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2000年的中国藏传佛教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藏传佛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可谓改天换地，这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不少从旧社会步入新社会的专家学者、高僧大德继续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为推进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惜，后来运动不断，尤其是“文革”期间，学术几乎陷于停顿。因此，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与藏传佛教研究相关的文章着实不多。据统计，从1950-1979年，只有100余篇文章发表。其中大多发表在《现代佛学》等杂志上，主要篇目有如：
通论类有牛山、慧吉祥、司马平的文章，是藏传佛教方面概述性的文字（注：牛山：《西藏佛教漫谈》，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2期；慧吉祥：《西藏佛教概要》，载《海潮音》36卷3期，1955年3月；司马平：《喇嘛教简介》，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1]。这方面法尊法师的《西藏前弘期佛教》和《西藏后弘期佛教》（注：分别载《现代佛学》1956年7期和1957年6、7期。）[2]描述得最为详尽、最为切合实际。融熙的《西藏政教与汉土禅宗的评价》（注：载《海潮音》34卷8期，1953年6月。）[3]评述并比较研究了西藏政教制度和汉地佛教禅宗的历史与现状；吕澂先生的《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注：载《现代佛学》1953年8期。）[4]论及了汉藏佛学交流的渊源。喜饶嘉措的文章表现了一个爱国僧人对新时代的诞生和新中国的建设的满腔热情和无限期望（注：喜饶嘉措：《让和平的祥光普照世界》，《为创造现实的人间快乐世界而奋斗》，载《现代佛学》1955年7、8期。）[5]。南怀瑾的文章《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的简述》（注：载《菩提树》81期，1959年8月。）[6]概述了藏传佛教密宗文化诸方面，行文平易，此文发表于1959年。没想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篇讨论藏族文化的文章发表时，已经又过了20年，那就是王尧先生《喇嘛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3～4期。）[7]，此文详述了喇嘛（教）影响藏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张建木的《布敦〈教法史〉经录义别——纪念我国藏族学者布敦大师逝世六百周年》（注：载《现代佛学》1964年12期。）[8]是较早介绍和讨论布敦佛教史的文字。此外，李春先讲述、段克兴译记的《西藏政教之关系及佛教在解放西藏的作用》（注：载《现代佛学》1950年12期。）[9]，杨泓的《国内现存最古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注：载《现代佛学》1962年3期。）[10]，宿白的《赵城金藏和弘法藏——释藏杂记》（注：载《现代佛学》1964年4期。）[11]和王辅仁的《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注：载《世界宗教研究》1979年第1期。《民族史论文选》下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12]等，均是重要的学术论文。
教派研究方面，法尊法师（注：法尊：《西藏佛教的宁玛派》、《西藏佛教的迦当派》，载《现代佛学》1957年10期、1958年2期。）[13]和观空法师（注：观空：《西藏佛教格鲁派概况》，载《现代佛学》1957年12期。）[14]的文章以通俗的文风、晓畅的文字分别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迦当派（噶当派）和格鲁派。虞愚的文章则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法称的生平、著作及其学派等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注：虞愚：《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重点介绍〈量释论〉各章次序所引起的争议》，载《现代佛学》1962年1期。）[15]。汤用彤的学术论文《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注：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5月。）[16]也涉及了藏传佛教宗派的内容。
典籍教义研究方面，关德栋的《西藏的典籍》（上、下）（注：载《现代佛学》1950年9期、1951年8期。）[17]全面概述了藏文典籍的大体面貌。张德钧的《关于清刻大藏经与历代藏经》（注：载《文史》第三辑，1963年3月。）[18]对清代刊刻大藏经以及历代藏经印制状况予以了详细的描述。法尊法师在《现代佛学》发表5篇，其中《〈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注：此二文分别载《现代佛学》1954年11期、1957年12期。法尊法师的其他文章还有《大般若经中“一百零八句简介”》，《随念三宝经（从藏文经藏译出）》和（法尊口说，云极整理）《随念三宝经“浅”谈》，载《现代佛学》1958年7期、1962年6期。）[19]系研究宗喀巴大师及其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两篇力作，前者是对宗喀巴大师造论的原因、翻译等提纲挈领的解题，后者则分析了菩提道次第论的哲学思想。慧幢尊者的文章（注：慧幢尊者：《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门（上、下）》，载《现代佛学》1953年3、4期。）[20]、释谭英的文章（注：释谭英：《中论略议（宗喀巴大师著）》，载《现代佛学》1959年7期。）[21]和隆莲的译作（注：隆莲译注：《宗喀巴大师的“律梅心妥摄颂”》，载《现代佛学》1957年12期。）[22]也是宗喀巴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章。敬之的系列文章论及了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安立业果”、“名言中许有外境”等问题（注：敬之：《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的问题——佛护、月称的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一》、《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佛护、月称中观宗问题讲座之二与三》，载《现代佛学》1959年3期、4期。）[23]。而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的《西藏所传的因明》（注：载《哲学研究》，1961年2期，1961年3月。）[24]介绍和分析了藏传佛教因明学理论。
