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诉讼案的中国意义与日本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诉讼案论文,东史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1993年4月以来，在日本发生了所谓“东史郎诉讼案”，引起了日本与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舆论的强烈关注，因为此案不是一桩普通的民事诉讼，而是关系到对日本侵华战争史、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认识与评价，关系到日本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走向，关系到中国与世界人民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关系到人类的良知、正义与邪恶、无耻之间的较量的一次重大事件，因而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东史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人，1912年4月27日生。1937年8月，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个月，二十五岁的东史郎奉日本天皇之命应召入伍，被编入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为被称为“魔鬼”的中岛今朝吾中将）步兵第十九旅团第二十联队，任上等兵，随军来华，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其中，在1937年12月，参与了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中国期间，在《阵中日记》中随时随地记下了自己、同伙及所在部队对中国人民杀烧淫掠等种种暴行。这些都是他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实，其中包括他亲见的日军士兵桥本光治在南京高等法院门前用极其残暴的手段虐杀一个无辜中国人的罪恶行径。1939年8月东史郎因病回国，他将这些日记带回家中。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中国军民对日本官兵的宽恕使东史郎受到极大的震动与教育。战后，东史郎在家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家庭生活水平富裕。但在日本与世界反战进步潮流的影响下，他内心越来越不安，对他曾参加的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认识与忏悔越来越深入。终于在1987年7月6日，他与几个有相同认识的军队战友在京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展示了他的《阵中日记》等证据，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随后，他以《阵中日记》为蓝本，撰写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的南京大屠杀体验》一书，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此书的出版立即在日本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更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憎恨。
1993年4月15日，日本右翼势力指使桥本光治以“《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书中关于其虐杀一个中国人的记载不符合事实”为名，将东史郎告上了法庭。东京地方法院历经三年审理，竟于1996年4月26日以东史郎在书中的记述“没有客观依据”、“损害了原告的名誉”为名，判定东史郎败诉。东史郎满怀义愤，立即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于1996年9月26日开庭审理东史郎上诉案，经过12次开庭调查与辩论，在1998年12月22日宣布：“被推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驳回被告东史郎上诉。东史郎以及出版《我们的南京步兵队》的青木书店和编辑下里正树全面败诉。
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无理与错误，立即在日本各界激起强烈的反响。日本右翼势力迫不及待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场正面悬挂起一条大横幅：“南京大屠杀虚构”！“审判胜诉！”他们借东史郎诉讼案为突破口否定南京大屠杀、掩盖日本侵华罪行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东史郎与日本正义人士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东史郎在会上高举一张写着“审判不公，天理难容！”的纸，以示对东京高等法院的严正抗议。“东史郎诉讼案支援会”和辩护团也代表东史郎发表《严正声明》，表示要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然而，东史郎在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后，历时一年余，在2000年1月21日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即维持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确定东史郎有罪。与此相呼应，就在日本最高法院无理宣判后仅两天，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公然召开“南京大屠杀——20世纪最大谎言的彻底检证”的大型集会，再次明目张胆地宣扬“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日本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与狂妄嚣张，不仅使88岁的东史郎悲愤异常，而且激起了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强烈抗议。
二
东史郎公布自己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阵中日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与论证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并为此与日本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的右翼势力进行长时期的尖锐斗争——这首先为中国人民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为中华民族讨回历史的公道、彻底洗刷中国百年耻辱、振奋民族精神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有力的支援。因此，东史郎诉讼案首先具有强烈的中国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中，遭到了列强各国多次的侵略与蹂躏。中国人民的苦难堆成了山，血泪流成了河。当中国人民终于结束苦难、走上复兴与发展之路时，中国人民绝不应忘记昨天的历史教训与民族血泪。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民尤其必须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的侵略、对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等灾难进行清算与总结，不仅要讨回历史的公道，而且要以此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近代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的无数苦难中，最严重、最悲惨的灾难，无疑首推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在数十日间就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古老美丽的南京成为废墟，成了屠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人间浩劫！中国人民与中国历史学界在战后数十年中为揭露、控告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与日益深入的研究。
中国人民的努力与研究不是孤立的。众所周知，要揭露与论证一件历史真象，进而要在法律上、在国际上得到确认，得到重视，绝非一件易事，它必须要得到无数的经过确切论证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所谓“孤证不立”。作为对影响巨大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论证尤其是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人民为揭露与控告日军南京大屠杀，不仅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受害者的人证、物证等等，而且取得了当时作为中立国家的英、美、德、澳等西方国家各方面人士以亲身经历所作的证言及各种资料。
