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1]1998年在《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用导言和六章正文，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论文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背景，重点思考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意义。 导言简要地论述本文的选题思考及研究意义，说明了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第一章追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思想理论渊源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行程，阐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基本内涵及其历史作用。论文首先界定共产党人价值观概念，提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扬弃改造的结晶。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给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撑。 第二章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认识的巨大飞跃及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真理标准”讨论和破除“两个凡是”为标志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步扭转僵化、教条的价值观念，在价值认识路线、价值目标内涵、价值尺度、价值手段选择、价值取向内涵、价值实践意识等方面发生了根本转变，逐步形成一系列新的价值认识。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谈话为标志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思想解放成果的基础上，突破旧的价值认识框架的束缚，实现了价值认识整体思维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的20年里，促成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认识伟大飞跃的主要因素有三点：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二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启示和人民对党的推动；三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结果。 第三章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人的价值规范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人价值规范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党性原则与商品经济原则的关系。商品经济原则具有历史二重性。党性原则是抽象性和具体性、历史贯通性和现实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在我国现阶段，党性原则与商品经济原则既相容又对立；党性原则既涵摄商品经济原则中的反映时代前进的价值意识，又超越商品经济原则的功利性价值观念。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确立共产党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取向，既应该清除传统封建的小生产的道德意识，克服“左”’的思想和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道德教条；又必须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极端自私的道德信条，形成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共产党人义利统一观。
王培洲[2]2017年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因党而来,由党而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有着鲜明的意志和方向,始终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既坚守“主义”,又面向“问题”,既有理论形态,又具实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难题。当我们把中国社会转型视为一个“经济事实”时,必须看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中,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也作为一个“价值世界”而存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理想与现实在转型社会中不断冲撞,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考验。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背景和论域,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原因和动力。本文的主线是“建设”。一个好的价值观建设方案应该使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既能“说出来”、又能“做出来”;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信念和纪律要求的政党,在社会转型期进行价值观建设不能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于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设成为本文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本文按照“建设的逻辑”进行理论的展开,沿着“建设的理论基础”、“为何要建设”、“建设的挑战”和“如何建设”将全文分为一个导论和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准备。作为理论上的“预热”,导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做出了说明,以此证明此选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在这一部分,还通过论述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以发现目前此论题存在的问题,进而判断本文在研究中可拓展的空间。此外,为了强调问题导向,导论还给出了拟解决的“问题域”以及可能创新点。第一章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建设之前”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必要的一步。原因是,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应当有着明确的边界,价值观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有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虽然目前学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时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当成一种“默认”,但问题是,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底时,展现出了哪些内涵和特性?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才能理所应当地依据价值观的实践性、历史性、超越性、批判性等特点来解释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在深入到价值观建设之前,本章试图通过描述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普遍性(即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政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概念,因“中国”的独特语境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必须通过普遍性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质。第二章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建设”,本章给出的答案有二: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是结构性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等“量”的方面必然内含精神、价值观等“质”的发展与变化;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变革中始终释放着特殊的功效:价值牵引、价值分辨和价值回应。社会转型的未完成状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需要,二者都需要进行价值观的建设。而社会转型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论题的问题意识,又构成价值观建设的论域。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在论述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作用之前,特别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社会转型因为有党的领导而成为一种有主体性的自觉的转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逻辑”更加完整与合理。另外,本章最后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概括了转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转变。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到底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了哪些挑战。在本章的写作中试图分别从社会转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各挑选一个对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挑战。因此,本章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资本逻辑、腐败问题、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三论”以及社会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的挑战。第四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本章试图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给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方案。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需要有基本的价值遵循,即共产主义价值路向、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为人民服务价值立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中观层面上试图回应第三章的四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实践、国外、国内四个视角的路径建设方式。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依据价值观的传播机制即“价值主体建设——价值传播——价值认同——价值理解”四个环节,各取一个关键点。具体说来就是在价值主体建设上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价值传播过程中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在价值认同上扣好青少年的“第一颗扣子”,在价值理解中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基因”。