寺院圣迹研究方面，大多是对萨迦寺、大昭寺、札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等著名寺庙的介绍性文字，学术论文较少。其中谢佐的《青海乐都瞿昙寺考略》（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3～4期合刊。）[25]是有关藏传佛教名寺瞿昙寺历史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志书；黄盛璋的《北京白塔寺的白塔创建年代与中尼文化交流》（注：载《现代佛学》1961年4期，1961年10月。）[26]考述了白塔寺的创建年代及其在中尼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孙尔康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注：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1期。）[27]描述和分析了拉卜椤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过程。
如果说1979年以前的成果寥寥的话，那么，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家建设日新月异，学术研究随之日趋繁荣，藏传佛教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并呈逐步增多之势：从1980-1990十年间，发表文章约900篇；1991-1995年间，约800篇（注：此据刘洪记、孙雨志(1999)：《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28]；而1996-2000年间，约1000篇（注：此为笔者根据有关资料的大致统计。）[29]。当然，上述各时期发表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报刊杂志刊发的新闻报道或藏传佛教介绍性文字，时效性和普及性较强，但学术价值不大。说得上是学术论文的大概只有一半左右，1000多篇而已。而我们在此提及或介绍的只是部分主要篇目。此外，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藏族学者逐步增多，藏汉民族的学者用藏文发表的论文在数量上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上述的文章数量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用藏文发表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藏族语文政策在藏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藏传佛教概述性、导论性的文章不少，其中有王尧的《吐蕃佛教述略》（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2期。收入作者文集《西藏文史考信集》(377-405)。）[30]详述了佛教的传入、佛教的建立、桑耶寺的兴建、“七觉士”僧团的出现、佛经翻译与三大目录的形成、佛本之争、佛教内部顿渐之争等方面，对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精辟畅达的叙述。李尚全《吐蕃佛教漫论》（注：载《西藏研究》1992年1期，60-66。）[31]简述了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初传西藏的不同路线（尼泊尔、长安、锡兰）、藏语系佛教的形成、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等。李冀诚的《西藏佛教密宗概述》（注：载《西藏研究》1989年1期，49-64。）[32]则对西藏佛教徒视为佛教精髓的藏传密宗做了较为清晰的叙述，文章分“印度佛教密宗的形成与兴衰”、“密宗传入西藏及藏密源流”、“藏密典籍及义理”、“藏密的修习组织、制度和次第”等四部分，内容比较充实。其他文章还有苏晋仁的《佛教传记综述》（注：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1期。）[33]，王沂暖的《关于西藏佛教问题》（注：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34]，次仁央宗的《西藏宗教历史发展概述》（注：连载于《西藏民族宗教》1994年4期、1995年1期和2期。次仁央宗：《西藏宗教历史发展概述（之三）》，载《西藏民族宗教》1995年2期。）[35]，贡布的《藏传佛教含义浅谈》（藏文）（注：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3年1期。）[36]，蒲文成的《历史进程中的藏传佛教》（注：载《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6期。）[37]，刘先毅的《藏传佛教的特异区域》（注：同时刊于《西藏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1期。）[38]，沈阳的《藏传佛教与藏民族精神》，慈仁杰博的《浅析现在藏传佛教长期存在（的）根源》等值得参考（注：沈文载《西藏研究》1994年1期和《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3期；慈仁杰博之文载《西藏研究》1995年1期。）[39]。而好些文章虽然标题比较响亮，但大多内容相对贫乏（注：比如杨承丕的《西藏的佛教》（载《西藏研究》1985年3期），范亚平的《西藏佛教浅谈》（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3期），罗桑旦增的《略说藏传佛教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载《西藏研究》1993年3期）等。）[40]。总的来说，这一类文章数量不少，精品不多。
