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与启蒙关于九十年代民间争鸣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民间”愈来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它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订语和文学史研究的视角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理论活力，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价值触动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正是由于“民间”与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这种内在联系，引起了人们这一问题的讨论并展开了争鸣。争鸣的焦点是在于提倡民间是否意味着放弃启蒙、放弃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导致知识分子价值和主体地位的失落？是否走向民间就意味着排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理解民间，“民间”是否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深化“民间”问题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在讨论过程中对于民间概念的使用和内涵的理解上是有差异的，因此确认民间的内涵及其与启蒙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意义，对于当下的“民间”讨论就有了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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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民间是否意味着放弃启蒙和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牵扯到三个层面的内容：一、如何理解“民间”；二、如何理解启蒙；三、知识分子与启蒙和“民间”之间的关系，认为走向民间就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社会责任的论者，大都主为“民间”本身并不包含有多少现代性的内容，因为迄今为止的民间文化形态大致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历史上当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国家政统产生冲突时，政统更多的是通过民间发挥作用，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与官方意识形态在历史当中形成了乳交融的深层关系，民间的存在价值就值得考虑。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把民间区分为乡村民间、市井民间和知识分子自身的民间等几种类型，这几种类型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强有弱，有所差异，但它有着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一面却是事实。有的论乾承认“民间”的存在，却认为是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间的”就意味着“传统的”和“非现代性的”。“走向民间，则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注：参见李新宇《泥沼前的误导》，《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并且认为“真正的民间已经成为各种陈旧观念的旧货场”，“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化像一锅大杂烩，其中煮着全部自发的生机和几千年积淀的陈腐。在这里生机是微弱的，腐朽却因为长期发酵而发味特别浓烈”（注：参见李新宇《泥沼前的误导》，《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当“民间”的内涵被界定为与“现代性”无关的一种文化形态时，它与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立场就丧失了联系，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当然也就会失去了启蒙精神和放弃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民间”与“启蒙”之间的这种理解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实质上却犯了简单化的毛病，忽略了“民间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忽略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割舍不断的深层联系。我认为民间不仅以其丰富的精神滋养着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且在知识分子精神与民间精神的联系中不断赋予民间以新的内涵，这已是被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所证明的道理，从《诗经》到明清小说，从《十日谈》到西方的浪漫派，都与“民间”精神密切相关，难道到了今天的中国，民间就远离了知识分子或文学而成为一堆垃圾？这一说法的虚妄性不言自明。陈思和在九十年代所发表的《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提出“民间”的概念时，认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具备了以下几种特点：（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利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它毕竟属于被统治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阒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进发出对生活的爱情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拘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加上陈思和对于“民间”的解释包含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它包括了种种复杂的成分；（二）是作为审美的文化空间，表现为以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艺术的或是审美的，这两者之间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则是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有了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才能使知识分子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因此，理解“民间”至少要从“现实的自在民间文化空间”、“具有审美意义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中化析民间文化形态的内涵。否认“民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论点，一方面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民间中所蕴含的自发现代生机，另一方面则没有看到“现实的自在民间”与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并不是与“民间自在文化”的完全契合，而是在民间状态获得独立、自由，不受外在规范制约的个性精神，这种个性精神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品格。