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军南下参加接管大上海的难忘岁月
——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
文/刘天同
[编者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被誉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的国际大都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接管上海房产的工作中，解放军南下干部功不可没，为建立市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打下了基础。刘天同同志已88岁高龄，作为房管系统的南下干部，曾担任上海市房产管理局、上海市土地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以及上海市土地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93年成为上海市政府立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刘老对往事仍记忆犹新，写下了这篇回忆录，以纪念伟大祖国的辉煌历史。
江风呜咽，江水奔流。朝阳出来了，把江面染成了一片金黄。两只木排栽着夏国忠和他的战士们，在江面上越漂越远，越变越小，慢慢消失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中。
上海解放70年了，回忆70年前我从济南市军管会被抽调随军南下渡江参加接管上海的情景，仍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以平静。那是1949年元旦刚过，我人民解放军在夺取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又相继取得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调遣集中了百万大军，挥师南下，准备横渡长江天险，打败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在这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在华东地区，从济南市、潍坊市、徐州市军管会和山东地方抽调出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渡江，准备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
一、从济南出发，开始了南下渡江征程
我们这批从济南市军管会抽调出来的干部，编队从济南出发。我当时是革命阵营里十七八岁的小兵，作战已几年，对此真是兴奋不已：从此，不仅可以反攻打回华中，而且要打过长江去接管南京、上海，迎接全国的解放。我们先从济南乘火车到鲁西南临城驻扎，与华东局机关干部会合，学习了一个星期的地产政策，接着行军到徐州，与徐州市军管会抽调出的南下干部组建成华东南进干部纵队，对内称为华东局党校，边行军边学习。我被编在二支队二大队一中队，在徐州听了南下动员报告，观看京剧《闯王进京》，这都是为了告诚我们进入大城市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徐州住了几天，接着乘火车沿陇海线东行，到运河站下车，使我感慨地回忆起在1946年底一个寒冷的黑夜，冒着凛冽刺骨的北风，在上有国民党的飞机、后有追兵的险恶形势下，我跟随华野第一后方医院，陪着救护伤病员的担架跨过陇海路，进入了山东地界，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反攻回到华中。然而我万万没想到，仅仅两年多时间，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是带着胜利的喜悦第二次跨越陇海路，迎着明媚的大好春光胜利进军，踏回华中大地。从运河站开始，我们南进干部纵队沿着运河东堤岸向南行军，每天步行数十里。我是江苏人，虽然在山东几年，但家乡口音没变多少，于是在行军途中，我被派去参与打前站，每天行军要提前到达宿营地，筹集做饭粮草，安排各队各个班组的住房。行军到达淮阴(现为淮安)的十里长街时，迎面遇到了乡亲们推着独轮车来运送粮草、支援前线。人群中我的一位堂哥还认出了我，问我能否回家看看。我说要南下渡江，待全国解放再回去看望妈妈。走了约一个星期，我们南进干部纵队到了宝应，在城东一个村庄驻下，脱去棉衣，洗晒衣被，进行休整。宝应的农村河道纵横，麦苗青青，油菜花香，一派南方景色，伙食也有所改善，开始吃到大米了。大家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精神振奋，开始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当听到“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不禁欲振臂欢呼：“我们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种长期行走在战火中的感受，现代人是无法理解体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还指出：夺取这个胜利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文件还指出：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在学习讨论中，我们体会到这些警示十分重要，但一时仍对“夺取全国胜利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理解不了，经过进一步的学习讨论，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解放全中国，还要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正如毛主席在文件中指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几十年过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夺取政权仅是这一出历史长剧中的一个短小序幕，革命胜利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为我党我军胜利渡江和顺利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全国的解放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这些精神也使我后来的工作生活受益。在70年后的今天来看，党和国家走过的艰辛历程，证明了毛主席当年的预见是多么英明正确。
我们入城干部每人都在左臂上配戴红底黑字印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袖章，左胸前是白底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胸章。为了安全，入城接管的干部队伍又分成两个梯队，女同志和年龄较小的同志分在二梯队，我也分在二梯队。
