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国货路！
1911年12月，受美国总统派遣，罗伯特·大赉来到中国，游说中国筹备参加旧金山国际博览会。船到上海，大赉就近去了正在召开南方十七省代表大会的南京，与孙文会面。孙答应：“一旦局势稳定下来，新政府将设法筹集款项，不仅要派展团参加此次博览会，而且要办得比历届都好！”次年2月，大赉又到北京，通过美国驻华公使，求见袁世凯。袁派外长胡惟德与大赉会谈。事后，大赉又拜访各地绅商，将工作做到了实处。
1.报社问题频发，竞争激烈。“微时代”环境下有的传统媒体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同时，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形成“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局面。据201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因虚假新闻问题，200余家报刊被查处，这种严峻情况反映了传统媒体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纸质媒体的销路受阻，人们对纸媒态度的淡漠等问题凸现出来，一些新闻记者或编辑“铤而走险”，结果导致报社受到严重惩罚。
以往的国际博览会，因国人不谙外事，任由海关洋员凭喜好征集展物。1856年的费城博览会，才由宁波海关文书李圭负责。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是满清贝子傅伦负责。不过，国人对博览会的概念，终究跑不出庙会式的“赛会”。但康有为的弟子刘桢麟却从中看到中国商务的希望，他说：“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
要办“赛会”，首先要办“劝工场”，即一改崇农抑商的惯例，兴办手工业工场，做一点国粹小商品。1905年新政时，清廷曾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又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那时，“新政”断了科举仕途，从商的多了，“劝工”与“陈列”纷纷兴起。浙江省的“第一劝工场”，时在杭州旧府署前，即后来的西河坊街旧仁和署路。“第一劝工场规模狭窄，矮屋林立”，产品应该不会太多。
1912年3月，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铁路局副局长王景春奉袁世凯令，带参展筹备组赴美。11月24日，在旧金山博览会现场“择地两万余英尺”，举行中国馆奠基。美国政府“就近派遣了陆军（仪仗队），在奠基仪式上鸣炮21响（代表当时21个州），于时升了（中国）五色国旗，并阅兵焉”。
这杭城商品陈列馆的建筑“工场”，就在泗水路西段的原“商业场”，即如今“解百”的西侧部分。按1919年1月22日《申报》说法：该馆“预工价银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余元”。最初为三列“两层楼房”，“凹”字形，“凹”口朝南，正门在北。后“另建两层楼房一排”，最终呈“回”字形建筑。后建的一排房子，“陈列浙省土产”。《申报》讯，参展者来自各省，也有南洋侨商，陈列均“不收费用”。从“不许加工包装洋货，违者重罚”的规定来看，陈列馆对“国货”的把关极严。
日伪时期，“国货陈列馆”改名“白木公司”，半军用半商务。陈列馆南，又开辟游乐场一处，内设小剧院，统称“夜花园”。这与泗水路东的“慰安所”相呼应，成了入侵者醉生梦死之处。看1929年5月版杭城地图，当时的泗水路东起浣纱河（今浣纱路），西至吴山路，再往西并没有贯通到延龄路。1934年，石克士《新杭州导游》说到杭州马路，列举五十余条柏油路、碎石路时，泗水路也只是一条碎石路，西段仍没有贯通。阮毅成在回忆中也说：“幼时对此路的无路可走，一直耿耿于怀。”
1919年9月25日，在馆长阮性宜主持下，陈列馆开幕，100多间商铺同时开张：丝绸织物、服装鞋帽、藤器竹椅、金银首饰、茶叶饮品、参茸国药、火腿山珍、鱼翅海参、日用化妆品，应有尽有。陈列馆的一楼，大多以“劝工场”命名的厂商制作演示点，还有商品分装、外埠客邮购服务。当时杭城没有二层楼商铺，蜂拥而来的游客，逛二楼的比一楼多。
袁世凯闻讯，当即成立“赛会事务局”（后任局长为浙江人陈琪），并要各省举办商品预展，择优上报。从1914年浙江省城杭州的地图看，当时旗营开辟为新市场后，市场气氛逐渐具备。在新市场泗水路西段，有“商业场”一座，浙江的参展商品预展，应该在此。1914年12月29日和1915年1月29日，中国参加博览会的展品“2000多吨”，分两艘海轮运达旧金山，仅丝绸就有28个集装箱，送展“大户”就是浙江杭州。