当这种精神品格与民间自在文化形态中蕴含着生命活力和生机相互对撞时，民间的、富有活力的生机（这种生机可能微弱，甚至与腐朽纠缠在一起），就会在“自在民间藏污纳垢”的状态中，迸发出现代性的精神光辉，而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中介，转化成为具有审美意义的、诗性的艺术世界，不然我们就无法说明张炜、莫言、沈从文、赵树理等具有民间写作倾向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就无法说明在文学史上“民间”对文学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民间”是多维度和多层而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在这个“民间”中流动着精神、情感、价值原则，是主体的民间立场和客体的民间世界相互冲撞、纠缠、交流而后形成的一个艺术世界。在这样一个民间世界中，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启蒙和社会责任承担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正如民间相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变化的，启蒙的方式也就应是有所变化的。当把民间看作是与知识分子精神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形态并把两者的精神趋势向看作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方面时，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立场。如上我们说过文学史存在的事实与这种认识恰恰相反，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摆脱与间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和原则走进民间。既然我们所理解的“民间”包含有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力，在“民间”这个丰富、驳杂的文化世界中，多种文化因素相互纠缠生存，那么，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在此发现与自己的精神相共鸣的契合点，同时也会在这种精神启示之下确立自己的现实文化立场。在我看来，“启蒙”在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制约带来了坚守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以居临下的姿态去指导别人应该怎样或不该怎样，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也许“知识精英”注定为少数人所认同，但在坚守以往思想的同时能够找到新的思想生长点也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试图在民间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中富有活力、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价值立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一种追求，至于“民间文化形态”是否能有这种功能自然会因为“民间”的不同理解而有分歧。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价值追求是有意义的，那么当知识分子获得了民间精神的滋养时，他们会在自己生存的“岗位”上，以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充分地表达自己在“民间”中所感觉、体验到的内容，使自己的“生命”更有精神的意义和现实的战斗力。启蒙不仅仅是以观念形态的思想出现，而且应该活生生的“生命”形态出现，“生命”包含着思想，思想转化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现实生活中的“生命”都有这种思想的质感时，其意义是显然是不能否定的。由此，我认为知识分子与民间精神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启蒙精神和放弃，而是启蒙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知识分子在走向民间时所认同的也并非是民间文化形态的全部，而是那一部分与知识分子相关的内容。如果由于民间的多维度、多层面和丰富、复杂，而以这种复杂性去否定其文化形态中有意义的因素，据此再去否定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就是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一种误解。
在九十年代“民间”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从文学的意义上讨论民间和社会学意义上讨论民间是有区别的，“民间”在九十年代的泛化和引起歧义与这种视点的不同有着重要关系。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民间会被作为一个纯粹的客体去分析它有无存在的可能，如果存在又具有那些具体的特点等。从文学的意义上讨论“民间”，虽然也应以社会学意义上的“民间”作为基础，但却带有个人有主观情感和价值想像在里边，因为在文学意义上讨论“民间”必须以具有民间意义的文学作品为重要讨论对象，而文学的“民间”与社会学的“民间”显然是不能等同的。如果把这种“民间”混为一谈，也就无法说明“知识分子民间价值立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文学民间”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意义了。这也就出现了把民间区分为“乡村民间”和“市民民间”，而认为知识分子民间立场与市民民间有着深层联系，而应该拒绝“乡村民间”的观点。从文学的意义上说，这两种民间是有所区别的，但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难道可以说那以“市民民间”为写作对象的作家是作家，那些以“乡村民间”为写作对象的作家就不是作家了吗？在这两种“民间”中都会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由此，在“民间”问题的讨论中，是否应该更多地回到文学的意义上考虑“民间”的意义，并重视“现实的民间文化形态”、“审美的民间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民间价值立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相互联系中所赋予“民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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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民间问题的讨论中，认为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就意味着放弃启蒙和社会责任承担的论者，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走向民间的结果就是放弃启蒙、迎合大众，导致知识分子价值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导致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失落的结论。这种论断是否合乎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事实值得讨论。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且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南帆在《民间的意义》（注：参见南帆《民间的意义》，《文艺争鸣》1999年第2期。）一文中曾把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这样几种富有代表性的关系模式：（一）世纪之初，陈独秀、胡适等人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已经由启蒙的主题设定：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对象。启蒙与被启蒙者是两者关的第一种模式；（二）三十年代出现一场“大众文艺”的论争，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转移。