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和思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是一种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4-0067-04
当前理论界对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及其伟大变革，见解并不一致。这些争论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哲学的把握。自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体系的客体化模式受到怀疑和指责，回到马克思，重建马克思的主体哲学风行一时，人学、价值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交往哲学等等见解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新旧两种思维的激烈冲突和交锋。所以，要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就不能把实践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实践观点，因为从不同的思维方式出发，完全可以对实践作出不同的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实践哲学把握成一种新的哲学思维，阐释出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确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从解释世界的抽象本体论的知识体系转向了现实的、历史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和革新的哲学理论。做出这样的判断当然要根据马克思的文本，但更为主要的是面向实际，从问题出发，正如有的同志所主张的：正确的提问甚至比解决问题的思路更重要。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着眼，阐释确立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离，说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是实践哲学的根本特征
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主流意识不被大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处在宣传的局面，不能化为群众的自觉心理。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哲学的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为学者书斋里的东西，研究变成了证明思辩能力的工具；一是大众层面却思想迷惘，理想信念日益淡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哲学处在生存的危机之中。但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不能缺少理论思维的，尤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急需进行新的思想启蒙，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拓宽人们的视野。然而，作为新的启蒙的主要思想工具——哲学却游离于大众文化之外，不能起到引导和提高大众文化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自身来看，却同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理解有关。一种通常的见解，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世界观的知识体系。其实，这是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来解释马克思哲学。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帮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并对实践进行教条式的说教。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是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而不能同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融为一体。所以，在实践中人们总是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理论与现实总是对不上号？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运用理论去看待现实？对于这种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单纯责怪现实不符合“理性”是片面的，它只能给人以“应有”的安慰和误解理论的实践功能。最终会使人们远离哲学，把其视为高不可攀但又是无用的思辩玄想。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理论的本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错误解读，把马克思哲学这种革命的批判的理论说成了是外在说世界的知识体系，从而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造成理论和实践分离的重要原因。
其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对旧哲学的伟大变革，首先就是使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把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而对尘世的批判意味着不是从既成肯定的角度说明现实，而是否定的改变现实。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是“黄昏后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高卢的雄鸡”，换言之，黑格尔尽管很重视现实，但他认为哲学是对既成现实的反思，这样，理论就不能成为现实的构成成份，而是对现实的外在说明。这不但使理论失去了否定的批判的功能，而且把理论和现实分裂开来，理论成为高高在上把动力输入现实的“应有”。黑格尔的错误表现了旧哲学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失误。所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改变世界”，不能仅仅理解为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如果现实是既成给定和自足的，理论只是对既成现实的反映，那么，理论和实践就处在既成的二元对立之中，理论也就只能是说明世界的知识体系。简言之“改变世界”意味着消灭哲学，使理论成为现实的组成部分。“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因此，在消灭哲学中实现哲学，从而改变世界向人类解放迈进，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真正含义之所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这也即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思想。根据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观，哲学就不能是世界观，一种解释世界的固定化的知识模式，它的本质是革命，是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的意识。在标志马克思哲学创立的《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3]“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那么，理论作为思想怎样才能实际地改变事物呢？其实，马克思通过这一论断是要告诉我们一种思维方式，即理论始终要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外在的说明，从而服务于改变现实的实践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在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中，树立人类解放的价值坐标，立足于基本国情，批判地审查现实，重建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型文化精神，在新的思想启蒙中，使人由自在自发走向自为自觉，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新型主体，能够承担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务。
总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实践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它源于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从而使哲学成为面向现实的社会内在的自我批判的意识。这就克服了旧哲学把世界二重化所导致的理论脱离现实，外在解释现实的错误，使哲学具有了批判的革命的功能。“德国哲学从王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3]所以，只有从这种自我批判的意识出发，才能建立理论通过实际的桥梁，才能解决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也才能使哲学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意识。
二、确立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时代的文化精神中去把握实践哲学
