是“神道设教”，也是“君子以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