首先，知识分子的启蒙内容增添了政治的比重，选择大众所熟悉的艺术形式，首要的目的是传播革命的观念，另一方面则认为大众的作家必须从大众中产生—这无形中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权威；（三）四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彻底地颠倒过来，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丧失殆尽，逐渐伦为嘲讽和攻击的对象，甚至遭受残酷的肉体的虐待，知识分子与民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这种关系模式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四）在九十年代，对于韩少功、李锐、余华这些作家来说，民间并未远去，他们的民间不再是某种理论的强制性摊派，不再是某种冰冷的意识形态虚构，他们的民间就在身边，是一个灼热的存在。这些作家观察民间、走访民间、亲历民间：他们惊奇的意识到，民间并不是理论制造的紧箍咒，民间是文学不尽的资源。文学有理由充分地描述民间；至少，文学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民间的存在。不论知识分子试图与民间保持何种关系，他们首先必须与民间保持不懈的对话。如上南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模式的描述，是符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并富有创见的。这种关系模式证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民间”，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内涵和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讨论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时，不仅需要讨论“民间”的内涵，而且需要讨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民间之间的关系。
我们首先分析第二、三种关系模式，在第二、三种中，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确被扭曲，甚至被强行剥夺，但这是否是“民间”的责任？在展开这一问题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时，是以否认“个性正义”的价值而归附到无产阶段的队伍中为前提的，他们要做“第四阶级”精神的传声筒。因此，从价值立场上说，他们并不是由“启蒙立场”向“民间立场”的转换，而是由“文化的启蒙立场”向“现实的政治立场”转换，他们所说的“民间”只是政治价值立场的符号，并不具有真正的“民间”意义。只要读一下郭沫若的诗集《恢复》就能体会到民间文化形态对其创作并没有构成深刻的影响，主要发出的是政治意义形态的声音。在这里政治意识形态、民间、知识分子三者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三者的既不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也不是“民间”，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在三十年代的“大众文化”讨论中，“民间”也没有构成其精神性的主导，选择民间的文化形式只是为了传播革命观念的需要，如果说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源于内在的精神追求，从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出发，自觉地归附于民间和大众中（这种归附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这个“民间”是有着浓重的政治意识的民间、与民间本身到底有多少联系值得怀疑），自觉或不自觉弱化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那么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由于政治权利意志的强行干预，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权利意志作为核心，不仅要求知识分子要与权利意志保持一致，同时也要求“民间”归拢于权利意志的统辖之下，这样知识分子、权利意志、民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变得简单化了。权利意志在依靠民间、改造民间的同时也改造了知识分了，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不管他们愿意或不愿意都必须与民间、大众结合在一起，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民间是作为权利意志的承担者而对知识分子发生作用的，民间与权利的共谋构居了对知识分子的压迫，但民间本身是仍然有着权利意志收拢不了的空间的，这一点上第一部分中已经谈过，这一民间的空间又潜在的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如下三种情况：a.是与权利意志完全保持一致，用政治观念来虚构生活空间的作品；b.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写作，表达知识分子精神的作品；c.虽然与政治权利意志的要求何持一致，但由于与民间保持着深层次的密切关联并且这种联系是一种自觉的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使其作品在贯彻权利意志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用陈思和的话说就是“民间隐形结构形态”。在这一历史时期受到崇和赞扬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作品，而b、c两种类型的作品都不同程度上的受到批判，前者如延安时期的丁玲和建国后“胡风集团”分子的创作，后者如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越树理是有着民间立场的作家，他氢自己的小说解释为“问题小说”，所谓“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都包含了这种意思。他所说的“起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当权利意志要强制收拢民间，不喜欢民间真正的声音时，这种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也受到谴责。从如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国家权利意志是既不喜欢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也不喜欢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启蒙立场丧失并不是走向民间的结果，而是自觉或被迫接受国家权利意志的结果。如果看不到知识分子、民间、国家权利意志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地把知识分子主体价值的丧失看作是走向民间的结果，显然是偏颇的。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五四时期和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知识分子在民间中不仅没有丧失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和主体价值，而且使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获得丰富和发展。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是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也就是用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来启人心智。但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中所包含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在为“民间”启蒙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民间的文化资源，五四时期不仅充分重视“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民间语言以适应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而且还在1918年春，发起了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的栏目，“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第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像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仅亲自收集、整理民间歌谣，而且还用民歌的形式仿作新民歌，把民歌的有益成分引入自己的新诗创作中。