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近代中国妇女的观念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妇女论文,观念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妇女是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开始觉醒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的有识之士，为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不断以新的思维方式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中国近代妇女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观念不断转变和更新，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逐渐兴起的，在戊戌、辛亥、五四时期出现了三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综观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不仅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而且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的思想启蒙有关。近代妇女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思想观念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推动着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歧视和压制妇女的观念和理论。广大妇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束缚下，完全成了任男人摆布的“工具”，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孝敬公婆、侍奉丈夫、养育子女、操劳家务成了她们的主要职责。
进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开始醒悟，随即向延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挑战。他们主张开民智、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倡导男女平等，给沉重而又凝滞的传统观念以强烈震撼，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是最早向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发起挑战的，他们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启蒙与妇女的关系。康有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凌辱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软弱和愚昧。唯一能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的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来开民智，解决中国人的愚昧问题。而中国人、尤其是妇女不受教育是造成国人愚昧的一个缘由。因此，他在对国人进行民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热心地开展了妇女启蒙宣传。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方“天赋人权”为武器，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思想。康有为说：“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①]，男女生而平等。谭嗣同指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理应“平等相均”[②]。梁启超提出“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③]。二是对残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缠足陋习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一致认为“国家积弱，缠足未尝不是主因之一”[④]。三是呼吁女子教育，提倡兴办女学。维新派认为，封建礼教禁锢了妇女的聪明才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妇女不能上学，因而积极主张兴办女学，并强调“欲强国，必由女学”。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思想启蒙虽然是有限的，但毕竟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吹进了一股新风。维新派提出的一些新的见解，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通过维新派的启蒙宣传，少数妇女开始觉醒，并冲破世俗的偏见和封建家庭的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建立女学会，创办女子报刊，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大声疾呼。她们的积极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
如果说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妇女的启蒙尚属萌发期，那么，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妇女解放宣传则进一步扩展。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同时，历史地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开展了妇女解放的广泛理论宣传活动。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已明确发出了“凡为国人，男妇一律平等”的呼吁[⑤]。陈天华在《猛回头》一书中，也提出“兴女学，培植根本”，“禁缠足，敝俗矫匡”[⑥]的主张。被誉为“女界之卢梭”的金天翮，在其带有妇女解放运动纲领性质的《女界钟》一书中，强烈呼吁“女权革命”，号召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做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男女平权的原则。他在1906年《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昭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姐妹，一切平等。”[⑦]1912年他在一封信中又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⑧]，进一步说明他的男女平权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男女平权是他的民权主义的一部分。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倡导下，许多先进妇女投身辛亥革命洪流，自觉地将自身解放和民族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戊戌时期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又掀起了一场启迪民众觉悟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更加浓郁。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开展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提供了妇女解放的新理论，热情号召广大妇女勇敢地挣脱封建枷锁以获得自由解放。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开宗明义宣称，近代历史就是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何谓“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⑨]。他痛斥孔子之道用种种清规戒律、纲常礼教将无数“年富有力之妇女困于家中”，“身体精神俱呈异状”，度过“凄惨之生涯”[⑩]。他大声疾呼，妇女要起来打碎奴隶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解放，恢复独立自由的人格。李大钊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随着经济状况而变动的。所谓孔子主义、纲常名教、道德礼仪，都不过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动摇，大家族制度也必入于“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11]。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李大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调查研究妇女问题的现状，剖析妇女问题的实质，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他说，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方面是全体妇女联合起来，打破“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2]。这些言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
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当时壮大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罢工斗争，促使更多的妇女开始觉醒。如果说戊戌时期初步觉醒的先进妇女还寥寥无几的话，辛亥革命时已出现了以女学生和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为主的先进知识妇女群；而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队伍。她们不仅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而且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她们站在时代的前列，坚决向腐朽的封建传统挑战，其觉悟和争取解放的斗争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近代妇女观念的转变与更新
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都是沿着“救亡”这一主旋律而进行思想启蒙的。尽管他们的着眼点往往是对旧的习俗的揭露和批判，然而，其内涵是要砸碎几千年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枷锁，它在解放妇女的旗帜下所要达到的深层次的终极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因而，它对中国近代妇女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多方位的，它导致了妇女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和更新。
（一）价值观的变化。近代妇女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思想，女性作为社会的“人”的意识有不同程度的觉醒。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认为妇女存在的全部意义不外乎传宗接代与“唯酒食是议”，妇女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可能性，一般的妇女只有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去追求精神情感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相夫教子，即通过男人、也就是丈夫和儿子的社会价值，来衡量和体现女子、即妻和母的作用，就成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产生的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贤妻良母”作为完善自我的尺度。