藏传佛教发展与传播史方面，重刊了李安宅先生的《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兼谈印藏佛教简史》（注：载《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22-35。）[41]。李尚全的《吐蕃佛教史论》（注：载《西藏研究》1993年3期，125-129。）[42]谈及了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历史根源、松赞干布巩固王权的措施与其所信仰的佛教的特色、佛教和吐蕃王权的结合与分裂、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等方面，但内容比较单薄。劲夫的《西藏佛教发展的几个阶段及特征》（注：载《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1期。）[43]内容相对充实一些。陈楠的《吐蕃时期佛教发展与传播问题考论》（注：载《中国藏学》1994年1期，57-68。）[44]将吐蕃时期的佛教分为初传、早期、中期、盛期四个阶段，根据有关史料进行了考述。在佛教形成的文章中，王辅仁的《喇嘛教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丁汉儒的《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任万海的《试论喇嘛形成的社会基础》（注：王文载《民族团结》1983年10期；丁文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2期；任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4期。）[45]等文风格浅显质朴。此外，学术界对此也有争鸣和讨论（注：比如王辅仁的《关于〈西藏佛教（喇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时期问题〉——与王尧同志商榷》，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3期。）[46]。谢伟和尼玛太的文章分别探讨了佛教传入西藏的原因和时代（注：谢伟：《佛教在吐蕃王朝时期传入藏区的原因》，载《青海民族研究》（青海民族学院编）第一辑（创刊号），1984年，此文又刊《青海方志工作资料》1988年1期；尼玛太：《也谈佛教传入藏区的时代问题》，刊处同上(1984,1988)。）[47]。讨论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其中蒲文成的文章根据有关汉藏文史料简析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年代分歧问题（注：蒲文成：《关于藏传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载《西藏研究》1982年3期，127-132。）[48]，谢佐和房建昌等人的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同样的问题（注：谢佐：《佛教在西藏的“前宏期”和“后宏期”》，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3期；房建昌：《也谈藏传佛教后宏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1期。）[49]。
在藏传佛教传播方面，由于蒙藏两个民族在历史和宗教方面的特殊关系，讨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的文章数量最多，杨绍猷的《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注：载《民族研究》1981年5期，此文又刊《宗教与民族研究资料选辑》（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民族理论室编）1986年10月。）[50]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渊源和历史进程进行了描述。王德恩、蔡家艺、安应民、李漪云、邢洁晨等人的文章都探讨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问题，王德恩综述了格鲁派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条件，蔡家艺简述了黄教在厄鲁特蒙古传播和发展的情况，安应民简述了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相互接纳的历史根源，李漪云和邢洁晨则分析了黄教传入蒙古的原因（注：王德恩：《综述格鲁派佛教传入蒙古的社会历史条件》，载《内蒙古社联》1986年12期，又刊《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3期；蔡家艺：《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载《民族史论丛》第1辑；安应民：《试论喇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相互接纳的根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4期；李漪云：《从蒙古与西藏的关系看蒙古封建主引进黄教的原因》，载《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1984年；邢洁晨：《论黄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原因》，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1期。）[51]。此外，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传播问题，薄音湖、韩官却加、陈光国等人也撰有文章参与讨论（注：薄音湖：《关于喇嘛教传入内蒙古的几个问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2期，又刊《宗教与民族研究资料选辑》（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民族理论室编）1986年10月；《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3期。韩官却加：《藏传佛教教派斗争与和硕特部蒙古南迁》，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3期。陈光国：《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萨满教的衰落》，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4期。）[52]。