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热点分析:两个维度、四个指标--以现代大学制度为例_现代大学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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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点是一个时期学科研究的焦点、集约所在,表现为在一个学科问题上大量文献、学术思想的集中涌现和大量相关研究者群体的出现。科学研究过程既是一个理智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知识的发展不但是一个个研究者的认识和思想的深入,而且它亦有赖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1] 因此,对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一是热点研究的认识维度,这是属于认识、理智层面的东西,譬如热点研究的内容、范式等;二是热点研究的组织维度,即研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反映了他们之间联系的多少、价值观的差异程度以及学者同行内部组织性程度的高低。正是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既是一个高等教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就前者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是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热点,高等教育研究热点问题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后者来说,高等教育研究热点表现为研究者对一个问题的共同关注程度,表现为研究者之间的社会互动。此外,对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属性、知识体系的结构、知识增长方式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本文以我国学术界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为例,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的分析。之所以选取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为例,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从文献检索的数量看,该问题研究的论文呈急速增长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我们以中国学术期刊网为平台,以1980年到2007年为期限,以篇名含“现代大学制度”在“全部数据”中进行“精确”搜索,共获得了206条记录。除一条记录系1995年的以外,其余都是2000年及以后发表的论文。从2000年到2007年的记录数分别为4、16、10、18、25、37、44、52条,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几年之内急剧增长,越来越引起了高等教育研究界的重视。① 其次,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既涉及高等教育的宏观方面(如行政体制、管理体制),也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微观方面(高校内部的具体制度);既关系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如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如教学等),因此能够比较全面、典型地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再次,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是21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研究热点,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现状。

我们借鉴英国学者比彻等对学科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在热点的两个维度的分析上为每一个维度分别引入两个指标[2],然后以这四个指标对热点研究进行具体分析。与理智层面的认知维度相对应,我们引入“软/硬”度和“纯/应用”度两个指标。其中,“软/硬”度指标表示的是在某一热点问题上研究成员对某一个研究范式的认同程度。范式越单一,认同程度越高,则“硬”度越大,反之,则“软”度越大。例如,物理学、工程学、生物学等学科“硬”度较大,而一些传统的“软”学科(如人文学科)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即使一些社会科学和商业研究的某些领域也缺乏一个有较高认同的范式。“纯/应用”度指标表示某一热点的研究应用于实践的程度。越是致力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则“纯”度越高;越致力于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则“纯”度越低。研究的“纯”度影响知识体系形成的方式与方法。“纯”度高的热点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往往是由研究人员按照前人的知识体系,吸取有关学科的相关知识,然后遵照线性、逻辑的模式加以累计,即遵循着一条以理论为导向来形成知识体系的路线。而“应用”度高的热点研究则倾向于以实际的需要为导向来构建知识体系,因此这些热点的理论或概念往往来源于实践,它的知识体系遵循着一种由实践推动理论的路线,短期内这类热点会出现认识繁多、认识论导向不一的现象。

与社会层面的组织维度相对应,我们引入“趋同/分野”度和“城市/乡村”度两个指标。“趋同/分野”度指标描述了某一热点上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别程度。差别越小,学术标准越类似,则“趋同”度高,反之则“分野”度高。“趋同”度高的热点研究对异己派和不同观点一般怀有明显的排斥态度,它有较清晰的学科边界。而“分野”度高的热点研究则对不同研究范式比较宽容,它的学科边界较为模糊。组织维度的第二个变量是“城市/乡村”度指标,表示一个热点上研究人员相对于研究问题的集中程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热点研究里,相对多的研究人员集中研究相对少的问题,互相之间彼此交流、相互争辩的氛围也较浓;而“乡村”化程度高的热点研究其内部通常有较广的学术“地域”,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研究人员相对较少,研究人员“居住”得较分散,互相之间的批判性交流和激烈的辩论也不常见。[3]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我们基于文献对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软”度高,“硬”度低,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对象、研究任务来看,这一热点的研究出现了多种研究和理论范式。

