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法国治理困境：基于黄马甲运动的分析
孙兴杰
（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因反对政府提高燃油税，黄马甲运动风云乍起，成为牵动法国以及欧盟的重大社会抗争活动。黄马甲运动是自媒体时代社会抗争的典型，具有扁平化、非等级的组织特点，也带有一定的暴力和排外色彩。黄马甲运动起源于反对提升燃油税，但根源于法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不断发酵的移民身份危机，都为黄马甲运动注入了持久的动力。黄马甲运动已成为法国总统马克龙面临的最大执政挑战，带有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也朝着政党组织的方向发展。法国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将由此出现新的调整。法国的政党制度、福利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欧洲整合的路径都面临越来越迫切的改革。黄马甲运动未必会成为“五星运动”一样的执政党，但是无疑会为法国的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关键词： 民粹主义；政党政治；国家治理；黄马甲运动；欧盟
黄马甲运动被称为“法国50年来最大骚乱”，起初只是因为民众对提高燃油税和柴油税的抗议，28万人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以示抗议。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马克龙政府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不容置喙和推卸责任，逐渐开始转变，最终于2018年12月5日宣布2019年取消上调燃油税的计划。但是这场运动已经从反对燃油税单一议题转变为对法国政治社会顽症的反思和抗议。雨果在《九三年》中指出：“革命是怎样呢？那便是法兰西战胜欧洲，巴黎战胜法兰西。”黄马甲运动也集中于巴黎，虽然外省也有小规模抗议活动，但最集中于巴黎繁华的商业街。与法国奢侈品几乎没有关联的中下层民众通过抗议和示威的形式出现于代表财富和权力的香榭丽舍大道，这是对资本主导下的地理空间结构的抗争。黄马甲运动还没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政治信条，但它代表着对现状的不满，也迫使雄心勃勃的马克龙调整了改革举措。马克龙在2018年12月10日发表全国讲话，向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开出了和解条件。他在讲话中宣布最低月工资从2019年起将增加100欧元，承诺取消对加班费征税，同时对低收入人群实行特别免税，满足了部分民众的要求。同时，马克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核心的主题就是如何医治法国面临的问题。当然，马克龙的初衷还是以此来吸纳和消解黄马甲运动。可以说，黄马甲运动在短时间内已经改变了法国政府的态度，并具有了议程设置能力，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至少它已经实现了对法国社会极大的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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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马甲运动的起源及特征
黄马甲运动已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法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抗议活动［1］。2018年2月17日，一些抗议者打破了在周六举行抗议活动的规律，在周日走上街头以纪念黄马甲运动持续了 3个月。从目前来看，黄马甲运动并没停歇的迹象，而是具有了越来越强的政治指向性，成为法国政坛的“黑马”。应该怎么定义“黄马甲运动”呢？英国《卫报》认为，很难给黄马甲运动一个简单的解释，它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专注单纯的运动，它没有领导结构，没有单一的诉求，正因如此，它让人迷惑，也令人担忧［1］。现在回头看，黄马甲运动可以追溯到2018年11月17日发生的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第三次示威抗议之后，黄马甲运动才成为马克龙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政治挑战。在法国，出现示威活动并不是新鲜事，马克龙政府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心怀改革雄心的马克龙已经挺过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示威活动，也没有将黄马甲运动视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况且，反对燃油税的声音早已有之。2018年5月，一位西印度裔的年轻女商人普利希里亚·卢多斯克在网上发了一份抱怨高价汽柴油的请愿书，但未引起关注。卢多斯克是个非常理性的年轻人，她从事化妆品生意，并不像那些持有种族主义和极右翼思想的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10月，卡车司机埃里克·德鲁埃联系上了卢多斯克，开始组团去推进之前的请愿书。德鲁埃是个汽车迷，但政治倾向比较激进，他已经成为黄马甲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正是德鲁埃想出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抗议燃油税的主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杀伤力符号，那就是黄马甲。按照法国的法律规定，司机们必须在车里放置黄马甲，遇到紧急情况需穿上黄马甲。不断上涨的汽柴油价格让农村以及城郊的低收入群体不堪重负，怨声四起，穿上黄马甲去抗议成为非常好的社会抗争创意。2018年11月17日，28万人穿着黄马甲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其涵盖范围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关注度。
