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发展生产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界定，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三者中又包含着一定的科学技术、信息等含量。因此，科学技术、信息含量也是生产力。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又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前提。因此，唐代思想家有关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唐代商品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陆贽重视和保护劳动力的思想
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保护劳动力、重视人才的作用上。包含一定的科学技术含量的人，是生产力的主要要素，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古代，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唐代的思想家们意识到这一点，故把人的作用强调到了相当的高度。唐初的政治家魏征以舟、水相比，把老百姓比作水，把君主比作舟，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其中就包含着重视劳动力的成分。 陆贽从民本论出发，把人作为立国的根本。他说：“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心伤则本伤，本伤则枝干凋粹而根柢蹶拔矣。”〔2〕因此，他认为，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3〕像魏征一样，他也把君比作舟， 民比作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4〕把人的作用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这是对人的价值尊重的表现。虽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战国时荀子提出的，但真正认识人的重要性的，还只有唐代思想家最为深刻。
他们为什么把“人”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呢？原来他们发现了“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人的劳动是世间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陆贽引《大学》中言认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5 〕“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惰则窭空。”既然如此，应当“以人为本，以财为末”。〔6〕用本末来表达人与财的关系， 这是陆贽重视劳动力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一个独特的杰出的观点，是陆贽的创见。
既然“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此，就要保护“人”，重视“人”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所以，陆贽把“养人”，即把劳动力的生存和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 ”〔7〕“养人”即“养民”，这是先秦以来儒家一直主张的传统思想，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有的称“养民”，有的称“富民”，但其宗旨相同。唐代玄宗以后，民生问题再次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改革家刘晏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就首先强调了养民， 主张理财“常以养民为先”〔8〕。陆贽的思想是和刘晏的这个“理财以养民为先”的原则相一致的。但是，陆贽的“养人”学说同早期儒家的“养民”学说是有区别的，他把儒家“民为邦本”的古老命题，从浓厚的伦理规范的笼罩中还原成被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决定的人，主张明君赋人取财，不能害百姓所养，而应当“恤人所乏”，“敛必以时”，这样才能使得“人力不殚”。〔9〕把人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联系起来考虑，并不是抽象地去谈“民为邦本”。这是陆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思想的有选择的继承。正是因为他重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他对劳动人民遭受的封建地租的残酷剥削非常同情，对摧残“人”这种生产力要素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二、白居易重视和保护“人力”与“地力”的思想
白居易像《管子》作者一样，非常重视人与地这两个生产力要素。在古代，人与地恰恰是生产力的主要内容，它们代表着“人力”和“自然力”两个方面。白居易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应当说是抓住了问题的中心内容。当然，他对人与地的重视，并非完全是从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他更多的是强调人与地对封建国家的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力关系方面，也体现在对上层建筑上。他说：“王者之贵，生于人焉。王者之富，生于地焉。”因此，他要求“知人之数”，“知地之数”，才能“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辟土”，〔10〕使社会生产协调的发展。因此，白居易对土地生产力所受到的自然条件的限制感到忧虑和担心。他常常叹息似地说道：“地生财有限”，〔11〕“地之生财有常力”。〔12〕但是，在他看来，人的消费欲望是无止境的，土地生产力是有条件限制的，这就需要保护土地生产力。至于具体保护生产力的措施，他并未系统进行讨论。