但是，从国际法学考虑，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控告，不仅要有中国受害者的人证、物证，也不仅要有英、美、德、澳等中立国家人士的旁证，还要有加害者日本方面的证词与证据，则将是更为有力、更为全面的法律文件。然而，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原因，日本方面能提供的论证南京大屠杀的有力的证言、证据太少了，尤其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以当事人身份进行具体、详实的揭露证言更少，相反，却有日本右翼势力进行蓄意掩盖与歪曲历史事实的“证言”层出不穷。——这无疑对中国与国际法学界与史学界揭露与控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深入研究这段血泪历史带来了一定困难。
然而，现在东史郎日记公开出版了。东史郎以当年日本老兵亲身参与南京大屠杀当事人的身份，承认发生在南京的这一历史事实，并以别人无法替代的身份，以亲见、亲闻、亲身参与的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与论证了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938年1月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惨史。（注：《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220页。）它从法律上提供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方证言；它从历史研究上提供了敌方史料，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其意义是十分重要而又巨大的。它与德国拉贝日记以第三国、第三者身份提供的历史证言可谓异曲同工，具有相同的、甚至更重要的意义。——正因为此，中国人民高度重视东史郎日记的出版，高度重视东史郎诉讼案。东史郎不仅为他个人、为日本正义人士打官司，也代表成千上万的中国受害者走上法庭，代表中国人民讨回历史的公道！也正因为此，中国人民感谢东史郎先生，因为这位年近九十的老人，这位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真诚地谢罪与忏悔的基础上，勇敢地冲破阻力，不怕高压与危险，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已经升华为一位为正义而战的战士，成为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
东史郎日记的公开出版与由此引起的东史郎诉讼案，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即它在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人民蒙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与屠杀的苦难的同时，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中的一些落后的东西，用鲁迅的话来说，即是中华民族的一些劣根性。从《东史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1937年7月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后，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人都奋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用自己的血肉筑起反侵略战争的新的长城；但那时，也确有一些中国人对侵略者的屠刀，表示了可怜的懦弱、惊慌、害怕与可耻的乞怜、自私与奴性。例如，当日军进军“北部支那的各个村落”时，当地一些中国人举着日本太阳旗出来迎接，日军“对这种用纸做成的三角形中间画个红色的圆巴巴，或在长方形纸上贴一张剪下的红色圆形纸的太阳旗，都已习以为常。”再例如，东史郎“经常看到居民捡起日本飞机从空中散发的招降单，当作命根子似的往怀里塞”，那种招降单上面写着“持此传单投降者一律饶命”；还有一些被日军征用的中国苦力纷纷向日军讨要“身份证”当作护身符；当东史郎把吃剩的冰糖、点心给苦力，一些苦力就连连向东史郎鞠躬，在这些中国人“身上找不到战败国国民所特有的羞辱感”。还有，中国的有些军队缺乏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念，东史郎在南京随部队去收容中国战俘，就感叹道：“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成了俘虏，……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注：《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246、312、220、203页。）
正像任何民族都有光荣的优秀传统的一面，也必然有劣根性的一面一样，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中国近代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曾多次深刻地揭示过这一点，然而，从敌对方面的士兵用亲见亲闻亲自感受的日记形式来暴露、来揭示、来嘲笑与批判，却更具有特殊的尖锐性与震憾力。它可以使我们中华民族更深刻地反省、总结，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落后并屡遭侵略与挨打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我们警觉、猛醒、发愤、改革与前进。——《东史郎日记》的又一重要的中国意义即在此。
三
《东史郎日记》的公开出版与东史郎诉讼案的发生，不仅有着重要的中国意义，而且有着更为重要的日本意义。它显示了一部分日本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它也显示了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并严重地反映到日本政府与司法界；它预示了日本进步与反动两大势力的斗争还将经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应该引起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密切关注。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后，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41年12月更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侵略元凶，绝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与日本民族多年受到的反动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教育、与日本民族多年形成的错误观念与民族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民族千百年以来生长繁衍在西太平洋的一群岛屿上，海洋环绕，国土狭隘，与外界联系不便，视野受到严重限制，资源贫乏，生存更是艰难。由于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固然使日本民族形成了努力奋斗、勤奋敬业、认真负责、追求一流、顽强不懈等优秀的民族特性，创造了快速发展的奇迹，曾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民族”（注：毛泽东：《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刊[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但另一方面，也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浓重的“岛国意识”，形成了这个民族狭隘、狂妄、争强好斗、热衷掠夺的“桃太郎情结”（注：桃太郎，是在日本流传很广很久的民间故事人物，其主要内容是颂扬桃太郎向外掠夺。）与称霸世界、统治万国的侵略扩张野心。这种思想意识与扩张野心在日本历代统治者与所谓“武士道”上得到集中的表现。早在中世纪，日本就多次将侵略魔爪伸向朝鲜与中国。十六世纪的丰臣秀吉就多次公开表白他“图朝鲜，窥视中华”的“素志”，并制订了“奉天皇定都北京”的方略。到了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恶性的发展。日本统治者大力向日本国民宣传与灌输反动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宣传与灌输反动的皇国史观、神国观念、天皇崇拜与武士道精神等，宣称日本乃“日出之国”，“为世界之根本”，日本大和民族是由神选定的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人间代表，是现实人间的神，是国家一切的中心；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建立“八纮一宇”的理想世界秩序，是走向人类永久和平与幸福的惟一大道；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中国人民则是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日本承担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满铁总裁大川周明语），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发动“圣战”，用武士的战刀开路，因而要求日本全体国民忠君爱国，崇尚武力与征服，以杀人为荣，以战功为荣，以战死献身为荣，男人卖命，女人则献身与献出贞操。一切为了战争胜利！一切为了国家，为了天皇！不问是非曲直，不问罪恶滔天，不问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就是所谓“武士的荣誉”，这就是“大和魂”！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们吹嘘，日本在向全世界侵略扩张中，“皇威之下胜利常在”！如果万一在战争中失败了，也要顽固到底，男人尚破腹，女人倡殉死，活着的也要绝不认错，更不认罪，准备东山再起，等等。
