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演进历程、逻辑及未来展望
李桂荣, 苏 泽
(河南大学 教育行动国际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 我国教育经济学自学科创立以来,其研究发展大致经历了发端、兴起、繁荣和成熟四个阶段,同时呈现出由学习借鉴欧美理论到中国化改造的历史演进逻辑、由单一理论来源到多元理论兼容并蓄的理论演进逻辑、由致力于解决宏观教育经济问题到宏微观并举的实践演进逻辑和由分散碎片化方法到系统全面方法论的方法演进逻辑。展望未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仍然需要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进一步厘清学科归属问题;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继续发扬实证研究的优势,更好地实现服务教育决策的功能;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关键词： 教育经济学; 学科理论; 研究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学习并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催化了我国教育经济学的诞生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蓬勃发展。那么,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沿革历程?蕴含了怎样的演进逻辑?其未来研究的方向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对以往研究的梳理中找寻答案。回顾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探寻其背后蕴含的演进逻辑,对于把握学科研究的发展动向以及洞察学科研究的未来前景大有裨益。
一、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回顾
(一) 改革开放的发轫与学科研究的发端(1978—1984年)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西方社会。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主要致力于社会改造与社会发展,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并没有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建设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这一历史性转变将经济和教育推至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引入和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起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此外,从1979年起,教育理论界展开了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此后,教育作为纯消费、纯福利事业的观点被颠覆,教育的生产性渐为更多人所认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得到更多关注。1981年8月,刚成立的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举办讲习班,华东师范大学邱渊教授系统介绍了西方和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基本内容[1]。此后,便有学者开始翻译并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致力于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及学术研究提供思想准备。这一时期既有对国外研究文献的翻译,如英国约翰·希恩(John Sheehan)著、郑伊雍译的《教育经济学》[2]，英国韦锥(John E.Vaizey)编著、邱渊译的《教育经济学纲要(辞目释义)》[3]，日本长尾信吾著、钟启泉译的《教育经济学概要》[4]等；也有关于国外教育经济学发展概况及研究主题的介绍,如梁忠义的《西方教育经济学述评》[5]等。但总体而言,由于学术交流渠道闭塞,这一时期国内对于教育经济学的讨论非常有限。
(二) 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探索与学科研究的兴起(1985—1998年)
学科初创时期的探索为国内学者带来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更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84年9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1985年《教育与经济》杂志的创刊,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和专属的交流平台,标志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者们在吸收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立足本土,打造中国教育经济学话语体系,并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学科性质、学科理论基础、学科研究范式及方法论等学科元问题的讨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此相随,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而且成为新旧教育体制的分水岭[6]。在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推动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如何适应或服务于变革后的社会经济成为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时期,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有了更为长足的拓展,研究成果逐渐丰硕,研究旨趣更倾向于注重效率,研究主题也多与经济体制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相关联,尤其加强了对教育投资比例及使用效率、教育费附加、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实行全面并轨后的教育收费与成本分担、教育资助等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未随访两组患者术后一定时期的血糖、血酮等指标的水平及术后各并发症的发生率，因此，未能评价糖尿病患者术中输注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是否影响其近期或远期预后；其次，本研究中对液体的输注量及输注速度进行严格控制，不同的输注量及不同的输注速度未做对照研究。针对上述问题，后续须深入探索。
沟张村隶属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刁家乡，中牟县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郑州市所辖5县市中唯一县域。2013年郑州行政区划调整后，土地总面积达917 km2，人口47万，辖11个乡镇，3个街道。西邻省会郑州，东接古都开封，是郑汴一体化的核心区域和战略支点。中牟县农业经济指标多年稳居郑州市第一位。以建设黄河滩区绿色奶业示范带为契机，大力发展畜牧养殖和奶业生产，成为郑州最大的奶源基地。
(三) 教育发展的新要求与学科研究的繁荣(1999—2009年)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教育发展模式开始逐步由外延扩张型转向内涵发展型。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渐凸显,如教育资源紧张、教育质量滑坡等;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规模扩张,“上学难”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教育需求的性质开始由获得一般教育机会向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转变[8]。伴随教育发展模式的变化,我国教育改革开始从“资源吸纳型”向“质量导向型”转变[9]。2010年,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提高质量作为未来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攻方向,提出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式发展。2013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完善推进教育改革的体制,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也逐渐丰富和繁荣起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也呈现出新气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科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视域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研究关注的焦点由宏观层面的教育经济问题开始向中微观层面延伸,实证研究范式渐为更多的学者接受和使用,研究旨趣也开始由注重效率转向关注公平。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发展、教育投资绩效评价、教育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问题、教育债务与教育投资风险、教育资源配置与学校效能、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大学生就业等众多问题进入了该学科研究的视域。
(四) 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学科研究的成熟(2010年至今)