罗志佳[3]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多民族共同居住、共同奋斗的聚集之地,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重要部分。新疆因其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复杂多变因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注的重点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实行有效治理,新疆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政治变革、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生态平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21世纪以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潮流再次兴起,成为全球化时代以及现代化社会中一个新的生长要素,同时也引起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而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地带的新疆,多元文化既是新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显现出多种文明、多种思想、多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撕裂与板结,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冲击,成为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本文力图从新疆多元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和特点,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基本经验,探讨进一步完善文化治理的路向和途径。本文以建构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整体结构为指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绪论。主要对本论文研究的缘起、选题和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一些问题进行了梳理,为论文整体框架的设计提供整体思路和研究策略,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进行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整体建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疆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文化治理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一种实践生活方式、一种生产力、一种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中西方传统文化在德治、人本及法治等方面都达到了一致。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疆借鉴了新疆历代王朝文化治理经验、民国时期新疆文化治理经验以及国外文化治理经验。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存在封建主义落后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个性、泛突厥主义文化等挑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探索和实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治理的某些因素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初步探索分别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治理提供了政党条件、制度条件、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时段:新疆和平解放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自治区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等。中国共产党应对不同的时代要求和具体问题提出了具有新疆特色的文化治理理论、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文化治理实践。此阶段文化治理理念上还没有体现出足够的文化自觉,社会中残余封建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疆群众的生活,历史上错误的文化政策使社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挫折,但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作为先进文化全面领导了新疆各项事业。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借鉴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文化治疆理论趋于完整、清晰、明朗,文化治疆实践趋于丰富、具体、可操作,符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彰显了党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殷切关怀。此阶段文化治理经历了恢复期、发展期以及深化期,文化治理理念走向自觉、文化治理主体越来越多元、文化治理手段逐渐丰富化,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文化治理局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矛盾更加凸显、治理难度逐渐提高。第五章,新疆以文化治理为重点的地区发展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发展领域为横向主线,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文化治理成就并分析和彰显了文化治理的现实功能。建国以来的文化治理主要在建设全局、文化建设、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民族宗教事业五个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与新疆文化领域中的五大矛盾相对应。但新疆文化治理中存在的由于历史问题和时代形势引发的多元文化冲突及矛盾也不容忽视,这成为新时期党文化治疆的严峻挑战。第六章,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基本经验与路径创新。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以来得到了诸多宝贵经验,文化治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使新疆从文化资源大区转变为文化发展大区进而迈向文化强区的历史新起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以文化治理的主体、对象及手段来分析党对文化治理的新思考,最后达到新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将是新时期新疆文化治理的思考方向。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疆文化治理方向。
汪希[4]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是在人类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退化等生态危机之后的一种本能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实现生态良好、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进而克服危机和负面因素,建设系统化的生态运行机制和理想的运行环境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只是涉及自然生态层面,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文明的主要创见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分化、统一的内在关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毛泽东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探微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有机耦合、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植树造林与绿化人类环境的有机统一、节俭和反对浪费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观点。在改革开放历史洪流中,邓小平不仅重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注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江泽民同志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使命,还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习近平同志从基本理念、思想指导、价值目标、实现路径以及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崭新思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可依据环境保护的状况和发展理念的更新,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1949-1978);二是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保护(1979-2002);三是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建设生态文明(2003-2012);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3-至今)。这四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资源能源短缺和浪费现象依然严峻、噪声污染、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依然突出、土壤沙漠化和石漠化日益严重、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面临锐减态势,以及当前我国环境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等。从而严重影响到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和谐共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了严峻挑战,对我国乃至全人类生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以及对我国国际的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增强都构成了威胁。而造成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意识与共享合作意识依然淡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国际合作机制和环境立法执法机制有待完善,现存的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存弊端,生态文明建设相对缺乏先进的生态技术支撑,对环保科研、生态治理资金的投入相对不足,未能全面调动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导致局部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按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最新要求和重要部署来进行工作的开展。具体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理念意识层面,就要增强科学政绩观、生态共同体和国际合作观念;二是政策制度层面,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和评价体系;三是治理模式层面,要不断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生态治理精细化;四是总体布局层面,应当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布局;五是实践探索层面,必须着重探索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六是力量主体层面,必须实现政府主导、企业推动和公众参与的有机耦合。这六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现实路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刘国栋[5]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马克思精神”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就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需要我们确立和焕发"马克思精神"。"马克思精神"是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是马克思高尚情操、优秀品格、深邃思想、过人智慧、崇高理想、坚定信仰在他的理论学说和革命实践中的高度凝结和集中体现。"马克思精神"是马克思人格精神与理论精神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力量,它成就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也造就了马克思伟大的革命人生。