这就是日本民族中影响深广的思想与信念，以至形成了在世界上颇为独特的日本民族性格。我们在日本近代侵略战争史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广泛存在与充分表演。请听一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夜向全日本军民播放的《军舰进行曲》吧，它这样写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注：[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97页。）
这是日本二战时最盛行的军歌之一，它典型地表现了弥漫于日本民族中的反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情绪。
正是在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鲁迅称之为“兽性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引导与鼓舞下，日本在近代历次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战士”与“英雄”：1894年甲午侵华战争中的日海军吉野舰舰长坪井航三、赤城舰舰长坂元八郎太、日俄战争中以身体堵塞旅顺俄军炮台枪眼的日军士兵，与妻子一道自杀以殉明治天皇的乃本希典将军，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以身体捆绑炸药炸毁中国军队铁丝网的“肉弹三勇士”，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性的战争狂热与“一亿都玉碎”的叫嚣，十万日本造船工人的侵华战争誓言，进攻南京战役中向井敏明、野田两少尉的杀人比赛，比及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实施自杀性攻击的空军“神风”突击队等，还有无数随军行动、以卖身为荣最后自杀于战场的日军慰安妇……
东史郎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与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也是带着这种反动思想与民族性格踏上侵华战争之路与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在《东史郎日记》中有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情节：当东史郎于1937年8月奉召入伍时，他的生母竟对他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注：《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真是令人震惊与难以置信！难道这是一个正常母亲对自己亲生儿子说得出的话么？再看日本广大民众，在欢送东史郎等出征中国时，他们狂热地欢呼着，“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东史郎当时的思想感情也和整个日本民族一样，他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帝国军人，“在赴死之时毫不犹豫地勇敢战死的士兵……。”（注：《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尤其令人感到可怕与可悲的是，在日本民族中，受到这种反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思想毒化的人，是那么多、那么广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认清日本侵略本质、摆脱反动民族主义束缚的日本人，为数极少。而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五十多年来，上述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仍像毒蛇一样缠绕着日本民族的许许多多的人，其重要的表现就是要翻“二战”的铁案，抹煞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美化侵略与法西斯分子，为东条英机等罪犯招魂，不肯服罪，拒不向中国等受害国道歉，直至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圣战的美梦。据东史郎在1999年4月在北京说：“我们目前找了50多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兵，其中只有三、四个确确实实有所反省，其他人有些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些甚至为他们杀过中国人感到骄傲。”（注：《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1日。）而借东史郎诉讼案来达到上述目的，则是日本反动民族主义在当前一次典型的表现。日本右翼评论家板昌由明公开说：“这次诉讼不仅恢复桥本的个人名誉，而且要以此为突破口，要证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的。”（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在东史郎诉讼案中拼揍、伪造材料企图证明，当年在南京的屠杀与放火等暴行都是中国军队所为；日本出兵中国不是侵略，而是把中国人民从英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等等。
上述的事实告诉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日本，从历史到现实，几乎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二战”时期，它表现为鼓吹侵略有理、杀人有功；在今天，则表现为拒不认罪、篡改历史、否认战争暴行、美化战争罪犯与围攻那些对侵略战争有所悔悟的人。——东史郎诉讼案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张扬反动民族主义与复活军国主义的一次集中的反映。
然而，现在毕竟有东史郎出现了，《东史郎日记》公开出版了，还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正义人士觉醒并勇敢地站出来斗争了。《东史郎日记》的公开出版与东史郎诉讼案得到许多日本正义人士的参与和支持。这件事告诉我们：在“二战”结束数十年以后，日本统治者多年宣传鼓励的反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失灵了，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摆脱了它的桎梏，走向觉醒。即使像东史郎这样曾深受日本统治者反动思想毒害的老兵，在耄耋之年，也终于与日本反动势力与反动思想决裂，与日本反动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决裂，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本侵略的罪恶与历史的真相，站到了正义与世界人民一边。虽然他们目前在日本人数尚少，斗争异常艰巨，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斗争则更为可贵、更有意义，他们的作用与影响则更为重要与深远。东史郎虽然还不代表日本的目前，但他代表日本的未来。我们中国人民应充分认识《东史郎日记》公开出版与东史郎诉讼案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要热诚地欢迎他们！要坚定地支持他们！在当前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坚持反动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篡改历史的严正斗争中，我们与日本正义人士应是同志与朋友！
正义的事业总是互相支持的！
正义的事业终将取得胜利！
这就是东史郎诉讼案揭示的又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