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转换——从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卡特尔论文,范式论文,三种论文,群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2-0053-07 政党组织类型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政党组织的内涵、功能、特征、行为方式等都会随着社会条件和政治形势的变迁而发生特定的转变，这意味着政党组织的适应性而非政党组织的衰落或失败，并进而影响不同政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政党组织研究由来已久，早期政党研究者所提出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的分野，至今已成为常识性知识。有些学者仍然认同这种政党分类框架，但具体论述形式更为精巧，并加入了现实生活的新内容。事实上，从早期议会内活动的政治团体发展到后期成熟的政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政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其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关系，党纲、意识形态及活动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本质性变化。基于这种改变，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提出了群众型政党，基尔海默(Otto Kirchheimer)论述了全方位型政党，以及卡兹(Richard S.Katz)、梅尔(Peter Mair)所概括的卡特尔型政党，从不同视角给予了解释和思考，构成了二战后欧美政治学界最具影响力、最有原创性，分析政党组织变化最重要的阐释工具。因其理论上的自恰性和操作上的可行性，成为政党类型学研究的三种经典范式。 国内学者尝试对这些理论模型进行解释时，多数或停留在中文译本上，或对原典缺乏耐心阅读，对西方国家政党类型学理论范式缺乏深入了解，仓促地做出结论，一定程度上误读了欧美国家政党制度的特征及其组织发展。本文尝试在阅读原典的基础上，从政治发展视角对政党类型学的演变进行解读，以寻求对欧美国家政党政治进行准确理解。西方国家虽然都奉行民主制度，但各国情况纷繁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分析政党组织变化这一复杂的政治现象时，应注重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性。政党组织从17世纪60年代诞生直到今天，面临的挑战一波接一波，因此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这正是政治发展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即力求把握变化中的政党组织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群众型政党的提出及其意义 法国政党学家迪维尔热在其经典著作《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中，从起源角度把政党产生类型分成两种，即内生政党(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Origin of Parties)和外生政党(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s of Parties)。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或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或从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来，二者必居其一[1]24-37。内生政党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密切相关，是立法者在自身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政治团体，主要是以议会为生存和活动土壤。这种政党雏形通常出现在早期现代化国家即先发现代化国家，如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就是比较典型的内生政党。外生政党是在立法机关之外酝酿而生的，多是通过民族独立、反帝、反殖民统治等群众运动成长起来的政党类型。基于政党起源时的这种差异，迪维尔热提出了干部党(Cadre Parties)与群众型政党(Mass Parties)两种模式。 干部党(精英政党)是议会内政党类型，群众型政党是群众运动的产物和选举权扩大的结果，属于外生政党。按照迪维尔热的说法，干部党是政党发展初期的主流形态。当时有限制(主要是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制度，使广大人口无法参与政治，加上政治斗争的内容相对简单，议会中的政治派别没必要去争取一般民众的支持，少数精英间的运作和协调足以使政党雏形组织相互达成目的。由于选举权限制，政党只能在议会中活动，形成小规模的政治团体，政党在全国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政党雏形在其产生初期往往都是围绕着某些重大政治原则，由议会内部的各种政治派别分化组合而成的，其活动也只局限于议会和政府内部，并没有将活动领域伸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1]61-132。普选制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随着选举权的普及、普选制度的完善，早期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被取消，议会内的政治派别必须扩展自己的组织，形成全国性的联合，以获取选民更大支持。这样，政党间的斗争从狭小的政府内部、议会内部扩大到整个社会，政党也发展成为全国性、大众性的政治组织；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政党产生的制度基础，政党组织的演变以及政党制度的建立都与之息息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家一批具有群众基础又具有明确永久性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有明确的党章和党纲，对党员义务和权利、对党组织以及党员参与决策及党内选举的程序、对党的目标包括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都有正式规定；与此同时，基层组织的广泛建立等，使得普通党员对所属政党有高度的认同且积极地参与党内生活。选举制度改革和普选权的实现，特别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在动员特定选民群体和组织竞选方面的长处，使得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采用了这一组织模式，这样便造成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群众型政党成为主要的政党组织形态[2]62-77。 从根本上讲，政党起源于西方。随着自由主义制度上的表现形式——代议制政府以及普选权的不断扩大，为立法机构中联盟的组成，继而为潜在的政党集团化创造了强有力的动机。这些联盟开始时并不稳固，但逐渐巩固起来，其原因首先是抗衡控制行政部门的需要，其二出于建立全国性选举机构的动机，其三是由于随着政治竞争逐步国家化，每个组织在选民的头脑里所确立清晰的政治特征的重要性。不同起源的政党，其特征往往根据组织形式加以确立。议会内或立法机关内产生的政党多为干部党，立法机关外部产生的政党为群众型政党。这两种在起源和组织形式上迥然不同的政党长期以来在相似的政治条件下运营，时间的流逝也已经使二者的区别模糊不清了[3]。群众型政党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社会团体间预先设定的划分，与党员身份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政治主要是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冲突和合作，政党则是这些集团的中介机构，通过政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寻求公职并控制国家。党纲不再是一系列政策的结合体，而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因此政党的一致性不仅仅是实践上可操作的，更是理论上合法的[4]7。