现代大学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的有关文献表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分别借鉴了来自于哲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观点、方法(见表1),应用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因而也形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不同学科范式。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对象丰富性和任务复杂性也使得研究的范式难以保持一致。如从研究对象上看,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包含丰富的内容。从层次上划分,它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包括大学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等,解决的是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的关系问题;另一类是中观的大学制度,主要指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以及显性规章和潜在规则的作用等,它是维系一所大学正常运行和发挥其职能的制度保障;还有一类是微观层次上的具体大学制度,如大学招生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人事制度等。此外,在这三个层次的现代大学制度之上还可以加上大学的理念和精神,因为理念和精神是制度的抽象形式,而制度则是理念、精神的具体体现。不同层次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也不相同,各自呈现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研究任务来看,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范式也可以分为三类:关于“是什么”的研究、关于“应是什么”的研究和关于“怎样建构”和“怎么做”的研究。第一类是关于客观存在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演变和现存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介绍,属于描述性的研究。第二类是关于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主要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来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第三类主要是着眼于实践中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其中包括微观的具体制度建构。三种研究任务的目的与功能不同,着眼点与侧重点相异,因此也形成不同的范式。

不同范式之间由于视角、概念和方法不一样,使得它们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大相同,所使用的认识论、方法论也不完全一样,互相之间难以产生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得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成果不易在一个方向上进行线性的积累,知识以发散的方式增长。知识体系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纵深发展,而是围绕现代大学制度问题从多个向度向外膨胀。

2.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纯”度低,“应用”度高,它是一种由实践驱动、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

作为一个研究热点出现,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是高等教育学及周边学科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离不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成熟,也离不开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逐渐深入,这些都为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但是,无论是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兴起的背景,还是从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它更主要的还是因应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

一方面,从研究的背景来看,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了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日渐成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围绕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重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好高等教育,如何处理高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显得日益紧迫。这就促使人们集中关注如何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如何改革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等问题。其次,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规模的高校合并也为人们思考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契机。因为高校合并绝不简单是校名的统一,更主要的是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和制度的重新架构,围绕如何发挥“1+1>2”的效应,人们必须在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和制度设计上进行深入的思考。再次,一流大学建设也要求人们对现代大学制度进行思考。“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在使重点高校获得大规模资助、硬件建设上台阶的同时,也要求它们提高教育质量、科研产出和办学水平。这自然就使得对国外一流大学的介绍和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关注点。最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学校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提高效益和质量的问题,因此加强内涵发展、进行科学的大学制度架构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可见,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就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

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与研究背景相适应,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基本上也针对的是高等教育实践和现实问题。大量的文献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构建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一是如何处理大学的具体管理问题,如民主管理、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协调问题、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科研创新等等。即使存在一定的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研究,但也多是具有强烈实践旨趣的应用理论研究。

3.从社会层面的组织维度看,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分野”度高,“趋同”度低,研究者在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如果把论文引用作为衡量研究者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的指标,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指标中大致看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上研究者思想联系的紧密程度和组织性的松紧程度。我们以在中国期刊网上,点击2007年“核心期刊”,篇名中“精确”包含“现代大学制度”所得到的9篇论文为例③,对这一热点问题内部的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分野度作一分析。以论文引用文献的数量、集中程度(同一文献被不同作者所引用的频次)和内容相近程度(被引用文献与论文内容的相近度)来作为衡量研究者思维方式分野度的标准,引用文献的数量越多、越集中、内容越相近,则“趋同”度越高,“分野”度越大,反之则相反。

首先,从引文数量来看,在这9篇论文中,除2篇论文引文数量超过10篇以上(一篇为12,另一篇为29)外,其余7篇论文引文数量都没有超过5篇。引文数量少,说明研究者从其他研究者获得的信息少,研究者之间的联系薄弱,同行们的组织性程度低。研究成果不是在其他同行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而多是对同一问题进行不同方向的阐释。

其次,从引文的集中程度来看,9篇论文没有一篇共同引用的文献,也就是说这9篇论文的作者没有一个共同的参考文献信息来源。只有1篇文献为3篇论文共同引用,2篇文献为2篇论文共同引用,也就是说有两篇文章共享的信息来源只有2个,可见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引文的集中程度相当低。这可从一定程度说明该研究热点中没有权威文献和人物的存在,没有一种思想和认识取得了大家的公认,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