在宝应修整学习了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南进干部纵队又沿着运河堤岸继续南行，路经汜水、高邮、邵伯，此时已是四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已陈兵百万于长江北岸。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全面发起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沿江战线强渡长江的攻势，经过两昼夜的战斗，一举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此时，我南进干部纵队也紧急行军向南进发，赶到扬州时，我人民解放军已于4月23日占领南京全城，宣告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并由解放军干部全面接管南京。我们南进干部纵队没能赶上接管南京，改为接管上海。我们在扬州城南驻扎了下来，等待江南形势稳定下来，于4月29日夜从六圩登上一艘轮船渡江，拂晓在镇江上岸，路过镇江市区，那里因解放不久，街上很少看到市民。行军到镇江东南郊的铁路边，我们在村庄里住了下来，此处曾遭到敌机扫射，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在南下途中，曾收到我大哥刘德（海同），从渤海行署水利局寄给我的信，信中要我到大城市后务必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本质。这封信我至今仍保存着，至今仍然感到当时在行军途中，而且是在新解放区，能收到千里之外的来信，说明当年我们解放区的邮政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二、丹阳集训，开始了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上海解放初期，各单位都自行接管了不少房产，市委市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市各党、政、军机关接收房屋的统一管理和调整分配使用，成立了以陈毅市长为主任的房屋管理调查调整委员会，市委秘书长方休同志为副主任，从市委市政府机关和房地产接管处抽调干部，与市委党校毕业的地下党员、立信会计职业学校的学生组成调查队，我也从房地产接管处借调过来，经过三个多月调查，摸清了各单位接收的房屋及其使用情况，登记造册，为下一步统一管理调整使用打好基础。调查工作于1950年6月底告一段落，调查队的业务和部分人员全部划入房管处。至此，房地产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我也回到房管处，调到人事科工作。
2.5.6 重复性试验 取样品（编号：G-5）适量，共6份，按“2.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淫羊藿属苷A、朝藿定A1、朝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宝藿苷Ⅰ的平均含量分别为2.94%、4.09%、4.76%、7.10%、17.33%、34.49%、0.89%、1.01%，RSD分别为2.04%、2.97%、2.93%、2.31%、2.16%、2.41%、1.61%、0.71%（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在丹阳期间，分配在房地产接管处的同志集中借农民的大灶烧饭吃。当时负责总务的陈兆昆同志讲：到上海用机器烧饭给你们吃。到了上海后，我们仍是在机关由一起南下的炊事员用大锅烧饭吃，而西装革履的留用人员则是在餐厅里八人一桌吃四菜一汤的包饭。有的同志与陈兆昆同志开玩笑：为什么不用机器烧饭给我们吃?
面对越往后监督执纪越严的新形势，执纪审查调查工作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素质和要求也越来越严、越来越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实施和监察委的成立，监察对象的数量持续增长、监察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面对全新形势、任务和挑战，少数干部适应全新工作环境和驾驭复杂问题的工作能力不足。一些干部“本领恐慌”、担当不足、主动创新和谋划工作不够，致使在推动和落实工作时，未能取得最佳成绩。
此时已是5月中旬，我军已经完成对上海的包围，解放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我们坐火车到无锡，步行到东北郊一个叫洛社的村庄住下，一面学习，一面待命。在途中，大家都很高兴地朗诵毛主席的最新诗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驻地有位同志发现村庄边上的小河里有很多蛤蜊，便到河边捞了半筐回来，准备改善伙食。队领导发现后，狠批了他这种违纪行为，这位同志不服地讲，这是野生的。队领导讲，野生的也不行。这位同志只好将蛤蜊倒回河里。我们驻地有一户居民晚上用收音机听上海电台广播，广播员说：“现在听到外面的炮声，还不知明天会怎样？”讲着讲着就没声音了。我们料想：上海即将解放了。第二天接到入城紧急通知。这天是5月27日。一梯队的同志紧急整理背包乘车入城，他们入城第一天都集中住在南京路上的金门饭店，第二天才到各单位进行接管。我们二梯队又等了两天，于5月29日乘上大卡车，经嘉定、南翔入城，直接到房屋地产处的所在地广东路86号大楼。
三、进入上海，开始接管工作
在我们二梯队来到之前，一梯队的同志已接收好相关档案资料，公有房屋都有档案资料，在几个被接收机构中工作的一百多名职员大部分都留了下来，不明政策出走的人员后来也都陆续回来了，业务档案原封不动，人事档案交我军管人员管理。接管的几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地下党员是陈乃昌同志，他当时是中央信托局（以下简称“中信局”）房屋地产处襄理、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副处长(处长邓葆光是“中统”特务，已逃走)。当时他还兼任复旦、震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原籍福建，是陈嘉庚的侄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曾留学日本，早在1927年就在厦门集美学校入党，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机关任职，地下党的活动由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领导。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期间回到重庆并访问延安，捐款抗日，就是周恩来同志通过陈乃昌同志联系的。在上海解放前夕，他以合法身份与中信局长刘公允和邓葆光周旋，将存在中国银行保险库内已装箱待运台湾的一批金银财宝留了下来，这批金银财宝是抗战胜利后，当时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查收的德日意和汉奸的财产。上海解放前夕，陈乃昌同志还挽留了中信局和房屋地产处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后来分别担任了建工部华东工业设计院、上海民用设计院的总建筑师、总工程师等要职。军管会宣布陈乃昌同志为房地产接管处副处长，在留用人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来到上海后，我们就睡在四楼地板上，后来搬到淮海中路1414号洋房里，仍是睡在地板上，直至集体宿舍搬到静安别墅，才睡上双人木床，但臭虫不少。我一直到1959年初结婚，才搬离集体宿舍。机关里留用人员拿薪金，我们是供给制，每月仍是一斤猪肉、二两旱烟钱，女同志多一份卫生费。夏天到了，我们穿着各式各样军装，后来每人做了一套蓝制服。