值世纪更迭之际,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我国于1998年12月和1999年6月相继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份文件均指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国民素质,并为21世纪的教育发展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此后,我国教育规模快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2年便已达到15%,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至2009年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达到了24.2%[7]。“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系列如教育投资效益、教育成本、学校布局调整、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亟待教育经济学研究者给予理论支撑、智力支持。
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理论研究的责任更加凸显,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也随之不断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不仅表现为研究成果的增多,还体现在研究专题和研究所涉及的学段上。从研究专题看,学者们既保持对教育经济研究中长线话题的关注,如教育财政与政策、教育投资收益与劳动力市场、经济转型与教育改革、教师工资与教师劳动力市场、教育生产函数与教育效率、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公平等;又紧随国家政策导向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话题,如新常态与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强国与教育现代化、教育治理与评估评价、“后4%”时代教育经费的有效配置与使用、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扶贫等。从研究所涉及的学段看,学者们除了持续保持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外,其研究视角开始不断向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研究生教育等领域的教育经济问题延展,基本实现了对我国现有学校教育结构的纵向覆盖。
为推广农贷，促进农业发展，国民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在后方各省大力推广农业合作组织。据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统计，1937年底，全国合作社46 983社，社员2 139 634人。[3]3201939年，发展至72 573社，社员4 031 218户。[4]24为方便农贷，新建合作社以信用业务为主，全国信用合作社数量平均占比基本保持在85%以上，[5]239西南各省区还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1941年2月底止，四川全省正式登记合作社共20 818社，其中单营信用社20 250社，占总数之97%。[6]广西情况相似，1941年信用合作亦高达94%以上。[7]60
二、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演进逻辑分析
(一) 历史演进逻辑:由学习借鉴欧美理论到中国化改造
自本土学科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获得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茁壮成长,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纵观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经济学研究渐已融入我国教育的各个层面,且紧随时代发展的律动、充满时代气息。其间既有新的研究话题的产生,如教育成本等;亦有旧话题的消亡,如教育产业与产业化等;还有持续研究的长线话题,如教育投资、教育经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学科理论的探讨等。站在学科研究的宏观高度展望未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研究方法使用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了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准。自本土学科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方法逐步由价值角度的理性思辨分析向实证的定量分析再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过渡中,实现了由对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到多元整合的转变。从这个层面而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在方法论层面遵循着由分散碎片化的方法到系统全面的方法论的演进逻辑。研究方法是研究内容的“类似物”,研究内容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会随之变化,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与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直接相关。在学科建立之初,本土学科研究尚不成熟,研究者多从价值角度,运用理性思辨分析方法探讨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用比较方法研究教育投入与效益的差异问题[13]。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欧美国家的影响,实证性的经济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定量研究方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另一方面,最早开展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多为教育学专业,定量分析方法并非所长。之后,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学科背景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现实性的增强,以及西方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定量研究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教育经济现象具有质和量的双重特征,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融合性,认识教育经济现象也应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揭示其本质特征。因此,随着大量现实问题的涌现,研究者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定量研究方法在客观描述教育经济现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事实研究与价值研究的结合。从整体来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等均广泛应用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中,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14]。
(二) 理论演进逻辑:由单一理论来源到多元理论兼容并蓄
理论是开展一切研究的基础,没有理论依据的研究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自本土学科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逐步实现了从经济学理论来源向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交互融合的转变,原有理论的内涵也由此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从这个层面而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演变遵循着由单一理论来源到兼容并蓄的多元理论交融的演进逻辑。教育经济学脱胎于经济学,其诞生受益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手段的日益进步。诚然,从学科产生的源头上来看,经济学理论毋庸置疑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源泉。但是,为学科建立奠基的经济学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等)最初的产生并非是为了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单一理论来源的普适性不断受到质疑。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建立伊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等经济学理论是早期学科基本理论建构的主要理论来源。然而,教育领域内的经济问题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问题,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对于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并不具有全然的解释力。对于作为交叉学科的教育经济学而言,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的多元化走向。随着研究视域的日益拓宽、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理论支持的乏力日益凸显,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开始从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借鉴理论研究成果,尤其强调教育学理论参与的重要性,以填充和弥补学科研究的理论需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注] 参见《诗经·小雅·鹤鸣》。 如果说最初的教育经济学带有刚脱胎出来的母体特征,具有一定的幼稚性,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它又从其他的交叉领域吸收营养,发展自己,将可能是一个新的进步[11]。总而言之,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主导的前提下,广泛吸收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渐而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理论架构。
