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进勇[1]2003年在《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文中指出本篇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问题。论文共分9章，分别阐述和分析了本文研究的意义与重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与评价指标、中外企业竞争力比较分析、中国企业在国际性评比中的排名与地位分析、企业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海外投资的策略选择、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措施建议、具体企业案例研究和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等方面的内容。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考虑到加入WTO后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与挑战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当今的国际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明显，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生产投资国际化和市场开放化，导致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这些现象的出现给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要求我们的企业不仅要敢于竞争，还要善于竞争，不仅要在国内参与竞争，还要到国外去竞争，不仅要发展对外贸易，还要开展对外投资，创办海外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大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的跨国公司。一批大、中、小兼有，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的存在，是中国取胜国际竞争的坚实基础。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寸步难行，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难于立足于国际市场。要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必须千方百计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企业的国际投资竞争力。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因“走出去”战略的实行而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从直接投资的角度来讲，资本输出实质上就是输出企业，一同输出的还包含技术、管理和品牌等。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进入一国市场的步骤来看，今后还会发展到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品牌输出叁结合的更高阶段。目前，中国企业中只有海尔集团等少数企业做到了上述叁个输出的结合，初步开始了从中国品牌向世界品牌的演变过程。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企业对外经济活动中除贸易以外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比较优势不仅是开展对外贸易的基础，也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没有国际竞争力就无法有效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无法在国外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本文在研究和表述中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结合法、中外比较分析方法、案例剖析方法和实证方法等。本文主要的创新和特点是：（1）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入手分析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问题，即重点从可能性的角度进行研究，阐述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从而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角度的研究，目前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属于创新。（2）对现有的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进行了修改和重新定义，增加了体现对<WP=11>外投资内容的表述，从而克服了竞争力定义中忽视对外投资的现象。另外，在第一和第二章中还对目前有关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定义以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和恰当的评价，为本文其他部分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3）与此同时，研究分析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在海外投资中与在对外贸易中表现的区别，提出了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新概念，认为应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分为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和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展示企业的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方面的竞争力，而后者主要代表的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换句话说，对外投资对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出了特殊要求。（4）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对中外500强企业的多角度对比分析，以及对9个系列和两个机构总共11个系列国际企业评选结果的研究，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情况。我们可以用叁句话来形容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提升迅速，已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仍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提出了企业海外投资中应当遵循的7大策略。这7大策略的提出是在分析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实际情况之后提出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6）基于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四个不平衡因素强化了海外投资的可能性。这四个不平衡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成熟程度不平衡、企业国际竞争实力不平衡、居民收入水平不平衡。（7）在政策措施建议一章中，提出政府在对企业海外投资实行监管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采取措施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制定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施方案和成立相应的社会促进机构等。企业国际投资能力低，海外投资业务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这与监管工作的总目标是矛盾的，因为监管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8）在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时，比较全面地收集和整理了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与海外投资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研究信息，尽可能使用最新最全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全文中应用的图表数量近70张，以求增加论证的力度和分析的深度。
张纪凤[2]2015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成为新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正从旧国际分工模式下注重“贸易”逐步转向新国际分工模式下更加注重“生产”,国际化生产成为连接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桥梁”。国际化生产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途径展开,FDI的流入和流出成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对外投资政策由“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大国之一。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OFDI却屡创新高,逆势上扬。2013年中国OFDI流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078.4亿美元,位居美日之后,排名世界第叁。中国OFDI已经实现连续十一年的正增长,2002-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8%。中国OFDI的飞速发展,给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上,指出企业OFDI的前提和基础是必须拥有某种所有权优势。然而,中国OFDI不仅包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平行和下行投资,而且还包括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对于前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于后一种投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却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却积极开展上行投资。“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系统整合了战略的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OLI范式的分析框架,为新兴经济体OFDI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本文借鉴“战略叁角”理论框架,结合中国OFDI的实践,研究中国OFDI的动力机制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如何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带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指导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首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特点,从母国的推力(push)和东道国的引力(pull)两方面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中国企业OFDI的动力机制既包括母国的推力,也包括东道国的引力。