当前理论研究与现实的脱节，不仅表现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分离，而且表现在理论常常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事业，它急需理论的支持，但理论思维却趋于保守，以至于在实践中已完成了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东西，理论或是刚刚开始关注，或是还在不停地争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常常为此感到莫名其妙，不知理论争论的是什么？争论的意义何在？应该说，理论曾经对实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先导。但此后理论却很难承担起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的任务，被条条框框所束缚，设立思想禁区，严重束缚着实践的手脚。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姓“社”姓“资”的争论、股份制是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就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拉住了实践的后腿。虽然这些并不都是哲学问题，但哲学的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教科书体系的哲学模式50年一贯制，几乎没有变化，很难想象50年僵化不变的理论能够符合飞速发展的当代实际。这种条条框框也就深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当然，人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具体结论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是可变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变的。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超越我们时代的东西，这就是他的革命的哲学精神、人类解放的基本立场和辩证历史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而他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和对自然、社会发展的实证描述则是历史的。“一般”并不等于终极，恰恰在这一点上，“世界观”的思维用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哲学，把其变为超历史的永恒规律的知识体系，实质是给出了世界的终极图景。所以，在这种思维来看，世界观就是本体论，二者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不能不说是旧哲学的立场。正因为把马克思哲学视为超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它就处在生成变化之外，这就导致了：尽管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讲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质对“绝对正确的真理”是不可能有任何变动的，变动的只是表达的词句和增加的具体实例，或把某些实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装入原有的框架之中。这就逐渐把马克思哲学变成了固定的僵化模式。可以说，非历史的对待马克思理论，正是现有体系几十年不变，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非历史的寻求世界终级存在的思维，恩格斯早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4]正因如此，恩格斯称赞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历史功绩就是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描绘为一个历史过程，从而否定了旧哲学本体论思维那种“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4]可以说，实践哲学的本质就是历史主义的，它是来自黑格尔辩证法又才华焕发地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果。
正是从历史主义的思维出发，马克思才认为哲学只是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无疑，只有以时代的文化精神为背影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之所在。
按着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主体的角度划分，依次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阶段。[2]。
农业文明是人的依赖关系时期。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人从属于自然，“靠天吃饭”。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又必然导致对群体的依赖关系，以群体主体的活动方式去实现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这就形成了农业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人身隶属的依附关系。所以，就个体来讲，人没有任何独立和自主，农业文明是主体活动的无主体时期。
依附性的活动关系又必然形成依附性的文化意识，拿中国来讲，在农业文明时期，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就始终左右着意识形态的发展。社会需要的只是服从和“听命”，提倡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完全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依附性的文化精神又孕育出了依附性的哲学意识，宣扬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固有特色。其实，古希腊的自然本体论和中世纪的“上帝创世说”，本质上就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对群体的依赖关系的反映，是外在力量对人统治的哲学。就此来说，教科书体系的客体化倾向是同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格格不入的。
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大机器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而商品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则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也日益独立自主。这样，工业文明的时代就变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时代。人成为主体使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了出来，其结果不但使自然日益人化，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人的生存方式。但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是以物欲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物与物的联系取代了人身依附关系，这固然使人独立，使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成为主体，然而，在社会关系上，物又支配人，资本支配劳动，人深深处于物化状态之中。所以，工业文明的历史就是创造和异化并行的历史。
工业文明的人的活动关系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意识和哲学。弘扬主体的创造性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由此理性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那么，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又避免异化就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哲学都是从这种文化精神中孕育出来的。德国古典哲学从理论理性出发，用自我意识去统摄客体，幻想用教育提高人的意识来解决异化的问题，以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但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认识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主客体的分裂。德国古典哲学的失误，使马克思转向了实践理性，通过消灭异化产生的根源——固定化分工结果的私有制，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样，马克思就形成了以人的解放为核心、以主体创造活动为基础、以社会革命为手段的哲学思路。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是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反映。
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历史定位的必要性在于，教科书体系的哲学超历史的理解马克思理论，不仅把其凝固化和僵化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使其远远脱离实际，而且模糊了马克思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使其不能同实践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而马克思哲学作为工业文明精神的体现正可以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必须使企业成为自主的主体？政治上在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走权力相互制衡和法治化的道路？为什么在当代要弘扬工业文明的主体性精神和理性精神？这些都只有从实践哲学出发才能得到清楚的阐述和深刻的理解。