群众型政党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links)。 亨廷顿从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发展阶段对政党的演变做了详细说明。他把政党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阶段(Factionalism，Polarization，Expans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5]宗派期是政党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都很低，个人和集团与政治行为的传统模式决裂，但尚未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政治组织。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宗派和社会势力之间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就进入到政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宗派政治本身必须发生变化，去扩大政治参与。当分歧使所有派别都归向相当稳定的两大集团时，便进入了政党发展的两极化阶段，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对于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都是一个先决条件。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主要与参政权的不断扩大密切相关。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参政权的扩展为政党制度化奠定基础，形成一种有效的、稳定的、强大的政党体制就成为政党发展的最后目标。按照亨廷顿的分析，迪维尔热所提出的干部党类型还只是政党发展的初级阶段，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政党，只属于政治派别或政党雏形，所以本文并没有把精英型政党作为政党类型学分析范式之一。 群众型政党的出现意味着政党真正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而非政治精英之间联合的小团体，积极发挥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精英甄选、竞选国家政权、构建政府等其他社会团体无法代替的功能。群众型政党是社会中新兴政治力量的利益代表，重要标志是意识形态鲜明、党员入党手续严格、纪律严明、组织结构非常严密。这一政党类型的提出不仅仅成为一个经验分析工具，也成为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理论模型。相应地，学者在分析政党组织时已经把群众型政党的特征作为政党的本质性特征，如果不符合，就认为出现了政党的衰落，典型代表是民主理论家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卡兹和梅尔尝试说明，政党组织的发展和适应性比一些狭隘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更加多样、更加灵活、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6]754。 二、全方位型政党的提出及其意义 基于迪维尔热精英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的分类框架，政党政治研究者基尔海默(Otto Kirchheimer)提出了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的新模式。基尔海默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初期以来的那种传统的社会分野界限开始淡化，现在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开始向全方位型政党的方向改变，即越来越多地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集团，为此而不惜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的政策主张[7]。全方位型政党的主要特征是：意识形态色彩大为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政党内部精英的地位持续加强而党员的作用不断下降；政党减少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过多的倚重，转而在社会全体成员中谋求更广泛的支持者，并力图保持与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渠道畅通[8]。从以往的群众型政党转变到全方位型政党，关键在于政党组织对后工业社会各种变化的回应。识别标尺为：作为主流政党、规模更大；以牺牲意识形态来追求选票；中间派立场、经常不一致目的在于吸引更广泛选民的党纲；精英导向的组织风格等[7]。 全方位型政党这一模式严重挑战了群众型政党的本质特征，即政党是社会中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特定政治力量或特定集团的利益代表。可以说，三种因素导致了全方位型政党的出现。首先，20世纪50～60年代传统社会中的阶级分界已经趋于减弱，导致确定长期存在的共享利益变得更为不易；其次，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社会项目可以服务于全体；再者，大众传媒的发展使政党领导人开始迎合大多数选民，而这个选民群体更像是消费者而不是政治的积极分子[4]7。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弱化，党纲和政策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策共识。重要的是，电视的崛起使政党可以和选民直接沟通，而不是只依靠核心支持者。如卡兹和梅尔所分析的那样，此时政党是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纪人出现的，这一角色又正好符合20世纪50年代多元主义民主的理念。按照这种观点，民主是各有组织的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并获得妥善安置的过程。选举只是领导人团队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社会集团或是有稳固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赛[4]14。 基尔海默认为是全方位型政党取代了以往的精英政党和群众型政党，并预测这种新的政党类型会产生一种非结构化利益氛围(Climate of Unstructured Interests)，对选民和政党本身均会带来迷惑。同时，他还表明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反对派和意识形态正在走向衰弱(Waning of Opposition and Ideology)[7]。这种分析不无道理。由于要迎合更多选民，获得更多选票，主要政党趋向于利益的相互兼容，政纲也基本类似，这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即政党识别和政党认同困难。群众型政党由于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独特，党员对本党忠诚度高，进入全方位型政党阶段后，这种认同变得越来越困难，反过来影响到本党在选民中的识别，进而影响投票率的提高。因基尔海默对政党类型的精湛分析及其深远的影响力，《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期刊于2009年第15期出版专刊，讨论全方位型政党概念的提出及其对学术界的影响。正如威廉斯所言，全方位型政党概念已经成为当代最常引用的、用来理解政党的概念之一。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显示，这篇论文自1972年起至少在245篇不同的期刊论文中被引用，自2000年起被引用90次[9]。这说明，21世纪以来，基尔海默的全方位型政党概念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三、卡特尔型政党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变化中的政党组织和政党民主的类型：论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一文中，卡兹和梅尔提出了政党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卡特尔型政党(Cartel Party)，认为1970年代后，欧美主要民主国家的政党组织正在面临卡特尔化(Cartelisation)的转变。