在母国的推力方面,本文基于“战略叁角”的理论框架,利用3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OFDI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从企业资源、产业特征、制度因素叁方面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母国推动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企业R&D投入、企业出口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有显着正向影响,说明由研发能力、出口能力、管理能力共同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道国的引力方面,本文在分析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微观投资动因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69个国家OFDI的国别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东道国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OFDI是逆梯度的上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与中国进出口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顺梯度的平行或下行投资,主要集中于人均GDP较高、技术较先进以及从中国进口规模较大的国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寻求是中国目前OFDI最主要的动因。其次,本文在R&D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动因及影响因素。R&D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目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文献综述基础上,介绍了中国海外R&D投资的实践,总结了其发展历程、动机、区位和模式。随后,本文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叁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人均购买力和R&D资源禀赋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最后,本文基于创新驱动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由于知识溢出存在地理空间的约束性以及知识的隐性特征,企业只有靠近技术创新源,才能成为知识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只要存在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即便不存在垄断优势,技术追随企业依然会选择FDI方式而不是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本文在分析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四大机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8年中国工业TFP、国内R&D资本存量和进口、IFDI、OFDI叁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目前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相对于IFDI而言,中国OFDI的整体规模和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寻求型OFDI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些因素是导致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本文立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博采各家理论之长,在继承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并探讨了中国海外R&D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以及通过海外R&D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走出去”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樊增强[3]2004年在《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政府日益关注中小企业的重要地位。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极具战略意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也赋予它们更大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走出去”与“国际化”就成为中国中小企业的必然选择。 本文从中小企业的内涵界定入手，分析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兴起的理论渊源及背景，比较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与教训，剖析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优势、问题，并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企业集群、企业技术联盟等方面给出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全文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叁部分： 第一，中小企业为何要进行跨国经营。通过透析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内涵界定和中国中小企业标准的历史演进过程，界定本文所使用的中小企业的概念和标准。归纳综述了对外投资理论的演进和发展，特别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给出了中小型跨国公司兴起的理论解释，以为文章的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了世界各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及其对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借鉴意义。 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的基础上，着重从理论层面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必然性及可能性，并通过比较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优势及障碍。 第二，中小企业如何进行跨国经营。中小企业跨国经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进入方式及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和产业进行投资，是个关键问题，因此，中小企业在区域和产业选择前进行详细的、准确的经营环境评估显得至关重要。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环境评估包括世界环境评估、东道国环境评估和母国环境评估等。 由于受到企业技术水平、产品战略与企业成长率、母国和东道国的文化差异及东道国的工业化程度的影响，中小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选择科学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方式选择，应以出口进入方式作为基本选择；以投资进入方式作为最终选择；以技术进入方式作为中间选择。 根据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体现在，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加快投资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产业选择表现为，以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作为跨国投资的突破点;适当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形成并发展服务业的国际化体系。 第叁，如何提升中小企业跨国竞争力。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多种多样，企业集群就是一种有效方式。中小企业集群的优势体现在:生产成本优势、区域营销优势、技术创新优势、核心能力优势、生产效率优势与激励竞争优势等。 公共政策支持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要提高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竞争力，政府应该加快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完善境外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支持力度;完善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服务体系建设等。 在中国已经入世的背景下，强化中小企业技术联盟，进入国际技术联盟网络，对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进而增强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联盟，必须建立完善的技术信息网络;制定技术联盟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文化建设等。中小企业技术联盟的方式有联合创新的方式和与大企业合作创新的方式等。
刘苇[4]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王火灿[5]2015年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此种耦合关系的现实表征并加以实证分析，进而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理论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针对WTO所建构的生态竞争环境需进行的相应战略调整与适配。在当代，所谓企业国际化即是在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内外向国际直接投资等跨国经营业务和活动以及相应的国际化管理实践的过程。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是在以企业国际化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一整套国际游戏规则，它又是在“WTO－政府－企业”叁者之间的“双层博弈”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博弈模式界定了企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体制实践的方式与途径。现有的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结构，对企业国际化产生保障公平竞争、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费用等主要效应或功能。本论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耦合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机理与内涵，并从企业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企业国际竞争战略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出发，论述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协调系统，构建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评价模型。中国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十分独特。在1948~2014年的67年中，以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前32年——从短暂“原始缔约国”期到之后漫长的“失联期”；后35年则为复合期。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之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创建进程“叁江并流”，并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历史性汇合，终于在时机、理念和战略的“叁重契合”下，于最近20多年中，造就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并在贸易、投资、制度和观念等四大维度上产生了强大的“四维共振”效应。