(三) 实践演进逻辑:由致力于解决宏观教育经济问题到宏微观并举
对学科性质的认识不是简单地划定归属,而是一个学科立场问题。在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建立早期,该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经过多年的讨论、沉淀,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把教育学和经济学看作该学科的基本支撑,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就现实而言,从学术团体隶属关系看,我国教育经济学会是中国教育学会下的二级分会;从国家学位管理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属于公共管理下的二级学科,该专业的毕业生可以申请教育学或管理学学位;从研究成果的发表载体看,教育经济学研究更多见于教育类杂志而不是经济类或管理类杂志[15];从学科专业所属的院系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多半归属于各高校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少半归属于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全面优势”并没有充分凸显,更像是在教育学的学科边缘抹上了一缕经济学色彩。教育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依附多属于概念、方法、视角等表层依附,很少涉及尺度、标准等纵深层次的依附,陷入了用单学科体制“旧瓶”装交叉学科“新酒”的局面。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学科归属的混乱,而且导致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专业的边缘化。教育经济学既不在教育学主流,也不在经济学主流,更不在管理学主流,不少学者谈及其学术归属感时有种“不伦不类”的惶恐。显然,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归属已经成为不能回避的学科立场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得到澄清。如果说在学科建立早期,搁置对该问题的争议是为了学科发展的多元与繁荣,那么,在我国教育经济学迈入“不惑之年”的当下,开展学科性质问题的“再讨论”不仅能够重塑每一位教育经济学研究者的学术信心,更能进一步坚实学科研究地位,为未来学科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方向指引。
(四) 方法演进逻辑:由分散碎片化方法到系统全面的方法论
6月冷气团依然较为活跃,但暖气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高空槽东移,中低层有切变或急流配合,地面有倒槽或低压存在是6月份最常见的天气系统配置(表3),23次暴雨过程中有8次是这样的天气系统配置造成。另外东北冷涡与地面倒槽或低压的配合也是常见和典型的系统配置,此时低空急流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降水量的大小,分析时段内东北冷涡和地面倒槽或低压引起的暴雨过程共4次,降水量和对应的低空急流大小分别为100.1 mm(低空急流轴强度为16～22 m/s),99.8 mm(低空急流轴强度为16～20 m/s),76.6 mm(低空急流轴强度为14～16 m/s),55.9 mm(低层风速未达到急流标准)。
三、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既是本土学科成立以来教育经济学理论探索逐步深化和实践经验逐渐总结提升的历程,也是借鉴与融合欧美教育经济学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发展过程。总体而言,学科研究呈现出由借鉴走向创造、由探索走向形成、由经验走向实践的演进发展逻辑。我国教育经济学来源于欧美教育经济学,这一与生俱来的“混血儿”属性决定了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大力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的教育经济问题是大势所趋[10]。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教育经济学思想和经验的引入推动了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立,并为我国早期开展教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核心范畴、基本范式和理论基础。因此,欧美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尤其是在学科研究的早期,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段“外国猫抓中国老鼠”亦步亦趋的成长历程,即以中国本土资料来验证欧美教育经济学理论,这导致早期本土研究原创力和想象力的缺失。然而,欧美教育经济学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特定教育与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原本就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色彩。同时,我国的特殊国情为教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实验场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不断丰富中国元素,紧密联系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学科研究的视域不断被拓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得到创新,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更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体系渐而形成。概而言之,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学习和借鉴欧美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完成了由引入到照搬,再到中国化改造的历史性转变。
(一) 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进一步厘清学科归属问题
教育经济学研究源于教育实践的需求,同时又致力于解决教育实践中的经济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自本土学科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在实践层面始终保持时代性与应用性,逐步实现了由关注教育外部重大经济问题到内外部相结合的转变。从这个层面而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在实践层面遵循着由致力于解决宏观教育经济问题到宏微观并举的实践演进逻辑。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学科发展时期研究问题的不断变化符合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要。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建立的初期恰逢经济体制变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历史转型时期,开展宏观层面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致力于回答一系列教育外部重大经济问题,如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教育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等,不仅符合时代的需求,使人们对教育经济功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且为学科研究地位的确立奠定了良好基础。早期的宏观教育经济问题研究在之后的研究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持续贯穿于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微观的教育内部经济问题日益凸显,一系列直指教育领域内部层次结构的新情况、新问题亟待分析和破解,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继而开始转向致力于回答和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加强了微观应用研究,增强了为决策服务的实效性。对微观问题研究的重视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具体的教育问题,并为教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为宏观问题研究提供素材[12]。总体而言,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性特色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实现了由致力于回答和解释教育外部的宏观经济问题,向既保持宏观的长线话题研究又致力于回答和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宏微观并举的实践转变。
(二) 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