黄马甲运动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影响了法国的政治进程，具备了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活动的特征。当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会运动也在演化。20世纪末，菲律宾也发生了“不约而同”的上街示威游行，通过短消息的方式将示威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发给素不相识的用户，结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查尔斯·蒂利认为：“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新的传媒所发挥的最显著作用倒不在于重新塑造了运动在传媒中的形象，而是将运动的行动者与传媒所及的圈内观众联系起来。”［2］蒂利并不认为通信技术在社会运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通信技术是有门槛的，可以将圈外人隔绝开来。自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传媒的生产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媒体生产方式，打破了媒体的等级结构，信息的传播与动员已经形成了无中心的扁平化新型组织形态。
（一）黄马甲运动是一种新型社会抗争运动
通过自媒体平台，黄马甲运动打破了社会运动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汽柴油价格上涨以及提高燃油税虽然是全国性的，但能将这一议题上升到政治抗争高度的群体未必是全国性的。正是借助自媒体平台，离散的民众被聚合起来，打破了空间的隔绝。通过社交媒体，黄马甲运动保持了一致的节奏，赋予了周六特殊的社会政治含义。周六、黄马甲等符号已经具有了特殊的社会抗争含义。如果没有自媒体平台，黄马甲运动可能就不会出现，仅仅作为简单的抗税行动，很难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阻隔。同时，黄马甲这一最稀松平常且是法律规定的驾车必备物品，变成了能引起人们心理共振的纽带。社交媒体塑造了一个虚拟的交流与沟通空间，但它已经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活动。
社交电商是基于网络社交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电子商务。这种模式通过各种网络媒介、社交网站、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利用社交媒体的技术来实现买卖信息的互动，人际关系的互动，还能通过网络用户自动操作生成内容来辅助商品的购销行为。这种电子商务模式可以提供更多的在线互动，包括商家与用户之间的互动，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等，互动的过程中为网络零售用户提供各种商品信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帮助用户进行购物决策。
（二）黄马甲运动是一场至今尚无明确领导者、组织者甚至连“发言人”也在不断变化的运动
现代世界中，城市成为财富和权力的容器，城市的逻辑以“增长”为核心，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均衡的外溢效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失业率和失业人数上升。法国长期失业者已经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使劳动力和资本更加分离。“以克服市场饱和的威胁的新的产品策略，劳动力供给日益过剩作为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以及市场和生产体制的国际化为企业开辟了新的机遇，好让他们从规定的工资和社保政策的体制束缚中摆脱出来。”［8］39无论法国还是美国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区域，也就是被资本抛弃的城市和街区，无法从经济发展中分到相应的红利。“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给了白人工薪阶层的经济前景最后的致命一击，而他们又生活在这样一个向中上阶层和大富豪严重倾斜的经济体内。”［9］
（三）黄马甲运动尚未形成有动员能力的统一的政治议题，更多的反映了参与者的个性化诉求
黄马甲运动的诉求从最初的反对提高柴油税到反对移民、保护地方社区、捍卫法国传统文化、全面减少税收、要求马克龙下台、重新选举国会，乃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中一些诉求自相矛盾，甚至也不乏极其反动的倾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黄马甲运动传到法国以外出现的类似抗议混合性的诉求，其存在着的传播性与效仿性均不可否认。黄马甲运动的诉求其实包括“左”和“右”的混合，是高福利、高养老金与低税收，更少的国家管制与更多的国家责任的混合物。它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连贯性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它还没有一个要拒绝的意识形态。
（四）黄马甲运动虽然存在暴力倾向，但在保持了相对的克制，并且朝着政治组织的方向发展
2018年11月17日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活动非常和平，只有零星的摩擦。考虑到媒体也有关于马克龙准备镇压示威活动的报道，这次示威还能保持和平游行已属不易。到了第二次示威活动，巴黎就出现了一些暴力活动，防暴警察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反应，多人被警察打伤。12月1日，凯旋门外几乎变成了小型战场，一些奢侈品商店被烧毁，从 G20峰会归来的马克龙面对的是被涂鸦的香榭丽舍大道。法国政府加强了警察部署，包括防暴警察的武器装备都有了很大变化，一些军队的武器被装备给了防暴警察。当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的并不是普通的示威游行民众，而是极左和极右翼分子，但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将黄马甲运动引向了暴力冲突方向。法国主流媒体对该运动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正在出现“火上浇油”的反效果，主流媒体所表述的一切都被民众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去理解。