不过，目前这种双向的强共振效应尚具有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WTO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四维”皆强格局，而中国企业国际化对WTO的影响在制度和观念两大维度上则相对较弱；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两大维度上，WTO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崛起，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种快速崛起也对世界经贸的原有格局以及其他主要WTO成员（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对外经贸格局产生了“破格局性”的重大影响。中国为加入WTO和履行入世承诺，在短期内对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与WTO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直接相关的国际化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调整，在入世前后国内出现了罕见的“WTO热”等现象，均充分显示出WTO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相反，作为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正处于转型中的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于WTO的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尚十分有限。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WTO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Granger原因。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耦合度指标反映出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基本上已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标则反映出两者基本上处于中度及以上强度的耦合协调状态。本论文尝试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理论，旨在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该理论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异质性”由制度异质性、体制转型性、大国规模性、发展后起性、快速崛起性和国企主导性等六个方面组成，前叁者与后叁者分别构成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外生异质性”和“内生异质性”。它们共同刻画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特殊外部和内部环境或属性。这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且与WTO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影响关系。由于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异质性、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矛盾性与趋同性以及作为后发性大国的快速崛起特性，决定了中国入世谈判和入世协议签订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快速崛起以及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共振效应。WTO的动态发展趋势和一些新兴重大议题的谈判进展表明，包括贸易与环境、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超TRIPS”规则以及竞争中立、TPP等，可能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论文利用传统的“SWTO”(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分析法，从异质性和WTO体制两大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环境资源、体制深化、内向与外向国际化的不平衡、低度化陷阱、技术创新乏力、贸易保护和转型升级等。最后，本论文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强耦合关系出发，就中国企业国际化崛起进程中的“WTO战略”的原则、目标、实施路径等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即战略原则应是多边主义；核心战略目标是维护和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运行，以实现强化和确保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强耦合效应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为此，选择“学以致用”和“有效参与”两大战略路径，通过提高参与能力、改善和发挥行业协会功能与作用以及强化政企有效合作等来实施战略。本论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强耦合关系存在性的内在成因开展了理论探析，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战略适配建议，有助于丰富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参与多边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敦忆岚[6]2014年在《新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几十年来获得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我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是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及投资规模呈现出高端化和扩大化的发展趋势，在新时期世界宏观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新老问题的交织和愈加严峻的挑战，较之以往更具复杂性和风险性。通过不断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作为实施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工作，需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类企业的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本论文旨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按照系统综合分析框架，从五个不同方面分析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本论文初步提出全面系统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竞争力提升理论模型-WEPFCL六力分析模型雏形，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和经验，尤其是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借鉴美国、日本、欧洲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有益实践和对我们的启示，并以加拿大特大型钾矿资源投资开发项目具体案例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思考，最后上升到普遍性，对未来5～15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和模式进行预测，并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使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其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整体环境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强国战略缺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占比低、区域选择不合理、投资领域层次低等。（2）政府和社会支持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缺少统一权威的国家级管理机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长期规划缺失、政府管理体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要求、缺乏对民营企业的相关支持政策、外交保护和国际双多边和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社会服务体系缺失、行业组织协调机制缺位造成我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3）国内财税金融体系保障方面：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金融机构相关产品和服务尚未满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民间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方面更加优惠的政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不够健全。（4）世界外部环境方面：世界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全球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中国因素”引发独特的政治风险、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政策调整设置投资障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法律规则和劳资纠纷等社会风险制约。（5）企业自身实力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明确决策盲目、竞争实力不强议价能力较弱、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缺乏核心技术和优秀人才、民营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投融资能力建设不足。本论文通过对美国、日本、欧洲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和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经验的分析，得出其成功经验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确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国家经济强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放松管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设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管理机构；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体系和保险制度以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把握国际机遇和国际双多边协调政策主动权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企业重视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基础。本论文又对未来5～15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和模式进行了初步的预测。