学科研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规范严谨、专业过硬的研究队伍,一个学科的成长成熟往往相伴于研究人员由分散到整合再到专业化的过程。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人员多数是“半路出家”,其中,教育学学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承担起了早期学科基本理论建构的主要任务。1998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并继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转归于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后,又有一批经济学、管理学学者加入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并且,为了适应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交叉性,这些多元化的学者们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学科转型。在此过程中,虽然不乏转型成功、造诣显著者,但也有不少研究人员在驾驭这门交叉学科时显得力不从心、事与愿违[16]。虽然这种状况是学科发展早期的必然历程,我们不应过分强求,但随着学科研究发展的不断成熟,我们不能再放任这种局面的延续。面向未来,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加强本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学术研究质量;而且要加强本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努力提高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一方面是在招生环节,要继续向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多个学科敞开大门,以优化未来研究队伍的多学科结构;另一方面是在培养环节,既要扎实学科理论基础,又要强调多学科研究范式的融通,根植于学科研究的交叉性,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持续释放出更具专业化的学科生长活力。
运满满平台上的520万卡车司机，按年龄分为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群体。从年龄分布来看，卡车司机中既有快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司机”，也有刚刚步入社会的“小鲜肉”。
(三) 继续发扬实证研究优势,更好地实现服务教育决策的功能
科学、有效的教育决策离不开教育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持。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始终保持着时代性与应用性的特色,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与教育发展的需求而展开,致力于回答和解决经济变革与教育发展中亟待破解的问题。经过教育经济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部分研究成果进入了教育决策者的视线,并且成为国家一些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如王善迈教授等对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测算等[17]。随着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推进,教育研究的政策价值更加凸显,实证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推崇,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多所高校和多家学术媒体,共同发出“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行动宣言[18]。在这个重视教育实证研究的新时代,教育经济学如何发扬实证研究的优势,如何为教育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范例,如何充分发挥用数据建言政策的功能,将是教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也是教育经济学提高学科价值和扩大学科影响力的关键。为此,教育经济学研究要在突出实证特色、提高实证研究质量上下功夫。从研究技术看,教育经济学研究必须确保实证数据的高质量。从研究视域看,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充分发挥实证研究的解释功能,用实证数据佐证已有教育决策与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提出切实的调整和完善建议;而且要积极开展政策实验,通过量化数据的预测功能指导和干预未定的教育决策,用规范的实证研究引领教育决策,为科学的教育决策提供更多决策选项,最大限度地避免教育决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充分发挥科学研究服务教育决策的功能。
(四) 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基于教育经济学需要提高实证研究质量的诉求,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必须规范严谨,这不仅是研究结论令人信服的前提和依据，也是研究者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的集中体现。教育经济学研究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特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在引入多个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时,必须注意引用的适切性与规范性。过去,不少单一学科背景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理论和方法时,往往出现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现象,得出的研究结论也难免遭人质疑,被打上“不专”的印迹。目前,我国教育经济学自建立以来已历经四十余载,学科研究也由初创逐渐走向成熟,我们不能再以新兴学科为由为理论和方法的不周找说辞。未来的研究要着力增强科学性与严谨性,在发挥跨学科优势的同时,加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运用的规范性。为此,教育经济学的每一位研究者都应该虚怀若谷、戒骄戒躁,提升自身学术素养,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为整体提升学科研究质量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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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logic and outlook of the studies 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in China
LI Guirong ,SU Z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tion Research on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levant studies have undergone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emergence, growth, prosperity and maturation. Interior logics are discovered, which are specifically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ogic. The subject has experienced a domestication process from transplanting Western theori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has been consolidated from single to diverse origins; objectives have been expanded from issues in macro economy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s-related issues in multiple level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enriched from fragmental approaches to systematical and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y. With an eye on the future, firstly, authors urge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to clarify the disciplinary category. Secondly, active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get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tudies from multiple-discipline viewpoints. Thirdly, the empirical spirit has to be rooted in the subject so that its role in advancing education policymaking could be reinforced. Fourthly,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to be regulated in conducting the studies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the subject.
Key word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subject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 2019) 03-0019-07
doi: 10．13316/j．cnki．jhem．20190505．003
收稿日期: 2018-12-12
修回日期： 2019-03-21
基金项目： 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资助(2019CXTD011)
作者简介： 李桂荣，教授、博导，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教育行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教育经济与农村教育研究。
苏 泽，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经济与教育政策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5-06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90506.1151.005.html
(责任编辑 马双双)
标签：教育经济学论文; 学科理论论文; 研究方法论文; 河南大学教育行动国际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