伴随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传播、发展,"马克思精神"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逐渐显现并受到世人崇尚。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阈研究"马克思精神",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在焕发"马克思精神"中增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感染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是将科学的理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促进实践发展、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学说。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性,需要我们解读马克思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崇高理想信念,在充分阐发"马克思精神"的基础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在感情上共鸣、思想上交融;二是有利于研究和阐发"马克思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主旨上要遵从于"马克思精神",要为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由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质上是"马克思精神"在当代社会的运用和体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中焕发"马克思精神"的现实意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研究、运用和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论证了确立"马克思精神"这一概念的依据,奠定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其次,从界定"马克思精神"概念的涵义入手,通过梳理和发掘蕴藏在马克思一生革命实践及其著作和思想中的精神实质,将"马克思精神"的主要内容凝练概括为五个方面:革命实践精神、批判创新精神、自由解放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奉献牺牲精神;同时,阐释了每一个方面精神的内容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从个人特质因素、社会历史条件因素、思想文化因素及实践因素四个方面探索分析了形成"马克思精神"的原因。再次,从"马克思精神"在现实中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导向作用及其焕发出的巨大的实践力量、情感上的感召力量等角度考察,结合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变革和发展,阐述了倡导"马克思精神"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后,基于当代中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了构建"马克思精神"宣传、教育的体制和机制,拓展"马克思精神"研究、宣传、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提升"马克思精神"研究、宣传、教育的水平和实效等举措。
张西山[6]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认为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三个三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三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三、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仲伟通[7]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强化党内治理,是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一项课题。某种意义上说,政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党的治理史,只有善于自身治理、勤于自身治理的政党,才能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潮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每一个政党由弱到强无不是从善于治理起步的,而每一个政党由盛转衰也无不是从疏于治理开始的。政党发展规律表明,政党的自身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当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国家、社会和政党之间生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内在地要求政党必须强化党内治理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党内治理是政党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等多个主体广泛参与、上下互动,综合运用协商、合作、对话等方式及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高效治理自身事务的活动。党内治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建设或政党管理,更多地体现出了"治理"的多维意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党内治理蕴含着力量多元、制度至上、双向互动、廉价高效的新内涵,彰显出通过治理和善治理念来保持政党自身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尝试性努力。党内治理在实践形态上可外化为具体意义上的"治党"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如何依靠法治来规约党内权力以及如何依靠制度来惩治党内腐败。总体来说,推进党内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以求达到政党善治之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其实,就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而言,它不仅强调了"全面"这一基础和"从严"这一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它点出了"治"这一要害。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抓一抓" "管一管"、"治一治",而且更多地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毋庸置疑,全面从严治党蕴涵着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治理理念,其生长点在于政党理念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升华。我们应当从党内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以党内治理理念来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之经",以党内治理规律来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纬"。本论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全文共分导论和七章。本文着重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1、治理和善治理论与政党研究具有强相关性,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融于到政党研究中便生成了政党治理概念。从内涵上讲,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党治理特指党内治理。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治理和善治理念嵌入到管党治党之中,并以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来规范组织运行的治理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具有顺应政党现代化潮流、创新管党治党模式、高效解决党内问题等三重价值指向。从外延上讲,政党治理与政党建设、政党管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政党治理是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实现了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创新。政党治理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理念和模式,它是对政党管理的升级、转型和超越。纵然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循上是一致的,但三者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边界。2、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源之水,需要吸收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我们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角,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学说的初始论述中、从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应时发展中、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理论的开拓创新中寻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所依赖的丰富思想养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需要遵循现代政党治理的主要经验和一般规律。政党变革视角是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可以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重要参照。我们应当基于政党变革视角,批判性地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成分,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基本借鉴。3、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本之木,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支撑。从历史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和深刻的管党治党教训,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提供了浓厚的历史积淀。从现实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风险社会、开放多元、新兴媒体等形势,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内治理来消解适应性危机、化解调试性难题和破解应对性困境。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强力主导,国家治理体系内含党内治理框架的搭建,国家治理绩效有赖于党内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如要具有可行性,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设计治理框架,要在政党领域实现治理理论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性转化、结构性互动和策略性回应。4、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主要从"硬要素"和"软要素"两个核心向度涉足。"软要素"是维持政党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思想灵魂,"硬要素"是维持政党生命力和活力的组织躯壳。从软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注重建构政党文化,保持政党意识形态阶级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并以良好党内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重塑政党形象,努力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同;要实现政党权威转型,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从硬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合理控制政党组织规模,探寻规模扩大与善于治党的正向关联;要不断优化政党组织结构,实现结构创新与高效治党的同频共振;要努力消解政党组织惯性和无组织生长,有效应对政党治理效果递减律。