但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可以归纳出几点：一是“养人”，减轻对劳动力的摧残。白居易对当时“厨有臭败肉，库有贾朽钱”，“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13〕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是比较了解的。因此，他对当时劳动力的状况表示焦虑，他的《秦中吟》、《杜陵叟》、《卖炭翁》等许多诗篇，都表现了他对当时劳动力遭受摧残的愤怒。在他看来，要保护劳动者这种生产力，就要“均贫富”，要“不夺人利”，〔14〕要禁兼并，诫厚敛及杂税。二是要充分利用地力。在他看来，就是要采取一种合适的土地制度，充分利用土地，养动植之物，使“地无遗力，财产丰足”。〔15〕他对山林川泽产品的生产，主张加以发展和保护，主张“养之以时，取之以道”。〔16〕这种重视和保护生产力的思想，可能受到先秦思想家荀子的影响。荀卿对劳动力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强调对劳动力的使用必须恰当，认为不适当地使用劳动力，摧残劳动力，“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17〕同时，他也非常注意对地力的充分利用以及改善生产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8〕
三、刘晏重视人才和信息、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刘晏对生产力的重视和保护，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重视人才。人才是含有一定科学技术的劳动力，在古代，这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他之所以重视人才，是与他推行改革有关的。在他看来，要想改革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有一批素质优良的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刘晏选拔人才的标准是“通敏、精悍、廉勤”。〔19〕刘晏理财，办事效率高，经济效益显著，与他任用了一批懂业务、廉洁勤政的人才是分不开的。刘晏重视知识分子，注重优质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科学技术和管理也是生产力这一真理。
刘晏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之二是：重视信息情报。现代经济学对信息的研究非常重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晏以改革家的战略眼光，似乎懂得了信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改革中，加强了信息情报工作，重点是及时掌握生产、灾情和市场的动态，作为及时采取对策的根据。为了能充分掌握各地的信息，他改革驿递制度，在各道巡院设置信息情报网络，按旬按月上报经济动态。为快速传递信息，他将原先由地方富户办理的派徭役传送的“捉驿”改为官办，“吏立驿事”，高薪招雇“疾足”，接力传送信息，使得边远地区的信息情报几天内能送达。由于他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掌握市场、灾情方面的信息动态，所以能应变自如。对于市场，他能及时掌握各地物价变化以及商品余缺情况，以便收购或出售，利用物价变化调节供求。“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20〕“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21〕对于救灾，他能根据获得的信息，防荒歉于未时，及时采取对策救灾，能做到“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不待其困弊流为饿殍，然后赈之。”〔22 〕“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23 〕刘晏这种重视信息情报的思想，是中国古代非常杰出的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也是第一人。
刘晏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之三是：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吕氏春秋·上农》中记载有周朝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睡虎地秦基竹简》中记载《秦律·田律》中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文。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都很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到了唐代，由于人口增多，开荒造地、围湖造田相当普遍，使得毁林、毁草严重，湖泊缩小，自然平衡遭到破坏。关于毁林毁草造田的记载，唐代相当多，不必赘述。由此造成的森林被滥伐，植被遭破坏，水土严重流失的后果，自然是可想而知。唐代围湖造田在江南一带非常严重，许多湖泊被消灭，营造了围田或圩田，甚至决湖以为田，从而使湖泊的调节作用丧失、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位于今江苏丹阳的练湖被隔断造田就是显著一例。刘晏为此上奏禁止隔断练湖造田。他对围湖造田的危害性观察得非常清楚，指出虽然围湖造出了一些田，但由于湖泊变小，雨季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而旱季又无水灌田，同时还造成航运阻隔，因此实际上失去的土地更多。〔24〕在他及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被毁90多年的练湖竟又被恢复了起来。有人还作了《复练唐颂》。〔25〕刘晏的这种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思想是非常珍贵的。