浙江为此得国际博览会奖牌151枚（包括金、银、铜牌和奖词），位居全国第二。消息传来，杭州群情激昂。1915年5月19日《申报》“杭州快讯”说，各（地）热闹场所纷纷演说，“振兴国货，推广销场”，成了一时话题。于是，杭城商品陈列馆开始筹备。1918年11月11日《申报》讯：阮性宜“日前奉派赴东洋考察，陈列事宜昨已旋渐，报告该工场现正从事建筑，限明年一月内工竣”。
解百前身——国货陈列馆
浙江省国货陈列馆劝工场（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60年代糖果柜
陈列馆的国货宣传，深入人心，每日上午8点开门，晚上10点打烊，日日人如潮涌。曾任国民政府浙省民政厅长的阮毅成回忆：“我少时，常到陈列馆参观购物，尤其元旦至农历正月十八，新市场各商店联合举行新春会，往往以陈列馆为中心，肩摩趾接，无一隙地。”
1928年12月1日，杭城商品陈列馆再次增建，改名“国货陈列馆”。或许，这与当时南京政府成立后宣称将在1930年举办“北平实业国际展览会”有关。怀有丰富经商阅历的省府主席张静江，觉得此举不足以使“国营与民营”的商品经济得到刺激，于是，1929年“西湖博览会”紧接其后。
舒曼从茶炉里拔出一些彤红的火炭，周围搭几块旧砖，把洗脸盆放上，再放上大丫从食堂里偷来的豆油及佐料，兑上汤，切好豆腐放在汤里，加上盐及辣椒末，在洗脸盆子里炖就成了。
两组均无眶内损伤、鼻腔大出血、脑脊液鼻漏及鼻中隔搧动、鼻中隔穿孔、外鼻下塌畸形等并发症，术后随访第二周发现对照组2例和观察组1例中鼻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经粘连分解、明胶海绵隔离创面后恢复正常。
之后程瀚又多次要钱，郑某都予以拒绝,并且让其妻子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我们一共借给程瀚140万元，就当作是给程某某出国留学的费用，不要还了。”郑某如此这般说辞，就是想让程瀚以后不要再向其要钱，希望能够躲避程瀚的骚扰。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的副范畴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可进一步提炼出5个主范畴，分别是创新型机会、模仿型机会、手段导向型拼凑模式、社会网络型拼凑模式以及初创企业绩效。各主范畴及对应的副范畴如表3所示。
“北平实业国际展览会”最终没开成，浙江又在1933年举办了第三次国货展览会。此会一改“西博会”的分散和包罗万象，仍以杭州“国货陈列馆”为主。据载，当时有169家厂商，4000多种商品参展。这也是抗战爆发前，“国货陈列馆”留给杭人最深的怀念。
不过，2010年，笔者对84岁的顾东华先生访谈时，他曾确定日伪时期的泗水路往西，即现“解百”的南面，因“慰安所”与“夜花园”间的行走需要，有狭窄的小路存在。从“1947年新建或修筑道路表”看，第一次面世的“国货街”，属于“修筑一次”。也许，这也是对小路的开拓。阮毅成也回忆说：“抗战胜利回杭，乃面告杭州市政府，将其完成，并改名国货路。”
东西为“街”，南北称“路”，似乎是杭城惯例，但国货路在记载上，比较含糊。该路拓宽后，也使得1947年3月3日“国货展览会”有了不同以往的新貌。当时从国货路往东，过了浣纱河上的泗水桥，是杭县的县署。杭州市商会与中国生产促进会浙江分会联手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从国货陈列馆往东延伸到了杭县县署，一路商铺鳞次栉比。这不仅是抗战胜利后的首次国货盛会，也是杭城历来商品陈列会最空前的一次。这为时一个月的“国货展览会”，最高营业额是3月8日、16日两天，“过一万二千万元”。
新中国以后的1950年5月，国货陈列馆改名中国百货公司浙江省公司第一门市部。1958年4月，命名为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解百”，也就从那时起叫响了杭城。不过，“泗水路”的淡出，和“国货路”的鹊起，似乎仍使“国货”年代铭记杭城。
据老员工回忆，当时的“解百”，除仓储和其他用房外，营业面积是700多平方米。公私合营后，国营的“解百”也以自己的优势，整合了几家小商店，逐渐形成了“大而全”的经营特色，改名为“百货公司”。
改革开放后，“解百”以“高档精、中档全、低档保必需”的经营理念，从几分钱的针线纽扣到几万元的黄金饰品，应有尽有。尤其2000年后，湖滨商圈向国际化的休闲、旅游、消费为特色的商业地位发展中，“解百”适时抓住了机遇，由传统百货开始了向现代百货的华丽转身。
2010年9月，“杭州解百购物广场”的启航，以及2013年1月“解百”与杭州大厦的强强联手，标志着“解百”从单一百货店时代向商业综合体时代翻开了新的篇章。现在的解百购物广场，由新元华、新世纪、A/B 楼三幢大厦组成，营业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已成为集商场、宾馆、餐饮、娱乐、停车场于一体的现代购物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