5、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应然追寻的三种实践机制。与之相对应,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进程中实然存在的三种治党方略。科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如何高效治党的问题,重点在于维持治理活动的规律性、有序性和艺术性;民主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动力,它解决的是如何监督党内权力的问题,重点在于促进治理运行的参与性、互动性和透明性;制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保障,它解决的是如何治理党内腐败的问题,重点在于实现治理过程的法治性、规范性和廉洁性。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完整严密、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共同成为党内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机理。6、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发展路向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可以从思想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和政党法治能力五个层面构筑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支撑,继而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设计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想导向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柔性推动力,党要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修养培育和道德人格养成;组织软弱涣散是阻滞党内治理灵活运转的重要原因,党要在"领导干部"和"向基层延伸"两个方面着力增强组织凝聚能力建设;作风问题是制约党内治理成效的主要瓶颈,党要集中整饬"四风",构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腐败现象是党内治理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党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要加强党内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廉洁自律,还要实现向制度治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转变;政党法治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核心能力,党要增强党内法规创制能力,提高党内法规执行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刘艳[8]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积极汲取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原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和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观规律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体系建构的必要环节。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既要把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把它融进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使该思想体系真正处在纵向演进、横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在回归历史场境的过程中勾画出其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何以能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支撑,才能在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以,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渊源,勾画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从横向维度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突出该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该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历史必然性、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突出特色、历史地位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论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有其诞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时代变化引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在社会生态趋势变化的角度,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承继的角度,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保障；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素质集中展现执政党的卓越品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可以归纳为探索发展、开拓创新、繁荣发展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其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初步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轮廓,成功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三个统一”、“四以”等新的理论内容,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从指导理念、意识形态主题、政治保障等层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繁荣发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历史阶段,着重从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教育内容和加强党内教育等层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教育的目的、内容、路径、主体、客体和原则六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为基础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重点性内容,以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拓展性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学习教育、舆论导向、典型示范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间接的、内隐的和渗透性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客体,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既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基本着力点,又要广泛辐射军队、农村、企业和社区等社会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要求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为宣传主力军,又要依靠全党和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因材施教和因人制宜等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逐步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既不再将政治化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加于人的发展之上,也不完全倾向于个体脱离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充分考虑人与社会发展交互关系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化主导的社会教育与个体发展的人本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其二,不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将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寻求意识形态性教育、科学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相互统一；其三,不再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的政治宣传功效,而是坚持政治宣传、理论探索和教育教学三者并行不悖；其四,不再通过外在强制力单纯对群众进行生硬的灌输教育,而是提出灌输性教育、渗透性教育和自主性教育三者要相互融合；其五,不再单纯重视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把将企业职工和农民群众等不同群体广泛纳入教育的对象范畴,推动广泛性、先进性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崭新的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稳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平稳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但它在理论归纳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和相关论述还未能圆满的契合实践,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研究和论证。从当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正反两方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当前与今后,对于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做到既坚持又发展。所谓“坚持”,主要是要以科学地态度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并积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力争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力求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高价值。所谓“发展”,主要是要积极顺应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完善,开拓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内在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一脉相承地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真精神,避免丧失基本立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避免思想僵化。