讨论藏传佛教在青海传播的文章中，《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注：吴均：《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载《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2年9月；王岩松：《藏传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刊出同上；《青海历史梗概》编写组：《宗教在青海的传播及影响》，刊出同上，14辑，1985年12月。）[53]，其中吴均的文章概述了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状况，王岩松分析了藏传佛教对青海地区的社会影响。杨正刚撰文详述了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传播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注：杨正刚：《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传播发展史上几个问题之我见》，载《青海史志研究》1987年1～2期。）[54]，而蒲文成的文章（注：蒲文成：《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改宗》，载《西藏研究》1990年2期，107-112,125。）[55]叙述了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后来改宗格鲁派的过程。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的文章（注：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载新疆社科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集》，1982年11月。）[56]考述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史。降白彭措的文章（注：降白彭措：《谈佛教在康区何时兴起》，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1年4期。）[57]讨论佛教在康区兴起的时间问题，冯学成的文章（注：冯学成：《清代以后的四川藏传佛教》，载《文史杂志》1991年6期。）[58]谈及了清代以后四川的藏传佛教。杨学政撰文分“早期本教的活动情况”、“西藏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教义特点”、“寺院和僧侣组织”、“各教派的主要活动”几个部分叙述了云南藏传佛教传播的情况（注：杨学政：《西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影响》，载《西藏研究》1988年1期，80-93。杨学政：《略论藏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1期。）[59]。何叔涛的文章（注：何叔涛：《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传播演化及其影响》，载《民族研究》1994年3期。）[60]叙述了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传播演化及其影响。尕藏加的文章（注：尕藏加：《吐蕃佛教与西域》，载《西藏研究》1993年1期，67-74。）[61]论及了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而关于藏传佛教在海外的传播问题，可以参阅房建昌、姜安等人的文章（注：房建昌：《藏传佛教及本教在国外》，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3期。姜安：《藏传佛教在海内外》，载《西藏研究》1993年4期，113-120。）[62]。
藏传佛教哲学研究方面，任继愈的《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有所涉及（注：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5期。）[63]。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宗喀巴哲学思想的探讨，丁汉儒、班班多吉、索南才让等人的文章值得一读（注：丁汉儒：《宗喀巴宗教思想探讨》，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1期。班班多吉：《听宗喀巴大师讲八难题备忘记录》，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2期。索南才让：《宗喀巴戒律思想概说》，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5期。）[64]。二、藏传佛教宇宙观的探讨，白桑嘉措等人的文章写得较好（注：白桑嘉措：《考析情器世界的形成》，载《西藏研究》（藏文版）1994年3期。）[65]。三、藏传佛教因明学的探讨，多识、李加本等曾撰文讨论（注：多识：《谈藏族对因明学的贡献》，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1期。李加本：《因明学在藏区的发展》，载《章恰尔》（藏文版）1983年4期。）[66]。仲布·次仁多杰则着重讨论佛教哲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以及藏传佛教哲学在21世纪的走向（注：仲布·次仁多杰：《略谈佛教哲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4年1期；《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藏族哲学》，载《西藏研究》（藏文版）1995年4期。）[67]。教派与典籍教义等方面的研究：云公保太、杨爱菊对藏传佛教中的度母形象进行了初步研究（注：云公保太、杨爱菊：《谈谈藏传佛教中的度母形象》，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期。）[68]。这一方面藏族学者用藏文发表的文章较多：格顿对断行教诫传入藏区的历史经过和堂仲康琼·伦珠关于文殊胜子的介绍都较为简明扼要（注：格顿：《略谈断行教诫怎样传入藏区》，载《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2期；堂仲康琼·伦珠：《文殊胜子之介绍》，同上，1989年2期。）[69]。石世梁对金刚乘佛教流传做了再探讨；房建昌撰文简述了清代西藏护法问题（注：石世粱：《金刚乘佛教流传的几点质疑》，载《西藏研究》1990年3期。房建昌：《清代西藏护法考》，载《思想战线》1990年4期。）[70]。藏汉佛教关系研究方面：历史上藏汉民族荣辱与共，亲同手足，历代藏汉关系紧密，历来为学界重视，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其中唐景福的文章（注：唐景福：《西藏佛教与汉地佛教关系浅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71]简述了藏汉佛教的关系。