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各类信息却铺天盖地、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当运动进入第三、四周后，已经间或传出国家机器本身的消极抵制与不服从，如外省警察不愿着全身防暴装，强行驱散抗议者而引得抗议者的欢呼；警察工会要求前线警员按操作手册故意放慢工作节奏，甚至直接声明广大基层警员与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有共同的愤懑不满。法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尽快补偿警察的加班费和年终奖励。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要依靠物质奖励来维持暴力机器的治理效率，折射出福利国家依然以暴力机器作为底色。“社会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兴与衰，准确地勾勒了人民主权诉求的进与退；其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法国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压制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马克龙在全国举行“大辩论”，就如何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咨询国民意见。联系马克龙的政治性格，此举非常出人意料，也是马克龙做出的非常大的让步。
民调显示，如果黄马甲运动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将获得13%的选票，仅次于马克龙的前进党和勒庞的国民阵线。黄马甲运动意味着法国原有的政党结构和组织出现了很大裂痕，同时意味着法国与意大利、德国等国一样进入了政党重组的新阶段。如果说马克龙的当选意味着对法国政党政治的冲击的话，那么，黄马甲运动意味着深层次的结构重组。黄马甲运动对马克龙及其政党带来了正面冲击，但也对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和极左翼的“不屈法国”造成冲击。黄马甲运动的确包括了底层民众、失业者或者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但也有一些并非底层的人，比如说领取退休金者或者小商人、技术专家或者从事护理行业的人。他们并不是底层但认为自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境况，这也为黄马甲运动注入了政治能量，可能涌现出政党企业家或者积极分子，从而为黄马甲运动的制度化奠定基础。
二、法国民粹主义的挑战
黄马甲运动让法国不能自外于欧洲涌动的民粹主义浪潮，其政治意义不亚于德国选择党或者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崛起。史蒂夫·班农在接受法国《当代价值》杂志采访时预言：“马克龙竭尽全力遏制民粹主义浪潮，这将是人们唯一记住的，但他不可能遏制住这股浪潮。”马克龙上台一年之后，黄马甲运动的兴起印证了法国无法从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共振中独善其身。“自2008年起，此前三十年间，帮助西方经济精英定义政治合法性之限度——原先我们共同相信的设定何者可能而何者不可能、何者可欲或何者必需的疆界——背后的霸权崩解了。”［5］225从根本上说，黄马甲运动其实是法国以及西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历史性变迁的产物。雷蒙·阿隆指出：“当一种根本性失衡已经形成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6］佐恩·特拉韦索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它有时是一种另类政见身份，有时是反对者身份，但通常是在民主框架内运作［7］。这也是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民粹主义如同民主体制中的“牛虻”，是在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得不到照顾的人群的抗议。在现代社会中，公正不仅体现在市场的平等竞争和交换，还需要依靠复杂的政治制度安排。民粹主义席卷大西洋两岸，意味着“灰犀牛”一样的系统性风险在积聚。
（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塑造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陷入困境
在政治动员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组建政党的门槛已经降低了，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政坛登堂入室。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德国的“选择党”等都进入议会，甚至成为执政党。黄马甲运动已经出现了组织化倾向，推选参与2019年五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黄马甲运动还会继续在周末继续游行，除了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之外，还将成为一种政治仪式，即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方式。当然，黄马甲运动面临着一种艰难转型。民调显示，对黄马甲运动的支持率有所下滑。“它面临着作为一个现实的挑战，那就是将‘门外’的激情转化为‘门里’的政治权力。”
（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将一部分人抛出了“经济增长机器”之外
通过自媒体平台，网上的民众可以形成低成本、低门槛的动员，与此同时，可以形成具有广泛参与性的话题，激发一种“共同感”的情绪。黄马甲运动在短短时间内形成了最广泛的社会运动，新的信息技术将“被遗忘的人们”纳入到新的政治场域之中。“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在旧的劳动社会的构型之上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那么劳动前提就不再成为批判理论的第一原理。统治不能从劳动活动、从主体加工物质以生产产品的观点得到理论解释。需要一种新的在不同基础上概念化的社会领域的逻辑。”［3］信息技术的变革改变了社会权力的逻辑，话语具有了统治的特性。进入信息生产的场域能够获得一种权力感，解决人的焦虑感。阿兰·德波说：“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4］黄马甲运动是自媒体组织形态在现实政治中的呈现，无中心、反建制、反等级等特征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尤其是低成本的自媒体交流方式基本实现了“全民参与”，在日常生活中被排除在权力和财富之外的中下层获得了新的认同和身份。“全球化的失意者与拒绝者通过关闭公共媒体、打开‘社会’媒体的方式摆脱了道德检查，从而借助所有基础设施中最为全球化的一种手段来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在这里，他们不必再担心感受到在文化、道德上被其他精英视为落后而带来的羞辱感。”［5］