进入近代以来，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迪下，一部分妇女作为社会的“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觉醒和自我意识觉醒两个方面。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近代妇女民族意识觉醒的起点。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妇女第一次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呼喊，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历史责任感，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先进的知识女性一再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大展英姿，做出了社会瞩目的成绩。辛亥时期，先进女性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十几年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妇女约400人左右，其中女同盟会员近100人。她们怀着“只有自觉的承担救国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权利”的信念，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五四时期，青年女学生和各界妇女摆脱了戊戌、辛亥时期配角的地位，作为一个整体，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成为运动的主力之一。她们冲破重重阻力，罢课、罢工、抵制日货、集会、请愿、演讲宣传，不少人在群众组织中担任要职，显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争取妇女解放，争取自身的权利，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一些先进妇女自觉地组织或参加了女界同盟，满腔热情地献身于妇女解放事业。她们对压制束缚广大妇女的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进行口诛笔伐；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她们从不缠足和兴办女学两个方面起步，进而提出男女教育平等、法律平等、婚姻自主、经济独立、参与政治、社交自由等一系列要求。她们说：“我们不相信不打破男女两性的阶级，真正的民主主义能够存在，我们不相信社会上一半是压迫人，一半是被压迫的人间，会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13]。她们提出“天地间既然生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就应该享有一份自由权，这自由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4]。在天赋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男女平等的基本含义；在创造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提出妇女解放的必要性。这在中国妇女成长道路上，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由过去只知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反映了女性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妇女们再也不愿去做“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宁愿为国家、民族以及自己的信仰去奋斗、牺牲，显示了女性新的追求。它表明，一种以阶级解放、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的女性价值观已经萌生。
（二）道德观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妇女毅然冲决礼教大防，勇敢地步入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长期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封闭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女性道德，这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妇女生活的道德信条。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只能遵循“男主外，女主内”、“女不言外”的要求，不得与社会交往，特别是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闺媛之礼。
进入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被禁锢在家庭之中，出入、交往、通讯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在启蒙思想家的宣传和倡导下，也有少数妇女以极大的勇气冲破传统观念和陈规陋俗，迈出了社交自由的第一步。戊戌时期，女界就出现了一批活跃人物，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梁启超、康广仁、谭嗣同的妻子李惠仙、黄瑾娱、李闺，《无锡白话报》的创办人裘毓芳女士，为女学堂的创办奔走筹划的经元善夫人、沈敦和夫人以及《女学报》的一批思想激进的女主笔等，她们都毅然冲破家庭的束缚和世俗的偏见，走上社会，积极支持维新事业，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男女平等的宣传，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并已形成一支活跃的妇女群体。她们不仅踊跃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而且自己也组织各种妇女团体，发行报刊，为争取妇女的各种权利而斗争。更多的妇女摒弃旧式女教，走进新式学堂。据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学部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子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不包括教会女学）。另外，少数女留学生也开始出现。1903年起，出国留学的女子越来越多。连已有一子一女的秋瑾，也毅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赴日留学。女子进新式学堂和出洋留学，它标志的不仅是妇女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历史开始结束，而且还为女子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投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迫切需要广大妇女冲破牢笼妇女的礼教大防，实行和男同胞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大联合，更多的妇女更新观念，走上社会，参与政治生活。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男女学校、男女学生团体，大多采取程度不同的联合行动，其间互相串联、沟通的日益增多。邓颖超回忆说：“当时男女同学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15]一些勇敢的女青年甚至公开与男青年通信、交朋友，男女授受不亲的堤防开始在群众运动中崩溃。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斗争中，不乏英勇献身的女志士，但在追求妇女自由和解放方面，人们往往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望而却步。中国几千年来在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下，已形成一种极深厚极顽固的势力，处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而五四时期，在新的西方文明与旧的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那么多的女青年敢于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对旧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进行大无畏的批判，由观念的更新，进而在实践中创造新的行为模式，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展。
（三）婚姻观的变化。主要反映在妇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上。
中国妇女的婚姻大事，历来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人不得违抗。而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妇女终生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丈夫手里，永远不能改变。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以天赋人权、进化论等资产阶级学说为武器，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婚姻形态为参照系，开始全面审视中国旧的婚姻制度，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新观念，自然而然地影响妇女的婚姻观也开始发生转变。
在戊戌时期，就有少数妇女大胆提出，在婚姻问题上，应该“凡事皆可自主，父母之权，即不能抑制”[16]。辛亥时期，一些知识女性对封建婚姻进行严厉的批判。如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女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尖锐指出，中国旧式婚姻“只凭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即将青年男女遽相配合，结果是人的独立性格、自主权利均被取消。她提出应提倡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自主，“此生若是结婚姻，自由自主不因亲。……一来是品行学问心皆晓，二来是性情志愿尽知闻。爱情深切方为偶，不比那一面无亲陌路人”[17]。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下，一些女青年不再满足于对旧婚姻制度的口诛笔伐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取婚姻自由。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青年赵五贞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自尽于花轿中，以牺牲生命进行最后的抗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继她之后，青年李欣淑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她们的果敢举动使进步青年深受鼓舞和赞赏，敢于反抗封建传统和包办婚姻的日益增多。“大家都以为牢笼似的家庭，黑暗圈套似的社会制度和习惯，非根本推翻不可”[18]。
近代妇女观念的变化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既有关于妇女社会地位、存在价值、道德标准等总体方面的，也有诸如女子教育、女子婚姻以及社会习俗等具体方面的。能够转变和更新观念的人，大多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和青年女学生，这与她们的出身成份及文化背景有关。她们中间部分人，有了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生活目标的追求和自我期望值都发生了变化，敢于冲破家庭的樊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去，成为著名的革命家或妇女运动的领袖。尽管当时妇女观念的转变还不是系统的和全面的，但它确实对中国传统的妇女观以有力的冲击和批判，开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男女平等的先声。
注释：
①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324页。
②谭嗣同：《仁学》。
③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集。
④吕美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⑤《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75页。
⑥《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页。
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
⑩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11 12《李大钊选集》，第297～300、145页。
13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史》1936年版，第122页。
14《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转引自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第122页。
15《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74～75页。
16《女学报》，第5期。
17《秋瑾集》，第152页。
18《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辑，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