阿沛·晋美等人的文章论述了汉地佛教在吐蕃如何传播、影响和发展（注：阿沛·晋美：《论赤松德赞时期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4期。袁晓文、郎伟：《汉地佛教在吐蕃传播述论》，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3期。和洪勇：《唐代佛教传入吐蕃及其演变》，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6期。）[72]。苏晋仁的文章（注：苏晋仁：《藏汉佛教学者团结合作的盛举——纪念佛经对勘七百周年》，载《西藏研究》1985年4期，37-47。）[73]考述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编撰的缘起、参加编撰的藏汉官员和僧人、藏汉佛典对勘时的分工等方面，对历史上藏汉佛学界携手合作藏汉佛典对勘事迹作了系统描述和高度评价。藏汉佛教诸方面的比较研究，佟德富和班班多杰（注：佟德富、班班多吉：《略论西藏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与汉地佛教宗派之比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1期；《佛教在藏汉两地初传时期之比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1期。）[74]的文章值得注意，刘先照、周宏伟等的文章也可以参考（注：刘先照：《从藏回汉等族的宗教史比较研究看他们的信仰程度》，载《民族文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9月。周宏伟：《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载《西藏研究》1988年2期，54-62。水渺：《汉藏佛教异同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4期。）[75]。有人撰文叙述了藏传佛教与五台山、峨眉山的汉地佛教圣地的渊源关系（注：欧朝贵：《五台圣地与西藏圣僧》，载《西藏民族宗教》1994年1期；辛补堂、郑志忠：《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同上，1994年3期和4期。尕藏加：《峨眉山与藏传佛教》，载《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1期。）[76]及藏汉佛教关系其他方面的问题（注：陈庆英：《西藏佛教史上汉印佛教辩论》，载《江苏淮阴师专学报文集》1981年12期。顾吉辰：《北宋番僧考实》，载《史学集刊》1987年1期。）[77]。
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方面，阿旺、万玛等的文章讨论了佛本关系（注：阿旺：《阿坝藏区本佛二教考略》，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4期。万玛：《从佛教与本教的比较看佛本相互渗透与影响》，载《西藏研究》1988年4期，59-67,75。）[78]。李养正、多吉旺堆的文章分别讨论了佛道关系、佛教与外道的关系（注：李养正：《论道教和佛教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3期。多吉旺堆：《佛教与外道之区别略述》，载《西藏佛教》（藏文）1990年2期。）[79]。藏传佛教与社会政治方面，金峰、张羽新、王继光和续建谊、仁庆扎西、陈庆英、王湘云等著（译）的文章（注：金峰：《喇嘛教与蒙古封建政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张羽新：《努尔哈赤与喇嘛教》，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王继光、续建谊编译：《喇嘛教各派的矛盾及其在西藏政治历史中的作用》，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4期。仁庆扎西：《西藏佛教与元王室》，载《西藏研究》1988年3期，59-73。陈庆英：《简析元代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载《社会科学参考》（青海）1991年1期。王湘云：《清朝皇室、章嘉活佛与喇嘛寺庙》，载《西藏研究》1995年2期，114-119。）[80]论及了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其中仁庆扎西的《西藏佛教与元王室》据藏汉文史料对元王朝与藏传佛教的特殊关系、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切实有据的考述。刘军、陈育宁和汤晓芳、黄维忠、丹珠昂奔、樊保良等人的文章叙述了各时期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藏传佛教寺院的社会功能、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等问题（注：刘军：《试论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的影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5期。陈育宁、汤晓芳：《清代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特权及其衰落》，载《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5期。黄维忠：《从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及功能看宗教和民族的关系》，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丹珠昂奔：《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6期（主要内容又以藏文发表于《中国藏学》（藏文版）1994年2期）。樊保良：《浅谈喇嘛教与蒙藏关系》，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1期（总第4期）。）[81]，罗润苍、刘先毅的文章讨论了政教关系（注：罗润苍：《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载《中国藏学》1994年2期，28-41。刘先毅：《也谈康区的政教关系》，载《西藏研究》1990年3期，118-122。）[82]，其中罗润苍的《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分四部分叙述：一、佛教的初期传入及对王室的依附；二、佛教西藏化以及政教结合体的出现；三、西藏格鲁派的形成及其对政治的支配；四、历代中央政府对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作用和影响。涉及面较广，内容比较丰富。蔡志纯撰文探讨了蒙古喇嘛贵族的形成问题，古子文讨论了本、佛斗争与吐蕃王朝终结的关系（注：蔡志纯：《蒙古喇嘛贵族形成初探》，载《民族研究》1987年1期。古子文：《本、佛斗争和吐蕃王朝的终结》，载《西藏研究》1992年4期，99-109。）[83]。