苏阳[9]2015年在《“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斗转星移,沧桑巨变。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东方巨人的脚步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东方奇迹,书写了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壮丽篇章。当前,“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赢得了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实现中国梦,意味着当代中国将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强国。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却以“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审视中国的崛起,“中国梦”的实现给世界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本文以“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意蕴”为研究方向,通过对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理念的分析,充分阐释“中国梦”追求和平发展,并为世界和中国创造共赢的价值真谛。本文从四个部分对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意蕴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和平发展：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孕育出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民族秉性,形成了“天下大同”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以及“以和为贵”的和平观,追求和平、和谐、和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也成为了“中国梦”追求和平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前仆后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深感和平之珍贵、发展之迫切,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选择和平发展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客观需要。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加速推进,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在谋求国家繁荣的过程中,均表现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强烈意愿。第二部分,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新范式。中国道路是中国梦的实践基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并不是像传统大国崛起一样,实行对外扩张、殖民统治,也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全盘西化,而是坚持社会主义、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自有理念的指导下,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当代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有力地回应了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揣测。中国道路的成功也向世界昭示,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或发展经验,只有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也只有尊重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当代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造成了极大地冲击,体现了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烈意愿。第三部分,和而不同：多样文明的共处之道。无论是“美国梦”、“欧洲梦”,还是“中国梦”,都是民族理想的化身,是一种“和而不同”的文明景观。“中国梦”所表明的理想还在于,当代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人民一道分享成功果实的表现。而且,中国的崛起不应仅仅是经济的崛起,而且应是社会文明的崛起,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崛起。我们所要实现的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认同与弘扬的进程。我们倡导的价值观是基于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达成了共识,又超越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当前,在普世价值话语的笼罩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梦的价值支撑,不仅对内担负着凝聚社会共识、引领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对于向外部世界描绘一个清晰的、真实的中国图景,为当代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部分,和谐世界：人类文明的新境界。和谐世界是中国梦的世界图式。当代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并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实现本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为维护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实现不同民族的共同繁荣,向世界提出的全新价值尺度。当代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世界的和平发展自己,并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进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当代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基本形成了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为舞台的战略格局,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戴剑飞[10]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文中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前提假设是中共存在文化自强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政党文化建设,并在90多年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自立、展现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化自强、路径是本选题最重要的基础概念,是建构整个理论研究的基石。论文第二章梳理并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共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体系。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追求自由全面、平等和谐发展的活动,包括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三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文化是指为了获得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创党与治党活动,包括创党与治党的意识、规范和形象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即中国共产党自觉树立和主动调适本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使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的治党活动过程,实质是文化强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是指党从弱小到强大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方法、程序及其运动轨迹。第三、四章主要是历时性研究,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产生与自强过程作全景式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选择与强党目标的实现都是在时代转换中完成,论文以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全球化、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为宏观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作全景式阐释与建构性分析。本文研究视角自始自终是中共“党文化”自强路径,强调“党文化”是强党的“总路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两大根本路径。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共文化自强三大基本路径,即政党意识、政党规范、政党形象,这是第一层级路径。只有从政党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去考察,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色与内容。革命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中实现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实现马列主义革命党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觉转型,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现代化自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考察必定上升到规律层面。第五章提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强调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体系设计必须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内容包括“马学”、“国学”、“西学”、“中共党史学”四个子系统,还有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形象文化三个子系统。意识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精神、价值观、理论；规范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党德、党法、国法；形象文化子系统包括物质、印象和符号。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新认识、文化自信的新特征、文化自强的新路径。总之,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创新文化自强路径,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竞争力,发挥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替代的政治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参考文献：
[1]. 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D]. 蔡霞.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2].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3].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罗志佳.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D]. 汪希. 电子科技大学. 2016
[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马克思精神”研究[D]. 刘国栋. 内蒙古大学. 2017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7].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D]. 仲伟通. 山东大学. 2017
[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 刘艳. 山东大学. 2013
[9]. “中国梦”的和平发展意蕴[D]. 苏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10].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D]. 戴剑飞.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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