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教条主义迷谷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科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思维方式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279(2002)04-0070-03
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按图索骥，脱离实际，遏制个性，禁锢创新，使领导思维经常处于机械茫然的迷谷中，不能自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领导思维必须走出教条主义迷谷，与时俱进，依据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迅速转变思维方式，使领导思维站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精神，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科学化。
一
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表现之一是“注经”，即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上级领导批示的个别词句为“经”，盲目照抄照办。“注经”的实质是对“经”本身的教条化。实际上，任何“经”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并且只是为人们认识和探求真理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真理。马列主义作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我们所要领会的是它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和词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绝对真理，也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上级指示，同样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内涵和真谛，结合自身实践去创造性地执行，而不能只是机械贯彻只言片语。“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的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11页)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不仅本身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上级指示的宗旨，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带来一定的危害。
首先，固执“经”见，容易使思想僵化。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2页]，必然导致思想僵化。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在制定政策时，不是重在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而是忙于查阅经典著作、红头文件；在执行政策时，不是立足于解决主要矛盾，处理主要问题，而是图形式，随风倒。这种囿于“经”见，不思进取的思想，不仅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问题，而且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领导改革、开放，又怎能去开拓新局面呢?诚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同时也应当切实重视和正视客观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143页]。
其次，“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一是，“经”极必反，会走向自我否定的另一极端。“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苛求人们背离实践的观点，一切以既定的“原则”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衡量尺度，以原则剪裁实际，这在实践中必然到处碰壁，一部分人就会由顺从转为逆反，由信“经”变为厌“经”，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二是，“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当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王明路线就是打着对马列主义“注经”的旗号，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本人就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并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和论断来蛊惑人心。三是，“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无疑会增加前进中的风险危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危机。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都是在克服各种困难的基础上前进的。但是，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还是依靠经典言论来辅设“路标”，或领导个人来闭门造车，必然会有根本不同的结局。很明显，在“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下，一旦领导个人发生失误，或者是对经典著作理解教条化，那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甚至是灾难，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助长了个人崇拜，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个充满“注经”色彩的思维世界里，不允许有个性求异思维的存在，从而使每个人感到软弱无力，自惭形秽，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创造力失去自信心，这就很容易使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依附在别的某种权威之上。对此，仅仅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够的，如果不破除“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床，个人崇拜仍会蔓延。在“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下，也必然会把干部体制中的上下级领导协作关系变成主与仆的“效忠”关系，家长制、一言堂，唯领导者个别人的意志独尊，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当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集体，一定要有其坚强的领导核心，维护领导者的真正权威。但要强调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突出人民群众的集体经验智慧，不能搞个人崇拜。
“注经”滥觞于中国封建社会，并有着自身发展的历史，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西汉儒生为了阐发“大义微言”而注解古书，训释经典成为一时风尚。东汉儒生倡导文学“训诂”，到了末期郑玄囊括大典，遍注群书，其内容都是替《周易》、《论语》等经典作注释。唐代诸儒撰写《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根据传注加以疏通、解释。从那时起，凡士子习经应试皆以《正义》之定论为准，不得另立新说。使“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官方化、明清儒生开始对古书致力于“辑录”、“整理”、“考据”。清朝沿袭以往的八股考试制，规定儒生考试不可决裂本题，引用经传要依照限定的传本、注本。由于儒学本身就是高扬非个体宗法理论的文化，再加上独尊注经的风气盛行，使得两者推波助澜。虽然，“五四”时期猛烈抨击了封建文化特别是其主体——儒家经学，但千百年来形成的“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根除。由此可见，“注经”式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生、发展，与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渊源相连，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少数剥削者统治的封建社会在国体上已经有了根本不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就必须破除传统的“注经”式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我们党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总结自己的经验，确定符合中国特点的前进道路和战略策略，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总书记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8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80年来，我们党坚持这一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我们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局面。并不断推向前进。在迈进新世纪的伟大征途上，我们一定要遵循80年的最基本的经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
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只有演绎思维，很少有归纳思维。归纳和演绎，是人类逻辑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又不可分割的思维方式，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人们总是通过归纳和演绎的不断交替反复，来实现对客观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割裂归纳和演绎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单纯的演绎思维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深渊。领导思维方式的单一演绎，具体表现为一切以既定的典型、榜样的经验来指导和规范整个群体的行动，而不去总结自身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单纯的演绎思维给我们带来了如下的弊端：
首先，领导思维的“他律化”。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领导思维中单一的演绎则是达到“他律”的捷径之一。在演绎中，每一个体为了生存得更好，便跟从着他人成功的道路迈动着脚步，仿效他人成功的模式塑造着自身，客体就不自觉地被主体“他律”化了。当然，“他律”与“自律”相对，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实现一个集体的统一意志，不可能没有“他律”，建设法治国家，更是有突出的“他律”性。但是，由单一的演绎思维而导致的“他律”，则是一种排斥“自律”的“他律”，缺乏生机和活力的。建国初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我们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几乎是照搬了苏联一整套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不能抹煞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那时如果我们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样，注重立足于中国国情，而不被苏联革命的经验所“他律”的话，也许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少走一些弯路，真正加快一些进程。在现实的领导活动中，演绎的“他律”化还造成了一些部门领导思维的惰性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反正上面有典型引路，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大胆创新成了“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久而久之，失去了开拓新局面的朝气。
其次，工作方式的单一化。单纯的演绎思维，必然导致单一的工作方式。在处理典型与面上工作的关系上，只是由典型到面上，进行单向传递，而不从面上到典型，通过反馈来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发现新的典型，在具体工作中，一是神化典型、榜样。二是忽视个体的特殊环境。把典型经验强加于个体，往往造成整体工作中的被动局面。三是工作结局的模式化，使我们痴迷地围绕着典型转，疲惫地看着榜样干。崇拜典型人为的泛化而变成了一种万用模式被到处套用。当典型趋向反面时，整个演绎思维就会因前提的错误而导致整体的严重偏向。
三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必须破除那些传统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真正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科学化。
要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必须重视对领导思维方式本身的研究，过去，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即使工作发生了失误而总结经验教训时，一般也不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考虑。实际上，每个人头脑中都有自己的特定思维方式，只是习惯不同、先进程度不同罢了。思维方式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运动规律，不同的领导思维方式体现在具体的领导实践活动中，对各方面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重视对思维方式的研究，并及时运用先进的思维方式来武装领导干部的头脑。
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必须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马列主义是破除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建立科学领导思维方式的锐利武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探索。只有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
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必须坚持领导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不论是“注经”式的，还是演绎式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承认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脱离人民群众。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都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因此，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一定要拜人民群众为师，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获取真知，真正建立科学的领导思维方式。
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科学化，必须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将大大改变自然经济下封闭、保守、狭隘的环境，从而为变革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建立现代领导的新思维提供良好的氛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相对独立、互相联系和平等互利的地位关系，从而使传统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赖以生存的封建等级和人身依附观念日益淡化和消亡；企业竞争机制的完善，也使得企业在竞争中的状态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内部的活力和应变能力，雷同的、爬行式的经营只能导致企业生命力的枯竭。因而，教条主义的领导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这样的环境。价值规律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发挥核心调节作用，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一切依靠行政指令的领导方式已经开始有所转变，这将有助于克服领导思维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使其向科学化迈进。
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科学化，还应向党的三代领导人学习。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我们党克服了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重要讲话，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初发表了巡视南方的谈话。这是深刻回答长期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能用本本主义去框实践，而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简单的说教，脱离了群众活生生的实践，那不会有说服力，也就丧失说服力。”“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