他们反对把迪维尔热的群众型政党作为分析政党的唯一范式，指出这个模式是一个时间上受限制的、有局限性的分析模式；是和特定的、理想型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一结构已经过时，不符合后工业社会的现状；而且这一模式对政党的发展持有一种直线发展观。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换言之，政党应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并随时调整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新的政党类型都会产生一种影响和对社会做出反映，而这个反映又会刺激接下来的发展，从而导致新的政党类型的出现，同理，新政党又会产生一系列新的反映等等，如此反复。由此，群众型政党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类型而已[4]6。 卡兹和梅尔还指出，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型政党研究模式都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区分，即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划界。群众型政党是市民社会的政党，全方位型政党虽然不再以社会某部分代表的面目出现，但仍然站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并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影响。简言之，尽管这两种政党分析模式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存在不同认识，但都认为政党在国家之外的领域活动，原则上来讲，他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中立的、无政党的领域(Neutral and Party-free Arena)[4]8。 通过观察西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政党组织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政党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迪维尔热和基尔海默所理解的那样，即政党和国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政党在国家之外的领域活动。由于国家对社会渗透和干预的程度越来越深，主流政党或者说主要政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在逐渐融合，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政党已经变成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主要政党就是执政党。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调整。福利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发展已经使得现代人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来提供个人收入，国家似乎已经变得无处不在(Omnipresent)。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党动员选民投票的能力越来越受到挑战，而个体化的趋势也使得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更为松散，政党不再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渠道。由此他们借用经济学中卡特尔这一组织范畴，提出卡特尔型政党模式。 卡特尔原意是企业组织为了垄断价格而形成的一种联盟，联盟企业之间保持相互独立性。在政治生活层面，卡特尔型政党的目标不再是主张或反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政治活动变得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政党竞争的着眼点变成谁能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更多是依赖国家补贴进行政治活动，依赖特权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政治宣传，这时政党成为一种全新的类型。卡特尔型主要政党(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共谋(Inter-party Collusion)或者说合作(Inter-party Cooperation)使得小党更加难以建立和发展壮大。卡特尔型政党对国家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4]17-21。 卡特尔可以意译为“政党联盟”组织，政党联盟的出现意味着政党组织内部游戏规则的改变，如某些机构的拆并和重组，或者某些部门功能的弱化和强化。政党组织的卡特尔化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政党领袖或精英分子可以通过传媒来获得更多支持者，而不是通过地方组织获得，民主变成了一种“观众民主(Audience Democracy)”，党魁的个人魅力在政党竞选过程中发挥着更大作用。随着卡特尔型政党的发展，政治竞争与其说体现在政策上的不同，不如说体现在如何在媒体政治中保持优势[6]755。没有政治家可以忽视影像、视觉(Image)或图片的作用，图片新闻总是比许多演讲和文本更能吸引观众与听众。除了传统的媒体，新媒体如网络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会网站在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和选民意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决定着投票和权力的走向，这使得政治家们更加重视新媒体的存在和影响力。 在整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卡兹和梅尔主要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视角构建了从精英政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到卡特尔型政党的分类体系[4]18。如图表所示，这四种政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成为政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制度特性。就特定政党而言，也许其名称不曾发生变化或变化甚小，但其组织形态却完全有可能经历较大的改变。在所有分类模式中，群众型政党模式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构成了其他那些分类模式的基础。它提示了西方社会政党组织嬗变的指向性：由特定阶级集团为基础的政党向着更宽泛的阶级阶层包容性政党的嬗变。[2]75重要的是，卡特尔型政党的时代招募成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地方分支机构独立性和影响力在不断增强，政党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高度分层化，这表明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政治实践的巨大变化。尽管提出了一个新的政党分析模型，卡兹和梅尔仍很谨慎地认为，卡特尔型政党的出现和发展还处于一个早期发展阶段，可能在有政党间合作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如奥地利、丹麦、德国、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家，而最不可能在英国出现[4]17。 库勒在卡兹和梅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全方位型政党向卡特尔型政党的转型，以下几方面的变化出现了性质上的转变(Qualitative Shift)：政治的主要目标；政党竞争的基础；普通党员和政党精英的关系；政党成员的性质。见表1[10]
标签：卡特尔论文; 政治论文; 卡兹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类型学论文; 精英集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