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神圣至上观:先秦子孙政治文化的整合_秦始皇论文

秦始皇的神圣至上观:先秦子孙政治文化的整合_秦始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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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研究

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它自身所具有的物质力量,同时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认同又可分为主动的、自为的维护和被动的、自在的接受两种不同情况。前者可称为主动意识,后者可称之盲从意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行为能量,就会演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

有一种看法,认为秦代是没有思想的时代,“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载《内在超越之路》第17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秦代的文献,这种说法是极片面的,也是不能成立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环境,不是想抛掉就能抛掉的。

秦始皇虽然没有留下风雅的篇章,但在皇帝理论上,可称得上前所未有的大家。他与他的谋臣所编造的皇帝理论,不仅继往,而且开来。不管后来的帝王与想作帝王的人如何评价秦始皇,但都遵循着秦始皇奠定的皇帝理论。在这一点上,秦始皇可谓历代帝王的祖师爷。

春秋战国最杰出的哲人们共同培植了一棵难噬的酸菜——圣王救世和一统理论。秦始皇就是这个理论的人格化。这里,首先从秦始皇与“道”的关系讲起。

春秋战国的思想观念较之以前有一巨变,这一巨变的集中点表现在从崇“天”(上帝)向崇“道”的转变。“天”是神性(也包含一部分理性)的最高体现;“道”是理性(也含有一部分神性)的最高范畴。“道”字在甲骨文中尚未见,西周早期金文与文献中“道”仅指道路。道路是人类开辟自然的标志。于是,人们借用“道”这个字,进行了空前的文化开拓,“道”的含义象“连续乘方”一样扩展它的内涵。在春秋战国的文化转型中,“道”上升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

道是世界的本原或本体;

道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法则和必然;

道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本质和自然;

道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准则与规范;

道是真理和最深邃的认识;

道是公正、善、高尚;

道是美,是艺术的真谛;

道是人们生存和取胜的依据;

道又包含了一定的神性。

……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假定,如果把“道”抽去,那么传统的中华文化体系肯定会随之散架。

春秋战国所有的思想家,虽常常互相攻讦,但却从不同理论、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角度出发,高扬“道”的旗帜。凡属能“知道”、“得道”、“同道”、“备道”、“体道”、“修道”者,就是最聪明、最有知识、最有道德、最高尚的人,也就是圣人。当时有一股强大的“圣者为王”思潮,因此,有道者理所当然就应占有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成为社会的公理。“道”在观念上是至高无上的,它比“王”更具有权威,正如荀子所说:“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

秦始皇空前的大胜利,无疑是军事的胜利。但秦始皇及其周围的谋士并不仅仅是一批铁血人物,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总结自己的胜利时,同时认为自己的胜利也是文化的胜利。秦始皇继承了春秋战国新文化(相对三代而言)的最高、最核心的成果——“道”。他对自己的胜利讲过这样与那样的原因,如赖宗庙之神灵等等,但核心是如下八个字:“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

荀子对“体道”作了这样的论述:“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荀子·解蔽》)“知道察”,讲的是认识,“知道行”指的是实践,只有把“道”之理与实践结合起来,才可称之为“体道”,能“体道”者就是圣人。韩非子从治国、保身方面对“体道”作了进一步阐述:“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韩非子·解老》)“体道”、“智深”、“会远”是一体的,三者结合就能超众。

在先秦众多的思想家中,包括纵横捭阖的说客,除了把先王和理想中的“圣人”视为“体道”者外,尚未把这项殊荣桂冠戴到任何一位当时王者的头上。秦始皇毫不犹疑地宣布自己是“体道”者。秦朝一班大臣称秦始皇“原道至明”(《史记·秦始皇本纪》)。把“至明”基于“原道”,正是先秦思想家们在认识论上收获的一个硕果。老子说:“知常曰明。”(《老子》第55章)“常”即规律,即道。汉初贾谊《新书·道术》概括得更清晰:“知道者谓之明。”秦始皇“原道至明”正是这一认识路线最杰出的实践者或人格化。

先秦思想家们把最高智慧用于张扬“道”,制造了对“道”的崇拜,秦始皇毫不犹豫地撷取了这一文化硕果,豪迈地宣布:朕即道!秦始皇用“道”对自己的胜利作了最合理的论证。后来帝王无不用“道”来论证自己的合理性。