分在房地产接管处的共有六十多人，处长是刘平若同志。后来才知道他也曾经就读华中建设大学。国民党市政府下没有房地产管理机构，只有地政局，由地政委管理处接收。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材料，房地产接管处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下中央信托局的房屋地产处和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以及中央银行产业财务科分管的房地产部门，这几个部门都是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机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最早是处理局，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接收处理德日意和汉奸的财产而成立的机构，职权很大，是个油水部门，里面成员很复杂，有不少国民党骨干。地下党提供的进城接收地点是广东路86号，电话总机18080，要我们熟记。《上海概况》还提供了不少“四大家族”、战犯和国民党要员的房地产地址，我记得在虹口的迪斯维路(即溧阳路)和山阴路上有不少官僚住房，后来才知道虹口曾是日本租界，抗战胜利后，日本人逃走，国民党接收大员就占领了这些洋房。
我当时分在调查组，按军管会发布的财字一号布告，具体调查接收国民党反动党、团、军、政、特等各级机关、官僚资本以及战犯、反动首恶分子的房地产，还有日伪“敌逆房地产”。在上海解放前夕，这些人员曾采取很多手段转移房地产，给调查接管增加了不少难度。我根据整理和检举的资料与留用人员一同出去调查，记得先后调查的有淮海路（当时叫林森路）、延安路(中正路)、巨鹿路、溧阳路、山阴路以及新市区五角场一带的大楼和大批的日式营房，国民党官兵都跑掉了，好多房屋破损并空着。在接管巨鹿路一处房屋(现为老年报社，原主人是国民党军官，已逃跑)时，里面汽车、冰箱、沙发、家具、衣物、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我负责看守，在里面还住了几天。在接收延安路一处大楼时，我也在里面住了几天，那是美国海军俱乐部，院子里有教堂、游泳池，草地上还有几排美式铁皮军营，这里后来成了市委办公处所，即现在贵都大酒店的所在地。当时我们出去调查，近的步行，远的乘公交车，佩戴军管会袖章、解放军胸章可免费乘车，但乘有轨电车只能乘三等拖车。
我们南进干部纵队在镇江东南郊住了几天，又行军至丹阳，开始了接管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听取陈毅司令员的动员报告，内容主要是强调入城纪律和城市政策，会上还点名批评了两起破坏纪律的事件，其中一起是有两名穿黄军装的同志没有戏票却要进戏院看戏。会后组织学习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上海地下党提供了一本很厚的书——《上海概况》，里面不仅有上海地图和国民党政府机构介绍，还有不少国民党党政人员的住址。在组织人事方面，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组建成立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在各接管委员会下，又针对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各个机构成立若干接管处，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接管处最多，有十几个。在干部配备上，各委员会和接管处中大多是我党我军特别是新四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的精英，如曾三、许滌新、顾准、周林、曹漫元、梁围斌、杨帆、范长江、戴伯涛。与我一个中队的同志中不少被分到了政务、公安接管部门，我可能因是从济南军管会财粮部抽调来的，属财经系统，被分配在财政经济委员会房地产接管处。
单因素分析结果 MDRO感染51例(观察组)和非MDRO感染170例(对照组)两组比较显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3种)、VAS评分(高)、Lund-Kennedy评分(高)、病程(>5年)、出现急性感染期频次(≥3次/年)、急性感染期持续时间(>7 d)、反复上呼吸道感染(>3次/年)、慢性中耳炎、吸烟史、变态反应性鼻炎、引流不畅、抗菌药物使用频次(≥3次/年)、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年龄(≥60岁)、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等15个变量是慢性鼻窦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P均<0.05)(表1)。
③水的商品意识淡薄，经济手段和市场作用难以发挥作用。水价形成机制缺失，造成水资源低效利用。水价与成本严重背离，没有完全体现水资源的稀缺价值和商品属性，一方面用水没有水权制约，另一方面用水又非常廉价，对使用者的经济杠杆作用难以及时有效发挥，用水者的节水意识和水权观念难以形成。因此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低效和无节制滥用现象的发生。
四、继承光荣传统，将其发扬光大
上海的解放，上海城市的完整接管，上海的高楼大厦和数万栋房屋建筑以及大批工厂机器设备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得益于党的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多年的斗争，是解放上海战役中，解放军战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也和广大进城接管干部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密切相关。
如今70年过去了，上海的房地产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房地产管理业务也从初期的接管公共房屋，清理官僚、资本家的房地产和“敌逆产”，发展到通过清理实行军管、代管、抵押、征用、转让、清算等，处理接管了大批外国列强以不平等方式在上海取得的房地产，并对私营资本房地产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了新住宅的建设。这些工作保护了国家的巨大财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也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通过住房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上海的房地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人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从上海解放开始就一直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工作的老房地产工作者，我深感欣慰。遗憾的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当年与我一同南下接管上海房地产的老同志都已先后作古，我也由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变成了年近90的耄耋老人，享受着离休干部待遇，享受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但随军南下接管上海时的那种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永远不能丢，还应该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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