最后,从论文引用的文献的篇名来看,被引用文献篇名中包括“(现代)大学制度”的文献只有7篇,占总被引用文献(63篇)数量的11.11%。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只有11.11%的被引用文献是把现代大学制度作为核心议题的。换句话说,9篇论文的研究者所获得的信息中只有11.11%来自于同行的专题研究,而其他的信息来自于不以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议题的文献。也可以说,来自非主要议题的信息对研究者从事现代大学制度的作用比来自于主要议题的信息要重要得多。这一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热点内部研究者的联系少、思想差别大、组织性程度低的现实,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前述所讲的这一热点研究的知识逻辑联系少、累积性差、知识体系呈多向度发展的判断。

实际上,如果从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内容等情况来看,这种“分野”度高的情况也可以得到理解。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人员身份非常复杂,既有学者也有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领导,既有专业教师、大学行政人员,也有大量的研究生。人员身份的复杂使得他们基于自身的经历、知识基础对现代大学制度抱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如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国际性与本土化问题上,研究者的认识就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发源于西方国家的、以三“A”原则(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学术中立)为基础的、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特征的西方大学制度;另一类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基本就是我国目前的大学制度,其建设就是对目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现代大学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另外,从研究者的学科身份来看,他们因为来自于不同学科或拥有不同学科的知识背景,所以他们在研究现代大学制度这一问题上所强调的就是这一问题的不同维度,如和谐性、文化性或生态性等等。

显然,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范式的多样使得研究人员难以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之上,研究成果之间难以互相增益,研究成员之间的思想联系薄弱,研究同行内部的组织性程度自然就低。而实践导向使得研究工作围绕现实问题(而不是根据知识发展的逻辑)来进行。因为实践的复杂性,现代大学制度涉及到多个社会领域,因此往往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由实践推动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自然也就表现出多种价值向度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另外,研究的“分野”度与研究的学科边界紧密相关。“分野”程度越高,研究的内部整合性、一致性越低,研究的学科边界越模糊、越易渗透,研究与周边学科的关系也就越紧密、知识“贸易”越频繁。如物理学和经济学是内部凝聚稳固的领域的例子,它们保持统一的概念、方法和标准,而地理学和文学研究则常常被引作内部分散的学科的例子,它们欣然吸收相邻的知识领域的概念和方法。[4] 现代大学制度研究正因为“分野”度高,使得这一研究不仅仅处于高等教育学的视野,而且还与其他学科产生密切的联系。

4.从社会层面的组织维度看,现代大学制度热点研究内部的“乡村”度高,“城市”度低。

在这里,“城市/乡村”度是指研究者在现代大学制度内部不同具体问题上分布的集中与分散程度。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它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围有多宽,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范围几乎也就有多宽。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具体问题,他们非常分散地分布在这一研究热点内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从而使得这一领域内部呈现出一种“地广人稀”的状态。

我们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篇名”包含“现代大学制度”进行“全部期刊”“精确”搜索,2007年的记录共有52条。剔除论文转载记录,2007年国内学术期刊共发表了以“现代大学制度”为“精确”篇名的论文47篇。根据对论文篇名和内容的逐一分析,我们发现这47篇论文所涉及到的主题共有20个之多。这些论文要么是从这些主题去探索现代大学制度,要么就是讨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这些主题。也就是说47篇论文虽然都是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但却不是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而是分布在20个问题之上,平均每个具体问题上的论文数仅为2.35篇(其中有一篇论文跨越了两个主题,故重复计算)。(见表2)

表2中从第1到第10个主题都可以看做是研究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即从这些主题出发来看待现代大学制度应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主题论述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维度。而从第11个到第18主题则是侧重探讨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的一些问题。第19个和第20个主题分别探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和“如何构建”问题,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的论述可能和其他主题有若干部分的重复。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第20个主题上论文篇数相对较多外,其他19个主题的研究论文均不超过5篇,而大量主题上的研究论文经常是1至2篇。可见,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热”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在其内部的亚问题上却也是非常“冷清”,研究者们分别“栖居”于相距甚远的不同具体问题上,研究的“城市”度很低。