活佛制度与世系研究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扎扎撰文考述了嘉木样系统与班禅系统的关系；房建昌简述了西藏甘丹池巴世系；降边嘉措将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结合起来讨论（注：扎扎：《嘉木样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考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2～3期合刊。房建昌：《西藏甘丹池巴世系》，载《中国藏学》1990年2期。降边嘉措：《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念与活佛转世制度》，载《中国藏学》1995年2期。）[84]。而周炜是这一问题上用力最勤的一位，发表了不少著述和文章。霍巍简析了西藏灵塔与肉身制问题；陈庆英专述斑禅四世至九世事迹及其灵塔问题（注：霍巍：《西藏灵塔与肉身之制初探》，载《西藏研究》1989年2期。陈庆英：《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3期。）[85]。藏传佛教经济方面：王尧、陈践的《从一张契约看宗教的社会作用》一文探讨了吐蕃时期宗教、政治和经济关系（注：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3期。）[86]。陈国光讨论了西藏古代佛教经济的兴衰；李德成探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佛教在吐蕃社会兴起之间的关系（注：陈国光：《西藏古佛教经济的兴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4期。李德成：《农业经济的发展与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兴起》，载《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2-3期合刊。）[87]。藏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藏传佛教僧人向来地位较高，因此传统上出家为僧者相对较多，这一现象引起了人口学家们的关注。藏传佛教与人口也就成了经常的课题：程贤敬、措姆等人的文章关注的是藏传佛教对藏族人口的影响因素（注：程贤敬：《喇嘛教对藏族人口的影响》，载《西南民族研究》1983年1期。措姆：《略论黄教对藏区生产、人口的影响》，载《西藏研究》1986年4期。）[88]；尚风发表了短文《西藏佛教与人口》，批驳了《西藏文艺》1980年第3期发表的《漫话雪域的崇佛》中佛教灭绝人口的观点；接着尕藏撰文回应并与之争鸣，认为对藏传佛教与人口的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来探讨，不能走极端（注：尚文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129转76页。尕藏：《略述西藏佛教与西藏社会——兼评〈西藏佛教与人口〉》，载《西藏研究》1985年4期，107-110。）[89]。此外，还有王端玉、尚雪等继续就藏传佛教与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注：王端玉：《喇嘛教与藏族人口》，载《民族研究》1984年2期。尚雪：《试论西藏佛教与人口》，载《西藏研究》1986年3期。）[90]。
藏传佛教与语言名相：贾希儒叙述了藏传佛教对蒙古族语言文字的影响；李冀诚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贾希儒：《藏传佛教与蒙古族语言文字》，载《西藏研究》1995年4期。李冀诚：《对西藏佛教的形成及其称谓问题上的一些浅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1期。）[91]。尚风和桑德对藏传佛教的俗称“喇嘛教”的存留问题进行了争论（注：尚风：《“喇嘛教”之名何须改？》，载《西藏研究》1986年1期。桑德：《何须定要称“喇嘛教”——与尚风同志商榷》，载《西藏研究》1987年4期。）[92]。任新建、黄显铭撰文讨论了六字真言的问题；谢继胜辨析了Gnyan和Btsan的源流问题（注：任新建：《喇嘛教与六字真言》，载《文史杂志》1989年1期。黄显铭：《唵嘛呢叭咪吽与南无阿弥陀佛》，载《西藏研究》1989年2期。谢继胜：《Gnyan,Btsan源流辨析》，载《西藏研究》1987年2期。）[93]。
藏传佛教与文学艺术：陈光国、徐晓光概述了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的关系与源流问题；却拉不吉和罗伟恒分别简析了藏传佛教对蒙古古代文学和藏族文学的影响（注：陈光国、徐晓光：《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学》，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1期。却拉不吉：《浅谈喇嘛教对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影响》，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4期。罗恒伟：《论佛教对藏族文学的影响》，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87-93。）[94]；克珠群佩论述了佛教四圣谛与藏语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达哇简述了吐蕃时期的道歌（注：克珠群佩：《佛教四圣谛与藏语古代文学》，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2期。达哇：《简谈吐蕃时期的道歌》（藏文），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1期。）[95]；蓝玉介绍了藏密艺术欢喜佛的种类、由来和理义等问题；周炜分析了藏传佛教化身理论与格萨尔本生的问题；杨莲则讨论了藏传佛教对藏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注：蓝玉：《藏密艺术欢喜佛的种类、由来和理义》，载《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1期。周炜：《藏传佛教化身理论与格萨尔的本生》，载《中国藏学》1994年2期。