（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固化，社会怨恨情绪不断上升
因为失业、破产、收入锐减而形成的“新穷人”，加之不断增加的“社会排斥”，构成了“贫困群体”。退休者群体和移民群体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根据法国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4月的数据，法国贫困群体约有1 180万，占人口总数的1/5。然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后，垄断集团、大企业主和高管的财富则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法国贫富两极差距已上升到欧洲中等水平。埃里克·莫兰在2002年的《可能的平等：法国新社会》中认为，近20年来法国在缩小不平等差距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使社会发生悄然的变化，从而使劳工世界的标志，其政治和社会属性越来越模糊不清，从不平等逐渐走向“可能的平等”。然而，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紧缩和经济不景气让“可能的平等”变成了泡影。它不仅没有使法国社会走向“可能的平等”，反而导致经济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不平等。法国男女同工不同酬，已经是法国领工资者中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根据法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法国10%最富裕人群平均生活水平与10%最简朴人群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2005年为6.53倍，2009年为6.73倍，2010年为7.07倍，2011年扩大到7.34倍。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后危机紧缩和经济不景气期间，法国居民和家庭工资增长放缓，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许多居民和家庭的收入在下降。例如，2012年法国500万公务员的年平均工资实际上比2011年下降了 0.8%。因此，这一时期，法国居民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汽柴油税上涨对中下层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进一步加剧了中下层的被剥夺感。
（四）法国多元主义移民政策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移民二代或三代成为法国社会的异己力量
2005年巴黎就出现了严重暴乱，起因是因为北非移民后裔在躲避警察追捕时触电身亡。近几年，法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与移民二代息息相关，加上中东北非地区的变局，法国在奥朗德政府时期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排外思潮抬头。如果第一代移民的进入主要是基于经济目的，那么移民二代、三代则面临身份认同的难题。二代移民与家乡失去了联结，但在当地又无法实现向上流动，在教育、消费和收入等方面达不到期望值，带来各种沮丧和悲观情绪，从而导致越轨行为频频发生。他们被称为“反叛的二代”。“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是以自由文化的强劲生命力为前提的，这种强劲的文化生命力又是以某种经济、社会条件为前提的。”［10］2015年以来欧洲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难民潮的挑战，反欧盟、反移民越来越成为欧洲国家的主流话语。雷蒙·阿隆指出：“人们可以在生活中纠缠维护人权。如果涉及外交政策原则不行，不能从尊重人权的理念出发制定外交政策。”［6］238从东欧到南欧国家都在执行现实主义的移民政策，黄马甲运动中也出现了“法国是我们的”这样的标语，其中包括攻击犹太裔哲学家的行动。也因如此，意大利副首相迪马约会见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并声称“变革之风穿越阿尔卑斯山”，结果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外交纠纷。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从意大利召回大使。
（五）黄马甲运动意味着法国传统政党制度出现巨大裂痕，与社会主流民意之间形成了鸿沟
市场化社会带来政党政治结构的剧变，主流政党在萎缩，甚至存在泡沫化倾向，底层诉求通过更加激进的政党组织表达出来。马克龙认为：“法国的政党因脱离现实而名存实亡，但它们仍寄希望于大选，认为胜出后便能苟延残喘。其实，正是这个新的选举制度导致了选民的民主疲劳和失望，进而导致政党自身的衰退，并主张了极端思想的蔓延。”［11］也因如此，马克龙能够顺利赢得大选本身，就意味着传统政党政治的失败。马克龙在大选前新组建了“前进党”，赢得了总统大选以及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可以说，“前进党”就是一个选举型政党，也依靠马克龙的个人魅力。在当下法国的政党格局之下，马克龙代表法国社会中的“精英人士”，勒庞代表普通民众。高学历者、大城市居民、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多支持马克龙，低学历者、农村人口、工人、经济地位中等偏下者多支持勒庞。勒庞领导下的国民阵线在努力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色彩，朝着建制派的方向努力。在2017年的大选中，勒庞进入了第二轮投票，也获得了三成左右的选票，也是国民阵线领导人最接近总统的时刻。虽然马克龙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法国社会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释放，极左和极右政党的影响力不断抬头。黄马甲运动中除了有一般的示威抗议者，还有大量的极左和极右翼激进分子。马克龙在自传中说：“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最弱势的群体，给予救济和尊重”［11］132。但是，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并不认为马克龙代表了自己，而将“富人总统”的称号送给了他。