“道”是最高理性,圣人则是“道”的人格化。在春秋战国文化转型中,与崇道并行和相辅相成的是造圣运动和对圣人的崇拜,圣人当王几乎成为共识,“圣王”这个词应时而兴。圣人有数不清的品德,最主要的是睿智的理性、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和完美的德性。简而言之,即“体道”和“至明”。由于圣人的这种品性,人们合乎逻辑地把人类和自身的命运托付给圣人和圣王。秦始皇是在社会呼唤新圣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追求的是圣业,伟大的胜利又把他置于历史之颠。秦始皇称圣是顺理成章的。他“临察四方”,“听万事”,“理群物”(《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5、262页),非圣而何?

他立的法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同上书,第249、250、261页)

他做的事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书,第243、245页)

他进行的教化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同上书,第249、243页)。

他把圣恩施及全国:“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书,第261页),解民于“倒悬”,惠及牛马。

他的圣制要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治。”(同上书,第250页)

秦始皇承继了春秋战国的“造圣”和“崇圣”的思想成果,同时又有新发展,这就是:朕即圣,即圣王。

春秋战国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以仁、义为标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巨澜,大多数思想家都认同仁义。秦始皇面对着这一巨大思潮,没有等闲视之。他在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同时,也高唱“仁义”。这在刻辞中比比皆是,无须征引。

秦始皇称“皇帝”,同样承继了先秦思想家与政治家名号论与历史观的成果。这里先引议尊号一段文字:

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李斯与诸博士是当时著名的通古今的学问大家,他们的议论承继着先秦的有关议论。“三皇”、“五帝”是先秦诸子们讨论的一个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顾颉刚等先辈在《古史辨》第七册中,从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功彪史学。这里仅就思想文化的几层含义,条陈于下:

其一,三皇五帝是人们历史意识新发展的表现之一。人类文化越发展,历史意识就越强化。人们要认识自己,历史的考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讨论三代以前的历史,战国时期议论更多。在争论中,庄子给人们出了难题:历史的头在哪里?头还有没有头?为了把历史推向无限远,他编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早的英雄人物。阴阳五行家们也是把历史推向遥远的专家。如果我们抛开具体的历史,这种穷追不舍的精神的确使人们大开眼界。历史的眼光越宽广、悠久,经验的价值就越有限,经验的东西越有限,就越需要求救于理性,求助于创造。

其二,三皇五帝都是伟大的创新者,开一个时代的圣人。《吕氏春秋·贵公》说:“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庄子·天运》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相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三皇五帝法度的精神是什么,无疑因人而异,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是鼓吹孝的,于是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世之纪也。”《庄子》诸篇非出一人之手,对三皇五帝评价也不一,多数篇认为是凡俗之圣,“道”之罪人也。就大思潮而言,是以三皇五帝为榜样建立功业,弘扬自己。正象《吕氏春秋·禁塞》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

其三,名号与哲学意义。名号是社会地位的规定和抽象。西周有五等爵号,“天子”是国王的专称,任何人不得僭越。春秋名号有所混乱,但诸侯们未有敢自称天子者。孔子有鉴于名号之乱与社会失序互相推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正名”。正名问题不限于儒,乃是诸子百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伴随着讨论“三皇”、“五帝”以及“皇”、“帝”称号问题的兴起,人们从政治、哲学、历史的高度对其作了规定。《管子·兵法》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庄子·在宥》说:“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吕氏春秋·谕大》说:“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作者鼓吹事求其大,“故务在事,事在(疑“事在”二字衍)大”。“大”不成,求其次,亦有成也。《吕氏春秋·务大》重述了这一思想:“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

其四,“皇”、“帝”观念中程度不同地包含着神性。论证的材料很多,无须征引。

其五,理想与批判意义。诸子百家在论及三皇、五帝时,都注入了自己的理想,或是自己的理想和理论的人格化。比如,在《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的黄帝反映的是道家黄老一派的理想与理论。凡属理论和理想,对现实总有程度不同的规范与批判意义。荀子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荀子·大略》)很明显,他就是借古批判当时“交质子”的无信无义行为。《吕氏春秋·尊师》说:“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古帝都尊师,今王当如何?