杨莲：《藏传佛教对藏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载《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6期。）[96]。值得提及的是，不少藏族学者用藏文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藏文版《西藏佛教》就刊登了色墨·格西益西旺曲等人的文章对佛像、佛塔等进行了视角独特的阐释（注：请阅色墨·格西益西旺曲：《佛像的解释》，载《西藏佛教》（藏文）1986年1期（创刊号）；木垭孝仲·却吉坚赞：《供塔介绍》，同上；阿旺次仁：《二胜六严之身态及略传》，同上，1987年（总第2期）；公觉西绕：《比丘的六件生活用品介绍》，同上；扎岗·洛桑多杰：《锡杖简介》，同上，1988年1期；伦珠群培：《制佛像及供佛之善缘》，同上；益西旺秋：《佛塔最早传入吐蕃之简介》，同上；赤仲·洛桑土登：《洛迦沙日佛像的迎请志》，同上；西尼次成：《略谈佛塔的类别》，载《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2期；贡觉单增：《莲花生大师佛身简释》，同上；堂冲康穷·伦珠：《弥勒佛像之简介》，载《西藏研究》（藏文）1989年1期等。）[97]。
藏传佛教文物与考古研究：宿白论述了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问题（注：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载《文物》1990年10期。）[98]。嘎玛赤列为冈仁布钦和玛旁雍错湖等佛教圣迹撰述了简志（注：嘎玛赤列：《冈仁布钦及玛旁雍错湖之简志》，载《西藏研究》（藏文）1989年1期。）[99]。
藏传佛教与文化教育：洛桑年扎论述了噶举派高僧对藏族文化的贡献；佟德富、班班多杰比较研究了佛教对藏、汉文化的影响；祝启源详述了角厮罗时期的文化与宗教问题（注：洛桑年扎：《噶举派高僧对藏族文化的贡献》，载《中国藏学》1990年3期。佟德富、班班多吉：《佛教对藏汉文化影响之比较研究》，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2期。祝启源：《试论角厮罗时期的文化与宗教》，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3～4期。）[100]；谢佐简析了我国藏传佛教的形成与藏族文化的关系；星全成论述了佛教僧侣在古代印度与我国藏族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注：谢佐：《我国藏传佛教的形成与藏族文化的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6期。星全成：《佛教僧侣在古代印度与我国藏族民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青海民族研究》1991年1期。）[101]；王尧讲述了太虚大师和汉藏教理院渊源及其对佛教教育的贡献；陈烨分析了黄教传入蒙古的社会文化因素（注：王尧：《太虚大师和汉藏教理院》，载《法音》1990年1期。陈烨：《黄教传入蒙古的社会文化分析》，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6期。）[102]；阿旺丹增论及印度文化与藏传佛教的渊源关系；仲布·次仁多杰叙述了佛教文化发展的历史（注：阿旺丹增：《印度文化与藏传佛教》，载《西藏研究》（藏文版）1995年1期。仲布·次仁多杰：《关于佛教文化发展的过去与现在》，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4年3期。）[103]；周润年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功能及其改造进行了探讨（注：周润年：《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功能及其改造》，载《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93-99。）[104]；益西旺久探讨了佛教寺院辩论场的形成过程（注：益西旺久：《雪域藏区如何形成辩论场》，载《西藏研究》（藏文）1988年3期。）[105]。
寺院研究及宗教考察：除重刊了李安宅遗作（注：李安宅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载《中国藏学》1988年1期。）[106]之外，还发表了许多新人的新作，内容涉及各个藏区宗教调查的成果（注：比如：范亚平：《甘青（宗教）考察记实》，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2期。李德宽：《甘南州藏传佛教现状的调查》，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2期。孟作亭：《我国西藏等地区若干宗教现象管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1期。尕藏加：《青海果洛宗教考察》，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3期。杜永彬：《德格土司辖区独特的宗教格局》，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1期等。）[107]。
此外，李冀诚探讨了藏传佛教研究方法诸问题，李延恺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学科地位，周炜对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四十年间西藏宗教政策和状况进行了评述（注：李冀诚：《浅谈藏传佛教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5期。李延恺：《藏传佛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4期。周炜：《西藏宗教四十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2期。）[108]。而房建昌、万玛、西尼次成都撰文论述了藏传佛教女尼的问题（注：房建昌：《尼姑在藏传佛教中的产生及其发展》，载《中国藏学》1988年2期；《藏传佛教女尼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4期。万玛：《略论藏传佛教史上的女密宗师玛吉拉仲及其能断派》，载《西藏研究》1991年4期。西尼次成：《佛教与雪域女性》，载《中国藏学》（藏文版）1995年2期。）[109]。
标签：藏传佛教论文; 佛教论文; 西藏佛教论文; 中国藏学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西藏建设论文; 世界宗教研究论文; 藏文论文; 藏族论文; 民族学论文; 佛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