我国必将实现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强国、占据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目标，形成全球投资体系和国际宏观形势利好局面，建成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和保障体系，形成多元化、全方位、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系，培育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集团。最后，提出了新时期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对策：（1）要持续保持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2）成立国家级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管理机构、建立以出台《对外直接投资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3）制定《国家中长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4）建立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服务和监管体系；（5）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建立与国际市场竞争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险体系、创设对外直接投资专项基金、建立民营企业控股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优惠和便利的金融服务；（6）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防控风险能力和注重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本论文在尽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选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由于受个人学识水平、时间和研究条件等的限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以全球视野看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得还很不够深入，虽然在分析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法框架和WEPFCL国际竞争力理论模型的雏形，但没能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完善。
杨杰[7]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文中提出伴随改革开放深化、分工模式演进和“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升,参与方式趋于多元化,业已形成涵盖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立体化参与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至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尽管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日臻完善,传统经典投资理论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背后的原因。但在产品内分工逐步深化,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与重构及全球生产网络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影响日益深远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经典文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首先尝试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分别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数据,立足东道国和母国双视角,借助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来验证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缘于哪些动因的驱使。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案例探讨的结论,提出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强化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的政策建议。遵循上文所述研究思路,全文共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介绍研究主体思路与篇章结构,总结所使用的方法,指出本文的创新点所在与研究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熟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动因理论。对相关理论贡献与不足进行评价,明确本文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切入点。其次对全球生产网络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夯实理论分析基础。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检验文献进行述评,了解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所采用的主流方法与模型,以期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研究。第叁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特点。该章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对中国现有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海外投资行业分布、区域分布特点、投资主体和范围的动态变化进行系统探讨,对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与特点进行正确解读。第四章是全球生产网络视阈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新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现有海外投资的动因进行补偿性研究,尝试构建“网络权力驱动论”分析框架,基于关系视角界定“网络权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中国企业网络权力提升对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网络权力的必要性。二是尝试构建“价值链延伸和升级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的改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实现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可行性。第五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检验。该部分主要包括:基于“网络权力驱动论”的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东道国的视角)与基于“价值链延伸与升级论”的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母国视角),明确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各种动因(既包括传统动因,又包括新动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程度与受限因素。第六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案例分析。该部分通过对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华为公司、中国石化等企业具体投资动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探讨了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对企业对外投资动因与上文分析是否吻合进行评价。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此部分主要概括总结全文所得主要结论,得出相应现实启迪与政策建议。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基准无论选取第一目的地,还是最终目的地,均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增长迅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日益广泛、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集聚与分散并存(局部地区集聚,总体分布扩散)。但就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和流向行业而言,两种统计方式所得结果有较大出入。不同点一:按照境外第一目的地进行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如果遵循境外最终目的地的统计原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流向欧洲和北美。不同点二:据境外第一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第叁产业备受青睐。而按照最终目的地进行统计,结果则截然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工业。第二,在国家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具以下特征,特征一: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对先前投资过的国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征二:具有资源寻求和市场巩固与扩大的特征。即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裕、中国向东道国出口额越大时,中国对该国投资的倾向越明显。特征叁:具有较强的制度规避与风险规避性特征。前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规避特征明显。后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如国外学者所言,具有较强的风险容忍度,乐于投资到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第叁,在行业层面,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动因一:中国各行业网络权力的强化。中国各行业所拥有网络权力的提升,助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营建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赢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增值能力。动因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已悄然发生改变,不再单纯从事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逐步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的攀升,并且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现已成为驱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力量。动因叁: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意味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日渐加强,国内生产对国外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了确保上游原材料的供应及下游销售渠道的畅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必有所增加。