“乡村”度高、“城市”度低的热点研究使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繁荣集中的研究努力消失在内部广泛的研究范围和空间里,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做相同研究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探讨互不相同的问题,研究者经常是“自说自话”,互相之间的批评和商榷非常少见,这不是因为研究者之间是高度一致的,而是因为他们分散“居”于不同的位置和主题,缺少共同语言而难以“交火”。这样,研究成果难以在学者共同体中进行批判、整合,知识发展只是一种数量的增长,而难有质量上的、有结构的提高。这样的研究也因为“火力”分散、缺少有号召力的成果而难以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学者共同体内部不能形成有结构性的亚团体和亚组织。同时,这种学派、亚团体、亚组织的缺乏,反过来也更加使得知识不能实现批判增长和质量提高。

研究热点能突出、典型、有代表性地表明学科研究的面貌,从学科研究热点能比较容易和准确地认识学科的属性。现代大学制度几乎拥有与高等教育相同的研究范围,它作为一个研究热点,基本上反映了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从这一个热点研究的分析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和属性:高等教育学是一门“软”度、“应用”度、“分野”度和“乡村”度高,而“硬”度、“纯”度、“趋同”度和“城市”度低的学科。这一特点对于我们理解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来说,首先,高等教育学是一种多范式并存、多元方法共处、应用取向的知识体系。因为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研究对象的系统性和研究任务的多重性,以及学科强烈的实践情怀,高等教育学保持着多种范式的共存。来自不同范式的观点和方法精彩纷呈,但互相之间不能很好地相通。多种观点存在分歧而又长期并存,并且都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次,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边界模糊,学科之间知识互相渗透。因为研究者经历、知识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的分野,相互认同感低,高等教育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姿态,内部缺少统一的标准和目标,其知识体系自然就相对松散,缺少紧密的逻辑联系,其边界自然是不清晰、易渗透的,与周边学科的交流、借鉴、合作等活动频繁。最后,高等教育学内部相对离散,研究成果很难集中,不仅使得公认的权威性理论难以形成,而且就是明确的学派也不多见。学科内部批判性交流和激烈的辩论难以进行,知识不易积累增加并呈线形发展,从而使得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逻辑多元并向四周膨胀,缺乏凝聚力,结构也不紧凑,知识之间呈现一种松散联合(而不是直线状地承继积累)的状态。

因为学科范式的多样、强烈的应用取向、研究旨趣的分野和研究主题的离散,在进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时,可能很难达到传统经典学科那种线索单一、逻辑严密、上下相承、左右呼应的单向度、“线形”知识体系;很难排斥其他相关学科的涉入,建立一个独立的、“与世隔绝”的学科王国;也很难找到一种统一“标准”的研究方法,能够充分、完全地认识高等教育这一复杂的现象。因此,在进行这门学科的建设时,不能像“趋同”度高的学科那样,对异己观点进行排斥,而只能对不同范式、研究方法和不同学科的观点保持一种宽容和欢迎的态度,通过研究对象和主题的不断拓展和有效“聚焦”,丰富研究方法和视角,鼓励多种知识路线的发展,来促进这门学科知识的整体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当然,这同样是推进和深化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应有态度。

注释:

① 实际上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如果以“现代大学制度”为“篇名”进行“模糊”搜索,可得记录为263条;如果以“现代大学制度”分别为“主题”和“关键词”进行“模糊”搜索,可得记录为627条和334条,如果再加上一些篇名、主题或关键词中包含“大学制度”、“大学理念”等的相关论文,那成果可能要多得多。

② 本表所引用文献出处:《从教育属性视角辨析现代大学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论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人性假设基础》(《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后现代知识观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复旦教育论坛》2006年第6期);《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教育与经济》2005年第4期);《现代大学制度下政府与大学关系》(《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下的大学权力结构运行探析》(《高等农业教育》2007年第9期);《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现代企业制度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启示》(《西安欧亚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现代大学制度重构中的应用》(《煤炭高等教育》2006年第5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法律视界》(《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20期),《在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中国高等教育》2006年第19期);《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文化取向》(《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6期),《组织文化:现代大学制度建构取向》(《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生态化建构》(《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年第4期),《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是自组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点击2007年“核心期刊”,“篇名”“精确”包含“现代大学制度”所得的记录共有11条,除去两篇非学术论文外,有效记录为9条。它们分别是:《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生态学:研究现代大学制度的新视角》(《辽宁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谈和谐文化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15期);《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论现代大学制度的雏形》(《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22期);《现代大学制度架构下高校民主管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法律视界》(《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20期);《关于民族院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践与思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万里模式: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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