四、唐太宗、唐玄宗重视兴修水利、保护农业生产力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唐太宗、唐玄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因此，非常关心兴修水利，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唐太宗、唐玄宗重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首先反映在重视水利工程的保护和兴修上。贞观一代，太宗倡议和主持修建了20多处水利工程，效果非常明显。唐太宗还设立了治水的专门机构与官员，工部尚书下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的治水官员，规定其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又说：“凡水有灌溉者，碾硙不得与争其利。”〔26〕显然，这些水令条文都带有充分、合理使用水利资源、以利春耕的目的。除此以外，唐自开国以来还设有都水监机构，置有都水使者，其职责是“掌川泽津梁之政令，总舟楫、河渠三署之官属……及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溉田时，乃令节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27〕可见，唐前期对基层水官的择用是很慎重的，目的在于节约用水与均匀灌溉。再者，斗门为灌溉渠与河流间的闸门，启闭闸门可以控制与调节水渠与河水的流量，利于排蓄，这说明唐太宗时管理水利工程已日趋严密。不仅如此，唐太宗还制定了保持水流与水利工程的法令，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保护，以达到贵农的目的。《唐律》里有“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的律文，《疏议》中云：“有人盗决堤防，取水供用，无问公私，各杖一百”。〔28〕同卷又有“失时不修堤防”条云：“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同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这些都体现了唐太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水利的合理使用。唐太宗甚至还制定了有关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水部式》。《水部式》具体规定了灌溉用水的时间、用水的量及用水的方法，还详细地阐明了灌溉渠的管理办法，灌溉渠上的堰及斗门的安装等。
唐太宗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方面，不但重视保护和兴修水利，而且还重视保护和发展其他农业生产力。耕牛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唐太宗为了贯彻重农思想，以便人尽其力于陇亩，深知需有足够的耕牛以助人力，于是革除了汉魏以来皇帝逢有庆典杀牛“赐酺”的陋习。贞观十七年太宗颁诏云：“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给酒米面”。〔29〕牛之为用，耕稼所资，禁杀耕牛，意在保护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玄宗在继承太宗重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其兴修水利的成就比太宗更显著，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玄宗年间兴修水利工程46处，为唐前期的最高数字。他兴修水利工作的重点地区，都是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为河北蚕绵之乡和关中平原的重点经济区，特别是他在前人导引黄河灌溉工程的基础上，予以修复与扩大，形成了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在确保关中的水土保护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一些旱地变为稻田：“繇来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川”。〔30〕开元诗人李华歌咏：“咸阳古城下，万顷稻田新”，〔31〕描绘了古老的关中平原渠水潺潺、稻苗油然的肥绿生态。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无疑是玄宗改善水利设施的经济繁荣的写照。由于水利设施的修筑和维护，灌溉条件的改善，使得开元、天宝年间的实际耕地面积剧增，据汪篯先生估计， 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相当于今天的6.288亿亩至6.681亿亩， 超过了西汉的最高垦田面积。这些都奠定了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一方面“百姓殷富”，另一方面政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32〕奏出了盛唐繁荣、富实的最强音。
注释：
〔1〕见《贞观政要》。
〔2〕《陆宣公集》卷二四《唐陆宣公庙记》。
〔3〕同上文集，卷一二《奉天论当今所切务状》。
〔4〕同上文集，卷一二《奉天论前所答未实行状》。
〔5〕同上文集，卷二一《论裴延龄奸蛀书》。
〔6〕同上文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7〕〔9〕同上文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四条，第五条。
〔8〕〔19〕〔22〕《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10〕〔15〕《白香山集》卷四七《策林三·议井田阡陌》。
〔11〕〔16〕同上文集，卷四五《策林一·养动植之物》。
〔12〕同上文集，卷四六《策林二·主制度》。《策林十八》说：“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策林二十二》说：“地之生财，多少有限”。
〔13〕同上文集，卷二《秦中吟》十首，《伤宅》，《重赋》。
〔14〕同上文集，卷四六《策林二》。
〔17〕《荀子·非十二子》。
〔18〕《荀子·王制》。
〔20〕《旧唐书·刘晏传》。
〔21〕〔23〕《新唐书·刘晏传》。
〔24〕《全唐文·秦禁隔断练湖状》。
〔25〕《唐文粹》卷二一，李华：《润州丹阳县夏练唐颂》。
〔26〕《唐六典·工部尚书》。
〔27〕《唐六典·将作·都水监》。
〔28〕《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
〔29〕《唐太诏令集》卷六八。
〔30〕《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
〔31〕《全唐诗》卷六，李华：《泳史》。
〔32〕《开元传信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