（六）福利国家的治理模式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危机，福利国家已经成为债务国家，处于国际资本市场和本国公民的横切面上
“公民日益增长的自由选择和自主性需求不觉意味着普遍性福利政策的终结。由于某种原因，自由选择已经与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包括政府应为公民提供福利服务的原则，并且质疑民主的多数有权要求征税以为这些福利服务提供财政支持。”［12］福利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于富人向穷人购买和平，通过税收和福利开支这样的二次分配达到国民的团结。随着新自由主义所内含的小政府观点，将国家责任转移到了个体身上，减税变成了顺理成章的政策。减税的理论基础是“涓滴效应”，也就是为富人减税，富人进行投资，穷人有了工作，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然而，减税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中上层不需要再为福利国家买单，而国家财政不得不走向举债。“由它的公民统治，并且由他们来供养的民主的财税国家一旦其生存来源不完全由其公民供给，而且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债权人的信任时，就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债务国家。和财税国家的国家人民不同，债务国家的市场人民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对于其相应的民族国家来说，市场人民的成员只是通过合同的形式与其发生关联，他们是投资人而非公民。他们之于国家的权益不是公法，而是私法性质的；不是基于宪法发生的民权，而是基于民法产生的权利。”［8］115可以说，福利国家是本国公民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调节器，而现在处于失调状态，国际市场和本国公民同时向国家施加压力。“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参与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倒退后，从不久前却开始再次增加，这种状况在底层民众中尤为明显。然而，民主重又被发现、被当作政治的调整措施，这件事本身仅仅让那些破坏了国家政治体系的新型党派和运动成为受益者。”［5］251法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却难以遵守欧元区的财政规定。
三、黄马甲运动可能的前景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矛头指向了马克龙本人，法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涂鸦都被“马克龙下台”的标语占据，参与人数的增减也并没影响到黄马甲运动的热度。2019年1月5日全法共约5万名抗议者参加示威活动，比2018年12月底的第七次活动增加1.8万人，多地示威中都出现了暴力事件，甚至法国政府大楼也被抗议者冲击。面对愈演愈烈的抗议活动，法国政府在2019年1月6日宣布，马克龙将开展为期 3个月的“全国辩论”，以回应民众的诉求。马克龙的应对措施使得黄马甲运动势头减缓，但是黄马甲运动没有泡沫化的迹象。改革法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黄马甲运动所提出的模糊而被广泛接受的方向。黄马甲运动中的一个分支——公民倡议联盟要求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的政策。黄马甲运动刚刚进入组织化的阶段，不同的活动者都有自己的诉求。对马克龙总统个人的不满和非议逐渐演变为对政府的不信任。黄马甲运动越来越集中于对政治制度的不满，包括法国议会也成为攻击的对象。
（一）黄马甲运动的势头有消长，但短期内没有沉寂的迹象
黄马甲运动持续了数月，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上。黄马甲运动是不断演进的活动，已经将目标指向法国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马克龙在全国举行大辩论也是为解决这样的难题。黄马甲运动虽聚焦于巴黎，但是嵌套在欧洲政治乃至大西洋两岸关系之中。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包括持续不断的示威和抗议，朝着政党组织迈进以及更加极端甚至是产生反犹排外主义。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的情况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近些年，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粮食问题逐渐成为了我国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的满足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是必然的选择。通过农业技术推广，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将会对农户的耕作方式和收获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通过科学的进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不但可以有效的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还可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让农户的生活品质有效的提升。
（二）黄马甲运动朝着政党化方向发展，关键节点是2019年5月份的欧洲议会选举
结合图1与表1可知，6株细菌初步鉴定为：HDB-1球形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HDB-2弯曲芽胞杆菌（Bacillus flexus）、HDB-3门多萨假单胞菌（Pseudomonas mendocina）、HDB-4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caligenes）、HDB-5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HDB-6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caligenes）.