动因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相关企业已不再仅限于出口获利,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利润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沈心怡[8]2017年在《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机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机电产业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以及中国政府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中国机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日益递增。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都将中国企业视为一个整体,鲜有分行业的针对性研究。其次,近几年来,制度因素成为了学者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的热门问题,从知识基础观出发,探究制度与国际化经验对企业OFDI的影响。但是,将母国与东道国制度因素结合讨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中国机电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研究,分析母国政府支持、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与企业先前国际化经验对中国机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探索不同动因下,机电企业的进入模式。本研究对于中国机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指导作用。根据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命题:当中国机电企业缺乏东道国经验时,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东道国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企业对东道国经验的需求。基于市场寻求型的海外市场进入,机电企业的进入模式会根据控制权的高低发生变化,所需控制权高的则选择新建独资,所需控制权低的则选择合资进入,若企业有先前国际化经验,那么选择新建独资可以同时拥有高控制权与低风险;基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海外市场进入,机电企业一般采用多元化进入模式,根据不同的资产需求灵活进入;基于效率寻求型的海外市场进入,机电企业一般采取合资进入,此类进入模式比自建工厂的成本更低,同时可以分享利润和渠道。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政府要充分发挥管理经济的职能,根据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质量不同,给出有针对性的“走出去”政策支持文件;政府要重视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完善和改进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机电企业海外扩张时要符合政府的指导性文件,选择政府偏好的东道国与行业;企业选择东道国及进入模式时要考虑风险因素,尤其是没有国际化经验的中小机电企业,不可一味追求低成本。
赵薇[9]2013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及国际比较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并购已逐渐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它在推动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国家战略的选择,也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必由之路。随着跨国并购浪潮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实力增强,使其母国的经济实力扩张。为了获取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开拓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调整战略,采取积极的态度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并购,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英国是最早的资本输出国家,但更多是借贷资本的方式出现,美国在经过国内五次的并购浪潮后,以更加丰富的经验开辟其国外市场,实施跨国并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国门争取国际市场和资源,推动本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各国政府已将跨国并购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意识到企业通过实施跨国并购来扩张规模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其政策导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目前学术界对跨国并购的政策研究多是对母国招商引资的促进政策,以及对海外企业进入本国实施并购的监管和保护,对完善母国政府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的政策研究还不够全面。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对各国跨国并购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母国政策从而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提出合理建议。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对比分析、次级数据调查研究、理论分析等方法。对具有典型意义国家的并购浪潮进行了梳理,形成对跨国并购及其政策发展的科学认识,研究政府政策在跨国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当前实施的跨国并购政策,及其对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影响：从监管、保护、促进的不同方面对跨国并购政策进行梳理,通过对比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进一步掌握政府政策在不同的方面对企业跨国并购起到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异同,以及在对比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更适应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提出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和国外招商引资的契合点,针对具体情况提出接口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性地提出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遇到的问题及对应性的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外跨国并购政策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对典型的国家跨国并购的历史背景及政策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国家的并购浪潮与其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并购浪潮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浪潮。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滞后于发达国家,研究其他国家跨国并购政策有借鉴的作用；第二,本文从监管、促进和保护叁个角度对跨国并购政策体系进行梳理和总结,各国的监管政策基本都是从严格到放松的一个过程,保护和促进政策都在逐渐完善。在比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实施跨国并购政策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跨国并购政策；第叁,总结了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双方的政治博弈,如何寻求更好的接口使企业成功的走出国门,帮助企业避免在并购中由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引发的问题,以及针对东道国的相关政策,适当地调整自身的战略,从而成功地实施跨国并购；最后,针对我国目前跨国并购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性地向政府提出完善我国跨国并购政策支持体系的措施。
蒙大斌, 蒋冠宏[10]201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产业竞争力——来自行业层面的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从产业层面解释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是否因产业竞争力增强而推动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针对该问题,文章将2002~2012年BVD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与37个工业行业合并,实证检验了产业竞争力与海外并购的关系。通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规模越大;第二,资本越密集和规模越大的产业海外并购规模越大;第叁,产业出口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越强,海外并购规模也越大;第四,国有股份越多的产业并不必然增加海外并购。文章还发现,产业竞争力增强有助于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并购,但在发展中国家并购时,尤其在能源和矿产行业,可能是由产业竞争力以外的"非市场"因素推动。总之,文章从产业层面解释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加深了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海外直接投资[D]. 卢进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D]. 张纪凤. 东南大学. 2015
[3]. 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D]. 樊增强. 西北大学. 2004
[4].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5]. 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D]. 王火灿. 东华大学. 2015
[6]. 新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敦忆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D]. 杨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8].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机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沈心怡. 东华大学. 2017
[9].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及国际比较研究[D]. 赵薇. 浙江工业大学. 2013
[10].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产业竞争力——来自行业层面的证据[J]. 蒙大斌, 蒋冠宏. 世界经济研究. 2016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国际竞争力论文; 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跨国经营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国际投资理论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走出去战略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论文;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