现在我们把镜头再对准秦始皇。他号称“皇帝”,一方面表明他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的“皇”、“帝”观念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比古代帝王更加尊崇。

先秦的思想家、政治家创造了一系列弘扬帝王的名号,对每一种名号都赋予哲学的、神圣的、历史的意义。名号一旦社会化,被社会接受,它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毋庸置疑的前提,变成拜物教,乃至宗教。秦始皇称“皇帝”完成了一项创时代的事,即把最尊崇的名号与最高权力结合为一体。

秦始皇称“皇帝”,是对历史的超越,但他又自认为是历史的继承者,他信奉“五德终始说”,既解决了继承的问题,又解决了革命问题,也为他的帝位找到了又一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在当时是一股十分强大的思潮,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程度不同地都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阴阳家也吸取了诸子之说。秦始皇采纳“五德终始”之说作为自己立国的重要理论依据,说明他继承了先秦思想文化的共同成果,也说明秦始皇是位文化杂家。

秦始皇称皇帝,同时又称“天子”。“皇帝”观中有神性,但突出的是理性、创造性和社会的至上性;“天子”称号无疑更多的是神性。秦始皇对一般的神不那么敬重,他曾多次与神交战,如湘君、海神等,但对天还是尊崇的。他把信宫改为极庙,“象天极”,为祭天之所;他接受了先秦一些思想家(主要是儒家)鼓吹的封禅说,是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举行泰山封禅大礼的帝王;他又接受“天命”说而改正朔;秦始皇死后,秦二世与群臣议立庙,援引古时天子立庙制度。所不同的是,他们把秦始皇视为超级天子,秦始皇的庙为“极庙”,永世奉祭。“天子”观在秦朝并没有中断,而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秦始皇十分尊祖,反复宣传祖庙的庇护是自己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总结胜利时多次说道:“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伏其辜,天下大定”;“赖宗庙,天下初定”(《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6、239页)等等。在那个时代,祖宗崇拜是论证现实合理的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念。秦始皇在这方面同样是一位能手。

中华民族很早就盛行龙崇拜,视龙为神物。到战国时人们开始把龙与帝王联结在一起,《易》、《山海经》是比较早的以龙喻王的作品。从现存的文献看,秦始皇是第一位被人们称为“祖龙”的帝王,他也以被称为“祖龙”为得意。他说:“祖龙,人之先也。”(同上书,第259页)《河图纬·河图天灵》有一段记载:“赵王政(秦始皇)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从河出,谓政曰:‘祖龙来,天宝开,中有玉牍也’。”《尚书考灵曜》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记述。纬书晚出,但所记述的帝王神话在战国、秦汉之际已很风行,这同当时方术士走运无疑有直接的关联。纬书中有多处把秦始皇描述为奇人,《河图稽命征》载:“秦距之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扼□,执矢,名祖龙。”在纬书中,先帝王、圣人、孔子、刘邦等等都是神奇之状。神化肉体是神化帝王的一种理论。

秦始皇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总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

秦始皇超越历史: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

忧恤黔首,朝夕不懈。(以上引文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36、246、245、261、252、245页)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都可归入阿谀之列,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对秦始皇这些称颂又是先秦思想成果的继续。我们不管翻开哪位著名思想家的著作,都会看到,他们在认真地、穷思竭虑地编造圣王万能的理论和神话。秦始皇所做的,是把这类理论与神话落实在自己身上。

功盖一切、恩赐天下与占有天下是相辅相成的,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后果。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这个概念同“宇宙”、“六合”大体同指,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这个概念同皇权结合在一起,皇权也成为无限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付诸实践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综上所述,秦始皇的帝王专制主义理论集先秦思想文化之大成,并与权力相结合。秦始皇的帝王观是后世帝王观的范本。

先秦诸子的思想无疑是十分丰富的,但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的主调是呼唤圣王救世和一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秦始皇的出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有上述文化因素。秦始皇既是这种思想文化的产儿,又是这种思想文化的集中者。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帝王至上观,从这点看,秦始皇是帝王理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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