“至迟到19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变成唯一的思想，无论中间偏右还是中间偏左。人们认为从前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已经解决。眼下的目标是进行‘改革’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并且到处如此：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大的‘吸引力’，私有化，在地段和成本竞争中作为武器和道德上的硬度测试的市场化。”［5］246法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密特朗简短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之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新自由主义推迟危机的办法就是“购买时间”。“通过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最神秘的机制——来消除社会冲突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国家债务，接着是私人信贷市场的扩张，最终是今天由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银行债务。”［8］将经济发展的成本转嫁到普通人身上，尤其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重新塑造了新的地理景观，但是资本收益率边际递减难以回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2008年下降到-0.1%，2009年下降到-3.1%，2010年回升到1.7%。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法国财政赤字大增，2008年其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超过欧盟规定的标准3.0%；2009年攀升到7.5%，2010年为7.1%。为降低财政赤字，法国实行了一系列的财政紧缩计划和政策，致使其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增长率在2011年为1.7%，2012年为0.0%，2013年为0.3%。金融危机后的财政紧缩和经济不景气，导致法国社会发展放缓，做大蛋糕无力，分配蛋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黄马甲运动还处于政党建设的初级阶段。到目前为止，黄马甲运动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一致的政治主张。黄马甲运动的重要推动者穆罗雷认为“升起”（the Arisen）党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只是为了让政治以不同的方式来运转，政治应该围绕同情心，而现在则是金钱统治，我们想让每个人在财富分配中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部分。对于黄马甲运动来说，关系到未来发展前景的是在2019年5月开始的欧洲议会选举，这也是黄马甲运动从社会抗争活动向一个政党组织转变的关键考验。
（三）黄马甲运动吸纳了极左和极右的思想，一些极端分子也加入到了黄马甲运动中
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有排外的诉求，移民已经是法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虽然法国不是这一轮对欧盟造成重大冲击的难民潮的“前沿国家”，但难民或者说移民已经成为欧盟的“离心剂”，东欧和南欧国家几乎是集体反对欧盟的移民政策。除了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挑战之外，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也是重要原因。大卫·哈维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竞争市场正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资本组织技术和速度（而不是成本）的发展而形成，商品链的复杂化也在推动这一过程。劳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压力和反应，这些压力和反应将导致反移民行动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或是更加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这些力量的此消彼长将塑造人类的未来。”黄马甲运动中出现的反犹排外主义的行动，意味着它有可能走向极右或者极左，而且更加极端化以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持力量。“在经济和人身上感到不安全的人们将退回到只有领土主权国家才可以提供的政治符号、法律资源和现实的屏障之中。”
黄马甲运动也有可能是昙花一现。不可否认的是，诉求繁杂的社会抗争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黄马甲运动面临的悖论在于，它是以反建制、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反对法国的精英政治而赢得广泛的支持，甚至侵蚀了极左和极右的票仓。然而，黄马甲运动终归是在现存政治体系内的批判或者抗争，也要借助现存的体系才能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变成政策。一直声称“无领导”的运动还是需要领导，现在已经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这是黄马甲运动走向政党化的基础。一位名叫保罗·瓦莱特的积极分子说：“在很多场景下，我们是反对政治体系的，但也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与副部长、部长们，甚至是总统会面，其实我们已经在政治活动之中了。”黄马甲运动起于自媒体平台，却表达了法国社会存在的怨恨与不满。黄马甲运动的深层次问题在于法国政治经济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内，是21世纪福利国家悖论的病症。
（4）流域与区域“入河污染物总量”监测计量。依托“网格化管理”理念及“河流物质通量”监测技术，由流域管理机构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行政区“入河污染物总量”监测计量，是落实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责任的重要技术支撑。
注重手段创新，形成食品药品监管精准治理新常态。实施全覆盖监管，积极消除监管盲区。建立监管档案，推行风险分级监管工作。强化重点环节重点业态治理。针对突出问题组织开展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强化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第三方数据库，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加大快检筛查力度，发现并治理问题隐患。全面推动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不断加大食品药品监管整治力度。
黄马甲运动以扁平、民主的组织网络反抗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精英的权力体系。30多年来，法国社会结构到了一个分化与重组的关键节点。大卫·哈维说：“区域的就业和生产危机，往往标志着关键时刻：在塑造资本的地理景观的种种力量之中，某种势力转移正在发生。这通常意味着资本本身的演化出现根本的转变。”资本自由化带来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并没有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古训依然切中了社会结构变革的要害。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率超过了劳动力的收益，从而导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马克龙的改革不过是原先新自由主义那套理念的延续，与时下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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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19）03-0053-09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9.03.007
作者简介： 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引用格式： 孙兴杰.民粹主义与法国治理困境：基于黄马甲运动的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53-61.
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