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为什么会对“民间”表现出如此的热情？钟敬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当时北大歌谣学运动的那些主持者和参与者，差都是致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人，“他们所以重视歌谣等间文艺的搜集、研究工作，正因为这是民主文化活动中应有的一个项目。从另一方面说，它也是对他们民主思想的一种测验或证明”（注：钟敬文：《民间文学及其历史》，第417、418。）。“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关于妇女解放、妇女的民主权利，无疑是一个引人深切注意的话题。这种时代的新思潮，自然要反映到当时主持采集、编选歌谣的知识分子的脑中和笔下。”……例如《歌谣选》中第七十一、七十二两乎歌谣，内容都是关于女子嫁夫的。……编者给它加的按语是‘可以见华人蔑视妇女人格之一斑’。这不是明白地表达出他对妇女问题的民主思想吗？”（注：钟敬文：《民间文学及其历史》，第417、418。）“在《歌谣》周刊里，这种民主思想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显著。过去社会流行的歌谣，大半产生自广大受双重压迫的妇女的心和口，或者由他们守护、传授下来。在旧歌谣里，关于妇女生活、遭遇的作品数量相当多；这种情形、自然要反映到《歌谣》的文章上，因此，它直接、间接关系到妇女问题的篇章很不少。单就婚姻问题，后期就出了几个专号”（注：钟敬文：《民间文学及其历史》，第417、418。）。由上引证可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不仅与西方的世人文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中国民间文化中所包含的“民主性”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民间文化”在五四时期并非完全作为“启蒙”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在相互的联系中，在交流与选择中构成了其新思想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个侧面。我们从五四时期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诗歌不仅能读到民歌中所具有的情致，也能看到由“民间”的男欢女爱所升华出的个性主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价值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民间”的，在“民间”中同样包含着可以转化现代性思想的资源。
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模式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存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知识分子走向民间从价值立场上说主要有二个层面：a.是知识分子从自身的精英立场出发，发现了“民间”文化世界中所具有意义的内容，进而使知识分子的精英价值准则与民间价值准则得到统一；b.是从赵正的民间立场出发，把民间文化世界作为自己灵魂的栖息地，并在其间感觉着民间世界的丰富与博大，为民间自身的深厚所震撼。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这两种立场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更多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特点，而后者则更多地保留了民间文化的特点，但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两者往往难以更加明晰的区分，因为作家在走向民间的时候，往往是一个自我精神与民间不断碰撞、交流、沟通的过程，他们在拥抱民间的同时，民间也以灼热的胸怀拥抱他们。九十年代具有民间倾向的作家所表现出的正是与“民间”的这种“对话”过程，他们在这种“对话”的过程中是否放弃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放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只人读一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锐的《无风之树》、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等作品，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对于民间大地的描述中浸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他们在把自己的“心”交给民间的同时民间则给了他们抗拒压迫、守护生命的精神滋养。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寻找精神的自由生长，以悲悯的情怀沉浸于民间大地上，发现民间的丰富和内在的生命活力；余华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看到了坚韧、温厚的生命是以怎样的和种方式抗拒着各种力量对于生命的戕害。这种生命精神、人道主义情怀难道与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传统是相悖离的吗？
通过如上论述可以看到走向民间并不意味着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放弃，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精神获得更有意义的一种存在形式，关键是看知识分子以怎样的价值立场和方式走向民间。如果在走向民间时，你自愿被民间藏污垢的复杂所淹没那是自己的事，并不是“民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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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多维度和多层次内涵，增加了这一问题讨论的难度，但它的存在无疑给知识分子精神发展、文学艺术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空间。对于九十年代“民间”理论提出的意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仅简单提出两点以引起进一步思考：a.我们目前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理解主要强调了五四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中所产生的现代性思想，而相对忽略了在与“民间”联系中所产生的新的思想和审美倾向，实际上中国的“民间”民“世界文学”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对“民间”的进一步研究，不仅会使我们看到更加丰富的新文学传统，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地理解二十世纪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b.如果放弃从文学史的角度讨论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民间之间的关系，仅就启蒙与民间的当代所呈现的意义而言，也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而应看到知识分子在与民间的“对话”过程中，会发现这一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品性，而且也会使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的精神品质，而且也会使知识分子在民间的自由与丰富中获得新的精神生长，这正是“民间”理论在九十年代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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