总之，实践哲学并不脱离现实，而要理解这一点，又必须根据历史主义的思维去揭示它的内在性质，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统一。所以，必须确立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思维，从时代精神的发展中去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并以此为根据去阐释它的现实意义。
三、确立总体人的思维，克服哲学的客体化倾向
哲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的脱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内容脱离实际生活。“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些道理固然不错，但它同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呢？难道我们用这些思辨、抽象的认识就真可以解释世界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模式的哲学从自然的必然性外推到社会的必然性，再把认识看作是对客观必然性的单纯反映，从而把世界阐释成按客观必然规律运动的过程。这就完全抹煞了主体，否定了人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客体化哲学。这种客体化哲学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方式，是人的依赖关系在哲学上的体现，宣扬的是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正因为它否定了人，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向主体化方向的迈进，它就日渐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而不被人们所接受。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所以，脱离人的理论是很难符合实际和被人们所认同的。
可以说，这种客体化的哲学理论对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仍然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的争辩和探索，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样一种见解，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客体化的哲学思维却严重干扰着人们的思考。其实，从不同的思维出发，完全可以对实践哲学作出不同的解释，如把实践仅仅理解为是人的一种客观化的活动方式，其核心是经济的生产活动，关涉的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甚至把实践等同于实际操作层面的东西，似乎只有“干活”才是实践。还有人把实践就看成是经济生产活动，把马克思所批判的盲目经济必然性统治社会的异化状态，当作了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等等。这样，我们对实践哲学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
为了使理论贴近生活，也为了继续深化实践哲学的研究，我们必须揭示出实践哲学的深层人学意蕴，确立起总体人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本真”是人学，是人关于自身的自我意识。即使旧哲学也是如此，然而在表现的形式上，旧哲学却把人的某一方面性质抽象化，使其脱离人成为非人的存在，成为彼岸世界的终极者。这样人的哲学就变成了非人的哲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迄今为止的历史都是在分裂和对立的斗争中运动的历史，在固定化分工的条件下，人只能片面化的发展自身，从而形成与世界的片面性的活动关系。人如何活动就如何认识自身，人处在与世界的什么样的关系中，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当人追求最高的存在时，就会把人的这种活动关系绝对化，想象为世界的终极秩序。如在农业文明时期，人处在对自然和对群体的双重依赖关系之中，当人追问自身的存在时，就会把自然或上帝（群体人格化的代表）作为存在的根据，想象为世界的终极母体。
工业文明确立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为哲学揭示它自身的奥秘，向人本身的回归创造了条件。但是，抽象的理智却再次把人等同于理性，人淹没于理性之中，由此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代替自然和上帝成为新的统治世界的“神”。费尔巴哈不满意于理性的抽象，想要回到真实的人本身，但他同样对人进行了抽象，从人的自然属性定位人，结果没有离开旧哲学的基地，没有揭示出哲学作为人学的真实意蕴。可见，把人抽象化、片面化是旧哲学使人的哲学变成非人的哲学、变成外在力量统治人的哲学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恢复哲学作为人学的真实意蕴就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去把握。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人的片面化都意味着人的异化，都会把人变为非人，所以，马克思人的解放的理想才是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把人作为总体的存在去把握却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即从人的实际生活去看待人。只有在生活世界中，人才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而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的世界，所以，只有从人的活动出发，才能建立达到现实的人的途径。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研究现实人的方法。
人的活动的产物，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自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以任何物种的尺度对待物，这就使人同对象世界发生了全面的关系，把整个世界作为自身的存在和无机身体；二是以内在的尺度对待物，即把人的要求、价值、理想对象化，并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和实现人本身。所以，正是这种双重尺度的活动中，形成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主客体的关系、主客观的关系、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等等。同时，人作为能动和受动相统一的存在物，他的活动就是既受感性肉体制约的活动，又是超越感性存在的活动；既是在自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的束缚下的被动活动，又是突破这些条件的限制而能动的表现自身的活动。所以，在活动中也形成了人的多重属性的统一，自然性、社会性、思维性、主动性、受动性等等。正是从人的这种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得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从而达到了对总体人的理解。这样，马克思就把实践同人的存在密切关联在一起，实践不是别的，而是人的存在方式，因而，实践也是总体性的，是总体人的总体性活动方式。所以，我们既不能离开实践活动来理解人，也不能离开总体人来理解实践。实践作为人的总体性活动包含有人的全部属性和关系，因此，必须把自然、社会和思维，都作为总体实践的一个环节去把握。这即是说，首先，自然是属人的，是人的无机身体，是实践的产物，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壁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因此，自然是作为人的实践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其次，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那种认为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只不过是马克思批判的人类史前史时期的状况，是盲目必然性统治人并把人的打算化为乌有的异化活动的结果。所以，也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去理解社会；最后，人的思维也没有独立的历史，它只是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所谓的反映，只不过是实践活动的同构，所谓的选择和建构，也不过是实践活动的定向和实践结构的内化，所以，“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验哲学的问题。”[3]
总之，马克思从实践的一体化活动出发，描述了人的总体性存在，从而克服了旧哲学把人抽象化的错误，把非人的哲学转变成“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由此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坐标，使哲学成为批判的革命的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所以，我们只有把握了实践哲学的人学内蕴，才能使理论走进人的现实生活，化成改变人的生存条件的自觉意识，也才能继续推进对实践哲学的研究。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旧哲学的伟大变革，其意义决不仅仅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即消灭哲学，使哲学由天国回到人间，成为现实的、历史的和实践的人学，从而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只有根据这种思维，才能解决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才能走出理论研究的误区，摆脱旧哲学抽象思辩的本体论思维的束缚，从而使理论真正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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